| 劉峙(1892--1971) |
徹底消滅李先念匪部
民國卅四年二月，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調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漢中行營主任，我奉令接長第五戰區。二月廿五日，率少數人員由重慶飛抵老河口，李前長官迎於機場，次日李赴漢中，我即召開作戰會報，預作敵或於我新舊交替之際乘隙攻擊之處置。第五戰區的副司令長官有三個，劉汝明、孫震、郭寄嶠，參謀長由郭副長官兼任，所轄部隊為第二集團軍劉汝明部，第廿二集團軍孫震部，第四十一軍孫蘇元部，第六十九軍米文和部，暫編第一師李才桂部，及憲兵、炮兵、戰防炮兵、工兵、通信兵各一團。並指揮第卅三集團軍馮治安部。
因為李前長官將長官部的幕僚大部帶往漢中，我由重慶衛戌總司令部所調來的一部分人員，又還在途中，所以當時的作戰與情報參謀，只有兩三個人，而郭副長官兼參謀長此時還在商南指揮所，長官部幾成真空。日軍第十二軍團司令鷹森孝，果不出我所料，突集結四個師團以上兵力，及各型飛機一○六架，向我豫西鄂北進攻，企圖破壞我陝南、豫西、鄂北空軍基地，以確保其平漢南段之交通。三月十九日，長官部由老河口遷楊林鋪之王家營，三月廿二日郭副長官才到職，當留第一二五師汪匣鋒部固守老河口，其餘都移駐襄河西岸，作攻勢防禦，南漳幾進幾出，襄樊失而復得，戰況極為激烈。而老河口則戰至四月八日被攻陷。此時，我正在玉皇頂高山上督導空軍支援第四十七軍之一○四師，對日寇作猛烈之進攻，幾番衝殺，終成拉鋸，敵方炮彈從我頭上掠過，幸未受傷。以後，就形成敵我隔河對峙。
卅四年八月十日，日本廣播願接受無條件投降，我於次日即電蔣公條陳四事：1.注重綏靖。2.剿滅共匪。3.軟化反側。4.縮小省區。嗣後並作挺進、受降、接收諸準備。因為第五戰區受降區迭有變更，最後才確定為許郾區，所以我於九月七日才由老河口進駐南陽，九月十九日由南陽抵漯河，沿途所見，儘是殘垣斷壁，慘不忍_，想及當時人民受難情景，不禁為之心酸。而人民到處擺香案，燃爆竹，夾道歡呼「老長官回來了」，「老主席回來了」，更使人大為感勤。回想過去在河南八年，對於河南父老，沒有做到我心中想做的十分之一的事，他們竟對我愛戴如此，能不慚愧！人畢竟是有感情的動物，我不但看到河南父老倍覺親切，就是連我過去所提倡種植的樹，經過戰爭摧殘，仍然青蔥可愛，也發生一種特別的情感。不過戰後情形，畢竟比較過去差得太遠，例如過去有人批評河南省政，認為有三點難能可貴；（1）道路平。（2）無蒼蠅。（3）無野狗。我當時覺得這未免所見太小，區區之事，何足道哉！可是以往到過河南的人，都知河南的道路坎坷難行。蒼蠅紛飛，不敢隨便進飲食。野狗橫行，大街小巷無處不見，時聞咬傷行人。此三事過去認為是小事，不足稱道，戰後重到此地，回思小事，非用一番精力，也不容易做到。抗戰八年，淪陷地區，如害了一次大病似的，應如何迅速善後?如何建設恢復元氣，確是問題，我唯有默然為我河南父老祝福！
九月廿日，即中秋佳節，我於漯河正式接受日軍第十二軍團司令鷹森孝中將，第廿五師團長杉浦英吉中將之投降，當給予和字第一號訓令，對於集結於許昌地區之日軍第九十二混成旅，及第十四警備隊等，由第二集團軍負責將其解除武裝；集結於郾城地區之日軍第一一五師團，及第十三警備等隊，由第廿二集團軍負責將其解除武裝，集結於商邱地區之日軍騎兵第四旅團，由兵站總監部派接收小組前往接收。除商邱地區外，計俘日軍官兵二萬八千八百十六員名，馬匹二千零五十五匹，炮一百卅八門，輕重及機槍三百九十七挺，步騎槍一萬五千二百十三枝。
戰爭業已結束，但願國家從此沒有戰亂，讓受盡劫難的中國人民，能夠過些安定的好日子，各盡所能的，在我們自己的國土上，建設一個富強康樂的三民主義的新中國，使大家永遠有一個幸福美滿的明天。
民國卅五年一月，第五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奉令改組為鄭州綏靖主任公署，轄河南陝西兩省，指揮原第一、五兩個戰區的部隊，及新收編之孫殿英、張嵐峰等部，這完全是蔣公愛護我，因人設事。因為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胡宗南，雖然他是我的學生與舊部，但此時他的資歷與聲望，實在沒有要我再指揮他的必要，而今硬要在他的頭上。加上我這一頂退了色的舊帽子，縱然胡宗南一向很尊敬我，但我總是如芒刺背似的，遂於五月廿六日電呈蔣公堅辭，並保薦由胡宗南升任，奉蔣公電復慰留。此時，適馬歇爾元帥的調停失效，重慶政治協商會議無功，終於匪我和談破裂，豫鄂邊區共匪李先念，率黃林、王樹聲、周志堅、關子清等股，號稱十餘萬之眾，分路向我軍襲擊四竄，並於柳林、李新店附近，大肆破壞鐵路電線、蔣公不得不令豫鄂雙方合力圍剿。我想剿匪要緊，個人去留其次，好歹打完這一仗再說。
打仗是要兵力的，若要圍剿李先念，就必須要在隴海正面抽調兵力──唱「空城計」 （留張嵐峰等少數部隊防守），萬一共匪劉伯誠乘虛南下，局勢則不堪設想。有人以為我當時資格太老，處境艱難，穩則無過，要我慎重。我想起真好笑，過去，蔣公要我代理他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的時候，我感到資歷不夠，現在又資格太老了，這教我如何是好? 好在無意戀棧，決心就冒這一次險吧。
六月廿九日，我赴駐馬店指揮，後移駐南陽。時方酷暑，共匪李先念部在我豫西地方團隊到處截擊，及陳鼎勛、趙錫田各部等一個多月的窮追猛打之下，終於在鄖縣以北之鄂陝邊區以內，將其大部殲滅。其餘化整為零，散匿各處，僅王震悍匪率三百餘人，遠逃甘肅，繞道回延安，造成抗戰勝利後，在剿匪戰役中唯一的大殲滅戰。此時我各追剿部隊尚在陝鄂邊境，而豫東魯西之共匪劉伯誠，果於八月十日夜間，以主力襲擊隴海路各要點，考城民權被圍，蘭封於次日被陷。嗣由我四十七師李宗田部克復蘭封，解考城民權之圍。第三師亦由潼關運輸趕到，加入戰_。可謂不失時機，這次險總算我冒成功了。不料九月六日，我軍攻至魯西磚廟等附近的時候，因第三師戰線比友軍過於突出，致為共匪劉伯誠所乘，第三師趙師長錫田重傷被俘，全軍後退。嗣我調集劉汝明、孫震兩部生力軍到達，終將敵擊退。斯時蔣公在盧山聽到參謀本部的請螅__槲頁粵舜□_獺Ｒ虼宋揖捅徽{為總統府戰略顧問，遂於民國卅五年的九月十四日，將鄭州綏靖主任職務交由陸軍總司令顧祝同兼任。
當時有人為我不平，我自己覺得，既然辭職不准，這樣「大勝小失」之後調職，正是好的下場。而且在外獨當一面，只是自尋煩惱，現在內調，想嗣後再無是是非非。所以我不認為是 蔣公責罰我，且認為是成全我。
澈底消滅共匪李先念部經過如耍圖。
一個人有時候希望別人記得你，也有時希望別人忘記你。
當我離開鄭州的時候，民眾前來送行的有兩萬多人，真使我感慨萬千。
我知道，將從此結束戎馬生涯。這時我已五十五歲了。
義不容辭跳火坑
我回到南京，晉謁蔣公之後，本欲作「解甲歸田」之計，蓋因當時的國防部參謀本部，對於剿匪進展判斷，所做的狀況判斷，其結論是：在六個月之內，可以將共匪剿滅。詎料，以後的剿匪軍事發展，卻是「反向」的。
民國卅七年的夏天，隴海線的軍事已面目全非，岌岌可危。原來坐鎮在徐州兼領鄭州的陸軍總司令顧祝同因升任參謀總長，勢難兼顧，需人接替。蔣公想要蔣銘三（鼎文）兄去，他堅決謙辭。再想到我，徵詢我的意見。當時的局勢，在不懂軍事的一般社會人士，已都洞若觀火，除非出現奇蹟，很難「挽狂瀾於既倒」。但是我的答覆是：「要我做官，不敢奉命，要我拚命，義不容辭。」所以我向國防部辭行的時候說：「見危授命，我跳火坑，個人生死事小，但望大家以國事為重，這次要對我多多指導與支援。」
民國卅七年六月十四，我率新任參謀長李樹正，隨參謀總長專機由南京飛徐州，就任徐州剿匪總司令，由原有的陸軍總司令徐州司令部的機構與人員改組。當時共匪陳毅的第一、四．十一及兩廣等縱隊，正在菏澤以東，鉅野以南地區，與我第五軍及整編八十三師，新編廿一旅激戰中，其第七、十三及新八、九縱隊，於陷我泰安、大汶口後，圍攻兗州。劉伯誠匪部也由黃泛區趨魯西，欲躡邱清泉之後未逞，反噬開封。我於六月十九日飛鄭州，參謀總長顧祝同亦隨即趕到，我欲放棄豫北，以救開封，俾利爾後之索敵攻擊，以免死守一地，坐等挨打，未獲實現。我於是日下午離鄭返徐時，河南耆紳孔新三等廿餘人，攔著我跪地痛哭，殊不知我當時的心情比他們更沉痛。當晚回到徐州後，急督劉汝明、孫震等部，迅速馳援，加緊猛攻，乃於六月廿六日克復開封。劉伯誠向南逃逸，陳毅向西竄犯，在睢縣以北鐵佛寺童王店附近，將我第六綏靖區副司令區壽年所屬之整編第七十二、七十五師及新編廿一旅予以包圍，我即以第五軍及整編第八十三師經蘭封而杞縣，兼程馳援，苦於劉伯誠匪部極力阻擾，進展遲緩，不得已乃將原擬用於解圍兗州之黃百韜部，臨時西調，與邱兵團合力夾擊陳劉匪部，黃兵團於七月二日趕到睢縣以北帝邱店附近後，也被匪轉用兵力將其包圍，幸經忠勇奮戰，予匪重創，兼以我邱清泉兵團於正面攻擊受阻後，改由側背迂迴，攻擊敵後，匪經力戰不支傷亡慘重，乃於七月七日四方奔逃，作烏獸散，造成一時的豫東之捷，將匪擊潰，人心振奮，是役黃百韜厥功甚偉，最高統帥特授以青天白日勳章，以酬其功。
這是我一到徐州就四處救火，失其自主的情形。
民國卅七的秋天，東北失利，華北緊張，津浦線上濟南與兗州兩個孤立的據點隨亦被陷，後方人心浮動。當時我的對手有兩個──陳匪毅與劉匪伯誠。陳匪有十六個縱隊，約四十萬人，劉匪有七個縱隊，約廿萬人，可能集中的民兵還未計算在內，而我所指揮的第二兵團邱清泉，第七兵團黃百韜，第十三兵團李彌，第十六兵團孫元良，總兵力最多不過是廿五萬人，新兵又多，裝備不全，有的軍還沒有整補完成，可見剿匪後期，我軍實力已大見削弱。徐州是南京的門戶，倘徐州有失，南京震動，但徐州為四戰之地，難守而易攻。豫東皖北，又為歷代決戰的古戰場。為求爭取主動，乃遵命放棄鄭汴，集中兵力於徐州附近，作必要的準備，並要求華中方面派一有力兵團牽制劉匪伯誠。因陳毅劉伯誠將合攻徐州，圖一戰獲勝，直下江南，乃極明顯的企圖，而我方則有兩個對策，撤至淮河之線取攻勢防禦，或增加兵力與匪於徐州附近決一生死。惟參謀本部對攻守之計遲未確定，我請求將黃百韜兵團集結於運河西岸，又未蒙核准。至民國卅七年十一月四日，顧總長率國防部第三廳廳長郭汝瑰到徐州，研究作戰方略，五日晨召集軍事會議，國防部擬撤守淮河，但各兵團司令官以為時機已晚，敵前撤退，最為不利，不如決一死戰。乃決定「備戰避守」，即一面先集結兵力，準備應戰，一面撤退物資，並將原定由海上撤退之海州第四十四軍，改向徐州陸路撤退。
徐州剿匪總司令部命黃百韜兵團，以一部策應海州的第四十四軍，主力於十一月六日撤退。黃兵團在運河以東，因等候第四十四軍，遲至十一月八日才開始撤退。惜為時已晚，守備運河的第五十九軍，第七十七軍適於此時叛變，使運河與不老河全行開放，匪遂由黃河側背，直下運河，最後演成碾莊被覆沒的悲慘結局。當十一月九日，黃兵團且戰且退，而陸續渡過運河，本擬於十日繼續西退，又奉國防部令困守碾莊待援。我當時想將徐州以西的邱兵團，不待集結完畢，乘匪陸續渡河攻擊黃兵團時，為爭取時間，逐次轉用於徐州以東，會同李彌兵團於十二日發起攻勢，以救黃百韜兵團。但十日夜，奉命來協助我指揮的副總司令杜聿明到徐州，不同意此議，主張先行集中完畢，再行開始攻擊。並謂黃兵團如能固守七日，即可獲勝。等到情勢不對，再決定行動時，匪軍主力業已完全到達，所以自十四日以後的攻擊，即未獲解救之時效。換句話說，又遲了一步。至十五日夜，國防部據空軍偵察，以匪軍大部輜重向北行動，判斷匪有撤退徵候，一再催令剿總下達追擊命令。我認為匪圍攻黃兵團志在必得，沒有將吃到嘴裡的魚再吐出來的理由，一面請空運增援碾莊（未獲實現），一面仍督促邱李兩兵團猛攻救黃。果然，匪不但未退，且攻勢益猛，至廿二日晨，黃百韜將軍自殺殉國，第四十四軍軍長王澤浚重傷失蹤，第六十四軍軍長劉振湘被俘，第廿五軍軍長陳士章，第一百軍軍長周志道，負傷突圍至徐州。
黃兵團覆沒，所謂徐蚌會戰的命運已經決定了。
此時，北上增援之黃維兵團，於十一月廿四日、廿五日，進抵蒙城以北之澮河渦河間南平鎮、雙堆集一帶地區，被共匪劉伯誠阻擊，未能前進。於是徐州附近之主力與黃維兵團，及在蚌埠附近之李延年兵團，形成分離狀態，極端不利。國防部為策定爾後之作戰指導，於十一月廿四日下午，召集剿總參謀長以上人員會商，由部長何敬公主持，先由李參謀長樹正報告，並申述意見：「放棄徐州，原則同意，但須證明陳毅主力參加圍攻黃維兵團時，再開始行動為有利。」並一再強調「計劃固計劃，但是否能徹底實施，顯難保證。此戰關係國家存亡，應請總統或部長或總長親自指揮，則大軍振奮，將士用命，定可一戰成功。」此時，黃維兵團被圍，情勢已趨孤危，國防部乃於十一月廿七日電令「剿總劉總司令飛蚌埠指揮，徐州方面軍事，歸杜副總司令指揮。」我遂於廿八日遵令將指揮權移交給杜副總司令，而我自己別離開徐州飛到蚌埠指揮。至卅日夜，忽然聽到徐州已經撤退的消息，我當然很關心。據十二月二日空軍偵察報告：「杜部已抵永城蕭縣間之青龍集、祖樓一帶，態勢整然。但匪軍則三五成群，共約四五萬人，隊形不整，紛紛向西急進。」我當即繪製情況圖，以代電空投杜副總司令，請其迅速擊破當面之敵南下，並謂「依目前匪軍戰法，判斷較我優勢之匪軍，可能採用圍困戰法，使我軍疲而亂時，乘勢攻擊。」請其注意。杜副總司令當時回了我一個電報說：「大軍作戰，貴在態勢，刻先擬調整態勢，再行大舉攻擊。」等到四、五兩日杜部大舉攻擊時，傷亡大，進展小。蓋因匪之圍困準備業已完成，而我軍又遲了一步。
此時，我在蚌埠知道不利的情形，顯然的杜副總司令解不了黃維兵團的圍，而杜亦將同樣遭受圍困。乃急赴南京面報蔣公，請再給一個有力的軍，由我從蚌埠向北攻擊，解救黃維兵團，只要黃維兵團的圍解了，杜部也就沒有危險了。因為蚌埠當面雖然是匪幾個殘破的縱隊，但是我們自己的力量太薄弱，不足以摧破當面之匪。遲至十五日黃維突圍之前，才增援到一個楊乾材軍，不但太還，而且無濟於事，結果是黃維兵團於廿七日為劉匪伯誠全部包圍於雙堆集，同時其第八十五軍一○一師師長廖運周率部投匪，十二月十五日突圍之第十四軍軍長熊綬春將軍陣前自殺殉國，副司令官胡璉，師長尹俊，王靖之突圍而出，司令官黃維，第十八軍軍長楊伯瀋，第八十五軍軍長吳紹周，第十軍軍長覃道善等被俘，其餘官兵收容不足四千人。而杜部則因十二月十七日起（黃兵團突圍後兩日），大雪連降十天，空運停止，官兵日以草根樹皮及馬肉果腹，撐持至民國卅八年元月十日，全軍覆沒，邱清泉將軍自殺殉國，孫元良、李彌兩司令官，第七十五軍軍長高吉人（重傷），第五軍軍長熊笑三，第一三九師師長唐化南等，突圍而出。
寫到此處，我真痛心萬分，不忍再寫下去了。
徐蚌會戰經過如要圖：
附國軍戰鬥序列表：
附記：
一、青島之32A 50A及蘇北之4A 21A 51A 123A TIA均未參加會戰，故未列入序列表。
二、以上共計六個兵團兩個綏區廿六個軍及兩個交警總隊另兩個師。
三、由於（一）12A系兗州戰役後收容整捕未畢缺乏戰力。（二）15A於黃泛區作戰傷亡千餘元氣未復。（三）44A於海州撤退疲勞過甚戰力頓減。（四）63A 64A各僅萬餘人且裝備不全。（五）100A在黃泛區作戰傷亡亦大且因44D損失不足二師戰力。（六）8A 9A擴編未久戰力尚未充實。（七）41A 47A 共計十個團且於魯西作戰傷亡迄未充實共等於一個軍戰力。（八）107A於向徐州集結途中為匪擊破。（九）59A 77A大部於運河附近叛變。（十）55A 68A大部未參加戰_。（十一）交警二總隊及十六兩總隊在調整人事戰力減低於守備宿縣時為匪消滅。（十二）16A在蚌埠附近在會戰初期僅2CA三個軍7CA兩個軍13CA兩個軍16CA兩個軍合共九個完整軍兵力與匪廿三個縱隊相較我為絕對劣勢。
徐蚌作戰的檢討
（一）我軍方面：
（1）我們對進退大計，遲疑不定，結果是臨時應戰，而不是有計劃、有準備的會戰，致形成我方兵力及態勢上的劣勢。對於防諜保密不夠，我軍每一行動，往往被匪先知，使人不能不懷疑參謀次長劉斐，作戰廳長郭汝瑰，否則，部內必另有其他匪諜。
(2) 戰區間協同不良，兵力轉用欠靈活，致使黃維兵團未能及早兼程東進，參加作戰，失去戰機。王凌雲部又未能隨黃兵團東進，而致黃兵圈不敢放膽攻擊，終遭覆滅。
(3) 參謀人員誤認匪軍退卻，影響統帥決心及兵力增援。同時對匪軍戰力增強，戰法改變，未能適時察覺，亦影響決心下達與作戰指導。
(4)對匪軍情報工作不夠，匪軍每一行動，我方事前多不知悉，致一經接觸，即發生激戰，倉卒遣兵調將，廳付確有困難，而我軍前進後返，則往往陷於匪之包圍中。
(5)顧慮長江與淮河之防務，結果處處顧慮，處處薄弱，致分散決戰方面之兵力。而最後會戰失敗，長江與淮河亦不能守。
(6)各部隊長個人相互間，平時在精神上有隔閡，戰時在支援上復不易協同，致雖有大軍，亦難發揮最大統合戰力。
(7)第五十九、七十七軍之叛變，及海州之第四十四軍忽撤忽停，最後改由陸路撤退，是促成黃百韜兵團失敗的主因。第一○一帥師長廖運周叛變，是加速黃維兵團失敗之關鍵。第卅二師之一營長投匪，泄露杜部企圖，是杜部最後突圍不成之近因。
(8)黃百韜將軍，兵不滿五萬，敵前撤退，倉卒應戰，苦_十三天，兵敗自殺殉國，可謂壯烈千秋。但是其撤退稍事遲延，渡河設備不周，以致影響作戰，不無遺憾。
(9)黃縱脫離剿匪作戰較久，故對當前匪軍戰法及戰力，頗多忽視。同時，因個性關係，黃少接納部屬建議，致陷圍困，深為遺憾。
(10)兵行主速，動如脫兔。黃杜兩兵團皆有積極任務，自應出以「後發先至」之行動，方不致陷於匪軍圍點打援之慣技。尤其是黃維兵團，以十萬之眾，行軍時日行一道，渡河時僅建三橋，作戰時蝟集一處，既無形勢，又乏方略。杜聿明兵團，使大軍與千百輛汽車、_車，牛車、馬車、人力車，及無數之機關、學校、難民，都擁擠在徐州──蕭縣──永城間公路上，爭先恐後，塞阻不前，此皆兵家之大忌。若陳劉兩匪，於其擁擠行進之際，以少數部隊予以分段側擊，則不待匪軍集中兵力包圍，即已不堪設想。
(11)黃維兵團至蒙城時，已接近戰地，應將糧彈補屯充足，再行攻擊前進。因計不及此，乃致以後對南平集作一天的攻擊，彈藥即感不繼。而蒙城又未接受態綬春軍長建議留兵駐守，補給線已斷，使以後之攻擊，終因補給缺乏，未能貫穿敵陣，而於雙堆集被殲。
(12)黃維兵團下達給第四十九師之作戰命令，為匪截去，我之企圖，幾全暴露，而不知作預防處置，實太疏忍。
(13)大兵團無後方之作戰，如不能一舉擊破敵人，則危險甚大。杜聿明放棄徐州根據地，而作旋_運動，本屬冒險，竟不能發揮勇敢果決的精神，以迅速的行動擎破匪軍，致陷全軍於危殆。
總之，此次作戰，戰略之失敗多於戰術，戰術之失敗多於戰_，部隊愈小，過失愈少，尤其一般中下級軍官與士兵，於反覆衝殺之慘烈戰況中，皆能不惜犧牲，奮勇直前，其壯烈浩然之氣，足以動天地而驚鬼神，在革命之歷史上，可謂無愧於先烈，所以不能以成敗論之。
(二) 匪軍方面
(1) 共匪指揮與協同異常良好，彼此配合，相互援應，行動迅速，善於捕捉戰機。如乘我守備運河部隊叛變之際，迅速包圍黃百韜兵團，乘我放棄徐州時，迅速截擊杜聿明兵團；於截獲黃維下達第四十九軍撤退之命令後，當夜即挺進包圍黃維兵團，皆足以證明特點。
(2)共匪對後勤及戰地準備異常周到，如陳劉兩匪繼續作戰達兩個月之久，糧彈補給，兵員補充，均能適應作戰要求。同時劉匪於發覺黃維兵團北上增援後，即以一個縱隊兵力,先黃維兵團挺進，將黃維可能進出區域之渡河工具，搜集一空，使黃維兵團渡河發生重大困難，行動遲滯。
(3)匪軍決心堅強，苦撐到底，如此次作戰，匪雖_亡慘重，其縱隊兵員之戰場補充有多至三次者，但仍不顧一切，忍痛作戰，直至最後五分鐘，故能獲致戰果。
(4)共匪善於謀略及佯動。如黃百韜兵團當面之匪，裝成北撤模樣，及壕城鎮附近匪軍之南竄，使我過早判斷匪將退卻及威脅淮河，而事先策動我守備運河部隊及廖運周等之適時叛變，與陣前喊話、送飯等，均可見其計劃之周密，與用心之狠毒。其在作戰上之利益，等於無形中增加了十萬兵力。
(5) 共匪各種搜索及偵察手段頗為完善，再加上廣大之民眾情報網，與我後方及核心之潛伏匪諜，可謂對我軍一舉一動，非常瞭然。這當然使共匪的作戰指導至為適切。
(6)共匪利用星羅棋布之村寨，作縱深五十公里以上之面形配置，依村寨之大小，以最小限度兵力占領，掘壕通村外，使村與村通。雖我有飛機轟炸，戰車蹂躪，炮兵射擊，均不易奏效。而必須用步兵強攻，可是前面費盡氟力攻下一寨，後而他又連上一村，使這個包圍圈像個橡皮帶，無從突破。
(7)共匪民兵組織有效，民眾組織力量更大，所以能補給不斷，補充無缺。而尤能將山東、河北、河南三省之有用資材與人力，都投之於此一會戰，動員之澈底可知。亦足見共匪之善於利用戰爭面。
以上所檢討的，不是「長他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或者「為有利於叛徒之宣傳」；乃是我五十萬大軍（連黃維兵團在內）用頭顱鮮血所換來的經驗教訓，使以後之用兵者，對於將來的反攻大陸作戰，用為參考。附徐蚌會戰匪軍指揮系統研判表：
附記：
以上共計廿三個縱隊、三個獨立旅，其初期參戰之總兵力共約六十萬人。
感慨、反省、期望
中國不會亡。
唯有自己承認失敗，才會永遠絕望。「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我們的前途在大陸，我們的希望在大陸，我們要打回大陸去！
我不承認老了，我必定要跟在後面搖旗吶喊，為反攻將士助陣。
不善於利用有限的生命，不能創造無限的生命，徒然珍惜有限的生命，必然浪費無限的生命。
必死不死，幸生不生。
我們唯一畏懼的東西，就是畏懼的本身。面對太陽，陰影只能在你的背後。
堅強吧！當我們在憂患的時候。
一、前思後想是誰之過
當徐州附近作戰最激烈的時候，邱清泉兵團曾經在一個晚上發射炮彈一萬多發，用「火海」來撲滅「人海」。我也於此時發了一個電報給蔣公「我不會辱及我的鄉先賢文信國公」，請他放心。同時也想到文天祥最後所留的幾句話：「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在這時，我的二個舊部，剿總辦公室少將副主任麻安邦，上校附員戴以道，第二處上校科長周英；也暗中作了準備，到時與我同歸於盡，不讓廬陵自文天祥（文山）以後，五百年才出我這樣的一個人物作俘虜。這是以後他們才告訴我的，我認為他們真是我的心腹幹部，為我作精忠報國的準備，不料後來一紙命令，又把我調到蚌埠，當淮河兩岸大軍南撤的時候，照一般作戰原則，是高級司令部先行後移，而我這次恰相反，為著鎮定人心，只留我和一個團在蚌埠，等於總司令擔任前哨。此時鐵路常斷，飛機已去，交通工具缺乏，我們等了很久，可是匪又不來；所以才留下這一條早已由光輝而趨於暗淡的生命，到今天來寫這篇簡略的回憶，實在感慨萬端！我前面說過：「真正的生命，是建築在生命的價值上。」而今國家如此，偷生何益?一個革命軍人，縱然曾立大功，而不能馬革裹屍，到頭來還難於自尋死所，其悲痛可知。
徐州剿匪總司令部，於民國卅八年一月廿日撤消。我調到總統府任戰略顧問，從民國卅八年一月廿三日起，為記著此一奇恥大辱，我決定從此剃鬚，不消滅共匪誓不再留。而今十八年了，每對鏡自照，嘴上還是光光的，這一分悵惘的心情，誠非筆墨所能形容。回到南京晉謁蔣公，蒙慰勉有加，囑暫時休息。使我百感交集，回憶自民國十三年進黃埔軍官學校任教官起，至民國卅八年一月止，南剿北伐，跟著他革命，整整二十五年，東征西討，出生入死，所向有功，現在國運如此，惟有相對黯然。我擔任徐州剿匪總司令，是從民國卅七年的六月十四日起，至民國卅八年的一月廿日止，時間是七個月又六天。其間經過豫東、兗州、濟南、徐蚌四次戰役，不管國家的政治與經濟是如何的失敗，戰略與政略是如何的失調，國防部對於戰守是怎樣的舉棋不定，補充補給是怎樣的遲緩與不足，若干部隊長是怎樣的不能練兵，或者是私而忘公，但總在我手上損失大軍四十多萬，縱然蔣公了解，國人鑑諒，我又豈能說沒有責任？我是一個革命軍人，誠實為本，決不推諉自己應負的責任，冀減自己的罪過；何況盱衡時局，大難未已，我們錦繡河山，經過日寇侵擾之後，難道又要遭受共匪的蹂躪？──我在由南京開至上海的夜車上，前思後想，輾轉難於入寐，不免心問口，口問心：
「是誰之過？除了政府高級的文武幹部，應負其咎責外，又還有誰之過？我們能不愧對國人嗎？」
二、無可推卸的責任
我抵滬之日，即民國卅八年一月廿一日，聞悉蔣公引退，心中無限的痛苦，更增十倍，預料國勢將不堪設想，日趨混亂當在意中。廿二日晨知副總統李宗仁於代行總統職權的第二天，不識共匪陰狠，即發表謀取和平文告，派張治中、邵力子、黃紹□、劉斐等北上，與朱毛匪黨代表周恩來、林伯渠、林彪、葉劍英、李維漢五代表進行所謂「和談」。嗣政府遷穗辦公，我也於三月十二日由上海到杭州，先為何敬公六十大慶祝壽，旋即回江西吉安原籍掃墓，並處理我所創辦的「吉安私立扶園中學」校務，四月十三日到達廣州。當我離開家鄉時，雖蒙親友及鄉紳盛情款待，熱烈歡迎歡送，但我內心則不勝其淒涼之感，真是遊子飄零，又不知將流淚到何處？何日得重返我的故鄉？
民國卅八年四月廿三日，國軍撤離南京。六月十八日，我在廣州出席廣東省政府招待立法委員與國民大會代表的茶會，曾沉痛陳詞。七月十日，中國國民黨總裁蔣公與菲律賓總統季里諾在碧瑤會議。我因民國七年曾一度乘船經過香港，當時未曾上岸，而且此時又沒有實際工作，所以於七月廿三日由廣州移住九龍，暫時靜靜的韜晦思過。
我回憶民國十六年兼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十八年當選中國國民黨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十九年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廿年兼國民政府委員，當選中國國民黨第四屬執行委員，受二等寶鼎勳章，廿四年任陸軍二級上將，當選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受一等實鼎勳章，甲種一等光華獎章，廿五年兼國防會議委員，受二等雲麾勳章，革命十周年紀念勳章，廿六年受陸海空軍甲種一等獎章，廿八年受華胄勳章，忠勤勳章，一等雲麾勳章，卅四年當選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受青天白日勳章，勝利勳章，卅七年當選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而軍職則由師長、軍長、指揮官、總指揮、總司令、至司令長官、綏靖主任。可以說我個人在黨、政、軍三方面都負過相當的責任，尤其是軍事責任重於黨、政責任。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而這些勳章便是無數將士的頭顱與鮮血換來的。
不知道將來對於這段歷史是怎樣的評論，但我認為假如要用天秤的話，那末我個人對於此次大陸失敗應負的責任，至少應該與我的職位和功勳的重量相等。這就是我為什麼要寫這篇簡略的回憶之理由，絕不是記述事功，事勢至此，還有什麼事功可言呢！不過趁有生之年，說明我應該負的責任，這個無可推卸的責任。
我從小立志革命，好不容易步入正途，二十幾年東征北伐，稍遂初志，而結果只不過是「從軍閥手裡救出來的國家，而又陷於共匪的鐵蹄下了。」除了軍閥的暴政，而又被共匪實行其暴政，以暴易暴，不但沒有救國也沒有救民，而且使國家人民，更陷於水深火熱中。縱然我在北伐平亂各役有可述的功勳，亦只是黃粱一夢，轉瞬成空，我愧對國人，也愧對那些勳章！
假如不能反攻大陸，消滅共匪，那末，國民革命的成就──推翻滿清，建立民國，打倒軍閥，擊敗日寇，只不過是替朱毛奸匪的叛國鋪路而已，那我無數的先烈是決不瞑目的。以我的看法來說，共匪禍亂國家，使人民無法生活，暴政必定覆亡的，共匪必定被消滅的。我政府播遷來台之後，在蔣公勵精圖治之下，反攻的基地已建設鞏固，台灣已成為三民主義的模範省，各方面的進步，是自由世界各國公認的，反攻的游擊隊早已登上大陸，深獲民心的支持，先期勝利亦已取得，重建大陸的藍圖並已訂就，現在所期待的就是國內外的反共人士一致團結，俟時機來到一舉成功，光復大陸。
三、大陸失敗的感慨
成功不能希圖僥倖，失敗又豈是偶然?
成功不是一個人的力量，失敗又豈止是一個人的責任！
究竟是誰之過? 誰又能推諉這個失敗的責任!
逝者已矣，夫復何言！
此次大陸失敗的原因，言者已多，但左列各項，至少也不能說毫無關係。
（一）失敗在敵人的陰謀──敵人的陰謀， 總統蔣公著「蘇俄在中國」一書中，對於共匪叛亂的陰謀，已有詳盡精闢的敘述，在此我無須重複，不過要引太白陰經上的幾句：「未戰以陰謀傾之，其國已破矣；以兵從之，其君可虜，其國可隳，其城可拔，其眾可潰。」所以大陸的失敗，如其說是「戰敗」，毋寧說是「未戰先敗。」共匪在抗日戰爭開始，便趁機曾實行滲透陰謀，無論是政府機關、學校、社團、部隊、事業機構之中，甚至黨內，都有匪諜潛伏著，豈不是未戰先敗之事實嗎！
（二）失敗在自己的散漫──北伐成功以後，擠進國民政府大門的，多半是享現成的福，得來容易，當然不會珍惜，所以，他們的革命哲學是：「只求個人成功，不顧國家失敗。」到行憲前後，更已經沒有了絲毫「革命」的氣味。假如有所謂「_爭意識」的話，那也是「九分對內，一分對外。」又安得不敗?
（三）失敗在另一戰場──我們所謂剿匪，只曉得在前方爭點爭線，而共匪不但善於利用戰爭面，而且將戰場選擇在我們的大後方。造成政府沒有錢打仗，而將民間財富留給共匪，大家反說政府貪污無能，幫著共匪宣傳，以政府為目標，大肆誹謗，使人心背離政府，無論大小官員，在被共匪誘惑者的心目中，都是貪官，都是無能者，因之，使人民鄙視政府，怨恨交加，幾乎凡事有百非而無一是。所以我認為後方的失敗更甚於前方。
（四）失敗在大家的自私──共匪推行陰謀，有他的一套政治魔術，想當年大陸上多少人將個人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走私、漏稅、反徵兵、反征糧，抬高物價，囤積居奇，最後他們所得到的，卻是被沒收，被勞改與被屠殺，而一般安份守已的人，辛苦所換來的財富，也就成了共匪「抗美援朝」與「經濟建設」的資本。也有人乘國家危機時，弄了一筆金鈔，遠走高飛，在外國作寓公。只有我們少數人，忠心耿耿的追隨蔣公圖謀反攻復國，誓死守志，做個革命軍人，為國家盡最後一口氣之力，所以我認大陸失敗在一般人自私。
毛匪澤東在延安的時候，有人聽到他說過：「國民黨內闘內行，外闘外行。」我曾經自我檢討，可是與毛匪所說絕然相反，我的結論是：「外闘雖欠內行，內闘確乎外行。」我往往做些傻事，不但與自己無益，反而招致誤會。例如：在民國十八、九年的時候，軍政部長由馮玉祥而鹿鍾麟，而由陳儀以次長代理。有一次我因公事在南京參謀本部，偶爾與參謀次長楊傑談起，竟毫無作用的大發一頓牢騷，認為不應該由這些假革命的軍閥久據重要之席，楊傑便中把我的話報告蔣公，因之，蔣公找我去問，我還是照樣在他面前慷慨陳詞，當時蔣公說：「好了，你不要講了；我知道。」民國廿一年，我因內心確不願久兼河南省政府主席，願專任軍職，乃電呈蔣公，表示願意讓位，以免蔣公人事安排困難。又如民國十六年，蔣公下野之後，我不能讓自東征北伐以來，共過患難的某戰友，屈居僻處，乃邀他來接第一師師長，歸我第一軍建制。一面安慰代理師長的胡宗南說：「你把這個師長讓給老師吧，我負責不久給你一個實缺的師長。短時間內，我使胡宗南當了第一軍第廿二師師長，事得兩全。許許多多的事實，當然是過去的陳跡，說來無益，還是不再說下去。以上所述種種，假如用另外一種眼光看，可能就大有文章，但我在當時，確係出於至誠，根本不知這什麼叫做「內闘」。
到今天，內闘的結果如何呢?是我們自己大家共同失敗。
敵人的勝利，往往是由我們的錯誤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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