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自大陸來，頗聞大陸事，說有些事情他不很明白，要問問我。他說：「聽說近來有什麼『余光中熱』，有些人認為很不正常，竟有此種怪熱，憑什麼呢？」
我說：哪有什麼「余光中熱」呢？有之，無非是中國熱，中文熱。我能散發的這一點點熱，不過是中文熱的一點餘溫、餘光。我的詩文不過是女媧鍊石的餘溫，夸父追日的餘光。我就像一小撮宇宙塵，只有在回歸太陽時才反射出彗星的光芒，離開太陽就暗淡了。
客說：「聽說你最近在大陸出『余光中集』，把早年某些引起爭議的文章，例如1977年那篇《狼來了》，統統抽掉了，有隱瞞讀者之嫌，是嗎？」
我說：這種例子很少。任何作家出文集，都不免有些刪除。如果凡發表的都收進去，恐怕就會變垃圾箱了。《狼來了》一篇是壞文章，所以如此，要把它放回歷史的背景上去，才能明白。1977年，大陸剛經歷「文革」，喘息未完。在那場浩劫中受害的知識分子難計其數。我於1974年去香港教書，對「文革」餘悸並不陌生。當時我班上的學生，家在廣東，常向我親述「文革」真相。
去港不久，因為我在詩中批評「文革」，招來「左報」、「左刊」的圍剿，攻擊我的文字當在十萬字以上，致我的心情相當「孤憤」。某報就曾刊過一首長詩，有這麼一句：「工人一錘，你的『白玉苦瓜』就敲得粉碎！」20世紀80年代之末，香港「左派」報刊改變了不少，其領袖人物、博學而兼擅詩書的羅孚先生，在20世紀90年代一次研討會上，曾公開向我（與不在場的夏志清、顏元叔）表達歉意。
在「文革」震駭的壓力下，心情沉重，對一般左傾言論都很敏感。對茫茫九州鄉思愈深，而對現實的恐懼愈強，其間的矛盾可見於我的詩句「患了梅毒依舊是母親」。海外的「左派」讀到此句，只見「梅毒」而不見「母親」，常斥為「反華」。
這就是當年我在香港寫《狼》文的心情，但是不能因此就說，那篇文章應該那樣寫。當時情緒失控，不但措辭粗糙，而且語氣凌厲，不像一個自由主義作家應有的修養。政治上的比附影射也引申過當，令人反感，也難怪授人以柄，懷疑是呼應國民黨的什麼整肅運動。
我從未參加過任何政黨，包括國民黨，有時出席某些官方會議，也不過「行禮如儀」。在那時代，大陸的文人難道能不參加各種集會嗎？陳映真先生1987年對四川作協介紹台灣文壇，曾說我是「官方詩人」；更有人說，我的地位是國民黨捧起來的。這話恐怕經不起分析吧？無論在學府或文壇，我都是靠自己努力的，那麼多的同事、學生、編輯、讀者、聽眾，能容你騙嗎？香港中文大學聘我去任教，一去十年。大陸二十所高校請我去講學，二十家出版社為我出書。這些，都由得國民黨來安排嗎？南京大學、復旦大學、山東大學、吉林大學、嶽麓書院……犯得著請一位國民黨的官方詩人去講學嗎？《狼》寫得不對，但都是我自己的意氣，自己發的神經病，不是任何政黨所能支使。
《狼》文發表以後，引起許多爭議，大多是負面的。許多朋友，例如齊邦媛、張曉風，都曾婉言向我諷諫。晚輩如陳芳明，反應就比較強烈。南京的評論名家陳遼，2000年在《余光中也是評論大家》一文中，也指出此文的不當。有這麼多愛護我的人都不以為然，我當年被心魔所魅是顯而易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