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江青曾經和葉群說過：「現在趁亂的時候，你給我去抓了這個仇人，你有什麼仇人，我也替你去抓。」江青在這裡提到的她的那個仇人就是孫維世，孫維世是烈士孫炳文的遺孤，周恩來、鄧穎超把她認做養女。
這裡我們先來引用一段現成的孫維世的簡歷：「中國話劇導演。四川省南溪縣人。革命烈士孫炳文之女。14歲參加上海業餘劇人協會和東方劇社的進步演劇活動。抗日戰爭爆發後，參加上海戲劇界救亡演劇隊，後由周恩來派送延安學習。在延安參加演出話劇《團圓》，獲得熱烈反響。1939年春，受派去蘇聯先後就讀於莫斯科東方大學和國立戲劇學院，完成了5年戲劇導表演藝術課程。 1946年秋，孫維世回到延安，後參加華北聯合大學文工團工作，隨軍在陝、晉、冀活動。她導演的秧歌劇《一場虛驚》，是解放戰爭時期的優秀演出劇目之一。 1950年，孫維世擔任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導演。同年9月，她導演的蘇聯戲劇《保爾·柯察金》在北京公演引起轟動。1952年，執導果戈理名劇《欽差大臣》，1954年，導演契訶夫名劇《萬尼亞舅舅》均獲成功，顯示了孫維世導演藝術的卓越才幹。與此同時，她參與中國兒童藝術劇院的建院工作，並翻譯和導演了蘇聯童話劇《小白兔》。她是新中國兒童戲劇的開拓者之一。 1954—1956年間，孫維世兼任中央戲劇學院導演幹部訓練班主任，翻譯了大量蘇聯戲劇理論教材，如米·戈爾卡柯夫《導演教程》等；翻譯了哥爾多尼的名劇《女店主》、《一主二仆》，作為訓練班演出劇目；培訓了一批專業導演骨幹。1956年夏，孫維世受命與歐陽予倩合作組建中央實驗話劇院，任副院長兼總導演。她導演的《黑奴恨》、《葉爾紹夫兄弟》等，都是在導演藝術上富有創造性之作。1964年春，創作並導演了以大慶人演大慶人的話劇《初升的太陽》，這是新中國話劇史上專家與群眾相結合的一次成功的藝術創造。 孫維世曾任第一、二、三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戲劇家協會第二屆理事。 」
但是，孫維世的上述這份簡歷中漏了一個情節，那就是在1949年12月當毛澤東訪蘇時，孫維世擔任過翻譯組組長，陪同在毛澤東身邊。作為翻譯在主人公的身邊本屬無可非議，但是，奇怪的是江青對這件事大起疑問。不論是後來金山的回憶孫維世的文章《莫將血恨付秋風》還是《話劇皇帝金山傳》以及文革史料中都明確無誤的記載了江青不斷追問孫維世，要孫維世說一說她和「主席」出國的事情。而且，這個要求的未獲滿足竟然成了江青後來整死孫維世的一個主因。
金山的回憶文章《莫將血恨付秋風》中說，在金山和孫維世結婚的那天也就是1950年10月14日，江青找到孫維世，故意拉近孫維世問道：「你為什麼不上我那去？」孫維世問：「什麼事？」江青說：「還不就是講講你和主席出國的事情嗎？」金山在這裡解釋孫維世不去也不和江青講她同毛澤東出國的事情是因為事關黨和國家機密。但是，江青是什麼身份？江青在1938年就已經是中央軍委辦公室的秘書，她是毛澤東的五個秘書之一，按照曾志的回憶，江青可以閱讀政治局委員規格的文件，所謂國家機密在江青眼裡早已不再是新聞，更何況就在當年也就是1950年的上半年，江青已經通過評論《清宮秘史》開始直接代表毛澤東干預文藝界的大事小情，其後直接向胡喬木、周揚等人發難，力度著實不小。何來需要向孫維世了解什麼國家機密呢？
我們有理由相信，金山這處用的是曲筆，江青真正要關心和了解的絕非什麼軍國大事，因為在毛澤東那裡，江青了解的軍國大事實在不少。
當然，也會有人問，也許江青就是要了解毛澤東訪蘇的情況呢？我們認為這種可能不是不存在。但是，問題的關鍵在於孫維世沒有回答江青的提問是不是因此就可能導致江青對她後來那麼殘酷的報復？而在一些文革史料裡面都把孫維世這次拒絕回答江青的提問作為江青整死孫維世的開啟，可見這次提問的實質遠非中蘇國際間的某些問題那麼容易引起江青的極度關注。江青和孫維世的關係素來不錯，據金山回憶，1946年江青曾經親熱的問過孫維世：「你看我現在怎麼樣？」孫維世不知江青所云，江青戲謔的稱呼孫維世是「草包」，江青還親口對孫維世說：「我是主席的夫人，你是周副主席的女兒，我們要搞好團結。」四十年代的江青給孫維世寫過很多信，可是這種通信的方式很快就在五十年代絕跡。然而，即便是這樣，江青在孫維世的婚禮上仍舊跑來，送上一份厚禮的同時還不忘跟孫維世熱烙的扯上幾句。江青真正的發跡在六十年代，五十年代的江青還遠沒有後來那麼面目猙獰。所以，還是讓我們從孫維世的「通天」的背景上尋找答案吧。
孫維世的「通天」本領在當年就有不少人為之艷羨。據介紹，孫維世可以自由出入中南海，可以隨意到中央領導人家裡做客，還可以帶人去中南海進行參觀，還可以吃上一頓兩頓便飯。（參看《話劇皇帝－金山傳》276頁）中南海是中共中央辦公所在地，更是當時的中央主要領導人的居住地，可謂禁地森嚴。內中等級分明，像陳伯達後來回憶的那樣，他作為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只能居住在中南海乙區，而窗台上的花盆也要按照級別擺放，比如陳伯達的家裡的窗台只能擺放四盆，毛澤東的窗台則能擺放八盆。不管這個記述是否屬實，中南海的規格之高卻是舉世無雙的。（後來八十年代曾經短暫的開放了部分地區供群眾參觀，但不久又關閉如前。）
面對這樣一個在中國屬於最高領地的地方，孫維世不過是一個縣團級的幹部何以能夠隨意出入呢？顯然來自於她的不俗的背景。大家都知道孫維世是周恩來的乾女兒，但是，我們也同時知道周恩來夫婦在黨內是一向以嚴於律己著稱的，而且這種律己甚至有些苛刻。周恩來的親弟弟周恩壽在內務部供職，周恩來特地關照內務部部長曾山要給周恩壽定低級、工資向低標準靠攏。鄧穎超作為黨內傑出女同志中的元老定級為行政五級，本來無可非議，可是周恩來仍舊要壓下一級，按照六級的標準給鄧穎超。至於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德、周秉健等人在周的生前沒有額外的沾上一點周恩來的「光」，反倒是因此多受了一些苦。依據這個情況看，周恩來沒有理由在妻子、弟弟、侄女之外憑空給一個乾女兒如此惹眼的特權呢？這不但不符合周恩來的一貫的作為，也不符合實際。
如此看來，孫維世的這個「特權」只能來自於另外的領導人，而擺在周恩來之上的主要領導人屈指可數，尤其是和孫維世熟悉的更是一望便知。
金山回憶過，孫維世在1949年12月起的那次毛澤東訪蘇期間和毛澤東有過大量的合影，這說明孫維世與毛澤東之間並不陌生，孫維世不僅有著和江青交往的歷史，和毛澤東也有交往的歷史，只不過這段歷史目前還沒有更多的資料予以述及，我們也不準備在這個話題上過多的羅嗦，因為查考歷史最重證據。
我們還是沿著我們剛才的思路還繼續談談孫維世的「通天」背景。
金山在《莫將血恨付秋風》一文中披露，康生曾經在五十年代給孫維世寫過信，而且是長信。信的內容據金山說那就是「對封建文藝做了瘋狂的吹捧」。
我們都知道，康生在五十年代鬱郁不得志，正是他一生「養望」的時期，這時候的康生在黨內地位甚至不如陳伯達。也就是在這時，我們注意到康生放下當年煊赫一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總學委副主任的架子傾心和一些人密切交往，這裡面比較突出的就是他和田家英的過從。
三聯書店出版的《田家英與小莽蒼蒼齋》一書中對田家英與康生的交往做過描述：「20世紀50年代，康生聽說田家英樂事於藏書，便將自己校補的一套明代馮夢龍編纂的《醒世恆言》贈給了田。康生差人仔細將書每頁拓裱，內加襯紙，重新裝訂。有缺頁處，一律染紙配補，由他親自校訂。在該書第一冊的卷尾，康生用習見的「康體」補了118字，因與書中的仿宋木刻體不匹配，從卷三起，他以筆代刀，嘗試寫木刻字，找到了感覺。他在卷四前的梓頁做了如下表述：「此卷缺二頁，故按《世界文庫》本補之，初次仿寫宋體木刻字，不成樣子，為補書只得如此。」據統計，康生在這部書中共補寫七十餘處，約三千六百餘字。這或是康生在建國之初泡病號的幾年中，值得留下的有限的東西。 20世紀50至60年代初期，康生不斷地把自己的「傑作」送給田家英，有其親書的人生格言，有其自鐫的座右銘刻，有時還做些「割愛」，將自己收藏的清人墨跡轉贈田家英。一次，康生患感冒，臥床不起，告凡有來訪者一律拒之門外。田家英購得一幅金農的字，打電話給康生，他一聽馬上坐了起來。」
康生當然不會如此平白無故的交結田家英，因為在五十年代（除卻1959年後），田家英在毛澤東身邊無疑是相當走紅的秘書，他的言行有時甚至左右毛澤東的意見，康生厚結田家英的醉翁之意還是在漸漸恢復他在毛澤東的記憶中他康生的「亮點」。所以，一旦在田家英失寵後，康生與田家英的交往也就結束了。誠如《田家英與小莽蒼蒼齋》一書中指出的那樣：「兩個人關係發生微妙轉變是在1962年的中央北戴河會議之後。那時毛澤東正為「包產到戶」的事氣惱田家英，以致半年不和田說一句話。而康生自1959年廬山會議之後，又活躍起來，已重新獲得毛澤東的賞識。康生「審時度勢」，判定田的仕途走到了盡頭。這從他寫給田的對聯中可看出——「高處何如低處好，下來還比上來難」——一副幸災樂禍的樣子。打這以後田家英便再也沒有收到康生寫給他或送給他的東西了。 」
由此益見康生和田家英的來往並非他康生真的願意與田家英保持師友的名義，也並非康生酷好金石乃至忘我。其主要目的就是利用田家英的地位側面的打動毛澤東。一俟田家英不具備這樣的資格，那麼他在康生的視野中也就很快消失殆盡。上面那段文字中透露的時間是1962年，也就在這一年的下半年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康生已然給補選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重新走回政治舞台，他也就更不需要走上下坡路的田家英了。
孫維世的周恩來的乾女兒，但是，康生寫給孫維世的長信難道是為了巴結周恩來嗎？當然不是。
我們都知道，在整個五十年代，周恩來在政治上始終處於受壓的地位。五十年代初，也就是高饒事件發作之前，毛澤東已經有意把鬥爭的矛頭再度指向周。毛澤東指責政務院犯了分散主義的錯誤，強調要加強黨中央對政府機關的領導。根據毛澤東這一指示，周恩來親筆簽發了1953年3月24日撤銷以他為書記的政府黨組幹事會的通知。周恩來原來負責的政府系統工作除了外事方面還由周恩來作主外，其他的都劃歸給他人，其中高崗擔過來的部委就有八個之多，包括重工業部、一機部、二機部、燃料工業部、建築工業部、地質部、輕工業部、紡織部。高崗所領導的國家計劃委員會故有「經濟內閣」的外號。而高崗從延安時期就是毛的親信，當年跟隨高崗的工作人員承認，高崗在生活作風上的問題早就有人向毛做過匯報反映，但都被毛束之高閣、置之不理。
1958年的南寧會議又成了毛專批周的鬥爭會，在力平的《開國總理周恩來》一書中的362頁中明確的寫道：「在南寧會議上，毛澤東是有以柯慶施取代周恩來的設想的，雖然沒有正式提出，但是，以周恩來的敏銳，當然能夠感到。·····但如果直接提出辭職，容易被誤解為進一步對抗，因此，周恩來在1958年6 月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委婉的提出自己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是否適當？」雖然事後毛不得不做點表面文章假意挽留周繼續留任，可周則必須再進行一次不得已的痛苦的自誣。
周恩來的秘書范若愚回憶道：「周恩來同志講的話，我當然聽清了。打完電話之後，他就說得很慢了，有時甚至五六分鐘說不出一句來。這時，我意識到，在反冒進這個問題上，他的內心有矛盾，因而他找不到恰當的詞句表達他想說的話。在這種情況下，我建議，我暫時離開他的辦公室，讓他安靜地構思，等他想好一段再叫我來記錄一段。···我隨鄧大姐到了周恩來同志辦公室，她和周恩來同志爭論了很久，最後，周恩來同志勉強地同意，還是由他口授內容，我回到宿舍去整理記錄。在整理到學習毛澤東思想問題時，我引了一句成語說：「我和毛主席，『風雨同舟，朝夕與共』，但是在思想上還跟不上毛主席。……」後來，我把整理後的記錄請周恩來同志審閱時，他看到「風雨同舟，朝夕與共」這句成語時，嚴厲地批評了我。他說，在關於他和毛澤東同志的關係上，在整風以後，還可以引用這句成語，但是在整風以前，不能引用。「這也說明你對黨史知識知道的太少！」周恩來同志講這些話時，幾乎流出了眼淚。最後，他逐字逐句地自己動筆修改一遍，又親自補充了幾段，才列印出來，送交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傳閱。後來稿子退回，周恩來同志看過以後，又要我把批在稿子上的話謄寫清楚，再列印一次。我看到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提的意見，把「檢討」部分中的一些話刪掉了，有些話改得分量較輕了。我看了之後，心裡的緊張情緒才緩和下來。但是，我發現周恩來同志在起草這個發言稿的十多天內，兩鬢的白髮又增添了。」
從范若愚的這段回憶，我們清楚的看到周恩來在那種大背景下的無奈與痛楚，毛澤東對其凌逼之甚於此可見。試想，周恩來處在這樣一個境地中，康生會藉助孫維世來結好周嗎？不僅范若愚如此回憶，周秉德在她的專著《我的伯父周恩來》一書中專門引用了一個周恩來起草的請示報告，為了一個水庫的事宜，周恩來不得不向彭真做匯報請示，以周1956年八屆中共中央副主席，歷史上的最高三人團的首腦之一的地位竟然淪落到此，康生難道不知道嗎？以康生的精明、勢利，他會如何對待周恩來，豈不是明擺著的？就算不落井下石，可也不至于格外巴結周吧？
周恩來頗有自知之明，他對王稼祥說過，他就適合干跑龍套的工作，當不了主角。而洞察黨內風雲變幻的康生寧可巴結田家英，也不會主動示好周恩來，這是一個基本常識，至少在五十年代如此。（進入六十年代以後，康生更加把不用巴結周恩來了）
金山說康生在給孫維世的信中對封建文藝進行了瘋狂的吹捧，雖只有這麼一句，可也說明了信的主要內容是什麼，說明了康生交結孫維世的程度。
我們都知道康生此人雖然十惡不赦，可也頗有些真才實學，例如他在書法、金石方面的造詣，完全可以說得上黨內獨步，關於這一點，康生本人也當仁不讓。據知情者說，康生曾經在背後議論過毛澤東的書法，他認為毛的書法根本不屬於上乘，充其量不過是在勢道一處下了點功夫，言外之意相當明顯。康生的這個學問毛澤東也是心知肚明的，他幾次公開的對康生的本領加以讚賞，他評價黨內幾個文化方面的專才，其中還把康生與董必武並列。而黨內一些大秀才也不在康生法眼之內，例如他根本瞧不起胡喬木、陳伯達，他還給陳伯達起了一個外號，稱他們是毛澤東身邊的書呆子、不達時務，特別是他對陳伯達的評價後來不幸言中。
在康生休養期間，登門拜訪專門就學問請教康生的黨內著名秀才不在少數，像鄧拓就是其中一位，鄧拓不但和康生切磋學問，還把康生請到家中賞玩古董，以致於鄧拓自殺後，康生明確告訴有關部門在查抄鄧拓家裡的時候務必要手下留情，也就是要把鄧拓自己的古玩如數的轉交給他康生收存。
在康生而言，能和他暢談古今文化特別是封建時代的文化者黨內寥寥可數，而今他居然屈尊就駕給一個年紀不過三十歲上下的小字輩的孫維世寫去長信大談什麼封建文藝的得失，難道不足以說明問題所在嗎？
康生這麼做的結果和原因只能有一個，那就是要結好孫維世，結好孫維世的目的則是利用孫維世去結好一個更大的更有來頭更能左右他康生未來政治命運的重金屬。
大量的事實證明，在黨內，康生刻意維護和交結的女人無外乎江青、葉群，男性不過是毛、劉、林三人。而這五個人無一不是對康生的前途命運起到關鍵作用的，那麼孫維世呢？為什麼康生對孫維世如此垂青呢？
我們在開篇中提及的那句江青和葉群之間的對話起因又是什麼呢？是江青的心血來潮嗎？為什麼江青要在孫維世這件事上拉上葉群墊背呢？
我們都知道，在歷史上林彪曾經追求過孫維世，雖然未果，可林彪對孫維世的印象一直不錯。而就在孫維世的丈夫金山失蹤之後，孫維世投告無門的情況下，第二時間裡想到了林彪。她給中央軍委去信請求林彪的援助，這封信落在了葉群的手中，而且也被江青得知。
下面我們不妨多說幾句葉群其人。葉群在孫維世這件事上應該說本能就不會對孫維世有什麼好感，葉群的晉身之道大抵和江青類似，所以，越是這樣她們才會對有可能的雷同的情況或者人物倍加注意。葉群當然不是什麼好東西，她權欲薰心的伎倆不但破壞大局，而且還順帶著把林彪父子送進萬劫不復之地，她那個自作聰明實則愚蠢的關於設立國家主席的三點看法（林辦秘書於運深回憶那是葉群的主意）徹底給毛澤東整垮林彪提供了口頭依據。但是，在孫維世這件事上公正的說，葉群不需要負有什麼罕見的責任。
這裡面涉及到一個葉群的為人問題。林辦秘書張雲生以他和葉群的親身接觸曾經評價葉群雖然比較壞，可到底比起江青來還是要強，至少能和身邊人做到好合好散。換言之，葉群的狠毒程度遜於江青。這裡我們舉出兩個例子，第一個是薛明的境遇，誰都知道在延安時期，薛明出於組織紀律曾經對葉群的歷史做過揭發，這點深惹林彪、葉群不快，成為後來林彪、賀龍交惡的一個側重點，然而即便是這樣，葉群並沒有把薛明置之於死地使得薛明有了劫後餘生。相比江青弄死王瑩、章泯、囚禁秦桂貞這些絕決的做法顯然有些區別。第二個例子是張雲生本人，葉群曾經勾引過張雲生，但是，張雲生並不上當，葉群惱羞成怒把張雲生趕出毛家灣。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像這種「首長夫人」倒貼未果的事件如果放在一般情況下，張雲生很難全身而退，特別是在那個毛家灣說一不二的年代裡，弄死一個區區的秘書，簡直就是不值一提，張雲生的虎口脫險的另一面也驗證了他自己的對葉群的那個評價的不虛。
江青在知道孫維世求助於毛家灣的同時很快趕到葉群那裡，提出了「現在趁亂的時候，你給我去抓了這個仇人，你有什麼仇人，我也替你去抓。」這裡既有警告毛家灣不要走了眼的動機，也有把葉群綁在她自己戰車上的起因。葉群在文革初期一向以追隨江青自居，而且事事做到緊跟江青，如今她怎麼會為了一個既倒的孫維世得罪江青呢？更別說這個孫維世並沒有給她留下什麼特殊的好印象。
去年，我們走訪了一個曾經參加過孫維世專案的「三種人」，他叫王××，他雖然不是孫維世專案的核心人物，不過還是在他的口述中得知了一些孫維世專案的相關背景資料，而且他提供的兩個點比較值得關注，或許也是開啟孫維世冤獄的一把鑰匙。
王××說：「孫維世那個案子不能提，一提就做惡夢，好幾年都緩不過來那個勁。孫維世在裡面不到半年就給弄死了，那是早就有人關照過了，根本活不過整年去（指1968年）。一開始審她，我還去了，可去一次我就不去了，不是不讓我去，而是我不敢去了，那不叫審，那就叫整，說得具體點那就是侮辱人，用書面上的話說就是蹂躪。我有次還問我們的頭頭說怎麼這麼整這女的，頭頭給我一份材料看，我一看，這案子來頭太大了，上面都點名了。那幾個專案的人整累了，回來喝水聊天時還說，那女的（指孫維世）性子真××的烈，還以為這是中南海呢？ ······孫維世死的那天我不值班，回來取東西時，聽他們說她死了，要我們立刻趕去，我就去了，正趕上往外抬人，死的太慘了，身上就蓋著一條白布單，臉上還有血。···後來八十年代讓我們這些人交待時，我就把頭頭給我看的那個材料也給交待了，材料上有一句話我記得最清楚，這是江青說的，那時候江青是什麼人啊，她說的話跟聖旨也差不多，我怎麼能記不得呢？材料上說孫維世從大慶回來還去見過毛主席，江青就指這件事說孫維世是狐狸精，是美女蛇，還說是她是主席身邊的定時炸彈。後來上級組織把我交待的這段話給刪了，也沒給我解釋為什麼。」
這個回憶，第一，告訴我們說，孫維世被押入監獄挨整是有人存心要致其於死地，而且王××用的這個蹂躪想必大家也該清楚，狹義上的蹂躪對於一個女囚來說意味著什麼！第二，江青漫罵孫維世的理由。第三，孫維世的慘死。
江青分別在1962年、1964年兩次拉攏過孫維世，她要孫維世幫助她整理話劇，孫維世沒答應不說，還對江青的傑作《杜鵑山》表示特殊的沉默。孫維世從大慶回來的時間應該是1964年以後，也就是說在江青拉攏孫維世未果的情況下，在江青看來又添新恨。
孫維世死狀很慘，《話劇皇帝－金山傳》中記載，孫維世死時遍體鱗傷、赤身裸體。王××回憶中也提及這一點，不過，這裡我想順便多說兩句，漢語中的赤身裸體和一絲不掛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同義詞，網際網路上介紹孫維世的冤獄多數使用一絲不掛這個詞，我認為不夠嚴肅，有故意鬧噱頭的意思在內。據王××自己說，孫維世死時的衣服穿的很少。不過，不管是一絲不掛還是赤身裸體抑或穿的很少，都直接反映了孫維世冤獄的黑暗所在。
試想，是什麼原因能夠導致讓江青如此的仇視孫維世呢？是什麼原因是讓江青暗示可以用一切非人類的手段處理孫維世呢？
對照一下王瑩、章泯的死就會有個側面的回應，王瑩因為爭演賽金花一事開罪江青，章泯因為過去有和江青同居的歷史急於被江青滅口，這兩個人的死亡是江青直接插手過問的，也就是說在江青親手弄死的對象中，真正屬於「路線分歧、政策分歧」的幾乎等於零，而最讓江青恨恨不止的恰恰是私人之間的矛盾乃至讎隙。所以，孫維世這個案子在很大程度上也應該做如是看。
但是，僅憑這個孫維世專案成員的口述就可以斷定孫維世一案僅限於挾私報復嗎？目前幾乎所有的黨史教科書包括金山的回憶文章似乎都在強調這個印象，然而，事實真的是這樣嗎？難道在挾私報復的煙幕下沒有掩蓋著另外一種更為逼真的傾向或者預謀嗎？
兩種版本的《金山傳》都在告訴我們一個情節，那就是當孫泱（孫新世兄長）、金山出事以後，孫維世、孫新世姐妹四處求人力圖解救親人於危難之間，他們除了向中央軍委寫信以外，就是給當時權傾一時的中央文革也就是江青寫信求救。這件事揭示了什麼問題呢？它至少說明一個現象，那就是江青對孫維世出事之前最後一次去見毛澤東的定位不準確。
孫維世不是江青、葉群一流，本身沒有厚黑的本領，她在情急之中找到江青足以說明她最後一次去見毛澤東屬於正常範圍內的覲見，假如像江青誣衊的那樣，孫維世何能給江青寫信？但是，目前披露孫維世最後一次去見毛澤東的情節的只有這位專案成員，江青是不是真的了解孫去見毛的詳情，不得而知。原中央警衛局的鄔吉成在他的回憶錄中記載，江青未得毛澤東允準的前提下是不能隨意見毛的，而且還舉了一個生動的例子。其實不僅江青，毛的其他親屬包括邵華、毛岸青、李訥、李敏、張文秋等人都不能隨意覲見毛，即便是見毛，也需要事前被告知哪些話該說，哪些話不該說，當然，江青不在此列，因為她一旦見毛，不該說的也常常要說。不過，只要是毛不準備讓江青知道的，一般沒有人敢對外泄漏半個字。
我們知道，在孫維世被捕之前，孫泱（原人民大學黨委副書記，曾任朱德秘書）已經被整死。孫泱的死顯然不是矛頭對準孫維世的，因為打倒一個孫維世不需要這麼一個特別大的鋪墊，這點作為孫泱的首長的朱德看的很清楚。朱德曾經說過：「孫泱有什麼錯？他的錯無非兩點，第一是給我當過秘書，第二是說了真話。」
孫泱遇難前後，朱德曾經請周恩來出面伸以援手，周恩來苦笑道：「有些人我沒有保他，他的日子還好過一些，我保了他，他的日子更難過了。這是我沒有想到的。」周恩來同樣的這句話還在武漢7.20事件中提及過，保健醫生張佐良做了忠實的回顧，不過，張佐良的這個回顧並不見於他在國內出版的《周恩來的最後十年》一書，而是見載於他在香港出版的《周恩來保健醫生回憶錄》一書50頁。
孫泱何許人也？周恩來能不知道？但是，以第三號人物的地位仍舊無法對孫泱的生死作出明確的表態，而在周的內心深處，當然比較朱德要清楚，那些來衝著孫泱來的人背後的黑手到底是誰？
周恩來走上文革這輛戰車，是帶著不願和不敢的情緒的，說他不敢不上，那是因為他不敢和毛澤東決裂，因為和毛的決裂意味著覆頂；說他不願上來，是因為他不認同文革的這種浩劫方式。所以，我們就能看到周恩來在文革十年的一個特殊的形象，一方面委曲求全，一方面用「軟頂」的方式維護國家的基本局面不致於全面垮掉。
江青在毛澤東面前告周的狀說：「我們層層燒荒，他（周）卻處處滅火。」毛說：「他一貫如此。」
當孫維世的材料送達江青處，江青把有關的信件資料燒毀，卻保留了一張周接見孫維世他們大慶劇團的一張合影，江青拿著這張照片找到周恩來說：「這下子罪證找到了。」周看後默默無語。
孫維世是1968年3月1日被捕，3月22日，周恩來就在公開場合下喊出「誓死捍衛中央文革」以及公開讚揚江青的話，這應該不是偶然的吧？
現在只要看看江青拉攏孫維世的幾段談話就可以窺知內中的奧妙所在。
1963年，江青對孫維世說：「你來和我合作，抓一下這個戲（杜鵑山），搞他個樣板來，怎麼樣？」江青又說：「你來給我當參謀，抓話劇。」孫維世說：「總理已經批准我去大慶深入生活。」江青說：「看來只有我孤軍奮戰了？」
1964年，江青對孫維世說：「維世，你拍了那麼多戲，有沒有問題？這次該去我那裡了吧？」孫維世敷衍了事。
我們都知道，從1962年開始，上海的「好學生」柯慶施就已經提出「大寫十三年」的口號，江青藉助柯慶施的力量決定從文藝界入手，打破政治上既定的格局，應該說江青的這套做法不但毛澤東知道，而且也比較關注。其後，毛的對文藝界的兩個批示就是根據江青的整理材料作出的結論。而抓樣板戲更是江青的一個突破口，從後來的發展狀態看，毛為了在文藝界打開口子，不惜動用林彪出面給江青撐腰，一部文藝座談會紀要，毛澤東修改多次，加了很多他自己的東西進去，而林彪奉命照發。
江青對話劇的印象是「針插不進、水潑不入」的「獨立王國」，其實只要稍通文革史的人都會知道這句著名的「獨立王國」論的原創作者是誰。江青找孫維世談話，雖然僅限於話劇樣板戲，可來頭之大卻是孫維世沒有料到的。而江青談話的宗旨也並非江青的獨創，而是另有高人的指點。孫維世沒有細想內中的緣由，在孫維世從大慶歸來後，按照孫維世專案的工作人員的回憶，孫維世回到北京後去見了毛，談的話題雖然不得而知，但是，涉及文藝界的話題應該是題中應有之義。而除了文藝界呢？會不會有其他的政治任務呢？會不會詞連周恩來、朱德呢？也是不得而知。然而，孫維世並沒有從這次談話中獲得新的轉機，倒是危機步步逼進，從這個結果看，此次談話大約也不夠理想。
夫妻二人兩次出面，孫維世都沒有理解或者說沒有執行，其令人悻惱程度也是可想而知。
我們都知道江青抓樣板戲的背後絕不是揭示文藝界那麼簡單，而是帶有濃厚的政治預謀，即以海罷事件為例（海瑞罷官簡稱海罷），江青事前找過李希凡，李不敢接，此後才選定姚文元。而海罷事件的幕後老闆何許人也也是不難猜想的吧？那麼這次話劇界的打破缺口從孫維世這裡入手，後台老板何許人也也是一樣的吧？
孫維世拒絕了一個前台指揮，又絕決了一個後台老板，這起政治事故比較五十年代的出訪事件遠要說明孫維世的立場，這樣一個立場的人應該何去何從呢？似乎田家英的下場已經說明了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