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9/11/2006
四、大屠殺之事為什麼長期得不到揭露和處理
1968年的廣西大屠殺，雖是在「文革」的特定時期所發生的事，但，事後依法進行處理，對殺人的組織者、策劃者和殺人兇手依法懲處，總是一個正常的社會、一個國家和政府所應該做的事。然而在廣西，這些殺人的策劃者、指揮者及殺人兇手們不但未受到法律懲處，反而成了「文革」有功之臣，成了「保衛紅色政權」、「保衛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領導幹部韋國清」、「鎮壓階級敵人」的積極分子而入黨、提干，或者參軍、升學，一些人並被提拔成了掌握一方大權的領導幹部。這又是一件叫人無法理解和無法容忍的怪事。
如南寧「聯指」的頭目廖煒雄、顏景堂、潘玉臣，因指揮武鬥、指揮殺人、迫害幹部有功，廖、顏都當上區革委副主任，廖並當上了區黨委組織部長、宣傳部長、九大代表，潘也當上了區革委常委、公安廳副廳長；憑祥「聯指」頭目黃日南當上了市委副書記、市長；來賓縣「聯指」頭目唐彪當上縣委書記；興安縣「聯指」頭目唐廷國當上了縣委書記；桂林「聯指」頭目曹鐵軍、李年生成了市委和市革委的重要領導幹部；其他許多地方的「聯指」頭目和殺人兇手如臨桂的胥明德、韋英豪、凌雲的王德堂，賓陽的王建勛、韋善強，陽朔的呂明忠、蔣彬，上思的段振邦，羅城的段志英等等，因鎮壓群眾或殺人有功，都得到了重用或者提拔；甚至光天化日之下在桂林開槍連殺5人的興安中學生蔣孝生（時年20歲）事後也參軍、入黨、當上了大隊黨支書和大隊長。像這樣的人和事。在廣西是太多了，這真乃天大的怪事和奇聞。
原來這一切皆因有韋國清的關係，「文革」中韋國清一直是廣西的一把手，他大權在握，背後又有黃永勝和林彪在支持。黃、林垮台後又有毛澤東的支持，廣西各地、各級的當權者又都是他的親信、黨羽，無怪乎他可以一手遮天，可以翻雲覆雨，誰能奈何了他呢。
另一方面，韋國清所控制的輿論陣地廣西日報，更是成了韋國清的喉舌，一直在為韋國清歌功頌德，搖旗吶喊；鼓吹「文革」中廣西有一條「正確路線」，為韋國清塗脂抹粉。
在「文革」中的任何一個階段，廣西日報都成了韋國清發號施令、胡作非為的傳聲筒和吹鼓手。「文革」初期的1966~1967年大動亂期間，1968年的大屠殺期間，廣西日報所扮演的角色已是世人皆知無須重複了；就是在其後的清查「5·16」運動、批林批孔、儒法鬥爭、評水滸、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等一系列的所謂運動中，廣西日報所扮演的角色都是極不光彩、令人作嘔的。對報上的語言，那種低能的水平，筆者當年（1968~1978年）讀廣西日報，往往會發出會心的嗤笑。
如1971年的春、夏季，廣西開始全面清查「5·16」運動，廣西日報勁頭十足，一馬當先，把在1968年鎮壓「4·22」和「桂林老多」所說厭了的話又搬出來鼓譟一番。什麼「廣西有一條『5·16』黑線」，他們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反黨亂軍」、「反對新生的紅色政權革命委員會」、「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等等，全是以大帽子壓人的空話、廢話。筆者當年是一個單位「老多」派的負責人之一，對廣西的問題十分清楚，廣西根本就不存在什麼「5·16」集團。可是韋國清之流仍在拉大旗作虎皮，還是通過廣西日報在拼命的喧嚷，還是在裝腔作勢的在搞清查，只不過是把「4·22」和「桂林老多」的各級大小負責人（大屠殺的倖存者）又抓來軟禁明曰辦「學習班」交代問題。實在是可笑而又可惡之舉。
1974年的批林批孔運動，「桂林老多」中有一批人站出來揭露1968年桂林「8·20」行動鎮壓「老多」和人民群眾之事。「8·20」行動使桂林市和桂林地區12個縣近萬人喪命，是一起驚天的大慘案。這些人站出來揭露「8·20」，揭露韋國清、陳秉德之流的滔天罪行，桂林人民無不拍手稱快。但此舉卻惹惱了韋國清等殺人的幕後策劃者，他們當即布署鎮壓，把敢於揭露殺人之事的張雄飛、許瑞林、龔志明、李新等20多人非法逮捕並以「反革命」罪判刑，同時在全市各單位強制群眾表態，要說「8·20」是「革命行動」，這是地地道道地法西斯行為，是強盜行為。廣西日報也在輿論上配合，說什麼「桂林那幾個反革命分子」「企圖翻天」，以壓制人民起來揭露韋國清等人的罪行而在製造歪理邪說。
到了1976年春、夏時節，「四人幫」在毛澤東的指揮下發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時，韋國清又通過廣西日報把桂林1974年抓捕的那幾個「反革命分子」張雄飛、李新等人說成是「復辟資本主義的社會基礎和依靠力量」；但，到了1976年冬「四人幫」倒台後，他們又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此時則把張雄飛、李新等人說成是「四人幫」反黨集團的組成部分，是「四人幫」的別動隊。1977年廣西區黨委發出的3號文件中說：「在批林批孔運動期間發生在桂林的那幾個『反革命』分子挑起事端，是『四人幫』插手廣西的嚴重『反革命』事件，是『四人幫』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陰謀的一個組成部分」，並在廣西日報上連續刊登批判文章。對於韋國清和廣西日報這種「翻雲覆雨」的卑劣伎倆，筆者當年就覺得可笑、可恥。韋國清和廣西日報所做的一切，全是欲蓋彌彰的可恥伎倆。
1968年廣西大屠殺之事，長期得不到揭露和處理，原因就是因為韋國清和他的黨羽一直在把持著廣西的黨、政大權。大屠殺、大鎮壓本來就是他們搞起來的，他們怎麼能自己起來清查自己、處理自己呢？他們千方百計地壓制群眾，不准談論「文革」中廣西殺人之事，更不准揭露；誰敢於揭露，他們就會利用權力來封鎖、鎮壓，免使他們受到法律的追究，用心何其毒也。
1975年韋國清調到廣州，其後又調到北京升遷，可謂「一路順風」。雖然「四人幫」倒台，「文革」結束了，但安平生、喬曉光依次在廣西執政，執行的仍是一條沒有韋國清的韋國清路線，他的餘黨仍在把持廣西各地的大權。當全國各地都在清算「文革」的罪行，平反冤假錯案時，廣西卻依然不動，使廣西的「處遺」工作比全國晚了六年多，其原因皆在於韋國清的緣故。
五、廣西的「文革處遺」及其給世人留下的遺憾
1968年的廣西大屠殺，在韋國清當政時期不可能得到任何處理，這是在人們意料之中的。因為事情本來就是韋國清及各地的當權者們策劃、指揮的，他們不可能自己處理自己。但，在韋國清調離廣西後，特別是在1976年10月「四人幫」垮台後也仍然長期得不到處理這就使人不可理解了。「四人幫」的垮台，「文革」的結束，全國到處都在清算「文革」的罪行，到處都在平反冤假錯案，追究「文革」中的壞人壞事，特別是那些作惡多端的殺人兇手，對他們依法嚴懲，這是廣大人民正義的要求，是時代的呼聲。然而在廣西，卻是景物依舊，人事依然；慶父不死，魯難不已。這可急壞了無數受難者的家屬們和無數受迫害的人們。他（她）們無不心急如魂，對那些殺人兇手和現在仍在保護殺人兇手的執政者充滿了無比的憤恨。
對於廣西的大屠殺，廣西人民一直都是不停頓地在揭露的。現在毛澤東死了，「四人幫」倒台了，許許多多受難者家屬及受迫害的人們更是勇敢地站出來揭露韋國清及那些殺人指揮者和殺人兇手們的滔天罪行了。到了1982年，在全國各地處理「文革」遺留問題（名曰「處遺」）基本結束之後多年，在全國形勢的影響之下，在廣西人民的迫切要求之下，廣西的「文革」處遺工作也終將開始了。
1983年初，中央派出工作組進駐廣西。中央領導人批評了廣西當時的執政者喬曉光，指出他在處理「文革」遺留這個問題犯了錯誤，其後喬檢查了錯誤。在中央的督促下，廣西區黨委成立了處理「文革」遺留問題的領導小組，區黨委先後發出了[1983]54、55、59號文件，以指導廣西各地的「處遺」工作。文件中所規定的「處遺」方針和政策其主要精神是：「實事求是，有錯必究」，「既要解決問題，又要穩定局勢」；對打死人問題和對殺人兇手的處理，要本著「宜粗不宜細，宜寬不宜嚴，宜少不宜多」的原則行事。某些領導人甚至說「文革」中殺人問題的清查，要做到「水不能幹，石頭不能現」，「要向前看，不要向後看」，「要看當時的歷史情況」，現在如果「再殺一批人怎麼了得」。
根據區黨委和中央領導人的指示，廣西各地、市、縣都成立了「文革處遺」領導小組，抽調一批幹部從事「處遺」工作。首先是調查核實各地的冤假錯案和打死人的情況，然後進行處理。在此基礎上，否定了中央的《7·3布告》，特別否定了廣西區革籌、廣西軍區的《6·17公告》和桂林的《8·20公告》。對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資派」、「叛徒」、「特務」、「現行反革命」、「反共救國團」、「暗殺團」的人一律予以平反恢復名譽；對被非法殺害或迫害致死的人一律給予平反昭雪，強加於他們頭上的一切不實這詞一律推倒。對農村中被殺害的人，每個受難者發給喪葬費100元，撫恤費120元；如果是國家幹部和單位職工被殺害的，除單位給予喪葬費和撫恤費外，其未成年的子女由單位撫養至18歲，特困家庭的成年子女安排就業，孤寡老人和生活困難者給予定期的生活補助。這樣的處理無疑是一大進步，也是最起碼應該做到之事。
然而，對那些嚴重的違法亂紀者，特別是那些殘殺無辜的殺人兇手和它的幕後策劃者、指揮者們的處理，就不能令人滿意了。在1983年至1985年的「文革處遺」中，據官方的統計資料，全廣西87個縣、市、柳州鐵路局被非法殺害（包括被迫害至死者）共計89810人（民間估計應超過十萬），而在「處遺」中受到判處死刑的僅10人，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14人，判處有期徒刑的1841人；而受到黨紀、政紀處分的竟達47617人。這樣的處理結果就不能令人滿意了。受難者家屬無法接受，社會輿論也普遍不滿。
人們的不滿，首先是被追究刑事責任的人太少了。大屠殺中殺了89810人，現在追究他們的刑事責任了，卻只有10名兇手被判死刑，14名兇手被判死緩，判有期徒刑的也只有1841人，這怎麼能使人滿意呢？
當然，當年殺了近9萬人，現在不可能再殺這麼多人，這是人們的常識所能理解的。雖然當年的亂殺人是在「文革」的特定歷史條件下發生的事，但，特定的歷史條件並不等於可以亂殺人，而殺了人並不等於可以不追究刑事責任。少殺是對的，但那些殺人手段殘忍、殺人數量多的兇手（連小孩也殺，全家殺絕）每個縣、市至少應有數名被判死刑，全廣西至少應有100至數百名兇手被處死才能足以平民憤，才能還法律的尊嚴與公正。
其次，人們的不滿是以黨紀、政紀的處分來代替法律的懲處。黨紀、政紀處分怎麼能與法律的懲處混為一談呢？「文革」中的殺人狂、迫害狂，甚至吃人肉、吃人肝，全廣西47671人只受黨紀、政紀處分，不追究他們的刑事責任，太叫人難以接受了。這近5萬名殺人兇手（或與殺人有關的人）至少有一半以上要追究他們的法律責任才是令人滿意的結果。
另外，一些幕後指揮者或者負有領導責任人的一些人，他們根本未受到任何處分。如韋國清就調離提升了；賓陽縣殺了三千多人，負有直接領導責任的賓陽縣革委會主任王建勛調到廣州升官去了；平樂縣武裝部負責人李嵋山對平樂縣的亂殺人也是負有領導責任的，也調到南寧軍分區升官了。類似這樣有罪（起碼是過錯）未受到任何處分就調到異地升官的還大有人在，這怎麼能使人信服呢？
大屠殺本身就是一種政府行為，當時的革委會、武裝部、軍分區以至區革籌、廣西軍區，都是當時執掌大權的領導機關，他們發《通告》，鼓吹殺人理論，鼓動殺人，帶隊圍剿造反派，這不是政府行為又是什麼？個別地方至少也是政府不作為的結果；面對亂殺人他們看到了、聽到了，都不出面制止（或制止不力），都是要承擔法律責任的。
政府不能保護人民，這個政府又有何用呢？有的就是政府出面做的，政府的負責人站到了殺人兇手一邊。直到處遺的時候，也未見哪一級政府和哪一位負責人站出向受難者家屬和受迫害的人說一句道歉的話，他們哪裡還有一點人性和自責之心呢？
特別是在那個瘋狂與荒唐的年代裡，以「革命群眾之手」，以「革命」的名義殺人，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群眾專政」的歪理邪說，至今在一些人的頭腦中殘存，未得到很好的批判。一些人在談論「文革」問題的時候，往往會暴露出許多認識上的錯誤，這是十分令人憂慮的。一些人當年雖未參與殺人、打人，但他們在旁邊圍觀，有的還在喝彩，推波助浪，至今仍不感到內心有愧和自責，認識沒有提高，更是一個令人遺憾的問題。
「文革處遺」是一大進步，但它的不足，它留給世人的遺憾也是永存人間的。
六、廣西「文革」給世人留下的反思
「文革」是一場大災難、大浩劫，已是世人所公認的了。「文革」在廣西，更是一場反人類、反文明、滅絕人性的獸性猖狂大表演。在「文革」之初期（1966年至1967年初）廣西的「文革」與全國各地大致是相同的，只是受毛路線的挑動而產生的派性之爭而已。但從1967年的夏季以後，特別在1968年及以後的漫長時間，廣西的「文革」就有它的特殊性了。今天我們反思廣西的「文革」，至少有下面兩個方面是值得人們深入思考的。
一是關於韋國清的問題。「文革」的罪責當然首推毛澤東，沒有毛澤東挑起的「文革」，全國人民就不會有十年的大災難。然而在廣西，除了要追究毛澤東的罪責以外，更主要的是應追究韋國清的罪責。因為廣西的幾乎一切問題和事件，都是因為韋國清而引發的。正是他利用職權，指揮廣西軍區、各軍分區、人武部，支一派、壓一派；製造《6·17公告》把「4·22」派打成「反共救國團」、打成「反革命」組織；向中央謊報軍情騙取中央下達《7·3布告》；公開動用軍隊鎮壓「4·22」和「桂林老多」及廣大人民群眾，終於導致廣西大屠殺的發生，十多萬的生靈死於非命。那種種殘酷的殺人手段，那種殺人如麻的驚天慘案，乃是歷史罕見的。這是一場滅絕人性、反人類的大屠殺，比起當年的日本法西斯和德國法西斯的大屠殺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就是現代的伊拉克前總統薩達姆反人類的大屠殺、南聯盟前總統米洛舍維奇反人類的大屠殺，與韋國清的大屠殺相比也是遠遠不及的。
就是這麼一個韋國清，大屠殺發生之後，他一直壓制廣西人民，不准人們談論和揭露大屠殺之事，誰要敢於揭露他就要利用權勢來鎮壓誰，把人打成「反革命」而逮捕判刑。桂林的張雄飛、李新等二十多人的遭遇就足以說明韋國清的霸道和獨裁者的本質。
1976年9月毛死了，10月「四人幫」倒台，「文革」結束了，全國各地都在清算「文革」的罪行，都在平反冤假錯案。然而在廣西，大屠殺這人命關天的大事卻是仍在被壓制不准揭露，受難者及受迫害的人更談不上平反昭雪，這一切皆因韋國清及他的勢力仍在控制著廣西的緣故。
「文革」中韋國清對廣西人民是犯了罪的，不論從什麼角度來看，在廣西人民面前他都是一個罪人都應該受到法律的審判。然而大屠殺之後十多年了，從未見他對廣西人民有一絲一毫的檢討，從未見他對受難者和受迫害的人們有愧疚之情。直到1983年，全國各地「文革處遺」結束6年之後，在廣西人民的強烈要求下，在中央的督促下，廣西才開始了「文革處遺」。而直到此時，韋國清才在十二屆二中全會上發言說，「對錯誤認識不足，思想轉不過彎來」，仍未見有一句對廣西人民的檢討和道歉的話。所謂「思想轉不過彎來」，是他一直認為「『文革』中廣西有一條正確路線」，他自己就是這條「正確路線」的代表，他是一貫「正確」的，這種錯誤的思想一直在阻礙著廣西處遺工作的開展。
韋國清在廣西所犯下的罪行（絕非一般的錯誤），不但沒有受到任何清算和處理，反而一路升遷，實在是叫人無法理解的。更有甚者，到了上世紀的90年代以至本世紀的初期，仍有人在睜著眼睛說瞎話，還在為韋國清歌功頌德。這說明韋國清的餘毒、說明「文革」的餘毒遠未肅清，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警覺和思考。
如廣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的《廣西新四軍人物》一書，其中的一篇文章《一代英才億人景仰》是專門寫韋國清的；2000年6月，《南寧晚報》連續刊載了何紹榜寫的《韋國清上將主政廣西二十年》（下稱《兩篇文章》）。《兩篇文章》都是極盡能事吹捧和美化韋國清的，看了使人覺得肉麻，空話、套話使人生厭。
韋國清何許人也，他主政廣西到底幹了些什麼，廣西人民是最清楚不過的，任何歌功頌德和吹捧的不實之詞都是廣西人民所絕不能接受的。
1913年9月2日韋國清出生在廣西東蘭縣東院區板梅鄉弄英屯一個壯族農家。1925年夏天，韋國清的父親韋宗典因參加共產革命反對地主和國民黨的地方政府，1926年7月17日遭到團防局的伏擊而喪命；翌年春祖父韋廷繁也因參加共產革命而遭殺害。父親及祖父的死，給了韋國清巨大的打擊與影響，他決心為父親和祖父報仇，對國民黨和地主豪紳充滿了仇恨。1929年韋國清終於跟隨韋拔群參加農民運動，參加共產革命了。他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百色起義，而後轉戰到了井崗山，成為正式中共黨員。在其後的漫長歲月中，韋國清從井崗山的反圍剿、到轉戰至延安、然後參加八年抗戰、到國共3年內戰向國民黨奪權，近二十年的時間從一個普通戰士而成為共產黨的將軍，就他的個人奮鬥來說是收穫頗豐的。他作戰勇敢，是深得共產黨領導人稱讚的。
客觀來說，韋國清參加了八年抗戰打日本，是為中國人民做了好事的。至於他參加共產革命，參加了兩次國共內戰，為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立下戰功，但對中國人民來說卻未必有什麼功績可言。
就算他過去有功，也只能說明過去，不能說明現在，更不能說明將來。韋國清從1955年至1975年主政廣西20年究竟幹了什麼呢？
1957年的反右運動，1958年的大躍進、大煉鋼鐵、人民公社化運動，1959年的反右傾運動，此時的韋國清雖是廣西的第二把手（區黨委書記劉建勛是第一把手），這些胡作非為、殘害人民的所謂運動，韋國清也是負有責任的。1960年的反瞞產，1960年至1962年的大饑荒廣西有數十萬人餓死；1964年至1965年的四清運動，大搞階級鬥爭，整幹部、整群眾、割資本主義尾巴，此時的韋國清是廣西的一把手了，他該負什麼責任不是很清楚的嗎？至於十年「文革」給廣西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是人所共知的，就無須再重複了。
而所有這些韋國清所犯下的罪行，《兩篇文章》皆隻字不提，不知這是無心還是有意。作者的用意人民是會看得很清楚的。
更有甚者，《兩篇文章》最後都說：「1989年在他生命的最後時期，對制止動亂和平息北京地區的反革命暴亂極為關注，表現了一個共產主義者的赤誠之心，他的不朽功績將永載史冊」。至死都不忘獨裁專制，至死都不忘壓制人民、鎮壓民主運動；和他在廣西的一系列胡作非為，和他在廣西所製造的大屠殺一樣，他的罪行才是永遠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的。
《兩篇文章》都在不顧事實地吹捧和美化韋國清，其目的在於掩蓋和抹去韋國清在廣西所犯下的罪行。在改革開放的今天，在民主化、法治化逐步實現的今天，還有人把韋國清這個獨裁者和儈子手搬出來胡吹，只能說明「文革」的餘毒遠未肅清，人民更應該反思「文革」，更應該深入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
其次，廣西的造反派與民主運動問題也是值得反思的。「文革」中廣西兩派的基本群眾都是在毛澤東思想和路線的指引下參加運動的，誰都標榜自己要「保衛毛的思想和路線」，「保衛以毛澤東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兩派之間的派性之爭，全都冠以「革命」的名義在進行鬥爭。這是「文革」初期那個特殊年代的普通現象。
然而，深入的研究和反思，人們會發現，最初參加所謂「保守派」的人，多是「老實、本分、聽話」的人，多是一些平時表現「積極」和「先進」的人；而參加「造反派」的人，多是一些所謂「不太聽話」、「思想活躍」、「調皮」的人。筆者當年參加「桂林老多」這個「老造反派」組織，就是筆者一個人帶著幾名學生在毛路線的推動下，經過數月的鬥爭，最後全校90%以上的教師和學生都參加我們的組織中來了。其實我們當時敢於站起來「造反」，正是平時我們對領導們的官僚主義和獨裁不民主的不滿，我們這些人具有一定民主思想，在毛澤東號召「造反」的言論指導下，很巧合的與我們要求民主的思想相結合的結果。後來的發展，社會上的一般群眾，特別是那些所謂的「地、富、反、壞、右」，他們也是同情和支持我們的觀點，這與他們長期受壓制、受迫害、沒有民主、連基本的人權都沒有有是關係的。
全國造反派的先進典型，東北的張志新，湖南的劉鳳翔、楊曉愷，江西的李九蓮、鍾海媛，上海的林昭等人，她們反獨裁、反迫害、爭人權、爭民主的鬥爭是令人敬佩的，她們最終的遭遇是令人同情和惋惜的。我們廣西的造反派「4·22」和「桂林老多」，也是因為反政治歧視，反迫害、反屠殺、爭人權、爭民主而受到殘酷鎮壓和屠殺，而且是集體的屠殺。1967年冬天和1968年春、夏的那場大屠殺，正是這種屠殺和反屠殺鬥爭的集中表現。
在這場你死我活的鬥爭中，反獨裁、反迫害、反屠殺、爭人權、爭民主一方是失敗了。這是因為獨裁者一方他們動用國家機器，動用了暴力手段，蒙蔽和欺騙那些愚昧無知的人，以「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群眾專政」的謊言，以「革命」的命義挑動起一些人的兇殘和獸性，草菅人命、大開殺戒而上演了一場20世紀人世間的大慘劇、大醜劇的結果。
其實，廣西造反派反迫害、反屠殺、爭人權、爭民主的鬥爭之所以遭到失敗，根本的原因是在於我們這個社會制度的問題，在於我們這個民族劣根性的問題。
我們這個國家的社會制度一直以來就是一個獨裁專制的制度。過去的封建統治者如此，其後的北洋軍閥政府如此，國民黨的政府如此，到了毛澤東的共產政權更是如此。毛的獨裁專制更是要遠遠超過了歷代的政府。毛氏的共產邪教理論深深地毒害了幾代的中國人民，他教導人們一切只為黨、一切只為領袖而存在，從不給人民以人權、民主和自由。他信奉暴力，視人權、民主為異端。1900年的拳匪暴亂、殺人放火被他視為「反帝反封建」的「偉大農民運動」；「文革」之初在北京這樣的文明城市就出現了「紅色恐怖」大屠殺，一千多人喪命，毛氏卻在鼓吹殺人兇手們是「勇敢的闖將」，他們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要把「彬彬」的名字改為「要武」。這種毛氏的狼奶餵養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一代又一代的狼群在中國產生，他們在為「革命」、「真理」、「理想」、「人民」、「領袖」、「主義」等等的名義下，不吃人、不施暴那才是怪事呢。廣西「文革」中的殺人兇手們正是這樣的狼群，在儈子手韋國清指揮下一群兇惡的狼群。
中華民族有5千年的文明史，無疑是一個偉大的民族，為人類作出過巨大的貢獻。但，我們這個民族也存在著不足之處，一些人的劣根性，使他們愚昧無知、兇狠殘忍，這在每個時代都是存在的，只不過到了毛氏當權的共產時代，喝了毛氏的共產邪教狼奶，表現得更為遇昧和兇殘罷了。
假如沒有獨裁者們鼓吹的「階級鬥爭」、「群眾專政」的歪理邪說，假如沒有那些具有劣根性的愚民受這些邪說的鼓動，大屠殺之事是絕不可能發生的。
「文革」中要反思的問題是很多的，要總結的經驗教訓也是很多的。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我們這個社會的政治體制要進行徹底的改革。這就要祛除人治，建立真正的法治；要取消一黨的獨裁專制，開放黨禁、報禁；真正實行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經濟市場化；給人民以真正的人權、民主和自由。惟有這樣，才能建立一個真正民主的國家，才能與世界接軌。否則，「文革」之類的大災難說不定哪天還會在中國再現。
今年是「文革」運動暴發的40周年紀念日。在紀念「文革」的時候，我們一定不要使無數的受難者再被隱瞞、不要再被遺忘。要牢記「文革」的慘痛教訓，牢記「文革」中的廣西大屠殺。要使「文革」中的慘痛教訓、要使那種滅絕人性的大屠殺成為世人永久的警示。惟有這樣，才能使仁愛、友善、不害人、抵制暴力、尊重人、保護家庭、講禮儀道德、重知識等等這些社會生存的基礎得以實現，才能促進這個社會真正的和諧。這是今天的人們所要追求的和實現的目標。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