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人：林金田
受訪人：陳永華
記錄者：王則文
時　間：一九九四年七月七日
地　點：高雄縣大寮鄉


我的本名不是「陳永華」而是「陳燕盞」，現在這個名字是我在一九四六年（民國三十五年）人在大陸的時候自己改的。我生於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年底，但是戶口比較晚報，所以身份證上的出生年月日登記是一九三Ｏ年（民國十九年）一月二十日。我老家是在台南，家裡靠養牛和幫人駛犁為生，家境並不好。我們一共四兄弟，我排行老么，在小腳腿國民學校－就是現在的重溪國小－畢業以後就沒能再念書，留在家中幫忙放牛、割草。

一九四九年（民國三十四年）日本投降，國民政府來接收的時候，有兩支部隊接來負責，嘉義以北的是七十軍、以南則是六十二軍，來台後紛紛召募兵員。我看62軍開出來的條件是：一個月兩千元法幣的薪水（台幣約三十餘元），外加四斗米的配給。我想如果能拿到這樣的待遇，老人家就可以比較輕鬆的過生活啦！基於改善家中經濟的動機，我就和同村裡的連水河、鄭英士、還有一個忘了姓名的，總共四個人一起去報名。不過這件事情我是瞞著家裡，沒讓他們知道的，那時候報名要三個人蓋章：家長、鄰長（就是原本日本時代的甲長）、里長（原本是保正），我父親的印章要怎麼弄到手，這是最困難的。我知道他把印章鎖在桌子抽屜里，鑰匙都隨身帶著，就找了個鐵絲，慢慢把那個鎖給撬開，偷拿章去蓋，這才順利入伍。

我們這些入伍的新兵先在台南的一處國小集中，等到他們人數揍足了才帶到台南防守飛機場。我的部隊番號是九十五師二八五團三營七連。我們這群台灣菜鳥到底多少人我不知道，但是很平均的分散在每個班，大概各兩、三個。雖然幹部管理上對我們沒有不公平，不過一開始難免被大陸的「老芋仔」欺負。像吃飯的時候，台灣兵都很老實，就一口一口慢慢的吃，大陸來的老兵第一碗飯卻都只添半碗，然後澆上湯汁，狼吞虎咽一下子就灌到肚子裡去了，然後去盛第二碗飯的時候就不一樣了，不但尖尖滿滿的一大碗，還把它壓得密密實實的；結果等我們台灣兵吃完第一碗要再去盛的時候，才發現飯早就被他們搶光啦，一粒米都不剩，只好餓肚子。幾次以後學到教訓了，我們也想說：「要比搶飯吃誰不會。」跟著他們搶，台灣兵也未必搶輸。其實這也不能全怪老兵欺負我們，本來軍隊就應該供給足夠的伙食嘛，只是上面把錢都貪污走了，下面沒東西吃只好搶。我們那時候流傳說「一年連長可以娶三個細姨」，你就知道上面貪的多嚴重。

剛進去的時候我們也聽不懂國語，因為那時候台灣人都是受日本教育的，只會說台語跟日文，軍隊裡大陸兵講的話我們都「聽攏咽」（聽不懂）。後來為了溝通沒辦法，就硬是學，從講「洋火、香菸、吃飯、謝謝你」這些開始慢慢練習，那時候也沒有人教過我們「ㄅㄆㄇㄈ」，像現在孫子上小學念書時拿注音符號來問我怎麼念，我都只能搖搖手說：「阿公沒學過，不會念啦！」

在台南機場駐守了約二到三個月以後，我們被調去台東訓練，在這裡就有風聲傳出來，說可能要去大陸打仗。有些人害怕上戰場，先逃走了，像我們同村不是四個人一起去嗎？就先走了兩個，剩下我跟同團八連的連水河沒跑。我跟他說：「逃回家去大家都知道你是個逃兵，這樣也很麻煩；更何況回家後又沒有工作可以做，還是留下來吧！去大陸就去大陸，沒什麼好怕的！」我們兩個人就堅持留在營中。後來要上船前，我的班長叫陳金貴，是江蘇人，待我很好，就問我要不要回家，還說想回家的話可以替我出旅費，我還是回絕了他的好意。

其實為了防止台灣新兵逃亡，軍中也有所應對，我們都有外省籍的老兵監視，而且印象里站哨從來不給台灣兵站，就是怕你藉機跑掉。台東訓練完成後，全軍先帶到花蓮進行整編，整編完成後就到基隆等上船，在基隆就管得更嚴格，如果沒有班長帶領，絕對沒有離營的機會。

我們是坐貨船前往秦皇島的，船上除了人以外，還載運有馬和炮車。航程里沒聽說有人跳海逃兵這種事，倒是路才走了三分之一就碰上蘇聯的船隻，長官下令把軍火全部搬出來，全船都陷入緊張戒備的狀態中，還好後來避開了，沒真的在海上就先打起來。快到秦皇島的時候美軍有派戰鬥機來護送，所以全船都安全登陸。之後就由火車運送到北平南方的一個大營區，那裡大概可以容納一師的兵力吧！在營里休息一周不到，因為收到共軍的情報，所以我們馬上奉派到前線去剿匪。

那時候國軍的武力比共軍來得優勢，以武器來講，我們用的是「中正式七九步槍」，一次可以連打五發子彈；而共軍用的是土製步槍，一次一發，那時候共軍看到我們根本都不敢打，馬上就逃跑了。他們為了方便這種游擊戰術，還在村莊裡四處都布滿地道，被包圍時候就用來脫逃，而且地道的出入口很難察覺，有時候你到民宅的院子裡，看到很普通不起眼的水缸，其實搬開來後底下就一個洞。我們曾經嘗試過在洞口燒稻草，想用煙薰的方式把敵人給逼出來，可是燒了半天都沒有反應，然後才發現遠處的麥田裡冒出濃濃黑煙。可想而知他們的地道通氣口很多，又四通八達，人逃進去之後根本不知道跑道哪裡去了。

在華北我們主要是跟共軍的第五縱隊對戰，一九四七年（民國三十六年）初，來到河北省勝方鎮外。我們得到的情報是共軍正在鎮中集結，排長為了擬定進攻計劃，令我擔任偵查兵，去探查地勢。勝方鎮這個地方三面環水，只有一面是陸路，那時是初春，水面正在化冰，溫度低得不得了，我為了混進去探查詳細情報，在那種水溫里泡了好幾個小時，等到他們戒備略鬆散時才進鎮。浸水的時候其實還不算真正的冷喔，最可怕的是出水的那一刻，北方的寒風又這麼一吹，那種痛苦是沒辦法形容的，全身皮膚都被凍到流血、流膿的。我把偵查的任務完成，回去向長官報告結果以後，心想都已經這麼累了，總是要讓我好好休息一下吧！結果我在暖炕上才剛要入睡，他們居然叫我起來站衛兵，因為實在受不了這種折磨，當天晚上我就乾脆逃營了。

我依靠北極星指引方向，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一直走，趕了一夜的路，結果撞上了同屬62軍的另一師部隊，被他們抓到營里去。這支部隊幾乎清一色都是廣東人，都講粵語哇啦哇啦的，沒有一句聽得懂。反正就先給他們關了三天，之後放出來叫我幫忙扛子彈，是一個很沈重的工作。我看這樣下去也不行，語言無法溝通、工作又累人，於是我又開始觀察逃走的機會。有一次快要移防了，我見機不可失，趁大家忙於整備的時間，看準一間柴房，翻牆跳了進去，順手抓起乾草把我全身都蓋得密不透風。那時候大概是五月天，天氣正在漸漸轉熱當中，那間柴房裡居然還養了牲口，衛生環境很差。我被草蓋住全身，又悶又熱就算了，還有很多的蚊子，咬得我渾身發癢，可是又不敢去打或抓，只能用口輕輕的去吹，希望能把蚊子趕走。這時候就聽到有人在叫我的名字了，雖然說什麼我聽不大懂，但是大概知道就是說部隊要移防啦，叫我趕快出來。我理都不理，反正他們部隊要趕路的，不可能因為我一個人就延誤出發的時間。果然不久後人就走遠了，我這時才悄悄從草堆裡面爬出來。

我要先稍微解釋一下：那個時候兵籍制度其實是很混亂的，逃兵是常有的事情，長官也不怎麼管，反正人逃走以後他還是可以照樣算人數報主副食費，多出來的錢就可以中飽私囊。逃兵在外的人如果要投靠別的部隊，也是只要長官同意，就可以任意收留的。我第二次逃營以後，就是有一天恰好碰到九十四軍的班長在市場買菜，就上前探詢是不是能夠讓我加入他們的軍隊。那個班長帶的是師部擔架連的衛生兵，帶我去見江蘇籍的排長，排長點頭同意我可以留下，派我去擔藥箱。這個工作就輕鬆太多了，從小務農擔的東西都比這個小小的藥箱重上好幾倍，對我來說這是個涼差。不過後來因為跟班長間起了齷齪，「奇檬子歹」（心情不好），所以又再次離營逃兵。

這一次我搭上運煤的火車，一路來到東北的撫順，到那邊時已經是一九四八年了。那時候也不知道哪裡可以去，一切都是抱著走一步算一步的心理。在東北我加入了青年軍二Ｏ七師，在師部中的警衛連。我們大部份時間都在撫順駐守，只有一次去瀋陽，而且不是去打仗，是去招兵的。

東北這裡的共軍是林彪率領的東北第四野戰軍，他們靠著接收大量日軍撤退後所留下的軍械，跟國軍之間有了對抗能力，幾次會戰打下來都是共軍占了優勢。遼瀋的戡亂情勢對國軍越來越不利的情況下，國軍有意撤出東北以保留實力。一九四八年（民國三十七年）下半，我們就移師到營口，準備轉入華北，結果在鐵西（瀋陽市附近）碰到共軍的騎兵旅從中攔截，走在前面的部隊都順利撤走了，包括我們二Ｏ七師的羅友倫師長在內；至於後半部的部隊就沒辦法了，只能束手就擒，成為共軍的俘虜。

我們被俘虜之後全部關入大牢裡，好長一段時間既不審問，也不放我們走。在牢裡面的伙食很差，就給你高粱米配豆辦醬而已，然後衛生也很糟糕，不能洗澡。熬了好一陣子後終於重見天日，共軍把我們放出來，接受半個月的「思想訓練」，就是找指導員來給我們上課，內容當然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洗腦。這個時候他們已經控制了整個東北，連平民老百姓都被他們列入組織當中，所以不怕我們這些俘虜逃跑，因為逃了之後沒什麼地方可以去，很快就會被抓回來。受訓期間，我們依舊有出操、站哨等任務，有時候還要作戰術的演練。

解放軍的治軍比國軍嚴格，絕對禁止搶劫、擾民，而且每次進入村莊以後，還會派士兵挨家慰問，幫忙擔水打掃，服務的表現列入每天晚上檢討會的考評之中。所以共軍比國軍還要得民心，到後來輕易的就可以動員大量的民兵進行人海戰術，或是協助物資補給。

一九四八年（民國三十七年）年底，共軍發動平津戰役，我就跟著他們從東北入關，先攻塘沽，再攻天津，一九四九年（民國三十八年）一月十五日，中共占領天津，一方面繼續對北平展開圍攻，一方面策動當時駐守北平的華北剿匪總司令傅作義投降，一九四九年（民國三十八年）一月十九日，傅派代表與中共的代表簽訂「和平解決北平問題」協議，二十二日，傅部陸續出城，被整編，共軍於23日正式進占北平。我剛加入部隊的時候，國民政府軍六十二軍九十五師七連的那個連長這時候也在津沽這裡，後來國軍戰敗以後跟著撤退回台灣，還干到澎湖的團管區司令才退休。

我們一路往南打，走過山東、安徽、湖北、湖南、貴州、廣西，一直打到鎮南關。這麼長的路全程都是用走的咧！哪裡有車給你坐啊？其中走到湖南這個地方的時候，有遇到宋希濂、黃杰、白崇禧的兵團，雙方打了一場激戰。我記得這是最後一次跟國軍的正面交鋒了。雖然對面的敵人都可能是昔日的同袍，但是根本沒機會去想這件事情，要是命令下來的時候稍有遲疑，馬上先被四周計程車兵給逮捕了。而且共軍每天晚上都會開所謂的「檢討會」，檢討每個人思想、行為上的表現。若是將來想要入黨，表現好不好可是審核的重點之一，表現不好的不要說是入黨，搞不好還送你去教育改造。所以每個人都是乖乖聽話力求表現，不敢想得太多。回想起來，黃杰、白崇禧的兵團過去多半是在江南活動，台灣兵七十軍或六十二軍都是調往華北、東北，應該不至於打到過去熟識的戰友吧！

部隊追擊到鎮南關時，國民政府的勢力已經完全撤出中國大陸，戰事告一段落，所以一九五Ｏ年（民國三十九年）我就隨著共軍回到河南練兵。那年六月二十五日韓戰就爆發了，我以「志願軍」的名義被調往東北備戰。九月時因為美國、南韓的聯軍北上攻破了北緯三十八度線，給了中共出兵的藉口，發起全國「抗美援朝」運動，第一批約二十六萬人的解放軍，包括我所屬的第四野戰軍在內，渡過鴨綠江與美交戰。

第四野戰軍在韓戰大概投入了四個軍的兵力，我記得有三十八、三十九兩軍，另外兩支番號忘記了。那時候美國有制空權，我們為了減少被飛機轟炸掃射的機會，白天都躲在山林裡面很少行動，夜裡才行軍攻擊，而且一切行動都不打燈，不然暴露了行蹤馬上就會引來空軍的攻擊。共軍是從北韓的新義州往南推，那時候打法就是「人海」對「火海」：火海是說美軍那邊，他們武器設備比較精良，而人海當然就是指解放軍，用源源不絕的大軍向前衝鋒硬拼。一九五一年（民國四十年）二月十七、十八日左右吧，我們已經推進到漢江左右。

共軍這種作戰的方式看了就讓我害怕，每一次人海戰術一下達，馬上就是屍橫遍野的場景，誰知道哪一天會不會輪到你去送死？所以我那個時候才會想到逃走，當然逃兵要是被抓到也是死路一條，但是逃也是死不逃也是死，乾脆拼看看。一九五一年（民國四十年）二月二十七日，第四野戰軍三十八軍一一六師師部偵查連接到命令，要去四周偵查地形，那個時候我就是在偵查連裡面當組長。我們行動的時間是在深夜，然後地點又是附近茂密的山林，我那時候就想：大概沒有比這個更好的機會了。所以行動的時候我就一直在觀察四周的形勢，就看到滿山都是長得很高的松樹，枝椏交錯，整個天空都蓋起來了，是個很好的掩護。那時候上面派了一個張參謀跟我們一起出任務，其實主要就是要監視你，我就跟張參謀講說要去上大號，徵得他同意之後就躲到樹的後面，然後一看他沒在注意就趕快跑了。不過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裡我也沒辦法跑很遠，就是藉著茂密的林木東躲西藏。不一會兒張參謀大概也感覺事情不對勁，開始四處找我，一直喊我的名字，說：「任務完成了該回去啦！快點出來呀！」我當然是不理他。等到收隊的時間到了，他們只好放棄搜尋，回營覆命，我聽他們腳步聲去遠了，才真的放下心來。

在到達美軍陣營投誠之前，我就靠著四處和民家討飯，來撐過整整一個月的日子。韓國泡菜夠辣，真的好吃！我大概都是白天藏身在樹林裡，晚上才出來活動，慢慢的向南走，終於在一天夜裡摸到一條河邊，河畔就看到有南韓軍隊設下來的崗哨，大概是到了北緯三十八度的邊境。我看那個南韓的衛兵正在打瞌睡，所以就直接混過邊境，繼續南行。

不久之後我看到美軍的營區就在前面，裡面的美國大兵正在賭博，看了一陣子之後，我想想還是不要進去，再四處觀察好了。又走到旁邊，看到一台美軍的MT60型坦克車，體型巨大，比一個人還要高，車頂上有個美國大兵。那時候我一句英文也不會，但是碰到人要叫「哈羅！哈羅！」。我一叫，那個美國大兵看到我之後，轉身往車裡面嘰嘰咕咕講了一大堆，當然我聽不懂他們在講什麼啦，只知道車裡還有一個人。過一下子車裡面的人也鑽出座艙，手上還拿了一把手槍，都上膛了，槍口就對準我，我趕快就把雙手舉起來，表示要投降。

那兩個美軍把我帶到長官面前，因為言語不通，所以沒有進行審問。只是我已經三天沒有吃飯了，看到軍官的桌上正擺著罐頭水蜜桃，忍不住一直盯著看。那個軍官大概看出來了，就指了指罐頭問「You want it？」－他也不一定是講這一句啦，因為當時我也聽不太懂他講什麼，反正差不多就是這個意思。比手劃腳溝通以後，那個軍官不但把罐頭拿給我吃，還叫人搬了整箱乾糧出來送我，真的很夠意思。那時候待在美軍陣營里，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看到黑人士兵站哨，真的是全身都黑黑的，只有一嘴牙齒特別白。那個士兵人也很好，請我抽「白吉士」香菸，這種煙當時並不多見，大部份士兵抽的是同公司另外一種牌子的「紅吉士」。

投降之後的第二天，我就被轉送到大邱集中營，整營區里就我所知，只有我一個是台灣人。大邱集中營的物資很不足，吃飯的時候連碗都沒有，就直接拿帽子來裝。一周後轉送到濟州、巨濟兩島的集中營去，那裡孤懸海外，又以兩層樓高的鐵絲網圍住，很難逃脫，所以美軍只有在外駐守，戰俘營內部是交由戰俘們自行管理的。戰俘當中有一部份是跟我一樣，本來是國軍，因為被俘才變成共軍，又被送上朝鮮戰場的，我們就聯合起來成立了反共的地下組織，每個加入的人到在身上刺青以明志。另外也有一批是中共刻意派過來投降做俘虜的人，他們就在集中營里遊說戰俘回中國大陸。

我們這兩派人馬明爭暗鬥，到了一九五一年（民國四十年）年底終於爆發衝突，整個俘虜營都暴動起來。美軍出動坦克將個俘虜營包圍起來，才強壓了這次暴動。不過從此以後我們「反共派」就取得優勢，從地下組織轉為公開的活動。那個時候要是給我們抓到共產黨那邊的人，我們會對他用刑處罰；比如說用木板綁住小腿，再用力向下壓，這招叫做「坐吉普車」；或者直接一點就在他額頭上刺上「反共抗俄」的標語，這樣子他們就沒有辦法回大陸去了。

後來我又被轉送至中立區的板門店俘虜營，在這裡的生活就是白天出公差，晚上從事我們的組織活動。我的語言天份還不錯，用日文拼音很快就學會簡單的英文，所以美國人要找公差都會先來找我，然後跟我說了個數字，這樣我就知道要點多少人頭給他們。做美軍的公差是很受歡迎的事，因為工作時管理很人性化，他們沒有給戰俘上腳鐐防止逃亡，伙食又特別好，可以吃到難得的牛肉罐頭，所以大家都爭著做。不過也沒有人為了出公差特別來賄賂我啦，頂多就是分配到麵包房的公差，會藉職務之便拿回來一些起士、牛奶什麼的，自然會分我一份，這只是代表戰俘之間互相扶持的一種感情而已，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我在戰俘營待了三年，每天早、晚各搬一百個沙包來鍛練身體。一九五四（民國四十三年）年一月二十三日凌晨，戰俘營中的俘虜全部被釋放，其中包括我在內，一萬四千人搭船自基隆上岸，就是後來大家知道的「一·二三自由日」的由來。

我們這些人後來被政府稱為「反共義士」，不過傳聞中說我們都有黃金可領，絕對沒有這種事情，哪有可能？別傻了！我們回來之後就是先安排環島的訪問行程，那時候很多報紙都會對我們進行採訪報導，我都還留著這些剪報。環島的行程才到雲林，我就先被召回國防部去，原來軍方是希望我當代表，到日本出訪，行程一個月。回來以後我們由當時有成立的一個「反共義士輔導委員會」安排，進入林口反共義士戰鬥團訓練，結訓之後編入「心戰總隊」，到金門湖井頭大陸進行播音戰。

一九五五年（民國四十四年）的時候我又隨團出國訪問一次，這次去的地方有香港、泰國、印度、希臘、土耳其、義大利、法國、西班牙、美國、加拿大，最後從阿拉斯加返國。那個同行的翻譯人員就是錢復，後來當過外交部長，不過那時候他還是台大外文系的學生。

一九五七年（民國四十六年），我二十七歲，剛好過了當時規定中軍人可以結婚的年齡，所以正月我就透過媒妁之言和妻子張靜緣結婚，生了二子二女，現在我的長子也踏入軍職，已經當到陸總部的上校科長，在成功嶺服役。

我是一九六三年（民國五十二年）退伍的，退伍前國防部還派了一個中將特別前來訪問，之後一個月大概有幾千塊的補償金，最近已經調到兩萬多了，不過我還是四處找工作，養過豬，沒有讓自己閒著，我對政府所給的待遇覺得很滿足了，沒什麼更特別的要求。倒是我女兒一直說要幫我把一生的故事寫成一本回憶錄，只是到現在還沒有要動筆的跡象。


摘自《博訊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