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betan New Year) - 2007
達蘭薩拉的流亡政府不但是一個民主的政府，而且還是一個廉潔的政府，他所領導下的流亡社區是一個社會低保福利的社區，雖然日子清苦，但吃穿醫療教育無慮，民眾有著高度的道德操守，一心向善慈悲為懷。對於此，凡是到過達蘭薩拉的人都會有深刻的印象。
一、西藏的精神和政治中心達蘭薩拉
二、西藏自治區殖民主義的政府
三、中藏會談和達賴喇嘛的留在中國的大自治
四、在慈悲中堅守獨立自治
「我們都同樣是人類的子孫。我想要快樂，你也想要快樂。有此共識，我們就能建立起互敬和真正的互信，我們就能合作與和諧：有此共識我們就能阻止很多事情的發生。」
達賴喇嘛（宗教價值與人類社會）
（一）西藏的精神和政治中心達蘭薩拉
一九五零年中共入藏後，雖然中共統治了整個西藏，從政治、經濟到宗教文化，但是在藏人心目中的政府，仍然不是西藏自治區政府和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府，而是處在印度北部的一個小山村的達蘭薩拉的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在西藏幾乎所有的寺院和家庭，都公開的和隱匿地供奉著那個流亡在外將近半個世紀的達賴喇嘛的像，達賴喇嘛是他們的永恆不變的天神活佛精神導師。
達蘭薩拉這個昔日不為人知的印度北部山村，由著西藏流亡政府和達賴喇嘛，已經成為一個世界著名的和西藏不可分隔的聖地。自從一九五九年，達賴喇嘛因中共「平叛」和可能遭受的誘捕，帶著政府成員和十萬信眾，翻越雪山來到印度。一九六零年印度政府將達蘭薩拉拿出來作為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地。達蘭薩拉是一個位於印度北部喜馬拉雅山脈延伸出來山坡上的小鎮，這兒的山峰終年積雪，氣候和地貌和西藏相似，又和西藏本土相連，無論從地緣還是氣候來說，都是西藏流亡政府理想的建立點。
西藏流亡政府，是西藏政府的自然延伸，當年達賴喇嘛出逃西藏時，帶出了七十幾名西藏政府成員（嘎廈）可以說是一個完整的政府，具有不可替代的法統，而且它的行政權力和管制權，直接連結著住在印度各藏人定居點，和世界各地大約十幾萬的藏人，以及每年成千上萬穿越雪山長途跋涉來到達蘭薩拉的藏人。這些萊自西藏的藏人，在達蘭薩拉學習朝聖，聽上師講經念佛接受達賴喇嘛的灌頂，然後又回到西藏去，這一切也是至今為止中共政府無法忽視它的存在的原因。
西藏流亡政府在確定達蘭薩拉為所在地後，達賴喇嘛對流亡政府進行了民主改革，他成立一個由民眾代表的委員會，要求民眾從西藏三區各選出三名代表，四大教派各選出一名代表。1960年9月2日，十三名當選的代表集聚達蘭薩拉成立了西藏歷史上的第一個人民議會，時稱「西藏人民代表委員會」。這一天，也就成為法定的「西藏民主節」。西藏民主政府經過幾十年的民主實踐，在二零零一年開始一人一票的直選政府總理，流亡政府稱為內閣部長。桑東仁波切擊敗了包括達賴喇嘛的哥哥在內的四名候先人當選為第一屆民選政府總理。桑東仁波切是一位高僧，他曾擔任過瓦那納斯高級佛學院的院長，也是《西藏流亡憲章》的起草人。桑東仁波切的當選，表明西藏流亡政府已經成為一個高級形式的民主政府。
西藏流亡政府設有：
七部、二署、一委員
宗教與文化事務部
內政部
教育部
財政部
衛生部
安全部
外交與新聞部
選舉事務署
審計署
政府公職人員之選任委員會
西藏政府在流亡到了印度後，已不再是中共所宣稱的那個由貴族和僧侶組成的農奴制的政府，而是一個民主政府。如果說，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的話，那麼西藏流亡政府是中國最早的地區民主政權。在達賴喇嘛的強力推動下，1961年10月10日西藏政府頒布了《西藏民主憲章》徵求意見稿，其中規定根據《憲章》和議會的決定，可以罷免達賴喇嘛的職權，而在這以前達賴喇嘛的職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雖然這個民主憲章，遭到對達賴喇嘛深懷敬意的民眾的強烈反對，但在達賴喇嘛的一再堅持下還是頒布實施。1965年議會又通過決議，宣布收回舊西藏原有的所有封爵。同年並指定了議會的工作章程，由此，西藏人民議會開始走向正規化，使西藏流亡政府成為一個名符其實的，現代意義上的民主化政府。達蘭薩拉的西藏流亡政府，雖然流亡在外，但作為一個民主政府，它在法理上和西藏那個由中共指定人馬，組織起來的「自治區」政府相比更具有合法性。所以儘管中共認為西藏和台灣不同，西藏在自己的手裡，不用怕它跑掉，時間越長對他越有利，而台灣已不在自己的手上，時間長就會自然而然地他離出去。但是，事情並非是中共想像的那樣。
達蘭薩拉和印度其它地方的藏人社區，是一個不斷地獲得來自西藏和世界各地藏人補充的一個社會，每年有數千來自西藏的藏人，不斷地把西藏遭受中共摧殘的信息帶到達蘭薩拉。比如西藏的自然生態環境遭到中共掠奪和污染，西藏的文化遭到中共肢解和變質，西藏的社會遭到中共世俗化的浸淫，對中共的反抗遭到殘酷的鎮壓。由著這些人數眾多的藏人的現身說法，使達蘭薩拉對西藏的情況是感同身受了如指掌。而許多身為中共的藏人幹部，也都是身在漢營心在藏，他們把中共對西藏的政策和計劃，都通過不同的渠道報告給達蘭薩拉政府。比如說強巴赤烈活佛，他已官至西藏自治區政協副主席，全國政協常委，可以說已是中共的達官貴人，但是他的心依然是在達蘭薩拉的達賴喇嘛那裡。中共讓他去尋找班禪的轉世靈童時，他將尋找的每一步情況不是向北京匯報，而是向達蘭薩拉匯報，從而使達賴喇嘛搶先一步在中共之前宣布了班禪的轉世靈童，雖然他為此付出牢獄之災的代價，但是他毫不後悔。他說他必須服從達賴喇嘛的意志，而不是中共的意志。 在藏民和藏族官員把西藏的情況反映到達蘭薩拉的同時，到達蘭薩拉的藏人也把達蘭薩拉的政策和指示帶到西藏執行。比如最近達賴喇嘛在印度時輪金剛灌頂法會上，批評了時下在西藏風行的獸皮毛衣，他表示以前藏人在他們的服飾里用少量的獸皮獸毛作裝飾還不構成大問題，而現在把皮毛做的衣服當作時髦是既庸俗又不合時宜，是違背當今保護野生動物的世界潮流的。達賴喇嘛說：「當今知識發展、經濟發達的時代，藏人的思想和行為卻一步步落後。很多西藏境內的藏人，雖然沒有什麼內在的修養和知識，但卻喜歡腰帶長刀，身上裹著用大量虎豹等珍稀動物的毛皮裝飾的服裝，手、脖子上和頭上戴滿沉重的各種飾品，進行炫耀，並且戴很大的戒指，手指不能活動，如何吃糌粑？這些是一種庸俗、缺乏文化的表現，是藏人的恥辱。在座的境內藏人，在返回西藏時一定要告訴所有藏人說，達賴喇嘛對在西藏買賣和使用動物毛皮的行為感到非常羞恥，藏人也因此背著壞名聲，這是不好的，應該要制止。」達賴喇嘛講話傳到西藏後，據一些藏人網站報導，2006年2月7日，安多、黃南、熱貢地區的農民舉行公開焚燒藏裝鑲飾水獺、狐皮、豹皮等的系列活動，並向在場藏人宣傳他們的發心及緣由。熱貢本地的大學生聯合會和熱貢智源網，也掀起在熱貢地區開展拒穿昂貴皮飾、拒戴昂貴項飾的宣傳活動。在拉薩沖賽康，一位買賣動物皮毛來做藏裝的康巴商人，把他的店鋪中價值五十萬的獺皮、狐皮等當眾焚燒，並發表講話：過去認為金錢是最重要的，如今知道錢並不重要，更重要的是生命。人的生命是寶貴的，其他動物的生命也是珍貴的。很後悔自己過去做了不少不利於其他生命的事情，從此再也不做這類生意。
達賴喇嘛的時輪金剛大法會雖然在印度召開，但根踞藏傳佛教規定，境內的藏人在法會期間只要專心祈禱、遵守戒律，即使不在現場同樣可以獲得殊勝灌頂。因此在中國境內的所有藏區，無數不能當場聆聽達賴喇嘛傳法的藏人，在這個時候都是一心向著印度的達賴喇嘛，他們或以口傳心，以心傳口，也以現代技術，傳送複印件、打電話、發手機簡訊和 Email的方式傳達法會的經文、戒律等等。使法會期間整個藏區的藏人在中共的眼皮子底下，與遠在印度的法會和達賴喇嘛心心相印。使遠在印度的每一次法會都成了藏人的名符其實的「西藏人民代表大會」。由於是心靈的感召，心靈的呼應，使中共對此束手無策。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雖然達賴喇嘛住在達蘭薩拉，但對西藏境內的藏人有著非常強烈的感召力，他們身在中共統治下，聽從的卻是達賴喇嘛和流亡政府發出的指示和政令。由著達賴喇嘛和流亡政府有著如此強大的感召力，如果達賴喇嘛和流亡政府對於中共所持的不是和平的態度，不是對藏人所遭受的痛苦加以安撫寬慰，中共這些年控制西藏也絕不可能象現在這樣平安了。這一點了解西藏實際情況的中共幹部應該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中共還是不斷地指責達賴喇嘛是西藏的亂源，是分裂中國的罪惡魁首。
不過西藏境內的藏人也好，西藏境外的藏人也好，對於中共長久無視達賴喇嘛和流亡政府的和平路線，又屆於西藏無論是在生態和宗教文化社會生活正在被中共改變的嚴峻現實，使他們產生一種時不我待的情緒，如果再這樣無休無止地等待下去，西藏將被中共玩完了，就是共產黨有一天跨台了，西藏也已面目全非，西藏也不再是昔日的西藏。於是，他們就會要求和逼迫達賴喇嘛放棄和平等待的路線，不但要求完全的獨立，而且還會採取暴力行動來達到目的。而一個力量上完全不成對比的鬥爭，弱小的一邊所能做的只有一條，就是恐怖行動。另一方面，流亡政府作為一個民主政府，他必須表達大部分人的願望和要求，當大部分人覺得和平道路走不通時，流亡政府也只有順應民意走暴力道路。就象最近巴勒斯坦在民主選舉中，最為極端的「哈瑪斯」獲得民眾的支持而大勝，組織巴勒斯坦政府一樣。流亡政府也將由激進派來組成。再說目前流亡社區勢力最強的組織，是西藏「青年會」。「青年會」的成員基本上是出逃藏人的第二代，他們在民主的環境中成大，又經過良好的教育，許多成員都是海外一流大學畢業的，有碩士和博士的學歷，他們有強烈的西藏獨立精神。這個「青年會」的綱領就是西藏獨立。不過儘管如此，這個組織的綱領中還有一條，就是服從達賴喇嘛，因為在藏人中無論哪個組織和個人，不管他們的思想如何，都是把達賴喇嘛放在第一位的，是永遠服從達賴喇嘛的。但是達賴喇嘛作為流亡政府和社區民主的創導者，他也必然會尊重民意，尊重流亡藏人的獨立情緒。藏人的獨立情緒也受到許多從其它國家獨立出來成為一個國家的民族那樣的事例所鼓舞。比如在西方政府中最支持西藏獨立的挪威，它就是一個從瑞典獨立出來的小國。由於相似的經歷，使它成為西藏獨立運動中最堅決支持的國家。在達蘭薩拉有一個叫做「挪威自由西藏之聲廣播電台」，從這個有一點拗口的名稱中我們就可以知道，它是一個由挪威支持的電台，這個電台主要向西藏地區廣播。再則「青年會」的成員，他們在自由和民主精神的薰陶下，不象老一輩藏人和來自中國的藏人那樣，對達賴喇嘛頂禮膜拜，雖然他們也非常尊敬達賴喇嘛， 但是他們能夠把對達賴喇嘛的尊敬和自由的信仰區別開來。西藏獨立於否，對他們來說不是達賴喇嘛的個人意志，而是全體藏人的意志。而「青年會」的成員在西藏流亡政府中的人數多達百分之九十，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將成為流亡政府各部位的領導，民間意識就會成為政府的行政行為。而達賴喇嘛早已將權力下放給民主政府，民主政府有權否定他的主張也寫進了憲章中。那時候達蘭薩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將會是一個指揮發動對中共進攻的一個中心，西藏也不會象現在這樣的太平，中共的幹部也不可能在西藏日日歌舞昇平，西藏也不會象中共現在所感到那樣，是實實在在地撐握在他們的手裡，他們將窮於應付每天都有可能出現的襲擊，西藏將有可能成為第二個中東。這並不是一個駭人聽聞的神話，而是在逐漸向西藏逼近的危險。
中共在西藏問題上一直採取的方法是拖延，他們希望達賴喇嘛去世以後，藏民失去了精神領袖，西藏問題就能夠得到解決。但這是中共的一廂情願而已。第一，達賴喇嘛已經將權力都移交給流亡政府，而流亡政府在幾十年中，已經成為一個獨立的民主政府，它完全可以在沒有達賴喇嘛的情況下，領導海內外的藏人。桑東仁波切在當選內閣部長以後表示：流亡政府首腦的直選，從根本上免除了在達賴喇嘛去世以後，在下世達賴喇嘛產生以前的二十餘年的權力真空。民選的流亡政府首腦既具有合法性又具有權威性。而事實上達賴喇嘛現在已很少顧問政事了，一切事務基本由政府說了算。
達賴喇嘛去世問題一直是藏人不願觸及，但又不得不觸及的大問題，達賴喇嘛雖然身體還非常的健康，但畢竟是近七十歲的老人了，他一旦去世，他的轉世就會成為一個令人頭痛的大問題。因此，可以肯定地講，在尋找達賴的轉世靈童問題上，中共一定會尋找確定他的轉世靈童。屆時一定會象班禪轉世一樣鬧出一個雙胞案來。對此，達賴喇嘛也甚感憂慮，他一度曾決定放棄轉世，讓達賴轉世制度從他這裡結束，但他又考慮到藏傳佛教的傳承，考慮到西藏民眾的感情，使他左右為難。最近他表示是否轉世交於藏族民眾來決定，如果要轉世的話，那麼他的轉世靈童一定不在西藏，而在他流亡的印度，因為十五世達賴喇嘛要完成十四世達賴喇嘛在流亡中未竟的事業。雖然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問題得到解決，但一個轉世靈童到能夠坐床聽政至少也要十幾年的時間，在這十幾年的時間內，藏族民眾也極需一個精神上的導師。由於藏民族是一個全民信佛的民族，無論政府作為民選政府有多大的權威性，可以領導他們的塵世俗事，但是他們依然需要一個精神導師，來作為他們的精神依靠，這是作為一個世俗的政府所無法替代的。達賴喇嘛的去世，依然會造成精神權力的真空，不過現在這個真空有了一個很好的替代人，這就是葛瑪巴活佛。葛瑪巴活佛是北京和達賴喇嘛都承認的轉世活佛。噶瑪巴活佛屬於西藏四大教派中、稱為白教的噶舉派，達賴和班禪都屬於俗稱黃教的格魯派。噶舉派是歷史上第一個創立活佛轉世制度的教派，他在西藏佛教中的地位僅次於達賴喇嘛和班禪。而且在歷史上噶舉派還高于格魯派，明朝初期所扶持的就是葛瑪巴活佛所在的白教。公元1406年，永樂皇帝將最尊貴的稱號 「大寶法王」（八思巴即獲此稱號）封給了噶舉派的活佛。永樂皇帝自己也皈依大寶法王。在西藏從世俗角度講，達賴和班禪是藏傳佛教位居第一和第二的大活佛，大寶法王葛瑪巴是位居第三的大活佛。而從佛教宗教教義角度，葛瑪巴是繼釋迦牟尼、彌勒佛之後的又一位未來佛。據說，世尊釋迦牟尼佛在《三摩地王經》中授記並預言：未來在印度的北方，雪域的西藏會出現一位戴黑寶冠的行佛陀事業者，他是過去諸佛、現在佛、未來佛等十方三世諸佛的總集化現，他以「噶瑪巴」這同一名號化現人間利益眾生，他把佛陀的事業一代代地不斷傳承下來，直到未來佛降生。他將在彌勒佛之後成無上正等正覺，為賢劫第六佛，名號——「獅子吼佛」。所以噶瑪巴作為未來佛祖在宗教角度只在達賴喇嘛之上，不在其之下（達賴喇嘛只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所以從佛法的傳承上來講，噶瑪巴作為藏傳佛教的最高上師是有依據的，同時十七世噶瑪巴是中共政府曾協助找到的轉世靈童，並經國務院批准確認的，同樣也為流亡政府所確認。他被確認後雖一直在北京受中共的教育，但是儘管如此，葛瑪巴還是在二零零零年一月他十六歲那年出逃到印度投奔達賴喇嘛。由著他對達賴喇嘛的忠心和智慧，又被達賴喇嘛所器重關愛，他已普遍地被境內外的藏人看作是達賴喇嘛去世後的接班人。而且在達賴喇嘛去世前的那一段時間內，隨著他的年齡增長和閱歷的提高，他的權威還將進一步的提高。這樣，從世事到佛事在達賴喇嘛去世以後西藏都不會出現真空，中共的一廂情願必然無法達到。
一個民族被壓迫得太久，他們的和平願望又長久地被拒絕的情況下，要他們不產生獨立的思想是十分地困難的。在達蘭薩拉有一句廣為傳播的嬉說：「在達蘭薩拉只有一個人不贊成西藏獨立，這個人就是達賴喇嘛。」從中我們也可以體會到達蘭薩拉的流亡藏民，他們的民主意識，已到了可以和自己最為敬愛的至高無上的神聖的導師開玩笑的地步了。他們如何還能接受中共的一黨專制主義的統治。
達蘭薩拉的流亡政府不但是一個民主的政府，而且還是一個廉潔的政府，他所領導下的流亡社區是一個社會低保福利的社區，雖然日子清苦，但吃穿醫療教育無慮，民眾有著高度的道德操守，一心向善慈悲為懷。對於此，凡是到過達蘭薩拉的人都會有深刻的印象。
如果我們將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作一個道德指數的評分，相信西藏流亡政府所屬的藏區應該是最高的，在西藏社區雖然論生活條件還相當的差，甚至有不少的乞丐，但幾乎沒有偷搶和其它刑事案件。在達蘭薩拉街頭所擺的小攤，晚上是不收回去的，蔬菜水果用布蓋一下也不是防賊，而是防野狗，設在達蘭薩拉的法庭，幾年中只審過一次案子。流亡政府十分重視教育，西藏難民剛到印度時，尼赫魯讓西藏難民到印度學校就讀，當時達賴喇嘛考慮到保存西藏文化的重要性，而謝絕了尼赫魯的好意，而建立起自己的學校，除學習英語以外也學習藏族文化，幾十年發展下來，流亡社區的教育已建立起除大學以外的教育體系，所有在校的學生，無論是本地還是從西藏逃亡過來的，全部不用學費實行義務教育制，學生不但不用付一分錢的學費，而且所有的生活費也全部由政府開支，一個學生一個月大約要化費政府二千盧比，另外還發給學生一百元的零化錢，而老師的薪資只有三四千盧比一個月，而且許多老師特別是外籍老師都是義務教學。醫療保健上流亡社區雖然還沒有實行全面的免費醫療制度，但是衛生部規定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和新近流亡到流亡社區的藏人都能享受免費醫療，僧侶和學生只收半價。而且醫院的分布也十分地均稱，並不是都集中在達蘭薩拉，流亡社區共有八所大型西醫院四十一個分院和六十八所門診醫院，共一百十七個醫療單位。在實行教育免費和醫療基本免費的情況下，流亡政府官員的生活卻是十分地艱苦，他們不論官級大小，工資一個月基本都在一百美元左右，住房條件遠遠沒有學校教師來得好，而政府官員有很大一部分畢業於印度和美國名牌大學，但他們都放棄了海外優厚的薪金，回來參加流亡政府工作為藏民服務。
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是一個民主的政府，它所領導下的流亡社區，是一個有著社會福利和保障的社區，他們沐浴在達賴喇嘛的慈恩的陽光下，等待著有一天回到他們念茲在茲的西藏。
二、西藏自治區殖民主義的政府
我們現在所說的西藏自治區，已經不是實際意義上的西藏了，真正意義上的西藏在藏人眼中的西藏是大西藏，包括部分四川、雲南、青海、甘肅等地。中共在漢化西藏，分而治之的政策下，繼承了國民黨時期對西藏的劃分，並將衛藏和康區的部分土地建立起「西藏自治區政府」將其分屬在各省，成立藏族自治洲。應該說現時的西藏是一個支離破碎的西藏。西藏只是一個行政區，實際的西藏應該是所有藏人生活的藏區。
中共的西藏自治區成立以來基本上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民主革命」時期，第二階段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第三個階段為「撥亂反正」時期，第四階段是現在的「改革開放時期」，基本上和中國的其它地區相同。
中共是一九五零年十月七日由十八軍副政委王其美任司令員兼政委，陳競波任參謀長的選遣部隊四萬餘人，分八路向西藏進軍的，他們向西康首府昌都發起只有八千餘人的西藏軍的攻擊，他們打死了一半以上的藏族軍後，占領了昌都，抓獲了後來成為中共政協副主席的阿沛阿旺晉美。在昌都被中共占領後，「西藏大會」召開了緊急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決定了由十四世達賴喇嘛擔負西藏的政教領袖，並由西藏外交部發表正式聲明，向全世界昭示，西藏民眾將以達賴喇嘛為首抵制中共對西藏的侵略，呼籲世界各國以和平的手段制裁中共對西藏的侵略，但是剛成立不久的聯合國根本無暇顧及中共對西藏的入侵，西藏政府意識到沒有國際社會的支持，西藏是不可能和中共大軍相對抗的，在形勢的逼迫下西藏政府只得派已在中共手中的阿沛阿旺晉美為首的五人代表團和中共會談，但是沒有給於阿沛阿旺晉美全權代表的資格，所有事宜都必須向西藏政府請示。但是在中共代表李維漢、 張經武的威逼恐嚇下，阿沛阿旺晉美在沒有向西藏政府匯報下與中共簽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只就是後來所稱的十七條。雖然阿沛阿旺晉美在簽字中強調，這只是他個人的簽字，而不是代表達賴喇嘛和西藏政府，但是對中共來說，這種強調根本沒有任何意義。他們立即宣布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已經達成了和平協議。西藏政府和達賴喇嘛得知這一消息後，立即否認其協約的合法性，是一份未經西藏政府和達賴喇嘛認同的非法文件。「十七條」雖然是一份在威逼下和未經最高權力認可的文件，但十七條 「給於中國軍隊進入西藏的權利和中國負責西藏外交事務的權利，但也規定了中國不變更西藏原有的政治制度，保證對達賴喇嘛和班禪固有的地位以及職權維持不變，對於西藏人民給於區域自治的權利和宗教信仰自由，尊重西藏的風俗習慣，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不採取強制手段，而是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後解決。」「十七條」其內容比起後來中共在西藏所實行的統治來說是相當的溫和，也許當時中共剛取得全國政權不久，處在於日中天時期，因此，還有這樣的一點雅量，但中共後來根本沒有實現在十七條中對西藏的任何承諾。
十七條簽訂以後，以達賴喇嘛為首的西藏政府還希望中共能認識到，這十七條由於沒有受到西藏最高當局的認可，是一個無效文件，還須坐下來重新認正，但是後來的情況的發展已沒有了可能，中共的軍隊很快地占領了整個西藏，首都拉薩也在他們的掌控之中。於此同時，西藏也出現了全面的反抗運動，拉薩舉行了全民抗議中共入侵西藏大會，並以大會的名義要求中共退出拉薩。而中共面對反抗運動進行了血腥的鎮壓。為了使藏人的血不要再流下去，達賴喇嘛答應了中共讓他當一個沒有權力的「西藏自治區籌委會主任」並前往北京。當時還處在少年時期的達賴喇嘛親身感受到了毛澤東的暴戾。在到北京後達賴喇嘛處在有可能被中共軟禁北京的危險之中，這時有了一個很好的機會，印度總理尼赫魯邀請達賴喇嘛前往印度參加釋加牟尼圓寂二千五百周年紀念活動。從而使達賴喇嘛逃出了北京的控制。達賴本想就此流亡印度，但是因當時到印度訪問的周恩來再三向印度保證改變西藏的狀況，於是達賴相信了周的保證回到了西藏。由於周的保證使西藏的狀況一度得到緩和，但沒有多長時間，中共對西藏開展了所謂的民主改革的社會主義運動，使西藏和中國的內地省份一樣。以中共的說法是使處在農奴制社會的西藏，一步躍到了社會主義。
在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中，大批西藏以前的政府官員和僧侶貴族被召去開會而失蹤。當時達賴喇嘛受到中共拉薩軍營的邀請參加一個文藝晚會，民眾由於擔心達賴喇嘛被誘捕，於是將布達拉宮包圍起來，不讓達賴喇嘛去參加這個晚會。達賴喇嘛和嘎廈政府也預感到可能要出事。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達賴喇嘛決定帶領嘎廈政府出逃西藏，到印度建立流亡政府。在達賴喇嘛和嘎廈政府到達印度後，也有近十萬西藏民眾到達了印度。從此，達賴喇嘛嘎廈政府和部分民眾，開始了長達將近半個世紀的流亡生活。而在半個世紀的流亡生活中，達賴喇嘛把西藏的佛教思想，從雪域高原帶向了世界，而他自己也成為一個家喻戶曉的人物，成為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
中共在西藏實行所謂的民主改革，就象破壞了中國原有的鄉村經濟和城市資本主義經濟結構那樣，也徹底的破壞了西藏原有的政教合一，經濟相對平等，以神主導的社會。建立起一個與原有社會完全格格不入的，從蘇聯照搬過來的取消私有制社會主義社會，一個以共產黨說了算的專制社會。與西藏原有的社會相比，無論是物質生活還是社會制度，不是前進了而是倒退了。
有關原有的西藏中共的說法是：「舊西藏的封建農奴制度，嚴重束縛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使西藏經濟長期處於極其落後的狀態。農業生產基本上是使用「二牛抬槓」的木犁耕地，氂牛踩場脫粒，在少數地方，還保持著「刀耕火種」、「燒荒肥田」的原始耕作方式。 1952年，西藏畝產糧食平均只有80公斤(15畝為一公頃)，人均占有糧食125公斤。牧業基本上是靠天養畜，自然災害經常造成牲畜大批死亡，1952 年全區牲畜總頭數僅為974萬頭(只)。舊西藏的民族手工業也十分落後，現代工業更是一片空白。舊西藏交通險阻，行路艱辛，貸物運輸、郵件傳遞全靠人背畜馱。橫貫西藏的雅魯藏布江上，只有明朝時殘留下來的幾條鐵索橋，沒有一座能通車的橋樑。英國人送給達賴喇嘛的汽車，由於沒有公路，只能將汽車拆了用牲畜馱到拉薩。能源狀況落後，至1950年解放前夕，僅有一座125千瓦的水電站斷續供電。經濟的落後和農奴主的殘酷剝削，使人民群眾處於極端貧窮和悲慘的生活境地。僅就首府拉薩來說，民主改革前城區只有兩萬多人，城周圍住在破爛帳篷里的貧民和乞丐就近千戶。監獄不供犯人伙食，戴著手銬、木枷的「囚犯」沿街乞討。無家可歸者凍餓倒斃街頭的悽慘情景處處可見。」 （摘自《西藏的主權歸屬與人權狀況》）。用西藏自治區主席列確的話來說：民主改革廢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廢除了生產資料的封建農奴主所有制，西藏從封建農奴制社會一躍進入社會主義。百萬翻身農奴當家做了國家和社會的主人，擁有了對土地、草場、牲畜等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極大地煥發了生產的積極性。所以，民主改革40年來西藏最大的變化是，西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從而解放了生產力、發展了生產力，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在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西藏人民擁有了生存權，擁有了廣泛的發展權。然而這裡除了他所說的中共破壞了原有的西藏制度以外其它全是謊言。
西藏流亡政府的文庫中所記載的中共入藏前的西藏，和列確所說的完全不同：「過去的西藏社會，它的制度的寬鬆可以和當時亞洲地區相妣美，它的轉世制度非血緣世襲，不僅如此，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和歷代許多達賴都降生在農民和偏僻鄉村的一般平民家庭，達賴下面的僧俗等行政官員，俗官大部分雖產生於世襲家庭，但是職務不是世襲制，僧侶行政官員則大部分來自社會的多個階層。同樣在西藏寺院的制度中，也給人民以平等發展的機會，任何一名兒童都有入寺為僧的權利。在各寺院中擁有最高權利者大多數都是來自一般平民家庭。」從經濟上來說：「檔珠曲忠是西藏最貧窮的人家中的一個，她說；我是中共所說的農奴家庭，我家的六口人，擁有圍牆院落的二層樓房，樓下是關畜牲的，有四條牛，二十七隻羊，二匹騾子，還有四畝半農田，家人在吃穿上沒有任何困難，同樣當時在我們那個地區連個乞丐都沒有」然而目前西藏僅拉薩就有乞丐近萬人。「最近流亡到達蘭薩拉的一位西藏人指證；在西藏藏人乞丐人數每年不斷增長。近幾年在拉薩八廓街就至少有六十餘名乞丐長年行乞。到了薩嘎達瓦等宗教節日，在拉薩行乞的超過一萬人，擠滿了八廓街。 」西藏倒底在「民主改革」以後生活狀況如何，我們從時任中國人大副委員長的班禪額爾德尼卻吉堅贊給中共中央的「七萬言書」最能夠清楚地了解到實況。他在「七萬言書」中說道：「藏族地區由於多種原因掀起的叛亂，在其平息時農牧業生產遭受很大的損失，不言而寓給群眾生活造成了困難，有些地方把大多數有勞動力的男人逮捕關押，因而使勞動力嚴重減少，所剩下的婦女老人和小孩，也由於親人被捕關押極其焦心而無法心情舒暢地搞好生產。在人民公社運動中，所有的私有產品都變為公有，使藏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嚴重傷害。班禪指出：當時民眾說人民公社每個人只剩下一身衣，一床被褥，一碗一筷三樣私有產品。當時廣大勞動民眾，每人每月只有十斤左右的口糧，有些地方還不到這樣的數。由於口糧極少以最低限度的生活也不能勉強吃飽，只能拿牛、馬飼料食來吃，最後樹葉、樹皮、草根、草籽也拿來吃。因為體弱一些小感冒和小傳染病就會引發大批的死亡，有一些是全家都死光。班禪還激動地說到他回西藏時那些遭受苦難的藏民攔著他長跪不起，流淚向他哀呼：「勿使眾生飢餓，勿使佛教滅亡，勿使我雪域之人滅亡。」班禪的「七萬言書」可以說是對中共西藏民主改革，使百萬農奴翻身得解放，過上幸福生活的最好駁斥。九二年流亡到印度的僧人巴丹加措說：「中共統治西藏三十三年，使西藏的富人變成了窮人，卻沒有使西藏的窮人變成了富人」。他的話可以說一語擊中了中共的謊言。
從五九年開始的西藏「民主改革」，是對西藏社會的結構性的改變，也是對西藏地域行政區進行重新劃分，使原有的西藏變成四分五裂的西藏，使西藏處在中共的分而制治的狀態之下，並培養出一批漢化的藏族幹部，協助他們治理西藏。中共在西藏除派大量的軍隊駐守以外，還派了大量的漢人移民到西藏，以此改變西藏的人口成份。於此同時中共還創作出大量的文藝作品，來歌頌西藏所謂的民主改革，欺騙漢族人民，把西藏描繪成一個野蠻的奴隸社會，是解放軍拯救了西藏人民。電影「農奴」中殘酷的奴隸主挖掉了奴隸強巴的眼睛成為家喻戶曉的經典故事，使對西藏過去一無所知的大多數漢族人信以為真。還有一系例的頌歌，如表達農奴翻身得解放的「翻身農奴把歌唱」，歌頌新西藏的「逛新城」都成了漢族人隨口而唱的歌曲。
文革以後，中共開始撥亂反正，1980年時任總書記的胡耀邦到西藏視察，在德國的藏人聯合會的策旺諾布表示，當時胡耀邦看到劫難之後的西藏感到頗為震驚。「胡耀邦當時痛心地發現，1980年的西藏，藏人的生活水平竟還不如1950年失去獨立地位前的西藏。」胡耀邦在公開場合向藏人表示道歉，他承諾藏人將在政治、文化和宗教領域獲得更多的自治權利。在這種緩和的大氣氛下，西藏流亡政府特使曾多次應邀前往北京，進行非正式會談。1981年，胡耀邦提出的一份西藏問題五點建議中，甚至談及達賴喇嘛的回歸問題。然而由於胡耀邦受到作為一個共產黨人的局限，他所談及的達賴喇嘛的回歸不是回拉薩，而是回北京。把藏人心中的神囚禁在漢人的京城，對於藏人來說，是比流亡在印度不能回來，更不能接受的事。西藏流亡政府當然拒絕了這個條件。但是胡仍然不失為一個中共黨內對藏民族最有同情心的領導人。胡耀邦在西藏考察期間，在向西藏人民承認了極左路線嚴重破壞了黨的少數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統一戰線政策等，給藏族人民帶來了許多苦難。同時，也決定採取措施改變西藏的現狀，發展西藏的經濟。
齊魯的「胡耀邦傳奇」一書中講到：胡耀邦專門召開了自治區幹部大會，在會上作了長篇講話，提出「為了實現建設一個團結、富裕、文明的新西藏這個總目標」，應該做好六件大事。在這一對西藏發展具有重大意義的講話中，明確要在兩三年內扭轉西藏貧困的局面，五年到六年超過西藏歷史上最好的生活水平，十年要使西藏有比較大的發展，群眾生活水平有大幅度的提高。胡耀邦時代確實給西藏帶來了一希望，但是隨著胡的去世，胡對西藏提出的目標大部分沒有實現，但西藏的經濟倒是確實發展了。《西藏的民族區域自治》白皮書中說：「國家對西藏的發展在資金、技術和人才上給予了特殊的支持。１９８４年至１９９４年，國家投資、全國９省市援建西藏４３項工程，總投資達４．８億元。１９９４年至２００１年，中央又直接投資建設了６２項工程，總投資達４８．６億元，１５個對口支援省和中央各部委無償援建７１６個項目，資金投入達３１．６億元。２００１年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決定進一步加大對西藏發展的扶持力度，在國家第十個五年計劃期間由中央政府投資３１２億元，建設１１７個項目，並給予財政補助３７９億元。全國各地支援西藏建設項目７１個，資金投入１０．６２億元。據統計，西藏自治區成立以來的近４０年間，西藏財政支出共計８７５．８６億元，其中的９４．９％來自中央補貼。近１０年來，共計選派各級援藏幹部２０００多人，援助資金及物資１０１．６６億元（不含中央同期的１１７個援建項目的資金）。中央政府和全國各地的支援極大地改善了西藏的生產和生活條件，促進了西藏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雖然中共的統計數歷來含有大量的水份，但是從有水份的資料和到過西藏的人所帶來的信息可以看出西藏的經濟確實是得到大幅度的發展，但是這些經濟上的發展和內地的發展一樣，並不是平均地讓大部分人得到好處，改善了普通民眾的生活，而是將好處集中在一小部分人的身上。如王力雄先生統計，以1997年算北京給藏族人的錢平均每人每年達1410元，也就是說藏族人什麼也不做，就比內地許多省份的老百姓的平均收入要高出許多。從1994年至2004年，中央政府對西藏直接投資加大達504．41億元。統戰部副部長朱維群說，「十五」期間，中央對西藏的建設項目投資、財政補貼和全國各地對西藏的援助，總額超過722億元人民幣。
中共在西藏的投資項目據統戰部統計，僅第三次西藏工作會議後，就有62項國家投資的建設項目和716個全國援建的項目，但這些投入所建立起來的許多東西，並不是藏人所需要的，比如說湖南援藏是一尊12米高的毛澤東像，這不但不是對西藏的支持，而是對西藏民眾的極大侮辱。再比如西藏十大建築之一的體育館，藏人的體育活動根本不在體育館內進行。還有高爾夫球場等和藏人無關的建設。而且那些建築起來的西式高樓完全和西藏的文化傳統不符，改變了西藏原有的建築風貌。目前的西藏首府拉薩，已經是一個相當內地化的一個城市，大量的現代化建築。到西藏去的記者說，在拉薩街頭要拍一張具有西藏風貌的照片，已經很難找到一個角度了。大量的漢族移民，大量的娛樂設施，酒吧、卡拉OK、妓院充斥拉薩的街頭，更為離譜的是竟然在布達拉宮前面進行色情性的時裝秀這樣的東西
。世俗化的浪潮甚至連西藏的佛門靜地都不能倖免，佛寺成了中共賺錢的地方，要買高價門票才能入內，如最著名的大昭寺歷來是藏人拜佛見神的地方，有許多人千里超超，千辛萬苦磕著長跪來到這裡，但他們卻因沒錢買那張七十元的高價門票而不得入內，這實在是對普渡眾生佛的最大褻瀆，是莫大的罪過。
中共這些年對西藏的投入雖然是事實，但是除一小部分受益者以外，藏人並不滿意中共對西藏的投入。因為大部分人從經濟上得到的好處是極其有限的，再說中共在經濟上給於藏人援助的同時，卻摧毀著他們的精神生活，文革後西藏的佛寺重建和恢復了不少，但是基本上成了旅遊景點，而不是宗教場所，藏人的信仰自由依然得到壓制。
中共對西藏的建設，說得好聽是建設，說得難聽是破壞。不但如前所述是對文化和社會的破壞，也是對環境的破壞。西藏的經濟發展造成了環境的破壞狀況十分嚴重，據西藏流亡政府有關專家研究發現，西藏生態環境遭受嚴重破壞的主要原因是，中共五十年來對西藏礦藏資源的瘋狂開採和大量中國人移民到藏，使西藏脆弱的生態功能失調所制。西藏本有四千多個湖泊現在乾涸了一半，著名的安多青海湖水位每年持續下降、青海湟魚大量死亡、草原沙漠化、大面積的森林砍伐等等都使西藏的環境遭受了嚴重的破壞。據統計從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八五年間，僅從所謂阿垻藏族自治州運往中國內地的木材就可以環繞地球十三圈。礦藏的開採也導致環境的嚴重破壞，據統計，僅尼瑪縣金礦開採以來，已破壞優質草場47025畝，因開採車輛壓壞的草場25500畝。最近中共有關報導，在「十一五」計劃中，格爾木市可能成為中國西北最大的鐵礦和多金屬採選礦基地。格爾木地區發現的金屬礦種有55種，占全省已發現125種礦產的44%，占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已發現86種礦產的64%，其中，已經探明的鐵礦床資源占全省已探明資源量的50%以上。據悉，格爾木地區的鐵礦潛在價值有47億元。另外，格爾木地區探明發現的銅、鉛、鋅、金、銻等資源的儲量也非常可觀。已經開鑽開採的格爾木慶華礦業公司肯德可克鐵礦是格爾木市，2005年引進的一個最大的多金屬礦產資源開發項目。這個項目於2005年8月份開工建設，一期工程投資6.8億元，每年可開採鐵礦250萬噸，二期工程計劃在2008年動工建設，最終年產量將達到500萬噸，加上年產數10萬噸鋅、鉛、銅產量的生產規模，在西北沒有一個地區能和格爾木相比。可見西藏已進入一個深入的全面開採期。最近即將全面通車的青藏鐵路，對西藏的自然資源的開採將會進一步地加強，它所帶來的生態破壞將難以低估。中共這些年來雖然對西藏有著大量的援助，但在援助的同時，又帶走了西藏多少資源和毀壞了多少生態，則是一個無法估計的數字。
自然的破壞對於西藏人來說還不僅僅只是一個生態的問題，而是一個民族之魂所遭受的戮害，對藏族人來說，萬物有魂萬物有神、山水草木動物皆是神，而這些神都是西藏民族的保護之神，人一旦弄髒或破壞了它物，人就失去了保護，並會受到威脅和死亡。這種自然之神的思想是西藏文化的一個重要部分。所以無論因破壞自然生態帶來多少經濟上的利益，對於自視來世而不是現世的藏人來說，不但不是利益而是如同漢族人掘祖墳那樣的天滅之災。當然對藏族人來說最戮心的，還是對他們的信仰摧殘。
從１９５１年中共軍隊進藏所謂的「西藏和平解放」到１９５９年西藏所謂的民主改革前，西藏實行政教合一的制度，藏傳佛教是藏人的精神生活支柱，西藏的僧侶是西藏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主要階層。以中共馬列主義唯物論思想來看，這是一種不符合唯物主義的神權體制，從而開始了摧毀藏族的社會政治文化信仰體制的民主改革。據統計，西藏「民主改革」前，西藏自治區境內共有２７１１座藏傳佛教各宗派寺院，１１４１０３名僧尼，其中上層活佛約４０００人，僧尼總數約占西藏總人口的１０％。其他藏區僧尼人數比例與此大致相當，如：青海省境內共有７２２座寺院，約５７６４７名僧尼，其中活佛約１２４０人；四川省境內共有７４７座寺院，約９３７００名僧尼；甘肅省境內共有３６９座寺院，約１６９００名僧尼，其中活佛３１０人；雲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境內有２４座寺院，３２３３名僧尼，其中活佛３４人。這裡還沒有統計內蒙、新疆以及內地的藏傳佛教寺院及僧尼數。藏族地區４５７３座寺院中的僧尼人數多達２８５５８３人，經過六年的時間根據１９６５年的統計只剩下５５３座寺院，６９１３名僧尼。（統計數來自尕藏加的《中國西藏基本情況叢書—西藏宗教》）
中共在摧毀寺院的同時，還對僧人進行肉體和心靈的摧殘，強迫他們政治學習，強迫他們互相揭發，強迫他們毀壞達賴喇嘛，甚至強迫尼姑和尚進行性交。對於那些稍有不滿的僧人，即牢刑待候，被關被殺的僧人不計其數，其行為可以說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最近出版的「劫殺」一書，作者唯色不但訪問了七十多名遭受迫害的藏人，還整理發表了她父親在文革中利用軍人的身份拍下的近三百張有關文革中西藏遭受劫殺（劫殺是藏文革命二字的發音）的照片。對於相信來世的僧人來說，中共對他們心靈的摧殘要遠遠大於肉體的摧殘，《雪山下的火焰》作者班旦加措說道：我在監獄裡三十三年所遭受的痛苦，不是飢餓，不是腳鐐手銬，不是毒打，不是警棍電擊，而是出賣和揭發別人的拆磨。黨要大家表忠誠，要求每個人檢舉他人，這就造成有些人對難友上線上網的指控，和子虛鳥有的誣陷，我最怕這種批鬥和懲獎大會，說了假話害人，不說假話害已。但是一開始害人，害了一個就會再去害一百個，精神墮落了。挨打是可怕的，但是一個人的肉身打傷了還能痊癒，精神一旦失落了，就永遠失落了。所以雖然佛教不能殺生，但我還是選擇了自殺，我想這樣至少可做到不出賣人了。在西藏要做一個真正的僧人，就會成為一個政治犯，他們要麼被趕出寺院 ，要麼就進監獄，那些現在還在寺院做僧人的藏人，不是出賣了自己的良心，就是在佛面前，在良心和罪惡之間飽受煎熬拆磨的痛苦之人。
中共對西藏僧人監管在胡耀邦時期得到了緩和，也是中共對藏歷史上最寬鬆的時期，但好景不長，八九年十世班禪喇嘛在視察文革給西藏造成的災情時，在他的駐地日喀則突然病逝，因為死得很突然，西藏人心震動，傳聞四起（甚至有說班禪喇嘛是被陪同他返日喀則的胡錦濤下令毒死的），三月五日拉薩爆發了自一九五七年以來最大規模的流血衝突，騷亂持續了兩日，胡錦濤為此大開殺戒頭戴鋼盔在拉薩街頭指揮戒嚴部隊。這次鎮壓是由大昭寺升起一面雪山獅子旗所引起的，當這面雪山獅子旗升起以後，藏人就圍在大昭寺不肯回去，當幾十名僧尼走出大昭寺時，外面的群眾就和她們一起湧上了大街，形成了一支抗議的隊伍，他們高聲呼喊著口號：「堅決要求嚴懲迫害宗教人士的兇手！」「處死殺害藏人的武警！」。對此中央認定是西藏要求獨立的先兆，決定進行鎮壓。但是當時的地方幹部和公安對此有保留意見，他們覺得如果一旦進行鎮壓，以後漢藏關係緊張，倒霉的是他們。
八九年的西藏暴動鎮壓行動是由武警執行的，鎮壓的過程極其殘酷，現代化武裝的軍人，對付赤手空拳的僧尼和市民，在街巷中的僧尼和市民，幾乎是象靶子一樣地被武警射擊，在挨家挨戶的搜查中，還打死了不少無辜的市民。在血腥鎮壓後的三月十一日，自治區公安廳和西藏軍區聯合向自治區黨委報告了自三月五日以來市民的傷亡及被押人數：「截止三月十日，拉薩市民共有三百八十七人在騷亂中喪生，其中多數是被槍彈擊斃致死的。七百二十一人在騷亂中受傷，其中傷勢較嚴重者一百二十六人。三百五十四人失蹤。兩千一百多人被捕或在押。宗教界人士八十二人死亡，三十七人受傷，一百多人失蹤，六百五十人左右被捕或在押。外地藏人死傷數正在統計中。武警方面到昨日（三月十日）已向公安廳、局系統移交了一千二百三十六名被捕人犯，其他人犯仍在武警處關押-----」
「八九」抗暴運動主要成員都是僧尼，僧尼可以說是藏族的知識份子，是藏人精神上的載負者。在這以後，中共對僧人的監管更趨嚴密和殘暴，不但嚴格控制僧侶人數，更要僧人學習中共發的「新戒律」，而且必須表示與達賴決絕，要承認西藏自古就屬於中國，只有通過學習的僧人才發給證書才能呆在寺院裡當僧人，至使那些不肯違背良心，受不了羞辱的僧人難以呆在寺院裡繼續為僧。在中共僧人「新戒律」下，僅桑東巴日寺就有二百多名僧人被趕出寺院，只留下了十二人。而留下來的僧人，除出成為已是旅遊景點的寺院中的點綴以外，他們又能做什麼呢？他們只能是寺院中換香添油，打掃衛生的世俗工作人員。
中共對藏人鎮壓也好，收買也好，除極少數以外，無論如何是改變不了他們的心的，就是那些已被中共封了官，成為中共統治西藏的既得利益者，他們的心裡依然不是中共而是達賴喇嘛，可以說是身在漢營心在藏。在西藏作家唯色的筆下有一位退了休的藏族官員，在退休後立即奔赴達蘭薩拉去覲見達賴喇嘛，唯色在訪問這位老人時是這樣描寫的：「一間不算寬敞、也不華麗但灑滿金色光線的屋子裡，他和江央班登神態謙恭地候於兩側，而被擁於中間的，正是所有虔誠的藏人最熟悉、最親切、最渴望的人——達賴喇嘛。這照片是１９９９年３月拍的。是我見到的達賴喇嘛最近的照片。他真的老了，他已經老了，老得太快了。當我聲音哽咽地說出這句話的時候，我看丹增皺紋密布的眼裡也含著淚水。他嘆了口氣說，江央班登哭得可厲害了，我從來沒有看見過我的兒子這麼哭過。然後丹增又笑著說，『袞頓』很喜歡江央班登，你看，他還捏著他的耳朵呢。可不，照片上，衰老的笑呵呵的達賴喇嘛一隻手挽著丹增，一隻手正捏著江央班登的大耳朵，在他的身後，是一個金光閃閃的形狀優美的獎盃——諾貝爾和平獎獎盃。」從唯色的筆下我們可以看到，西藏的現實是共產黨無論給藏人多少好處，他們都不會忠於共產黨的，他們忠於的只有流淌在他們血液中的，對達賴喇嘛的忠誠。對此，作為無神論的被欲魔纏繞的共產黨人是無論如何也理解不了的。他們理解不了藏人，又如何統治得了藏人，槍口下的統治換來的只能是口服心不服，甚至是心不服口也不服。這就是中共統治西藏近五十年的現狀。
三、中共和西藏流亡政府的會談和達賴喇嘛的留在中國的西藏大自治
中國大陸作者王力雄先生曾經對西藏問題說過一句非常精湛的話：「達賴喇嘛是解決西藏問題的鑰匙。」因為達賴喇嘛是西藏的靈魂。達賴喇嘛憑著他的慈悲，憑著他的睿智和博大的胸懷，成為當今世界無可爭議的宗教思想大師，在物質文明高度發展，但又是暴力、犯罪、戰爭、災難等可怕的事無時不在的今天，他提出了慈悲是世界和平的基礎的觀點。也基於這樣的觀點，他對西藏問題多次在不同的國際場合，包括美國總統在內的各國國家元首面前，明確地表示：西藏追求的不是獨立，而是名符其實的高度自治，以及希望北京當局同意以「一國兩制」作為西藏自治的基礎，並就有關自治問題與北京當局展開談判 。但是，中共對此完全不予理會。仍然一如既往地通過各種形式，顛倒黑白指責達賴喇嘛是西藏獨立的罪魁禍首，歪曲達賴所提的「一國兩制」是企圖恢復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全然不顧西藏流亡政府已是一個高度民主的政府，這樣一個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實。為此，達賴喇嘛在與柯林頓會談時再三表示，他將尋求與中共間的互信以獲得西藏的自治，他與中共最大的障礙在於北京領導人對他的懷疑，他與中共之間最重要的是建立互信，問題就能解決，因此，在某些時候我們需要更大的耐心。在今年藏人1957年反抗北京統治的暴動47周年大會上，達賴喇嘛又再次發表聲明，表示他將繼續努力爭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框架之內解決西藏問題。並呼籲中國建立一個更開放的社會，實行新聞出版自由和政治透明。同時也表示他有意願到具有悠久的佛教傳統的中國朝聖，並親眼看看中華人民共和國發生的變革和發展。 但是對於達賴喇嘛出自心肺的真誠聲明和出自一個佛陀的善意，中共始終不為所動。
達賴喇嘛所提出的西藏自治，曾經和中共的西藏政策有過一次機緣，那是在文革結束，鄧小平主持中共政權以後的一九七九年。當時鄧小平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我們和西藏流亡政府除出獨立以外什麼都可以談」的方針。並計劃讓流亡政府組織六次訪問團，讓流亡政府了解今日西藏實況，作為談判的基礎。但是中共沒有想到的是，一九七九年正是中共對西藏進行空前大劫難剛剛結束之時，當西藏代表團到達西藏進行考察時，所看到的是一個劫後餘生、滿目瘡痍的西藏。幾乎所有的寺院佛塔都成了斷垣殘壁，詩文經典也都成了殘紙斷章，老百姓的家庭是人亡家破，生活形同乞丐，他們在流亡政府代表面前長跪不起，痛陣中共的暴行。面對鄉土，面對同胞，代表團的成員淚流滿面，群情激奮，他們無法克制自己的情感，與自己的同胞一起沉浸在痛苦和憤怒之中。他們將所見所聞拍成錄影帶，帶回到印度，向流亡政府和流亡藏人匯報。隨同流亡政府考察的中共官員，面對藏人訴苦申冤對中共的仇恨，面對藏人對達賴喇嘛虔誠的頂禮膜拜的巨大場面時，使他們感到大為震驚。當第二批代表團到達西藏時，群情更為激奮，中共意識到自己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藏人和漢人在對待共產黨的態度上是絕然不同的，當文革結束鄧小平撥亂反正後，迎來的是漢民眾對黨的感激之情，那些被勞改二十年的右派更是以「母親錯打了兒子，兒子怎麼能記母親的仇」來表達他們的感情。中國的老百姓只要共產黨對他們稍微好一點，他們就會感激不盡，昔日所有的苦難無論是殺父之仇還是奪妻之恨都會淡忘。但是藏人不同，他們是另一個民族，共產黨對藏人的洗劫和迫害，是民族仇恨。當中共意識到這一點以後，立即以西藏代表團挑撥群眾、破壞祖國統一為名在半途中將其趕回印度。代表團回印度後，即將所收集到的資料向國際社會申訴，中共在西藏所犯下的種族滅絕罪，激起了國際社會的公憤。至此，中共感覺到自己是弄巧成拙，於是切斷了與西藏流亡政府的勾通，從此再也不相信流亡政府。無論流亡政府多麼希望與中共重回談判桌，但是中共一直不予理睬，一九八九年的西藏抗暴運動，又加深了中共對西藏流亡政府的敵對情緒。這樣的對立情緒一直到二零零二年才發生了變化。
在中共與西藏流亡政府採取完全敵對的時期，卻是西藏流亡政府得到國際社會巨大關注時期，大批的國際民間和政府組織，訪問設在印度達蘭薩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和他們的社區，歐洲議會還通過成立了一個有關西藏問題的協調小組，這個小組這些年來對促使中共改善西藏的人權，和雙方的會談上起到很大的作用。目前，在三十多個國家的議會中設有支持西藏的組織，有些國家的組織規模甚至達二百多人，同時還有六十多個國家三百八十多個民間支藏組織，這些組織的成員大多是社會專業人士和名流，另外還有四十多個國家九百多個傳播西藏佛教的團體。達賴喇嘛每年都要頻頻到世界各地訪問演講，主持法會，其聲譽到達與日中天的地步，至使西藏問題已經成為了一個國際化的問題。在巨大的國際社會壓力下，中共政府為了扮演開明形象，不得不開始與流亡政府接觸。另一方面。這些年來，中共對西藏進行了巨額的投資，西藏的面貌有很大的變化，特別是拉薩的建設，已經成為了一個現代化的新城，由此，中共也增加了它的自信心。
二零零零年九月九日，達賴喇嘛委託的四人代表團訪問了北京，流亡政府新當選不久的首席部長總理桑東仁波切，為了營造祥和的氣氛，要求民間及海外援藏團體，停止各項抗議中共的活動。但是這次代表團的訪問，儘管流亡政府作了很大的善意，但是代表團和中共之間基本上沒有作任何的會談，代表團也被中共矮化為一個私人性質的旅遊觀察團。代表團可以說沒有得到任何的收穫就回到了印度。
從二零零零年始中共與達賴喇嘛特使團的會談已達五次之多，第五次在北京的會談依然是沒有任何實質性的進展，達賴喇嘛特使洛地嘉日和格桑堅參率領的代表團抵達北京，和中共方面舉行第五輪會談，在沒有進展的情況下中途休會到桂林等地作了幾天訪問，再重開會談，同樣也無進展，唯一的結果就是雙方都認為氣氛良好，保持接觸繼續安排會談。中共方面還表示除這五次會談，實際上達賴的二哥已到達中國十幾次，雙方的聯繫是十分密切的。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及西藏流亡政府駐美洲的代表扎西旺堆，對美國國會暨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說，「最近流亡政府兩位特使與北京當局之間的對話是坦率的，而且雙方的對話正趨於穩定和頻繁，他對此感到鼓舞。」這次會談西藏方面提出了達賴希望能到中國作一次朝聖，但是中國方面對此也沒有任何回答。對於五次會談，西藏流亡政府外交與新聞部中文部主任達瓦才仁是這樣總結的，以前幾次的會談有由淺而深的特點，因此流亡政府對這次會談抱有較大期待。他說：「第一次和第二次談不上什麼和談，主要是我們到那邊去看一看，一次是到西藏，一次是到中國各地。第三次和第四次就開始接觸到實質性問題。會談中雙方已經比較了解對方的想法和分歧的重點，西藏流亡政府在這次會談中將提出合理的、中共政府完全可以做到的要求。第一，西藏流亡政府要求的僅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內的自治。也就是說，我們要求的是兌現中共政府在憲法中規定的條款，對西藏人落實這些條款。中共政府不需要額外對憲法進行任何的改動，因為這本來就是他們已經承諾的東西。第二，整個藏民族要求一個統一的行政區域。現在藏族一半以上的人口和將近一半的地區都被劃出西藏自治區以外，也就是劃併到其它的省份。這是從滿清和國民黨政府時代開始的『分而治之』策略的延續。如果西藏作為一個共和國或者平等的民族，中央政府就沒有必要對西藏實行這種殖民者對被殖民者，或者統治民族對待被統治民族的政策。這種政策根本沒有理由保持和延續下去。」
從中共對西藏的五次會談的情況來看，我們有理由認為中共根本上沒有和西藏流亡政府會談的誠信，只是虛與委蛇而已。中共之所以願意會談，是對世界壓力下的一種回應，也是一種欺騙。它對西藏問題的解決，完全是一種拖延的手法。而且儘管中共在雙方的會談上創造一種和善的氣氛，但是並沒有為此，在西藏對忠於達賴喇嘛的僧人和民眾放鬆鎮壓。中共是一邊把西藏的家長們請到家裡來作客，一邊在客人的家裡打他們的孩子。這樣的會談連對客人最起碼的尊重都沒有，怎麼可能有結果呢？
在五次會談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接觸下，達賴喇嘛提出想以宗教的身份回國，希望去中國做一次朝聖活動，北京方面在沉寂了一段時間後，中共政府高級宗教事務官員表示，如果達賴喇嘛明確表明摒棄西藏獨立的立場，北京可能會允許達賴喇嘛訪問中國。葉小文還表示，雙方可以就達賴喇嘛訪華問題展開討論。 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長洛桑年達對葉小文的這種說法感到困惑。他說：「無論是達賴喇嘛本人，還是西藏流亡政府都已經多次表明不要求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因此我們實在不確定為什麼中共政府還是不能確信我們的動機。」儘管如此，西藏流亡政府依然表示這是北京方面的一個積極的回應。在這之後，因胡錦濤即將訪問美國，向美國轉示一個開明的態度，北京又通過西方媒體表示，達賴喇嘛將可能在五月份到訪中國，去藏傳佛教聖地五台山朝拜。西藏流亡政府也為此再一次作出善意的表示，向海外藏人和支持西藏的組織呼籲，不要在胡錦濤訪問美國期間進行抗議。但無論達賴喇嘛訪問中國能否成行，我們仍然有理由說，這是中共在無數次的無賴式的拖延術中的又一次。因為，他的前提是達賴不堅持西藏獨立，但又不管達賴喇嘛的多次聲明和立場，就是指鹿為馬，一棍子地打死達賴喇嘛和平自治的立場。 結果事實又一次地表明，同意達賴回中國作宗教性的訪問，只不過是胡訪美前，施放的一顆和平煙霧彈。胡訪美回國後事如泥牛入海悄無聲息，後來也許覺得這樣不了了之難以對國際社會有一個交待，於是就指責達賴支持西藏僧侶毀壞神像（拉薩甘丹寺的護法神像），這被看成是達賴喇嘛的陰謀。其實西藏「雄天」護法神存在已三百多年了，歷來是藏傳佛教各派都反對的一個邪教，達賴五世時已開始反對這一護法神。結果共產黨竟把它拿來作為達賴煽動僧侶鬧事的事件，間接地表示取消達賴訪問「五台山」的原因。緊接著在4月召開的所謂中國首屆佛教論壇上達賴被斥責為「分裂祖國」，接著6月在拉薩召開的「人大」，主題是「揭批達賴分裂主義政治集團罪行」。達賴喇嘛所尋求的不是西藏獨立，尋求的只是西藏文化和宗教的保護，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實，但是共產黨就是顛倒黑白。最近在接受「亞洲周刊」採訪時說：「我有時半開玩笑地說，我不尋求獨立已經說了千百遍了，就像念六字真言一樣經常在念，他們還是不相信。」
今年中國民主運動在柏林召開「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大會」，邀請西藏流亡政府派代表參加。這次會議新疆獨立組織「東土爾其斯坦共和國」和蒙古獨立運動都派代表參加了。而一向與中國民運保持良好關係的西藏流亡政府卻因怕中共中斷與流亡政府的接觸而沒有派代表參加。西藏只有一個政府以外的剛選舉進入流亡政府議會的獨立人士參加這次會議。他對流亡政府沒有參加這次會議感到遺憾。對流亡政府對中共的綏靖政策進行了批評。他說與中共談判是不會有任何結果的，藏族民眾，只有與中共開展鬥爭才能取得獨立。他的觀點代表了相當多的藏人思想。
縱觀中共對西藏的統治，我們可以說西藏以前面對的是一個凶神惡煞強盜式的中共，現在面對的是一個皮笑肉不笑的無賴式的中共。前者讓藏人感到的是憤怒，後者讓藏人感到的是無奈。
中共和西藏的會談，牌確實在中共這一邊，因為西藏掌握在他們的手中，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西藏在中共的統治之下，也逐漸漢化了，世俗的力量正在潛移默化之中，儘管反抗沒有中斷過，對達賴的忠誠也無法割斷。而流亡政府除出它的歷史地位和巨大的道義資源以外，也確實沒有什麼牌和中共可以相交鋒。所以會談只要中共不誠心，就不可能有結果。流亡政府面對這樣的會談是無可奈何的，他們也明知這樣的會談，無論次數有多少，都不會有實質性的東西，但是談總比不談要好，談雖然沒有收穫，但總知道中共在想什麼。
既然中共和西藏流亡政府的會談牌在中共，那麼要改變目前這種會談的狀況，只有在中共發生變化的情況下才能發生變化。那麼中共會不會發生變化呢？答案是肯定的，當然會發生變化，而且時間也並不會太長。中共政權是一個失去道義，沒有政權合法性的政權，這個政權能夠使它存在的原因，靠的是他的軍警，是軍事力量來支撐的，另一方面是靠經濟的增長作為補充的。中國的經濟已經持續增長了十五、六年，按經濟的規律，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不會超過二十五年，也就是說中國的經濟增長也最多只有十年的限期，而且這還是指正常的情況下。中國的經濟增長一當停頓下來，所有積蓄的社會矛盾就會發生總的暴發，一旦出現這樣的情況，光靠軍事力量將難以保持它的政權。當中共政權出現風雨飄搖之時，中共對西藏的強硬姿態就會改變，它極需解決西藏問題，來得到國際社會對它的支持，也極需要達賴這樣的人物來穩定它的政權。這時，它就會放棄對西藏的絕對統治，來滿足流亡政府所提出的請求，因為只要達賴和流亡政府回到西藏，中國的西南地區就會穩定而不成為亂源。這對穩定中共政權極為重要。而如果中共在這場危機中倒台了，中國新成立的政權，就不可能再是一個集權政權，它在政治形式上必定是民主政治，那麼西藏的自治在民主的框架內，成為一樁極為自然的事了，民主的政治形式之一，就是地方有相當大的自主，在中國各省都具有相當自主的情況下，西藏作為中國一個完全不同於漢民族的少數民族，他的自主權當然更大，甚至可能成為一個基本上獨立於中央政府的獨立地區。這時候，西藏人就能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
西藏流亡政府，如果從中共政權即將出現的危機去分析，對於目前的會談，就不再是無牌可出，當然前提是中共認識到自身的危機。那麼中共會不會認識到自身的危機呢？我們從中共目前對台灣的實質性態度中，就可以看到中共確實已認識到了自己的危機。中共對台一再強調，如台灣出現改變現狀的事實，中共就要武力解決台灣問題。中共的反分裂法規定「台獨分裂勢力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造成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事實，或者發生將會導致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或者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國家得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縱觀陳水扁的言和行，其實早就符合反分裂法的規定，到了中共動武的底線了。但是中共依然只是虛張聲勢地叫喊幾下，就沒有了下文。中共不是不想打台灣，如果中共能打台灣的話，不等陳水扁說話，早就動武了，現在無論陳水扁如何放話，如何挑釁它都不動手，是因為它很清楚自己的危機，這一仗不能打，台灣沒打下，它自己先完蛋了。
當前西藏所面臨的是時間問題，是漢化和世俗化和達賴喇嘛的老去，中共所面臨的是社會矛盾尖銳化和權力的加速腐敗，流亡政府所面臨的是民族和文化危機，中共所面臨的是權力和統治危機，流亡政府以慈悲之心在化解危機，中共以暴力在阻擋危機。
中國也許永遠無法獲得藏族民眾的心，但是它卻有辦法將西藏逐漸漢化。漢化的第一方法是將大量的漢族人口移民到西藏，以及對西藏民眾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使西藏地區的人口結構發生質的變化。據西藏自治區人口調查辦公室發布「2005年西藏自治區人口抽樣調查主要資料公報」，截至2005年11月1日零時，西藏常住人口為276萬人，漢人僅18萬人，占比為6.52%。但是西藏流亡政府有著完全不同的統計。首先，流亡政府所說的西藏是包括康區、安多在內的，藏族人口總數不是中共政府所說的僅在西藏自治區的276萬，而是公曆一九五九年十一月，由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全國第一次人口普查結果中，"西藏自治區＂為一百二十七萬三千九百六十九人，"西康省＂即康區為三百三十八萬一千零六十四人，所謂"青海＂和甘肅省的安多地區為一百六十七萬五千五百三十四人。三個數字相加，則西藏三區總人口數為六百三十三萬零五百六十七人。在一九八零年，西藏流亡政府估算在整個西藏地區約有750萬左右的中國移民。現在應該可以肯定，中國移民的數量要超過這個數。而且這些漢人的人數還不包括中國駐藏的軍警在內，因此，目前整個藏族地區的漢人人口已經超過了藏族人口。西藏的人口本來說是藏族的一個大問題，因為宗教上的原因，藏族的很多男女出家為僧尼，從而使藏族人口不能增長。對於藏族這樣的有著特殊文化背景的民族，本該無須和內地一樣實行計劃生育，雖然中共表面上的政策是如此，但實際執行下依然和內地一樣。雖然在人口統計上由於流亡政府很難拿出最新較詳細的最新數據，從而使中共的統計數成了西藏人口的現身說法。
據西藏政府透露，每年有大約5萬移民進入拉薩。青藏鐵路開通以後，會有更多的漢人到西藏去找工作。從北京到拉薩已不再是遙不可及，坐火車只有四十八個小時的路程。 據旅遊部門估計，青藏鐵路開通以後每年將有二百五十萬的人到西藏旅遊，這個數字和西藏自治區人口幾乎相等。
西藏人口問題雖然難有一個確切的資料，但是在西藏漢化方面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中共統治西藏以後，雖然在中小學實行藏漢雙語教育（文革時一度取消了藏語教學），但高等教育依然是漢語教學，因此所有想讀大學的藏人就很少學習藏文。在電視、廣播、報紙、雜誌方面也基本上處於漢藏二種語言各為一半，但因著實際生活中，不學好漢語就找不到工作，在西藏所有的事業和國家企業單位都需要漢語，錄取藏族幹部職員的首要條件就是要會說漢語，因為不會說漢語無法與漢族幹部同事溝通。這樣的客觀現實，造成了許多藏人只懂漢文而不懂藏文的現象。就拿著名的藏族女作家唯色來說，就只能用漢文來寫出藏族人的感情和愛憎。現在就職於流亡政府的官員達瓦才仁，他流亡到印度時還不會藏語。
世俗化是西藏目前面臨的另一個大問題。中共是一個否定中國傳統文化、輸入馬列文化的黨。作為一個連自己傳統文化都不尊重的黨，如何讓它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呢。當大批的漢人湧進西藏，漢人的習俗也自然地帶進了西藏，影響著西藏的民風。在物慾的引誘下藏人也開始抽菸喝酒，穿時裝唱卡拉OK，追求現代時髦的生活方式，這種世俗的生活態度正在改變西藏社會。當然世俗化的問題，在當今世界也不僅僅是西藏的問題，而是全球化的問題，在物質高度發達的今天，全球可以說都在世俗化。
漢化、世俗化是西藏社會面臨的重大危機。這也就是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所感到的最大的憂慮，從而感到解決西藏問題的迫切性。
在西藏面臨著重大危機之時，中共也同樣地面臨著重大的危機。這個危機就是中共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統治，因制度所造成的社會矛盾處在總爆發階段。中共內部的分化和外部民眾的反抗，已時時在威脅著它的政權，中共政權已如同坐在火山口上，隨時有可能崩潰。04年據公安部統計，有將近八萬次民眾抗暴事件發生。05年所爆發的次數雖然沒有公布，但從幾件被報導出來的抗暴事件的規模和性質來看，其數量一定超過04年。還有法輪功的抗爭發難、家庭教會在打壓中的發展，異見人士對自由民主的緊逼，及其內部貪官外逃數量的增加和資產轉移的加速，還有香港的民主發展，台灣陳水扁和馬英九對中共的左右挾攻，都使中共的危機在加速爆發。
就中共而言，看起來與西藏流亡政府的會談牌在中共手裡，但是他們不要忘記台灣問題上的教訓，如果不失時機地利用手上這張牌，時機一過這張牌就會變得一無是處。當年蔣經國開放黨禁、報禁的開明執政時期，是中共與台和談統一兩岸最好的時機，時任中華民國總統的蔣經國進行黨內外改革開放路線，並派出人員與中共接觸示好。當時蔣派已經退職的教育部長閻振興，與他的舊好全美華人協會的李耀滋並通過陳香梅聯繫鄧小平表達和平會談的願望，蔣經國是鄧小平在蘇聯中山大學時的老同學這一層關係，使國共兩黨有了第三次的合作可能，當時中共完全可以利用從大陸退到台灣多年的國民黨官兵的思鄉之情，讓蔣經國率部回國，實行兩黨聯合治國，這一方面了了蔣家反攻大陸的心願（不以武力反攻大陸，而以兩黨和解完成反攻大陸），從而也完成中國的統一。但是中共沒有利用當時這樣好的形勢，而是仍然以中央政府的心態，把國民黨當作打倒在台灣的殘匪對待，雖然"台灣回到祖國懷抱，實現統一大業"代替"解放台灣"，並提出「一國兩制」，但是仍然以勝利者的姿態，以中央政府的地位來對待蔣經國所發出的和平願望，致使蔣經國無法接受，直到蔣經國去世，李登輝當政，台灣開始去中國化，台灣政權開始掌握在沒有大陸情結的台灣人手裡，從而開始了台獨路線。中共方如夢初醒，再提出兩岸統一時，時機已過，中共已錯失良機。
以台灣作借鑑，目前中共和西藏流亡政府的會談和當年蔣經國時代有相同之處，在流亡政府這一方面，流亡政府和流亡的藏人有迫切回到自己家鄉的思鄉之情，有達賴喇嘛這樣願意在中國大統一之下的自治路線，中共只要有誠意，西藏問題就能解決，但是如果中共無視目前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善意，無限期地拖延會談，一當達賴喇嘛去世，西藏流亡政府開始以獨立為訴求號召藏人，那麼西藏的情況就可能變得和今天的台灣一樣，再來談西藏的自治就象「一國兩制」談兩岸的統一，變得非常的困難了。而且中共即使不倒台，但政權的控制的能量也會越來越弱，直到無法顧及西藏的獨立運動為止。
中共和西藏流亡政府的會談，拖的時間越長，解決難度就會越大，時間也不會永遠對中共有利，可能是適得其反。但是如果中共不固執己見，換一種思維考慮西藏問題，中央政府只掌控外交，其他一切交由西藏流亡政府管理，讓西藏成為在中國的一個無軍事的和平特區，成為在中國領土下的一個宗教特區，成為一個中國的自然生態保護特區，使西藏問題不再成為中國的問題，中藏雙方都其樂融融，如達賴喇嘛所說：「如果我們留在中國，那麼我們是好兄弟」，這樣有多好呢？
中共如果能夠看清世界民族和國家的歷史的話，應該去好好考慮達賴喇嘛的和平自治的建議。因為只有達賴喇嘛的建議才能免於西藏從中國脫離出去。而西藏脫離中國與否又直接關係到新疆和內蒙的獨立問題。中共如能讓西藏實行完全的自治，讓達賴喇嘛回到西藏，讓西藏流亡政府回到西藏，通過西藏全區的選舉，將西藏交還給藏族人自己治理。那麼因著西藏自治的模式成為新疆、內蒙的榜樣，使中國的三大少數民族能夠從西藏的自治中看到，留在中國境內的自治要比獨立出去更能使他們的民族得到福祉，這樣他們也願意以自治的方式留在中國的版圖內了。因此西藏問題的解決也直接影響到新疆和內蒙的問題。否則一當中共政權崩潰，沒有強權壓在少數民族身上時，這三大少數民族地區必然會宣布獨立。等到中國社會在民主的框架內恢復正常後，已經不可能讓這些已經宣布獨立的三大少數民族重新回到中國。如果新成立的民主政權，還帶有強烈的民族情緒就可能引發一場戰爭，就象蘇共倒台後，蘇聯解體，俄羅斯成為一個民主體制的國家，對於車臣的獨立，俄羅斯還是一樣派兵鎮壓，最終成為一場恐怖戰爭。
其實對於西藏的問題，我們已到了不能僅僅以孤立的態度來考慮西藏問題的時候了。2006年5月在柏林召開了一次「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化大會」。這次大會有一個令人注目的發言人，他就是日本著名的政治學者殿岡昭郎。他發言的題目是「中國少數民族是東亞問題解決的起爆劑」。他在發言中直言不諱地表示：在中國的民主化過程中，中國的三大少數民族地區西藏、新疆、內蒙將脫離中國而獨立。在這以前台灣的李登輝對中國未來的設想，也是把中國分成七塊。不但台灣、西藏、新疆、內蒙要獨立。而且還有東三省的滿州，以及華南華北都要分開。雖然從現在看來李的提法過於異想天開，但是在歷史上的中國不是沒有出現過這樣的局面，也不能說絕無可能。李登輝和殿岡昭郎對中國分裂的設想並不能說只是一個下台總統和一個政治學者的設想，這種設想是代表一種政治勢力的，絕不能因此小覷。
因此，趁著達賴喇嘛還健在，以達賴喇嘛的影響力來解決好西藏問題確實是使中國不致於分裂的重要前提。但是，中共有這樣的歷史遠解和高度嗎。整個中共領導層都抱著在台上一天撞一天鐘的心態，他們的思想和心態只能使他們近視地對分裂進行武力鎮壓。他們不會從中國的長治久安，以一種寬闊的心胸去思考西藏問題，至少在胡溫這一代，看不到這樣的可能。作為共產黨總書記的胡錦濤是一個曾經雙手沾滿了藏人鮮血，背負著藏民族罪行的人，這樣的人，如何會感受藏民的民族痛苦和理解藏民族的文化精神呢，胡又是一個只有權力欲沒有歷史感的人，這樣的人，又如何站在歷史的制高點上來看待國家的分裂和統一呢？沒有這樣的文化感受和歷史制高點，中共對西藏的僵化政策就不會改變。中共對西藏的政策可以說，不是在推進與西藏的親和力，而是促使西藏民眾下定決心走向獨立。
四、在慈悲中堅守獨立自治
在近代史上西藏是一個不幸的民族，它雖處在雪域高原，但又夾在三個大國之間，中國、俄國、英國殖民下的印度。成了這三個國家的勢力的覬覦之地，另一方面由於處在神權的藏人，完全沒有現代國家的概念，所以沒有利用現代的國際法來為自己爭取到國際地位，使西藏在國際法的地位上處於劣勢。但是西藏又是幸運的，有著自己得天獨厚的條件，那就是西藏的自然條件，西藏的缺氧的高原氣候，使它的大部分地區都不適應漢人居住。由於西藏高原奇特多樣的地形地貌和高空空氣環境以及氣候系統的影響，形成了複雜多樣的獨特氣候。除呈現西北嚴寒乾燥、東南溫暖濕潤的總趨向外，還有多種多樣的區域氣候以及明顯的垂直氣候帶。空氣稀薄，氣壓低，氧氣少。海平面在攝氏零度氣溫條件下空氣的密度是每立方米1292克，標準氣壓是1013.2毫克。平原地區空氣密度與氣壓值與海平面相差無幾。而位於西藏高原的拉薩市(海拔3658米)，空氣密度是每立方米810克，年平均氣壓652毫克，分別是平原地區的62.64%和 64.35%，比平原地區少或低三分之一強。平原地區氧氣比較充足，每立方米空氣中含氧氣250一260克，西藏高原每立方米空氣中只含氧氣150－ 170克，夏季氣溫最低的地方，其中尤以藏北為最，夏季七月氣溫大面積低於8攝氏度。在這樣的氣候條件下，使其他民族的人很難在這塊土地上生活下來，否則早已被列強瓜分了，也輪不到中國來吃這塊肉。中國雖然有著大片的地區與西藏接壤，但陸路進藏依然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當年進藏的中共軍隊大批地死在了雪域高原。由於氣候的使然，中共的移民政策受到極大的影響，中共的幾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包括胡錦濤在內都在任上因適應不了西藏的氣候條件而回北京的。許多西藏的漢族官員，每年差不多一半的時間以開會看病各種不同名目回內地，他們只要有可能就不會願意呆在西藏。一些漢族商人為了賺錢不得不忍受當地的嚴酷氣候，但是一旦賺錢後，他們就即刻回到自己的家鄉。因此由於西藏的獨特的氣候條件，使得西藏的漢化實現起來有相當的難度。因此，漢化的問題雖然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但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還不會影響到西藏民族的存在。但是如何應對中共統治西藏日益精緻化的暴虐統治，在中共倒台以前保護好西藏的文化卻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中共倒台是必然的，是時間問題，但什麼時候倒，還有多長時間卻是很難確定。那麼在中共倒台以前，西藏流亡政府如何作為呢？當然不是無所作為等著共產黨垮台，應該有積極的行動，促使共產黨早些垮台。西藏的佛教文化，慈悲為懷的精神，已經確定了西藏不可能採取暴力抗爭，特別是達賴喇嘛的和平精神已經影響了世界，西藏現在之所以得到國際社會的大力支持，是和達賴喇嘛的和平路線分不開的，在國際反恐的今天，無論被壓迫的民族具有多大的正義，但是只要實行恐怖主義都得不到國際社會的同情。西藏的力量和中共相比懸殊實在太大，所以武力反抗是以卵擊石，走恐怖路線雖然有很大的威懾力，但最終因得不到國際社會的支持，也很難有好的結果。車臣反抗俄國的統治，雖然有著民族獨立的正義，但是他卻沒有因此得到國際社會的支持，愛爾蘭共和軍的反英也是一樣反抗多年但始終走不出困境。因此，西藏自由獨立運動，所走的應該是達賴喇嘛的非暴力的和平路線。雖然這些年來，達賴喇嘛的非暴力路線，沒有帶來什麼實際的結果，致使許多藏人不再相信達賴喇嘛的和平路線。但是不堅持達賴的和平路線，同樣也不會有什麼結果，在中共的武力下，藏人只有更多的犧牲。那麼在和平與暴力之間是不是有第三條道路可以走呢？在此不妨與藏族朋友作一個簡單的探討。
不合作運動是弱者對強者的一種對抗方式，在流亡政府所在的印度，一個世紀前，聖雄甘地發起了一場"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以抗議英國殖民統治，爭取民族獨立和自身的解放。當時，他以苦行僧式的方式--剃著光頭，赤裸上身，以和平忍讓的方式與英國殖民者展開鬥爭而取得了勝利。西藏作為印度的鄰居，作為文化和宗教都有著傳承關係的國家，學習這種不合作的和平方式來反抗中共的殖民統治，應該說是很自然的事，雖然印度和西藏有著相似的被另一個民族壓迫的痛苦的經歷，所不同的是，藏人所面對的是一個比英國殖民者要兇惡野蠻十倍的中共政權，所以要開展相同的不合作運動的難度也大十倍，但這並不是說這種不合作運動就不適合藏人了。
藏人的不合作運動可以說已經成功地開始了，這就是如前所述，最近達賴喇嘛在印度時輪金剛灌頂法會上，批評了時下在西藏風行的獸皮毛衣，當作時髦的庸俗又不合時宜的作風。當達賴喇嘛講話傳到西藏後，安多、黃南、熱貢地區的農民舉行公開焚燒藏裝鑲飾水獺、狐皮、豹皮等的系列活動，並向在場藏人宣傳他們的發心及緣由。這場運動可以說是一個成功的開始，雖然在運動開始後政府也不允許藏人在公開場合進行，但它卻沒有辦法進行有效的阻止，因為藏人畢竟燒的是自家的東西，雖然明知這種行為是來自達賴喇嘛的呼籲，是與政府對抗的行為，但也沒有辦法。如果從燒皮毛的行動中我們深化下去，藏人就有許多和政府不合作相對抗的事情可以做。比如現在中共對寺院的僧人進行嚴格的人數控制和思想控制，那麼就可以號召所有的僧人，不到寺院去在家為僧，或者在寺院什麼也不干，來它一個空廟運動，來它一個門前冷落車馬稀，不當僧人，共產黨總不可以強迫你當僧人，在寺院裡不幹活或少幹活，共產黨也拿你沒辦法。也可以號召藏人不做共產黨的幹部，讓共產黨找不到藏人作幹部，來點綴它的民族政策。在經濟相對自由的今天，不做共產黨的幹部做一些生意應該沒有生計問題。再比如號召藏人說藏語，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說藏語，管你漢人聽不聽得懂，就是堅持說藏語，讓漢人要在西藏生活必須懂藏語，好比中國移民到海外必須說英文一樣。藏人不說漢語，懂漢語也不說漢語，共產黨也是沒辦法的事，唱歌也不唱共產黨的歌，只唱自己民族的歌曲。在穿著上不穿漢裝堅持穿藏裝，這也是共產黨一點沒有辦法的事，總之在和共產黨一切可以不合作的地方儘量地不合作，共產黨雖然知道是與它對抗，但也沒有辦法。在與共產黨不合作過程中，也防止了西藏的漢化和世俗化。從燒毛皮運動來看，達賴喇嘛應該有著這樣的號召力，事情可由流亡政府有部署地安排去做。
當然不合作運動，並非中共就束手無策，中共仍然會將那些他們看來是不合作運動的組織者逮捕，以莫須有的罪名給予判刑，但是它卻沒有可能將所有不合作的藏人全部判刑，中共的監獄雖然不會空下來，但是他們卻不能做到象現在這樣維持一個表面的漢藏共治西藏的局面，他們只能自唱獨腳戲，直到他們唱不下去的時候。這時候中共和流亡政府的談判的牌，就不再全部掌握在中共手裡，流亡政府就有和北京討價還價的餘地了。
不合作是在和平理性非暴力基礎上的一種運動，這樣的行動人人可做，在任何情況，任何場合都可以做，而且不會要付出什麼大的代價，犧牲的只是表面上的虛位和可以用其它方式換得的金錢。但這個行動要的是全民族的共同意志和共同行動。要形成如果有少數人仍然依附中共，依然不配合不合作，那麼讓他成為民族所指的敗類，把他們看作民族之恥與他們斷絕來往。
西藏的未來獨立與否，在民主成為世界的價值觀的今天，那是西藏民眾自己決定的事情，一個民族可以和另一個民族結成一個國家，也可以獨立成為一個國家，結合了可以分開，分開了又可以再結合，一個民族他有自己選擇的權利，民族的獨立與否的最高價值判斷，不是什麼大一統的國家概念，而是一個民族的福祉。一個民族歷史上獨立與否，有無和另一個民族結成一個國家，有無和其它民族有著聯姻關係，有無被另一個民族占領統治成為殖民地這都不重要，只要這個民族的大多數人都有獨立的願望，就能成為正當的理由，完全不必糾纏歷史。西藏的歷史地位作為一個民族的獨立並不重要，它只是作為歷史學家的研究問題。如果要糾纏歷史，歐洲那麼多國家在歷史上怎麼分得清彼此，都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他們可以成為一個個完全獨立的國家，也可以統一貨幣，成立歐洲議會。
藏民族在爾虞我詐的國際關係中，在以人肉作炸彈的恐怖民族主義中，他單純質樸得象一個未經世事污染過的小孩。民族遭受如此大的劫難，民眾承受如此深重的苦難，依舊不改他們那份可愛的質樸真誠。苦是前世帶來的苦，福要今世修來世的福，在這個物慾橫流的世界，他們不求物質享樂，而求心靈的愉悅，他們認為心靈的煩腦和浮燥，均來自對物質的依戀，只要不執著物質的享受，心靈就會獲得幸福和平靜。對給他們帶來苦難的敵人，他們不是滿懷仇恨，而是滿懷慈悲，以慈悲之心來對待處處傷害他們的世界。這樣一個崇尚心靈之美，滿懷慈悲之心的民族，卻被中共當作落後野蠻不開化的民族來對待，真是阿米陀佛！
西藏民族作為一個佛教民族，在他們的心中只有佛，佛沒有國界，沒有國家，佛是來普渡眾生的。達賴喇嘛是和平之佛，普渡眾生之佛，他和他的僧眾，今生今世來普渡我們眾生，來消除我們心中的仇恨、憤怒、妒嫉、貪婪、自私，要帶我們渡到愉悅、寧靜的佛國天堂，讓殊途同歸的各個宗教彼此尊敬，讓世界各國領袖成為朋友，讓「全球人類結成一家」。
西藏的慈悲、智見和西方的自由民主一樣，已是人類共同的思想文化財富，因此，保護西藏，就是保護人類的思想文化財富。
當我寫完這篇文章時，得知胡錦濤將在今年7月1日登上青藏鐵路首班豪華氧氣列車進軍西藏。那一年胡錦濤進藏戴的是鋼盔，現在帶的是氧氣罩，於中共來說，從頭盔到氧氣罩是否具有某種象徵意義呢？一個靠氧氣存活的生命還能維持多久？
謹以此文獻給受盡苦難的藏族兄弟
2006年6月25日完成
2006年7月1日修改完畢
陳維健：千古永恆的佛天慈地－－－西藏的現狀和未來/博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