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前的那個五月，我剛被國務院機構分流的風暴，卷到一家報社。心裡難免鬱悶，有一種被耍了的感覺。因為和新單位的人還不熟悉，於是時不時回那棟位於朝陽門以南的大樓找原來的同事玩。
那兩天，我恰好碰到了一場大戲。一駐外使館被美帝的炸彈「誤炸」，兩位記者殉職。那家使館在大樓的東面，只有一箭之遙。我和幾位哥們站在九樓，目睹了那場熱鬧。旗幟飄揚、喊聲震天，我們也似乎感覺到曾有的青春激盪。
下激盪而已，我和朋友更多的是冷眼觀潮的心態。工作了五、六年，小吏的生涯讓我明白了許多事情，所謂的「愛國」、所謂的「義憤」在當下的環境中，究竟是什麼東西。
要說對犧牲的兩位記者不同情，那就冷血了，要說對美國的「誤炸」不義憤，也是假的。可是，我決不會參入那場表示憤怒的游、、、\行。因為這種自由表達是上峰的恩賜，這種選擇性的自\由，我謝絕。如果對美國抗\議的游\行和自己政府抗議的游\行，都能自由地舉行，那麼我會參加這場抗\議美國的\游\行。而當自己這樣的義憤，僅僅被當成某種砝碼，我寧願旁觀。
看到那些在隊伍面前呼喊口號，指揮抗議的年輕人，我知道很多是學生幹部，他們的心思難道和隊伍里大多數的愛國青年一樣麼？大學時當過學生幹部的我很不以為然，我知道身邊的學生幹部，比起一般同學太成熟了，他們許多人早修煉成心底波瀾不驚，外表演技超群。他們爭著接受記者採訪，爭著上鏡，或許目的十分明確，博得學校的喜歡，作為就業的一種憑藉。
最後愛國者的熱情也沒有把政府的「血性」激發起來，該怎麼著還怎麼著，一切太平無事，大佬仍然以去大洋那一頭某家私人牧場裡吃烤肉為榮。
再後來，這樣的戲又在抗議日本時演了一次，只是群眾演員換了新一茬，編劇、導演和劇情沒什麼變化，這次更是令愛國青年們失望，還沒過癮就被壓下去了。「一次性夜壺」的說法不脛而走。本來就是「夜壺」麼，夜壺當然有夜壺的價值，認清這點，心甘情願充當夜壺，博取一點利益完全可以理解，如果硬要把夜壺當成茶壺那就自我感覺過於良好，強烈的失落感必然接踵而至。
九年好像一瞬，這世道似乎沒有太大的變化。九年前那些愛國青年今何在？也許，一些人去了大洋彼岸，一些人成為科級、副處級幹部，一些人成為白領，多數人成為房奴。不知道看到新一代愛國青年，他們今天會作何感想？也許說一句：「誰沒年輕過！」
愛國，在今日中國，太容易也太難。說愛國容易，只要把「愛國」的標籤往頭上一貼，似乎就如練了極高的武功，遇神殺神，遇佛殺佛，手裡揣著幾頂「漢奸」、「叛徒」、「洋奴」的帽子，就像當年給地富反壞右的紅衛兵前輩一樣，看誰不順眼便奉送一頂。我覺得愛國青年們對歷史應該全面地了解才行。當年「扶清滅洋」的義和拳兄弟當然有質樸的愛國情懷，可是一旦西狩的太后等和各國簽訂條約後，迴鑾第一件事就是剿滅那些曾忠心擁戴她的拳民，愛國的師兄弟一夜之間成為官府鎮壓的暴徒。四十年前，革命小將對紅太陽忠心耿耿。等到最大的走資派被消滅，紅太陽的光輝無人敢擋時，一句話：「是小將們犯錯誤的時候了」，一揮手就把這些小將發配到廣闊天地中去鍛鍊，直到曾被他們打倒的二號走資派復出，小將們才得以大批回城。這類愛國青年，從來就是朝廷的一次性「夜壺」，可廣土眾民的中國，這樣的「夜壺」從來是前赴後繼，不擔心後備力量匱乏。為什麼？
說愛國太難，是在這樣一個比拼「愛國」pose的國度，一些真正的愛國者反而難以立足，而被視為異類。而愛國和愛政府愛執政黨牢牢捆綁在一起，不允許質疑，就如古代的忠君和愛國捆綁在一起那樣，君王再混蛋臣民也必須無條件忠誠，君王可以毀江山，卻要求臣民殉江山。大學時讀過高爾泰的文章《雪落黃河靜無聲》，他質疑叢維熙小說中一位主人公的「忠貞」，這位先生知道自己相愛的人在60年代初曾有北逃他國的計劃時，認為她對祖國不夠忠貞而忍痛分手。難道當年逃出去的馬思聰先生不愛這個國家？難道現在還在異邦的高爾泰不愛這個國家？只有死在此處的傅雷、老舍，才算是愛國？叢維熙這樣的愛國觀至今還被許多人提倡，一些人自己把子女、把金錢送到國外，而要求別人無條件「愛國」。臣民沒有資格也沒有義務愛國，因為他的目的僅僅是活著，只有公民才有資格有義務愛國。如果連起碼的公民權不能維護，不能自由地表達，不能以一個現代公民的姿態去監督批評政府，他的愛國情懷只能是有些人的「一次性夜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