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8日，因為一個中學生的死難和家屬遭遇的迫害，貴州甕安縣突然爆發了數萬人參與的暴力事件。甕安事件看起來極其偶然，但有它的內在必然性，不僅是甕安縣官民矛盾的必然性，同時也是中國問題在某個環節爆發的必然性。
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講，遼寧西豐縣委書記進京抓記者，一年數萬起群體事件，聚集在北京的成千上萬訪民，各地層出不窮的搶受害人屍體現象，城管打死人的消息層出不窮，都是同一個邏輯的必然結果，那就是權力不是來自於人民的選擇，權力只對上負責不對人民負責，社會缺少公平正義，人民長期壓抑的結果。
對甕安事件的定性和處理以及媒體宣傳不僅傷害了甕安人民，同時也傷害了普通的中國人。因為憤怒的人群中有人曾經是吸毒者和犯過罪的人，所以人民就成了吸毒者和勞改釋放分子，事件就成了打砸搶燒，於是中央被地方官吏綁架了，這本來只是地方事件，於是上升到危害共產黨執政、危害中央權威的事件。2008年以來，這樣的事件已經不止一起。
幾乎與甕安事件的同時，為了迎奧運，各地展開新一輪縣委書記大接訪活動，仍然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仍然是自上而下的恩賜。2008年8月，當中國能夠凝聚人心的最後的口號已經用盡，中國向何處去？是繼續壓倒一切直到崩潰，還是真正開啟政治改革，建立真正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的社會？所有對國家負責任的中國人都應該認真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