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楚，字福昌，又名龔鶴村，1901年11月生於廣東樂昌縣長?鎮長?村。自幼聰明好學，七歲讀私塾，十四歲高小畢業考入廣州市立一中，翌年孫中山回廣州組織軍政府，他即投筆從戎參加革命。行伍期間，受幾個樂昌籍進步青年的影響，閱讀馬列書籍，祕密加入共青團，1924年由廣東省委書記陳延年(陳獨秀之子)親自接納轉為共產黨，屬於中共早期的黨員之一。後來不但與中共領導集團朱德、周恩來、項英、博古和張聞天等共事，而且一生中與中共前後兩代首領毛澤東鄧小平都有過極密切的關係，如是者恐怕沒有第二人了。正如張國燾先生在龔書序言中所說：「(像龔先生這樣的人)即使現在中共內部也不多了」。 

他1927年率「北江工農討逆軍」千餘人到南昌參加「八一起義」，失敗後隨朱德上井岡山和毛澤東會師，歷任紅四軍團長師長軍長、軍團參謀長以及代總參謀長，跟著朱毛在湘贛轉戰多年。他被調任長沙市委書記時，毛澤東親自為他餞行並送他六十塊大洋；中央蘇區毛被排擠時，曾在龔駐守的酃都住了兩個多月，經常和龔談心，大吐受到三次開除中央委員和八次嚴重警告的苦水。1929年12月又和鄧小平在廣西一起發動百色起義，成立紅七軍，鄧小平任政委，龔楚任參謀長。在長期戰爭中，歷次負傷，轉輾到香港辦報，到上海療傷，無論受到多少困難挫折，始終革命初衷不改。然而重返中央蘇區後親眼目睹毛澤東主持的肅反，大殺革命同志，過激的土地改革，殘害百姓，他未泯滅的人性促使他同情幫助這些受迫害的同志和群眾，自己因而被作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屢受批判，至使他感到有心革命，無力回天，1935年5月，終於下決心脫離中共。 

脫離中共後，用龔自己的話說：「為了協助同志走出這個罪惡深淵」，他反過來參加了國民黨的剿共，曾誘捕項英和陳毅等而未成功。抗戰爆發後，在第七戰區任少將參謀。日軍侵犯廣東時，曾與日軍激戰於從化木殼嶺，殲敵甚多，為國立功。抗戰勝利後曾任徐州市長，在任期間很得民心。1946年當選廣東省參議員，1947年任北江專員保全司令。1949年10月解放軍兵臨城下，龔率部投降，舊相識葉劍英派他經香港去海南島策反樂昌同鄉薛岳。龔到香港後，深知政治的險惡，既拒絕為共產黨做說客，又拒絕蔣介石的委任，留港經商，一住四十多年，其間出版了「我與紅軍」和「龔楚回憶錄」(1984年7月9日楊尚昆在全軍黨史資料徵集工作座談會上說，他和陳毅看過這兩本書，基本屬實)。八十年代後期，中共宣布不再追究前國民黨人員，樂昌縣政府極力邀請龔楚回鄉投資，花了七萬元巨款為他重建祖屋。1990年10月年屆九旬的龔楚攜夫人回鄉定居，到達韶關當天，發出三封致舊友鄧小平、楊尚昆和王震的信以及致鄧小平電報，感謝容許回鄉養老。其後以樂昌同鄉會會長名義為家鄉引進四億港元的投資，1995年7月病逝，結束了傳奇一生。 

筆者無意深究龔楚的是非功過，因為如果各人所站的立場和所取的觀點不同，自然會有不同的結論：比如說，站在中共的立場一定會認為龔楚是一個大叛徒，罪該萬死；但是如果站在人民群眾的立場，龔楚當年能認識到中共的所作所為違背人性，掉轉槍頭拯救人民免於可預見的災難，他就是一個英雄。本文僅就龔楚所揭示出來的早期共產黨的種種作為，分析其取得政權後的倒行逆施給國家民族帶來巨大災難的必然性。每一個有獨立思考能力和真正為國為民的人，都應該像龔楚一樣早晚脫離他反對他。如果說張國燾出走多少帶有內部權鬥的因素，那麼龔楚、司馬璐等人的背叛，則更多地出於對共產黨反人性邪惡本質的清醒認識。 

有關中共江西時期大殺AB團，自相殘殺的紅色恐怖；以及過激的土地革命對社會經濟的極大破壞，無不在龔楚書中以及現今許多體制外的歷史研究中得到証實，從而也証明了中共的本質從來就是一個反人性反文明的邪惡集團。 

先說濫殺同志：龔楚書中舉出很多實例，比如他的老部下楊際春，黃埔一期畢業，早期參加共產黨，參加過南昌起義，轉戰南北，英勇善戰，二十歲出頭就當上了紅軍獨立師長，因家庭是地主而全家被殺，自己被清算，憤而投降國軍，終生與中共為敵。又如原廣西省主席俞作柏，其弟俞作預及其表兄李明瑞，均同情革命，在中共策反下，參加了廣西百色起義和紅軍，起義失敗後紅七八兩軍轉戰千里，來到江西蘇區，毛澤東卻藉口肅清「改組派」大開殺戒，殺了許多廣西來的同志。李明瑞預感快要殺到自己頭上，不得不率部出走，卻被預先布置好的警衛所殺。最殘忍的事例就是林野夫婦的被殺，紅軍準備「長征」時，為了精簡隊伍，防止洩祕，在紅軍、地方部隊和「蘇維埃政府」中展開大規模清洗，被殺者數千人，其中包括龔楚的部下總參謀部參謀林野。 

林野福建人，在黃埔軍校時已參加中共，參加過南昌起義上井岡山。林妻剛從上海大夏大學畢業，為了愛情不遠千里跑來江西蘇區與林野團聚。龔書說：「她剛來了三天，譚震林(時任中央政治保衛局分局長)祕密到我辦公室細聲對我說：「報告參謀長，我們準備請林野回家去！」我誤會了他的意思，以為要調林野回福建工作，便回答他說：「司令部正需要林野這種參謀人才，我看還是另派人去福建吧！」譚震林獰笑道：「不是要他回福建，是要他回老家！」我聽了不覺打了一個寒噤！忙問道：「林野同志是老黨員，他並沒有錯誤啊！」譚震林嚴厲而堅定地對我說：「我應該報告你的是，林野同志革命意志不堅定……又出身反動地主階級，中央早已對他懷疑，我已報告項英同志，並已得到他的同意。」我聽了他這席話，心裡憤恨極了，像林野這樣一個年青有為的革命同志，並沒有犯過什麼錯誤，為什麼要把他殺掉？為救林野，我找到項英問他，項英說在這革命嚴重關頭，為了革命利益，我們顧不到私人感情了……。那時，瞿秋白和阮嘯仙同住附近，我平日和他們私交頗深…….我想若能得到他們兩個說話，或者還有希望救林野，……他們聽了以後，互相望了一下，瞿秋白先開口說：「你的意見很對，不過我們現在都不便說話了。」阮嘯仙接著說：「我和瞿秋白很快就要離開這裡，你和譚震林還要長期共事，何必得罪他呢？……」我知道林野已經無法挽救了。就在這天下午三時，項英通知林野，派他到紅軍學校當教務長，並請他們夫婦吃晚飯。林野夫婦聽了非常高興，雙雙赴約。……我明知他們吃的是最後的晚餐，再沒有辦法救他們了！眼見這一對恩愛夫妻飯後便要慘死，而他們卻一點也不知道，我感到好似有萬把利刃刺我心房，無法下嚥！我忽然一想，既然救不了林野，也應該救救他這個不幸而無辜的妻子，我便對林野夫婦說：「林野同志，今晚去紅軍學校有十五里路，天快黑了，這裡有空房，不如讓你太太在此暫住一晚，明天再派人送她去好嗎？」坐在一旁的項英和陳毅知我意思，附和著說……。可是林野夫婦兩人不知道我的用意，婉言謝絕了。結果，林野夫婦便在赴紅軍學校的中途，被護送他們的特務員殺害了。 

「事後，其中一個特務員對我說：「走了十里路，那時已入夜了，林野先行，他妻子在後，我們便動手，黃同志(另一特務員)拔出大刀砍過去，他妻子見了大聲叫，雙手拖著黃同志不放，林野見狀大驚，發足狂奔！我立即趕上去，舉刀便砍，他連忙閃避，給我斬中左肩，他立即回頭和我拚命。但他左肩受傷，又給我砍中右肩，他再想逃走時，我追上去照頭一刀，將他的腦袋破開兩邊，此時，他的妻子也被黃同志結果了。……若不是我們倆能幹，說不定給他們跑了！」 

聯想起中共高官吳法憲在回憶錄中說，長征將要開始時，他才是一個十四五歲的「小鬼」，奉命將祕密文件沉於水塘，上岸時已有兩個特務員守候著殺人滅口，幸得正巧一個指揮官路過，問明情由，說讓他跟我走吧！救了他一命。 

讀者看到這裡，不用筆者多說，或許都會明白共產黨是多麼血腥殘忍，多麼冷酷無情的邪惡組織了！看一個組織的性質，只要看其領導層的個人品質，必八九不離十。從以上所引的林野被殺一事，讀者不難看出項英、陳毅和譚震林的兇殘和偽善。此外，龔楚書中對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陰險奸狡、爾虞我詐的品質描述活龍活現，就算是被龔楚一直稱為老實人的朱德，入了共產黨也失去了人性。書中說到南昌暴動失敗後，朱德走投無路，是駐守廣東韶關的雲南講武堂舊同學范石生收留了他，不但保留他的獨立編制，還給他補充了糧食服裝槍枝彈藥。消息走漏後，李濟深密令將朱德繳械，范石生又冒著危險差人送密信叫朱德離開，朱德連夜拉隊出走，發動湘南暴動上井岡山。半年後居然就率部下山偷襲范石生，擊斃其副官，可謂以怨報德。龔楚說：「我想至此，頓生蹙然。我打趣地對朱德提起范石生收留的事情，他很堅定地說道：「革命沒有恩怨和私情可言，階級立場不同，就是生身父母，也要革命，何況是結義兄弟？」我聽了，猶如潑了一盆冷水，不禁暗自打了一個寒噤。使我想起「捉放曹」一劇曹操說的「寧使我負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負我」那句話。」看看從毛澤東、周恩來和朱德始各級共黨領袖官員六親不認的「革命本質」，就不難明白他們的革命勝利以後，為何數千萬平民百姓，甚至和他們一起打江山的同志都慘死於他們手裡了！ 

再說殘害百姓：1933年7月，正是蘇區展開聲勢浩大的「查田運動」期間，有一天龔楚「經過離瑞金十多里的龔坊，因為天氣炎熱，到村里去找一間民房休息。這個龔坊住的全是姓龔的居民，我進入一棟很大的青磚平房，外面非常整潔，但走進大廳時，卻意外地感到荒涼和蕭條！屋子裡的家具都沒有了，只有一張爛方桌和一條爛板凳。屋裡有兩個中年婦女和一個老婦，還有三個小孩子，全身穿著破爛的衣服，形容憔悴。看見我帶著四個攜有手槍的特務員走進來，非常驚恐，小孩子嚇得哭起來。……她們聽見了特務員稱我為「司令員」，便悄悄地問特務員我姓什麼？當他們知道我姓龔，知道是同宗，馬上帶著三個孩子一家六口跪在我面前，求我救救他們的性命。老太婆哭著說：「我家老頭子是讀書人，兩個兒子也讀了點書，家裡有十多畝田，兩個兒子都在家裡耕田。上半年老頭子和兩個兒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交光洋二百五十元。我們到處張羅了一百二十元，把女人家全部首飾湊足起來，送去贖他們三人，可是金錢繳了，老頭子仍被吊死，兩個兒子也被殺了！現在他們還迫我們交五百光洋，否則老少六個都要坐牢。司令員啊，我們飯都沒得吃……求您念在同宗的份上，替我們說句公道話，我家老頭子在世時曾經說過，有位紅軍軍長是姓龔的同宗，很早就想去找你了……。」說罷，不斷地磕頭流淚。這時候，從隔鄰又來了兩位農民，都替他們說情……。」龔楚答應替他們想辦法，但最終什麼也沒有做，因為他明白出面說情反會害了她們。數月前他率部經過福建長汀，有一位替他看過病的老中醫來找過他，求他幫忙說，行醫數十年在家鄉買了七畝田早被沒收了，兩個藥店伙記投了紅軍，他不但每月仍要出糧給他們家屬，還要繳一大筆捐款，繳不出來就要坐牢殺頭。龔楚鼓起勇氣向地方政府求情。「不料，十多天後我由閩西回長汀，他已被殺，藥店被沒收，孤兒寡婦已經淪為乞丐了！」 

由此可見，共產黨殘害百姓不是從解放後的土改、合作化、公社化開始的，早在他成立初期，就是靠打家劫舍、殘害老百姓為生的，它本質就是一個殘民以逞邪惡的組織。中國原本是一個和諧的社會，是中共的暴力把它徹底破壞了。關於此，龔楚書中有極真實生動地描述：「廣東韓江各縣…..，在紅軍未來之前，是一個很安定的社會，鄉間農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過著悠閒自得的生活。1927年8月南昌暴動失敗後南進途中，我隨大軍經過時，常在鄉村的茶寮里、路邊樹蔭下、或在鄉村的小樓中，看到他們下棋、品茗、聊天、玩音樂……。鄉村人民的逸趣，我那時真是不勝羨慕。可是這個往日寧靜的山區，現在到處都是頹垣敗壁的房舍、以及鶉衣百結臉黃肌瘦的老人和婦孺。」「中國農民在數千年的傳統文化薰陶下，大家都是愛和平、重道德、敬業樂群、樂天知命的，對共產黨激烈的階級鬥爭政策，並不感興趣，因而大多數人都採取觀望迴避的態度，只有地方上一些游手好閒的流氓地痞，喜歡跟著共產黨「打土豪、分田地」不勞而獲。」 

中共搞了將近一個世紀的共產革命，死了幾千萬人，弄到國弱民窮，幾乎被開除「球籍」，才知道過去天天講鬥爭是何其錯誤，才知道改口說要和諧了，真是諷刺之極！可惜橫蠻滿頇自大無知的中共領袖，至今仍然執迷不悟，用當年的暴力手段對付要民主要自由的人民大眾，武力鎮壓西藏人民要求民族自治宗教自由的合理要求，一條死路走到底。筆者想，他們若能靜下心來，看看龔楚先生等前輩的回憶錄，或許可以頓悟於萬一，改弦更張，像龔楚先生一樣迷途知返，為民族國家做點好事，則國家幸甚、民族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