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華
1950年6月25日朝鮮爆發了戰爭，美國政府對此迅速做出反應。然而，令人感到奇怪是，美國對於戰爭的第一次軍事行動並不是針對朝鮮半島的，而是針對著中國的領土——台灣。換句話說，美國政府的第一反應是一方面保證美國人從朝鮮撤退，另一方面卻命令第七艦隊北上到台灣海峽。朝鮮半島發生了戰爭，美國卻把第七艦隊派往台灣海峽，其中有什麼因果關係？美國借韓戰之機重新提出杜魯門已經承認解決了的台灣地位問題，其目的究竟是什麼？美國採取的這一軍事行動反過來對韓戰又產生了什麼影響和後果？本文試圖回答這些問題。
（一）
關於台灣問題，杜魯門在6 月27日的一項正式聲明中是這樣說的：
對朝鮮的攻擊已無可懷疑地說明，共產主義已不限於使用顛覆手段來征服獨立國家，現在要使用武裝的侵犯與戰爭。它違抗了聯合國安理會為了保持國際和平與安全而發出的命令。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部隊的占領福摩薩，將直接威脅太平洋地區的安全，及在該地區執行合法與必要職務的美國部隊。1
實際上，杜魯門提出的理由，即阻止對台灣的進攻，以維護該地區和平，只是一個表面上的藉口。美國在韓戰爆發之前並不認為中國共產黨的部隊會很快發動對台灣的進攻；後來也承認，如果進攻發生，即使第七艦隊進駐海峽，也無力阻止台灣的陷落。蔣介石政府敗逃台灣後，美國曾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會緊接著進攻台灣。但是到 1950年6 月中旬，美國情報部門對於中國人民解放軍何時攻打台灣的問題已經有了新的估計。他們認為，1950年夏天採取行動可能已來不及，而秋天以後，台灣海峽的氣候條件將不利於軍事行動。這樣，對台灣的進攻至少要拖到次年春天以後。2
同一時間，台灣國民黨政權駐美國的代表顧維鈞與杜勒斯的談話也說明了這一點。顧維鈞說，國民政府撤出舟山群島後，實際上加強了在台灣的防禦地位。至於入侵的可能日期，據來自台灣的報告，也許會發生在7 月上旬。杜勒斯說，國務院接到的報告認為，共產黨今年夏季不致進攻台灣，除非他們肯定台灣人民不會抵抗入侵，反而歡迎共產黨。如果共產黨沒有希望從台灣內部得到有效的策應，他們在年底或明年初以前就不會入侵台灣。3
美國政府在韓戰爆發之初，便急急忙忙認定台灣已處在危急之中，並首先決定在台灣採取軍事行動，目的在於掩蓋它在戰爭爆發前已經開始轉變的對華政策，同時為它參與韓戰創造政治條件。而這一轉變是有其歷史和政治背景的，韓戰的爆發不過是促使實現這一政策轉變的機會。
美國統治集團內部在對華政策上一直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意見，特別是國民黨在中國大陸敗局已成定局之後，這種矛盾更加尖銳地反映在台灣問題上。以艾奇遜為首的國務院主張放棄蔣介石，從中國的紛亂中脫身出來，同時保留與中共新政權打交道的迴旋餘地。軍界首腦和共和黨則主張採取強硬的援蔣方針，甚至不惜使用軍事力量保護台灣，以建立亞洲的的反共基地。
早在1948年11月，國務院就要求參謀長聯席會議對台灣在美國安全中的戰略地位做出估計，同時，也徵詢了麥克阿瑟的意見。參謀長聯席會議與麥克阿瑟的意見大致相同，都認為台灣對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安全有重要的戰略地位。由李海海軍上將11月24日簽署的「關於台灣戰略地位備忘錄」認為：（1 ）在中國大陸易手之後，美國即失去了利用中國其他地區作為軍事基地的可能性，因而台灣和澎湖列島的地位便更加重要，必要時可以用作戰略空軍行動的基地，並據以控制鄰近的航道；（2 ）如果台灣被敵人所控制，一旦發生戰爭，台灣將被利用來控制馬來亞地區到日本的航道，並進而控制琉球及菲律賓；（3 ）目前台灣是日本糧食和其他物資的主要來源地，如果切斷這一供應來源，日本就會成為美國的負擔而不是資產。因此，參謀長聯席會議認為，「通過外交和經濟手段，不讓共產黨統治台灣，從而保證其留在對美國友好的政府手中，是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的」。麥克阿瑟還進一步分析到，如果蘇聯利用了台灣，就會把美國在遠東的整個防線打斷。4
關於台灣地位的重要性，國務院與軍方的看法是一致的，1949年1 月，國務院起草了「關於美國對台灣立場的報告」。該文件經杜魯門2 月3 日批准，編為國家安全委員會第37/1號文件。文件的結論是，美國的基本目標是不讓台灣和澎湖列島落入共產黨手中，為此，「目前最實際的辦法是在我們對此不公開承擔單方面義務和施加單方面壓力的條件下，把這些島嶼同中國大陸隔離開」。文件還提議可以利用台灣的自治運動。5 杜魯門對問題的考慮似乎更全面，他要參謀長聯席會議研究一下，在外交和經濟手段不能保證美國對台政策實行的情況下應採取什麼措施。 1949年2 月10日，參謀長聯席會議提出一份報告。報告認為，目前在台灣承擔任何軍事義務都是不明智的舉動。問題在於美國的軍事力量使它無力在台灣地區投入大量部隊。況且，台灣對美國在戰略上的重要性，畢竟不如冰島那樣與美國的安全有直接關係。但是，參謀長聯席會議又建議，可以在台灣部署少量軍事力量以支持那裡的政治行動，如停泊少量艦隻以及建立必要的港口設施和通訊設施。6
國務院對軍方的這個建議表示強烈反對。艾奇遜認為，既然美國並不打算在台灣大規模用兵，那麼任何顯示武力的做法都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艾奇遜在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的發言明確地表示不能依靠軍事手段，而只能依靠政治手段來達到把台灣從中國大陸分離出去的目標：
我們試圖鼓勵台灣的分離主義，就必然會遇到目前席捲中國大陸的潛在的收復失地的威脅。正當我們謀求利用（中國）向蘇聯收復其在滿洲和新疆的失地這一現實問題時，我們特別要避免出現一個美國製造的收復失地的怪影。公開表示美國在台灣有利可圖，從而破壞美國在中國正在形成的新地位，這樣的代價是我們付不起的。我們考慮的主要問題在於，如果要使我們當前的政策在台灣有任何成功的希望，我們就必須把使該島脫離大陸控制的想法謹慎地掩蓋起來。因此，艾奇遜竭力反對美國在台灣顯示任何武力，並要求政府各部門必須「克制對台灣表現出熱心」。 7
儘管當時國務院的意見占了上風，如艾奇遜後來回憶時所說，「從1948年10月到1950年6 月25日韓戰爆發，這個政策——即不使用美國軍隊來保衛福摩薩——從來沒有動搖過」。8 但是，這只是表明美國在這段時期執行這一政策的事實，並不說明美國對台灣問題的政策制定沒有爭論和搖擺。當蔣介石從大陸撤往台灣，並且加強了對台灣的控制之後，美國設想的把台灣與大陸分離的方案看來難以實現。特別是艾奇遜秘密派往台灣考察的利文斯通· 麥錢特匯報了台灣之行的印象之後，9 國務院已了解到，只要蔣介石還能控制台灣，那麼所謂台灣獨立或對台灣實行託管等方式，都是行不通的。10
於是，問題的焦點就轉變為：為了美國的戰略安全，是否應該重新介入中國內戰，支持和援助蔣介石政權的問題。
美國雖然早已確定了對中國局勢採取觀望的態度，但在外交上則持十分謹慎的態度。國務院在1949年7 月曾通知司徒雷登，只要國民黨政權繼續呆在大陸並且是中國唯一的政府，美國就繼續保持同它的外交關係。11
隨著10月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和12月8 日蔣介石政權遷至台灣，國務院所提出的兩個條件都不復存在了。形勢逼迫美國政府必須對與蔣介石政權的關係問題和對台灣的政策問題明確表態。12
而據當時中央情報局的估計，如果沒有美國軍隊的干預，台灣「大約將會在1950年底置於中國共產黨的控制之下」。13
這就是說，美國或者是以武力阻止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台灣，或者是放棄對台灣國民黨政權的支持和援助。
國防部的意見是通過有限的軍事援助使蔣介石政權再拖一個時期，看情況發展而定。1949年12月23日參謀長聯席會議提交國家安全委員會一份備忘錄。備忘錄指出，為反共的國民黨在台灣的政府制定一項適當的「指導得當、監督嚴密」的軍事援助計劃，將符合美國的安全利益。基於這一點，參謀長聯席會議建議立即派員調查保住台灣所需要的軍事援助的性質和程度。14
然而，國務院的主張卻就是要為完全放棄台灣做準備。就在參謀長聯席會議提出上述備忘錄的同一天，國務院發出了一份秘密文件，題為「政策情報提綱：台灣」。其用意是在台灣陷入中共政權手裡時——這一情況很有可能馬上出現，儘量縮小其意義和不良影響。文件指出，應該利用一切宣傳材料來避免如下的錯誤看法，即保持台灣便能拯救中國政府；美國對該島懷有特殊興趣或野心，或在台灣保有任何軍事基地；該島的喪失將嚴重損害美國的或其他反對共產主義的國家的利益；美國無論如何都有責任或義務採取行動以拯救台灣。文件稱，台灣的失落「已在普遍意料之中」，「那裡的軍民狀況在國民黨統治下已經惡化，因此，出現這種結果是合乎情理的」。15
這份文件充分表明了國務院的主張，即棄台灣於不顧。但是，這份文件送到麥克阿瑟的東京總部時，被放進了發布新聞的文件箱裡。據顧維鈞猜測，文件是麥克阿瑟有意透露出去的，目的在於激起輿論反對國務院。16
當文件內容透露之後，在國會引起了強烈不滿。諾蘭、塔夫脫和史密斯等共和黨議員，以及前總統胡佛紛紛發表激烈的批評意見。諾蘭竭力主張不要承認新中國，繼續支持蔣介石，並建議派軍事代表團去台訪問。塔夫脫公然主張要出動海軍保護台灣，並認為只需要少量的援助和極小的代價就能制止共產主義進一步的擴張。史密斯則公然要求美國在聯合國託管的形式下占領台灣，理由是目前從技術上說，台灣還是日本的一部分。而這些意見又被新中國政府指責為美國即將占領台灣。17
這樣，對台灣問題的兩種立場已經暴露在公眾面前，而使得美國決策層必須在這兩種方案中做出選擇，並且需要公開表態。
12月29日，以艾奇遜、臘斯克、巴特沃斯及麥錢特為一方的國務院與以布雷德利、柯林斯、諾斯塔德為一方的參謀長聯席會議就台灣問題進行直接交鋒。參謀長聯席會議為備忘錄辯解說，從軍事角度看，國民黨在台灣的地位比過去穩固，因此只需要相對低廉的費用，台灣便可以支撐得比美國預想的要久。這樣，美國就可以對中國加強其自身政權的努力施加影響，因為只要共產黨仍須與台灣抗爭或解放台灣，他們就不會向東南亞實行擴張。因此，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張，按其需要增加給台灣的軍事援助並派遣軍事顧問駐台。艾奇遜強烈反對這些意見。國務院認為：（1 ）必須承認，「共產黨人事實上已控制了中國，中國被共產黨人征服的原因主要不是在於武力，而是在於國民黨自身的崩潰和共產黨利用了中國長期孕育的土地革命。我們必須面對這一現實，即中國並沒有抵抗共產主義的基礎」。（2 ）防止共產主義蔓延到東南亞國家的方法是幫助該地區的國家建立內部安全局面，幫助他們發展經濟和哪怕只是有限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是第四點計劃的基本精神。（3 ）即使按照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建議，增加對國民黨的軍事援助，無非是使台灣推遲一年陷落，但為此付出的代價是美國的威信在公開失敗中再次喪失，同時還會激起中國人民的仇恨情緒，並使蘇聯有藉口在聯合國控告美國與腐敗的國民黨沆瀣一氣。而台灣對於美國的安全防務並無戰略意義，因此不值得付出這樣的代價。（4 ）中國不受蘇聯支配是美國「在華的一項重要資產」，美國不應「以自己代替蘇聯作為中國的帝國主義威脅」。中國共產黨人確實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把蘇聯當做唯一的偉大盟友。但是，「我們的眼光要放遠些，要從6 年到12年而不要從6 個月到12個月來看問題」。布雷德利沒有更多的理由，只說軍方是從軍事角度以及對國會通過的共同防禦援助法案的考慮出發的，既然軍事應該服從政治，他問艾奇遜是否按政治辦法去做。
艾奇遜明確回答：是的，除非能提出根據說明台灣的戰略重要性使得非照備忘錄的意見辦不可。18
結果，杜魯門總統支持了國務院的意見。12月30日通過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第48/2號文件「美國在亞洲的地位」 中規定，「美國應當通過適當的政治、心理和經濟手段利用中共和蘇聯之間，以及中國史達林主義者和其他分子之間的分歧，同時謹慎地避免給人以干涉的印象」。至於台灣，其「重要性並不足以採取軍事行動」。「美國應盡一切努力以加強美國在菲律賓、琉球群島和日本的總體地位」。19
這樣，為台灣提供軍事援助和採取軍事行動的建議再次被美國政府否決。與此同時，國務院也做了讓步，即放寬了與國民黨政權保持外交關係的條件：如果美國政府接到「國民政府」遷都台北的正式通知，並且其「外交部長」 葉公超不再以部長身份滯留香港。20
隨後，為了穩定國會和輿論，杜魯門和艾奇遜分別發表了聲明和公開演講，宣布將台灣排除在美國的遠東防禦線之外。就杜魯門個人來講，他不像羅斯福那樣對蔣介石充滿熱情和希望，反而對國民黨抱著一種厭惡和輕視的態度。因此，在台灣問題上，杜魯門一直比較傾向國務院的意見。不過，對於軍方和國會的態度，杜魯門也不能不有所考慮。就在1 月5 日聲明發表的前一天，他帶著這份由國務院起草的文件去徵求詹森和布雷德利的意見。他們都表示反對發表這個聲明，詹森的意見尤其強烈。最後，儘管在艾奇遜的說服下發表了這份聲明，但杜魯門還是聽從布雷德利的意見做了兩處修改：把「無意將台灣同中國分開」這句話刪掉；在美國「無意在台……建立軍事基地」這句話之前加上了「在目前」的字樣。21看起來，一旦情況有變，美國改變對台政策是有基礎的，而且事先埋下了伏筆。
（二）
儘管從杜魯門和艾奇遜的公開聲明發表到韓戰爆發之前，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再沒有就台灣問題進行過任何值得一提的討論，但是軍方和國會中的反對意見依然存在，軍方甚至有自行其是之嫌。就在艾奇遜1 月12日演說後不久，參謀長聯席會議即決定將過去制定的一旦發生戰爭時不讓台灣落入蘇聯手中的「緊急作戰計劃」的有效期延長到1951年底。22
以後，隨著共和黨在國會的煽動，中美關係因北京軍營事件而激化，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以及麥卡錫事件的發生，國務院在對台政策問題上受到越來越猛烈的攻擊，艾奇遜則首當其衝，成為攻擊的目標。
1950年4 月以後，台灣形勢愈加緊張。4 月27日海南島解放，5 月16日國民黨軍隊撤離舟山群島，台灣當局惶惶不可終日，美國對台灣的命運也更加關注。國務院按原定政策準備撤離台灣。5 月17日斯特朗從台北報告說： 「我和使館的人員都認為，台灣的命運已經註定，共產黨可能在6 月15日至7 月底之間發動進攻」。斯特朗建議減少美國官方人員，警告所有美國公民迅速離開台灣，轉移精密儀器等。他告訴國務院，他將「在6 月15日之前，把所有必須轉交給英國領事館的文件準備好」，並「確定出內部和外部的撤離單位」。5 月26日，國務院給斯特朗回電，同意他關於「儘早和逐步」採取有關措施以便為撤離計劃的實施奠定基礎的建議，並授權他秘密地與英國方面 「進行完全必要的籌劃」，以防萬一。23
與此同時，美國駐台灣總領事館在5 月24日已經勸告美國公民，除非他們在那裡還有非辦不可的事情，否則還是離開該島為好。24
軍方的態度卻是截然相反的。4 月間，參謀長聯席會議對東南亞的戰略形勢提出看法，其中對中國在美國的亞洲戰略地位中的重要性的提法比以前加強了，鼓吹美國應採取「果斷的」、「持續的」措施以「減少來自共產黨中國的壓力」，並且認為，「有證據說明中國國民黨的軍隊有所振興並增強了效能」。25
在國防部里，從4 月至6 月韓戰爆發前夕，不斷有人提出各種意見書，支持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意見，主張推翻杜魯門1 月5 日聲明的政策，盡一切力量「保住」台灣。理由是情況有了新的變化，「蘇聯已經安全接管了共產黨中國」。建議書提出：美國的短期目標是儘量維持台灣的抵抗力量，最好超過18個月，以爭取時間加強菲律賓和印尼的防務；長期目標是「永久」不讓共產黨得到台灣，為此要採取有深遠意義的步驟，把一個「非共產黨統治的台灣」與它的「非共產黨鄰國」聯合起來，最後形成一個「非蘇維埃的中國」。建議立即採取的步驟有：向台灣增派高、中級軍官，立即用「援華法案」的餘款為台灣購置艦隻和軍火，美國海軍作戰艦艇公開訪問台灣，國務院應發表聲明，解釋美國政策轉變的原因，並增加在台灣的外交代表。實現長期目標的措施包括：美國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組織軍事調查團調查台灣的防務需要，設法讓蔣介石下台而支持其後繼者並給以充分的經濟和軍事援助，使日本、菲律賓或者加上越南與這個「台灣民主政府」締結安全條約，訓練反共游擊隊並派入中國大陸等等。26
國防部長詹森顯然是支持這些意見的。5 月25日，即戰爭爆發前一個月，詹森向杜魯門提交了一份備忘錄。這是一個有關美國轉變對台政策的非常重要的文件。據布雷德利回憶，其內容是：
國家安全委員會1949年12月29日決定採取不援助中國國民黨防守台灣的進一步行動。從那時以來，情況的變化已經發展到了這樣的程度，以至國防部感到有責任請求您再次提出這一問題，供進一步研究和斟酌。年初以來，海南島和上海附近沿海的島嶼已落入共產黨手中；共產黨中國同俄國簽訂了一項軍事條約；在過去的數天中，朝鮮形勢變得十分嚴重。雖然台灣並非是美軍的一個重要基地，但一旦它被敵對國家占領，將會嚴重影響我們在日本、沖繩和菲律賓的地位。該島上有許多現成的機場，從那裡起飛的敵機完全可以接近我們的基地和交通線，這樣就使這些機場加倍地發揮作用。例如，我們現有的戰鬥機的航程僅能夠在沖繩和菲律賓之間活動。如果為避開來自台灣的干擾，必須要繞一個圈子，而這一迂迴行動是不可行的或極其危險的。國防部12月曾建議命令遠東戰區總司令麥克阿瑟向台灣派出一個調查組，以掌握關於如何才能防止台灣落入敵對國家手中的第一手材料。我再次建議您採取這一行動，參謀長聯席會議和麥克阿瑟將軍對此也表示贊同。27
6 月9 日，詹森甚至要求參謀長聯席會議考慮出動美國軍隊阻止對台灣的進攻這樣一個十分敏感的問題。28
與此同時，剛剛出任國務院顧問的杜勒斯也提出了改變對台政策的問題。作為共和黨外交政策的主要發言人杜勒斯進入國務院，肯定給艾奇遜帶來了不少麻煩。5 月18日，杜勒斯向國務院提交了一份備忘錄。備忘錄認為，由於共產黨控制了中國，而中國又與蘇聯結盟，世界上力量均衡的局面已被打破，並且朝著有利於蘇聯而不利於美國的方向傾斜。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美國的行為仍表現出允許那些未確定地區，即美洲和北大西洋條約國以外的地區，落入蘇聯之手的傾向，那麼，在類似日本、菲律賓、印度尼西亞這樣具有豐富自然資源的地區，美國就將遇到一系列重大的災難，甚至中東石油地區也將處於危機之中。為了防止這種災難發生，美國應該迅速採取一種能夠顯示我們信心和決心的全新與強硬的立場。杜勒斯認為，在台灣採取這一立場是最有利的，他說：「如果美國宣布要使台灣保持中立，既不容許它被共產黨占領，也不容許它被用作對抗中國大陸的軍事基地，那麼，我們就一定能夠使這一決策堅持下去，除非蘇聯發動公開的戰爭。」29
杜勒斯在國務院裡也找到了他的支持者，這就是負責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迪安·臘斯克。臘斯克贊同杜勒斯的意見，經過商議，他先後在5 月30日和6 月9 日向艾奇遜提出二份建議書，基本上重複了杜勒斯的意見。建議書甚至提出了一些具體方案，如告訴蔣介石，台灣的陷落是不可避免的，美國不準備助其守住台灣，然後動員蔣退出政治活動，同意讓聯合國對台灣實行託管，並由聯合國派小組對台灣情況調查後向聯大提出報告，在此基礎上實現台灣軍事中立化和「自決」原則；為保證軍事中立化，美國派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水域，宣稱防止台灣海峽雙方發生軍事行動；照會英、蘇及聯合國，說明中國人之間在台灣即將發生的衝突將涉及國際和平問題，應由聯合國及對日和約有關國家共同解決。杜勒斯還決定在訪問日本期間將這些建議通知蔣介石。30
這樣，艾奇遜的主張不僅在外部受到國防部、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反對，而且在國務院內部也由於杜勒斯和臘斯克聯手而受到排斥。與此同時，艾奇遜還受到國會共和黨議員的指責，特別是麥卡錫主義興起後，國務院的實行對華政策被認為是「失去中國」的主要原因。看來，艾奇遜出於擺脫這一困境的政治原因，是不得不放棄自己的意見了。
就在這時，以反共著稱的麥克阿瑟又向杜魯門和艾奇遜的台灣政策開了一槍，提出了「保台意見書」。6 月14 日麥克阿瑟起草了這份給參謀長聯席會議的絕密備忘錄。6 月24日，即戰爭爆發前一天，麥克阿瑟把這份備忘錄交給了來東京訪問的詹森和布雷德利。布雷德利回憶說，這份文件使用「不沉的航空母艦」這樣的比喻，強調並重申了台灣一旦落入共產黨手中對美國遠東戰線造成的威脅。麥克阿瑟極力主張美國應主動採取措施防止台灣被共產主義政權所統治。他無法提出為防止台灣失陷而應採取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方面的具體措施，但強烈要求政府應批准參謀長聯席會議1949年12月23日和1950年5 月4 日向台灣派一個調查組的建議。布雷德利認為，「在援台問題上，這一文件比參謀長聯席會議以往的文件提出的論據更為有力」。於是，詹森和布雷德利一致決定，這份文件應呈交總統，並以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名義提出建議，美國應改變不插手台灣的政策，並要根據調查組的建議，向國民黨提供援助。31
這就是說，在韓戰爆發前夕，美國已經傾向於改變對台政策，甚至也有了可供選擇的具體建議。
詹森和布雷德利帶著麥克阿瑟的備忘錄返回華盛頓時，正趕上韓戰爆發，杜魯門召開第一次布萊爾大廈會議。於是，在會議晚餐前的討論中，詹森和布雷德利首先發言，不談朝鮮戰局，卻大談台灣的重要戰略地位，布雷德利當場宣讀了麥克阿瑟的「保台意見書」。布雷德利甚至提出，軍方認為台灣比朝鮮更重要，「在朝鮮的進攻可能是一次佯動，目的是轉移我們對共產黨急迫進攻台灣這一事實的注意力。在過去的數周中，中共在台灣對面集結了約20萬軍隊。如果共產黨果真要從遠東把仗打下去，我們就必須刻不容緩地保衛台灣。在朝鮮我們可以依賴韓國軍隊，或至少我們是這樣認為的。但台灣幾乎是赤手空拳，是唾手可得的熟果」。32
就是在這次會議上，就是在這樣的情勢下，艾奇遜提出了派第七艦隊進駐台灣的建議，而這一建議實際上就是以軍方的台灣戰略地位已變得十分重要的論點為前提，以杜勒斯- 臘斯克的建議為具體方案。
了解了這樣一個歷史過程，對美國政府在韓戰爆發之際，首先改變了對台政策，從而在實質上介入了中國內戰這一現象，就不會感到意外和奇怪了。
（三）
美國對台政策的改變以朝鮮爆發了戰爭為理由和藉口，其結果，又反過來對韓戰的複雜化和擴大化產生了重大影響。
其一，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的直接結果是把美國與蔣介石集團緊緊地綁在了一起——這本來是杜魯門政府最不願意看到的結果，從而使韓戰的局勢進一步複雜化。艾奇遜在建議使用第七艦隊的同時，特別強調了美國不應與蔣介石保持密切的聯繫，台灣的地位問題可由聯合國來確定。33
國務院隨後又發給其外交和領事官員一份秘密傳閱的電報解釋說，關於第七艦隊北上的決定，「只是為了保持太平洋地區的和平而採取的一項緊急防衛措施，我們對有關中國政府的政治問題不存在什麼偏見」。34
艾奇遜的本意可能是想維持韓戰前美國處理台灣問題的曾經設想過的一個方針：首先拋棄蔣介石，然後在可能的情況下，通過實現台灣自治或獨立，使其納入美國的戰略防禦範圍。但是，美國出動海軍阻止對台灣的進攻，其實際結果是保護了搖搖欲墜的蔣介石政權，鞏固和加強了國民黨對台灣地區的統治。
早在1948年11月，當時的台灣省主席魏道明就與美國秘密接觸，表示願意在美國的支持下，說服蔣介石不來台灣，從而可以實現台灣的自治。35
在12月27日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代理國務卿洛維特也提到「台灣中國人」找到了國務院和中央情報局，要在台灣建立另外一個國家，商討正在進行中。洛維特說，「台灣的價值並不在於蔣介石10年後的重返（大陸），而在於把未來寄託於跟日本合併成一個不受中共影響的政府。鑑於當前的困難情況，此事應當秘密進行」。36
儘管1949年1 月蔣介石撤掉了魏道明，改派其親信陳誠為台灣省主席，並把巨額黃金、外匯和大批軍火運至台灣，但美國仍未放棄支持台灣獨立的政策。2 月3 日形成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第37/2號文件指出，「美國應設法發展和支持一個當地的非共產黨控制的中國政權，它至少可以向這些島嶼提供一個多少有點正直的政府」。美國還應 「在一切地方運用影響以勸阻大陸人湧入」，並「跟台灣本地領袖人物保持謹慎的聯繫」，以便在將來「利用台灣自治運動」。37
隨後，國務院便派駐南京領事利文斯通·麥特錢秘密去台灣活動。艾奇遜指示他應廣泛接觸台灣各階層人士，並向陳誠表明，如果能做到限制大陸國民黨人士去台，吸收台灣人參政，「美國可以答應給予經濟援助」。但麥特錢到台灣後發現陳誠是蔣介石的親信，不能依靠，「而台灣一些主張獨立的團體目前又各自為政，政治上無知，組織上一塌糊塗」，也不能依靠。38
後來，國務院遠東司司長巴特沃斯和國務院政策設計室主任喬治·凱南又相繼提出了由聯合國監督下的公民投票來決定台灣的歸屬或立即實行對台灣的國際託管的方案，以此達到分離台灣，把蔣介石和共產黨都棄於台灣之外的目的。39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美國分離台灣的難度增大，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有人開始鼓吹台灣地位未定論。共和黨參議員亞歷山大·史密斯到處宣傳在對日和約簽訂之前，台灣「在技術上還是日本帝國的一部分」，美國做為占領國就有權對它承擔某種保護義務。40
麥克阿瑟在12月的一次秘密談話中也聲稱，在法律上台灣仍是日本的一部分，在對日和約簽訂之前，國民黨的政府不過是為同盟國代管台灣。他還說，雅爾達協議以來的情況已經發生了如此的變化，以至於沒有義務「把台灣交給中國國民政府」；相反，應把它建成一個獨立的自治國家。41
正是這種台灣地位未定的理論，成為杜魯門6 月27日聲明中干涉中國內政的法律藉口。然而，蔣介石堅決地並且一貫地排除任何把台灣同中國大陸分離的可能性。國民黨憑藉著幾十萬軍隊和大量黃金、外匯，從軍事上和經濟上牢牢掌握著對台灣的控制權。以致司徒雷登嘆道：「委員長不點頭，台灣不可能有任何變化」。42
不過，國民黨政權駐聯合國「代表」蔣廷黻和駐美國「大使」顧維鈞都認識到，「美國正在設法把台灣問題暫時凍結起來，從而排除對台灣的地位問題作出任何決定的可能性，這是有利於國民政府的」。「如果我們堅持台灣毫無疑義是中國領土的說法，美國力圖防止台灣落入敵人之手的主張就會站不住腳。美國的說法是，台灣的地位還沒有明確，或者說是尚未定案（這是杜勒斯的原話），因為如果把台灣看作是被盟軍占領的日本領土，則美國對這個島嶼的安全問題，就可以有發言權，就負有責任。」應該說，他們的理解是十分準確的。顧維鈞和蔣廷黻還遵從杜勒斯的意見，一再給台灣去電，勸請台北「勿再激烈反對並攻擊美國的主張」。43
蔣介石深謀遠慮，既要維護中國的領土不被分離出去，以便有朝一日恢復其世界大國領袖的地位，又要死死拉住美國，利用美國對台灣戰略地位的關注，爭取儘可能多的軍援，以鞏固在台灣的統治，伺機反攻大陸。因此，1949 年11月1 日，由「外交部長」葉公超給蔣廷黻發了一份專電，傳達了蔣介石和「行政院」的指示。該指示一方面明確指出：「為了維護我國的政治地位，我們仍應堅持台灣是我國領土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表現出某種靈活性， 「眼前我們可以支持美國的建議，即請求聯合國大會作出決議，維持台灣現狀，並禁止任何方面使用武力。我們可以把它作為一項權宜之計，予以接受」。44
蔣介石採取的靈活態度和權宜之計，加強了美國軍方介入台灣問題的建議的地位，以及實現這種建議的可能性。自然，也就加強了台灣取得更多的美國軍事援助的地位和可能性。實際上，蔣介石與美國軍方的接觸與合作正是在這種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還在韓戰爆發之前，美國軍方就開始和蔣介石談判派國民黨軍隊開赴南韓的問題。據顧維鈞回憶，1970年冬原國民黨將領何世禮曾同他談起此事。韓戰前夕，麥克阿瑟派前美國太平洋艦隊的柯克海軍上將去台灣，要求蔣介石派軍隊前往南韓，以抵抗北韓可能發起的進攻。蔣介石認為時機到來，可以藉此向美國多要一些服裝、武器和給養。但柯克將軍拒不答應，談判糾纏於許多細節問題，遲遲未果。據何世禮說，蔣介石從內心是急於想派軍隊去朝鮮，這不僅是要藉此抬高國民黨軍隊的身價，也是為了討好美國，以求得更廣泛的援助和支持。正是因為如此，韓戰剛剛爆發，蔣介石便立即提出派軍隊赴南韓作戰。在這一要求被美國政府拒絕後，蔣介石又派顧維鈞和何世禮再三去向麥克阿瑟請戰。無奈麥克阿瑟已無權作主。不久，蔣介石又提出派 1.5 萬名志願軍去南韓參戰，並完全歸麥克阿瑟指揮。這一建議仍被麥克阿瑟以加強台灣本身的防務為理由加以婉言拒絕。45儘管美國政府出於種種考慮，不願讓蔣介石的軍隊捲入韓戰，但是既然美國政府已經邁出了第一步，美蔣關係也就朝著這一改變了的方向迅速發展下去，以至這個沉重的包袱在美國身上壓了整整22年。
其二，美國對台政策的改變，引起中國政府和人民的極大憤慨，使得本來有希望進一步發展的美國與新中國的關係徹底中斷。同時，這也是後來中國做出出兵朝鮮決策的心理因素形成的客觀條件。
韓戰真正刺激中國的，不是戰爭爆發本身的消息，而是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的消息。據師哲回憶，6 月 26日清晨毛澤東對他說，從外國報紙上知道了戰爭爆發的消息，但毛澤東只是表示對北韓事先不打招呼表示不滿，並沒有其他明確的反應。46
當時，中國政府也沒有立即對朝鮮問題公開表示態度。而6 月27日杜魯門第七艦隊調動的聲明一發表，毛澤東第二天便在中央政府第八次會議上發表講話，嚴厲指責美國政府干涉中國內政。顯然，美國政府出爾反爾的作法激怒了剛剛掌握政權的中國共產黨人。毛澤東鄭重聲明：「中國人民早已聲明，全世界各國的事務應由各國人民自己來管，亞洲的事務應由亞洲人民自己來管，而不應由美國來管。美國對亞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亞洲人民廣泛的和堅持的反抗。杜魯門在今年一月五日還聲明說美國不干涉台灣，現在他自己證明了那是假的，並且同時撕毀了美國關於不干涉中國內政的一切國際協議。」47
美國政府派軍艦游弋於台灣海峽，直接的後果是阻止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台灣，為蔣介石集團承擔了防禦義務。儘管從20年代以來，國共兩黨有過兩次合作的經歷，但實則兩黨之間積怨甚深，水火不容。第一次合作，國民黨只是利用共產黨的群眾基礎和宣傳工作，同時也由於共產國際的指導錯誤以及中國共產黨的認識偏差和缺乏經驗，致使蔣介石篡奪國民黨領導權後，背叛人民，絞殺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人結下血海深仇。第二次合次，是迫於日本帝國主義大兵入境，國家和民族處於生死存亡的關頭，也由於國際形勢變化，美蘇等國際勢力的壓力，國民黨不得不暫時中止剿共滅共的目標。戰爭剛剛結束，國民黨便再次舉起屠刀，妄圖一舉消滅共產黨。經過四年火與血的較量，中國共產黨終於取得了全國政權，而國民黨則敗逃台灣一隅。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完成全國解放和統一大業只差這最後一擊了，而對於國民黨來說，則對「兵敗國破」之辱耿耿於懷，時刻不忘反攻大陸。美國政府在這種時刻再次插手國共之間，袒護國民黨，自然引起中國新政府的極大憤慨。同時，美國政府關於台灣尚屬日本領土，其地位還有待商議的說法，也極大地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這樣，本來尚有可能取得一些進展的中美關係，就熄滅了最後一線希望之光。其後，美國又跨過三八線，直逼鴨綠江，不能不使新中國感到有遭到南北夾擊的危險。因此可以認為，美國第七艦隊駛入台灣海峽是為中國出兵抗美援朝，以至韓戰變為中美之戰奠定的第一塊基石。
另一方面，美國派軍艦進駐台灣海峽，的確使中國人民解放軍對台灣的進攻受阻。然而，新中國不得不放棄攻打台灣的方針計劃，其客觀上的結果是中國大量的軍隊得以從東南沿海抽調至東北。也就是說，這種狀況的結果，為大規模中國軍隊入朝作戰創造了一種客觀條件。後來的情況發展也正是如此。如果沒有美國干預台灣問題，那麼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東南沿海舉行渡海戰役的同時，很少有可能再在東北邊陲集結大軍，入朝作戰。因此，第七艦隊阻止了中國軍隊進攻台灣，卻使得麥克阿瑟面對幾十萬入朝作戰的中國軍隊，這是美國政府決策時始料不及的，而中美關係關係從此進入漫長的冷凍時期，更是與美國政府的初衷背道而馳的。
其三，美國徹底改變對台政策的另一個客觀結果是促成了美國政府做出干涉朝鮮半島衝突的決策。關於第七艦隊進駐台灣的問題，儘管在韓戰爆發前已經有人議論，但做為建議正式向政府提出的卻是一向反對援助台灣的艾奇遜。為什麼會是這樣呢？其實，艾奇遜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提出台灣問題的真實目的還在於解決朝鮮問題。換句話說，艾奇遜是為促使軍方在朝鮮問題與國務院達成妥協，而以提出第七艦隊進駐台灣作為交換條件的。
國務院的一貫觀點是放棄蔣介石以及對台灣的援助，但在朝鮮問題上則採取較為強硬的態度。如反對過早從朝鮮半島撤軍，一再提出增加對韓國的經濟和軍事援助等。相反，美國軍方比較重視台灣問題，主張增強軍援以保住台灣，但對韓國則抱著冷淡態度，所做應急計劃都是一旦發生戰爭即從朝鮮半島撤退。國務院與國會反對派和軍方曾經有過一次妥協，即在1950年初國會為提供軍事援助撥款問題進行討論時，國務院為給韓國爭取撥款，不得不同意把台灣列入援助對象。48
這次，艾奇遜在朝鮮戰火已經燃起的危急時刻，迅速改變對台態度，除了受到政治壓力之外，更深刻的含義是換取軍方和國會反對派在朝鮮問題上與國務院的主張保持一致。實際上艾奇遜未必指望第七艦隊能夠真正發揮建議中所說的那種軍事作用。美國第七艦隊當時有1 艘航空母艦、1 艘重巡洋艦、1 艘輕巡洋艦、12艘驅逐艦及輔助艦隻，其時軍事責任的範圍在整個東亞地區。其中以日本佐世保為基地進入台灣海峽的只有2 艘巡洋艦、6 艘驅逐艦和1 艘運輸艦。同時，這些艦隻還要擔負韓戰中的作戰任務。以這樣的軍事力量完全負責台灣地區的安全，顯然是不夠的。艾奇遜在1951年5 月參議院關於遠東軍事形勢的公聽會上也承認：由於艦隊承擔著在朝鮮作戰的任務，因此無力阻止中國共產黨人奪取台灣。
但是，部署一支微小的軍事力量具有象徵意義。誠如美國外交史學家福斯特·弗·杜勒斯所說：「在台灣周圍劃定的這條防禦線對於使那些長期鼓吹這種防禦屏障的共和黨人緘默不語，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派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這項決定是「爭取兩黨支持干預朝鮮的一個決定性因素」。49
因此可以認為，美國轉變對台政策是其轉變對朝鮮政策的前奏，是國務院促進政府對朝鮮政策轉變的政治手段。在某種意義上說，也是爭取兩黨對外政策一致，迅速採取全面捲入韓戰的前提。
（原載《當代中國史研究》1995年第4 期。編輯部刊登時將標題改為「50年代初美國改變對台灣政策的經過及其後果」，並作了刪節，此處按作者原文刊出。）。
1 哈里·杜魯門：《杜魯門回憶錄：考驗和希望的年代（1946～1953）》，三聯書店，1974年（據1956年英文版譯），第402 頁。
2 資中筠、何迪編：《美台關係四十年（1949～1989）》，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頁。
3 顧維鈞：《顧維鈞回憶錄》第7 分冊，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768 頁。
4 《美國對外關係》（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9年，第9 卷，華盛頓特區1974年，第261 ～263 頁。
5 同上，第273 ～274 頁。
6 同上，第284 ～286 頁。
7 同上，第294 ～296 頁。
8 迪安·艾奇遜：《艾奇遜回憶錄》，上海譯文出版社1978年（據1969年英文版譯），第225 頁。
9 關於麥錢特之行，參見《美國對外關係》，1949年，第9 卷，第300 ～341 頁。
10 1949 年11月2 日，艾奇遜與杜勒斯共同制定了一份有關遠東政策的決定，講到台灣問題時，否定了美國以武力或通過託管方式取得對台灣控制的方案。見《美國對外關係》，1949年，第9 卷，第161 頁。
11《美國對外關係》，1949年，第8 卷，華盛頓特區1978年版，第696 頁。
12還在11月15日臨時代辦羅伯特·斯特朗在給國務院的電報中就提出：「儘管在大陸應讓大使館繼續存在並保持接觸，但另一個政府很可能繼續存在下去，國務院需要就與海島政府的關係問題做出新的決定」。見《美國對外關係》，1949年，第8 卷，第593 ～594 頁。
13《美國對外關係》，1949年，第9 卷，第393 頁。
14同上，第460 ～461 頁。
15《中美關係（文件和資料選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27 ～229 頁；《美國對外關係》，1949 年，第9 卷，第460 頁。
16《顧維鈞回憶錄》第7 分冊，第561 頁。
17約翰·斯帕尼爾：《杜魯門與麥克阿瑟的衝突及與韓戰》（The Truman-MacArthur Controversy and the Korean War），紐約1965年版，第56～58頁；《艾奇遜回憶錄》，第226 ～227 頁。
18《美國對外關係》，1949年，第9 卷，第463 ～467 頁。
19總統秘書檔案，第20盒。轉引自華慶昭：《從雅爾達到板門店——美國與中、蘇、英：1945～1953》，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83 頁；愛德溫·馬丁：《抉擇與分岐——英美對共產黨在中國勝利的反應》，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年（據1986年英文版譯），第111 ～112 頁。
20《美國對外關係，1949年，第8 卷》，第719 頁。
21見《美台關係四十年》，第44～45頁。也有人認為，「在目前」這幾個字是杜魯門本人加進去的。見華慶昭前引書，第184 頁。
22多羅西·博格、沃爾多·海因里奇編：《不確定的年代：1947～1950年的中美關係》（Uncertain Years ： Chinese American Relations， 1947-50），紐約1980年版，第85～86頁。
23《美國對外關係》，1950年，第6 卷，華盛頓特區1976年版，第340 ～345 頁。
24彼德·卡爾沃科雷編著：《國際事務概覽（1949～1950）》，上海譯文出版社1991年（據1953年英文版譯），第454 頁。
25美國國家檔案館檔案，RG59，793.00/5-350. 轉引自愛德華·馬丁前引書，第45頁。
26美國國家檔案館檔案，RG330 ，CD6-4-6.轉引自愛德華·馬丁前引書，第45～46頁。
27克萊·布萊爾整理：《將軍百戰歸——布雷德利自傳》，軍事譯文出版社1985年（據1983年英文版譯），第 690 頁。
28《不確定的年代》，第89頁。
29《美國對外關係》，1950年，第1 卷，華盛頓特區1977年版，第314 ～316 頁。
30《美國對外關係》，1950年，第6 卷，第348 ～351 頁。
31克萊·布萊爾前引書，第687 頁。在此之前，麥克阿瑟還與去東京的杜勒斯討論了他的備忘錄，並提出親自去台灣進行這項調查。麥克阿瑟的備忘錄見《美國對外關係》，1950年，第6 卷，第366 ～367 頁。
32克萊·布萊爾前引書，第691 頁。
33《美國對外關係》，1950年，第7 卷，華盛頓特區1976年版，第158 頁。
34《美國對外關係》，1950年，第6 卷，第367 ～368 頁。
35《美台關係四十年》，第28頁。
36總統秘書檔案，第220 盒，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卷。轉引自華慶昭前引書，第161 ～162 頁。
37總統秘書檔案，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文件，第37/2號。轉引自華慶昭前引書，第166 頁。
38《美國對外關係》，1949年，第9 卷，第289 、303 頁。
39詳見《不確定的年代》，第27頁；《美國對外關係》，1949年，第9 卷，第357 頁。
40威廉·斯德克：《走向對抗：1947～1950年美國對中國和朝鮮的政策》（The Road to Confrontation ：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oward China and Korea ， 1947-1950），查佩爾·希爾1981年版，第139 頁。
41總統秘書檔案，第177 盒。轉引自《美台關係四十年》，第59頁。
42《美國對外關係》，1949年，第9 卷，第300 頁。
43顧維鈞：《顧維鈞回憶錄》第8 分冊，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148 ～149 頁。
44《顧維鈞回憶錄》第8 分冊，第151 ～152 頁。
45《顧維鈞回憶錄》第8 分冊，第80～81、94頁。
46李海文：「中共中央究竟何時決定志願軍出國作戰？」，載《黨的文獻》1993年第5 期，第85頁。
47《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 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423 頁。
48參見彼得·卡爾沃科雷前引書，第608 ～609 頁。
49江南：《蔣經國傳》，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249 頁；約瑟夫·格登：《韓戰——未透露的內情》，解放軍出版社1990年（據1982年英文版譯），第172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