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東莞兩地警方正在竭力追尋一千多名被拐走的男童，但男童販賣在中國南部多省盤根錯節，國家建立打拐新制後能否狂飆怒起，幫助無數家庭還原幸福？
南中國男童販賣鏈條
鄧飛發自廣東廣西
29歲的彭高峰發誓要找到他的兒子。
2008年3月25日19時許，深圳光明新區公明街上，一個黑夾克男子趁彭和妻子不注意，強行抱走3歲多的彭文樂，一路狂奔。
錄影帶令這個退伍的父親血脈噴張：孩子感覺不妙，拼命掙扎，甚至掙脫到了地上，想逃脫，但男子又一把抱起，消失在人海中。
彭文樂是深圳近年來被偷的19個孩子之一，令深圳市民喚起不安記憶——2002年，深圳先後神秘失蹤11名男童，成為公安部和廣東省公安廳列為2003年督辦案件，最後調查是一個叫許美盛的潮陽人利用自己的孩子幫助拐騙。
「以前還只是誘騙，現在發展到公然抱搶」彭高峰在追尋過程中意外發現，自2001年以來，深圳和鄰近的東莞市的男童連續不斷失蹤，民間統計竟然上千。
而2007年12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中國反對拐賣婦女兒童行動計劃（2008－2012年）》，被稱為中國第一個國家反拐行動計劃，涉及28個部委，涵蓋預防、打擊、受害人救助、遣返及康復、國際合作等反拐工作的各個領域。
今年，公安部成立打擊拐賣婦女兒童犯罪辦公室，統籌中國打拐，發誓要繼續控制中國境內的兒童販賣。東莞、深圳兩城和背後南中國的男童販賣是否可能引發中國新一輪打拐狂飆，令各方矚目。
男童市場
深圳的鄰市——東莞情況一樣糟糕。2007年11月12日傍晚，東莞市寮步鎮上底村，一台白色麵包車停下，兩個男子把9月大的葉銳聰抱上車，在家屬尾隨吶喊中逃去。
東莞一段時間是人人自危，一些市民把自己的男童扮成女孩，避免被人販子盯上。當地尋子家長提供一份名單，顯示共有1000多名男童在東莞各地被偷。
大規模的男童偷盜事件背後是一個旺盛的男童供銷市場。廣西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孫小迎說，中國的男童市場由來已久。1983年，中國開展了開始一場激烈而浩大的計生運動，向農村派出了宣傳隊和避孕節育手術隊，提倡生了一個孩子的育齡婦女上環，生了兩個以上孩子的夫婦一方結紮。
而當年的中國的鄉村正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重新得到土地的個體家庭又開始需要男丁，做為農耕勞動力。
中國鄉村對男童的剛性需求，催生了建國以來第一輪大規模的男童買賣。
從1987年以來，中國各級婦聯重複、大量使用「急劇上升」、「情況嚴重」、「十分猖獗」、「亟待解決」等詞語告急，反映婦女兒童販賣情況。
相關資料表明：1999年春以來，四川省人販子活動十分猖獗。據17個地、市、州統計，今年上半年共發生拐賣人口案件2478件，作案成員有4502人，還有4621起拐賣人口案線索待查，其中兒童居多。
貴州、雲南、廣西和四川等省區的一些少數民族地區生育較為寬鬆，計劃外生育屢禁不絕，導致該地區的男童販賣異常活躍。在外來人販子的帶動下，當地貧困村民也參與整個鏈條運作。
中國人口販賣鏈條逐漸嚴密，人販子之間討價還價開始形成一整套「暗語」。在南方，對被拐兒童以「貨名」相稱，一般將男孩、女孩分別稱為「正品」、「副品」，嬰兒年滿一月稱「一兩」。在北方，男孩。女孩則分別被稱「大貨」、「小貨」。
2000年，貴州安順市連續爆出兩起震驚全國的特大兒童拐賣案，共解救兒童上百名，案涉河南、福建、江蘇、雲南、廣東等省。
令人注目的是，該案還發現父母賣出自己親生子女——一個兩歲女孩的價錢是300元，男孩最高價格是5000元。
2000年開始，中共警方開始第一次大規模的全國打拐，試圖遏制日漸猖獗的婦童拐賣，其中鐵路公安重點監控了由雲貴黔川等西南諸省始發的數條鐵路。
2002年5月，武漢鐵路公安處破獲一個共計販賣42名嬰兒的團伙。2005年2月，鄭州鐵路警局解救出了30多個孩子，切斷從廣東湛江和廣西桂林到豫北的販童通道。7月，鄭鐵警局再次在河南洛陽、四川西昌、山東東明等地摧毀一個跨省「販、運、銷一條龍」的家族式跨省販嬰犯罪集團。
販童的變化
一些被拐賣的孩子在惡劣、漫長的長途運輸中生病或者死去，增加了販賣成本。中國鐵路警方頻繁在列車、車站來抽查身份證，實現全國大追逃，火車販賣變得更加危險。此外，雲南因為旅遊、產業產業興起，經濟發展迅速，村民少有因為貧困而出賣自己親生子女。
2000年後，人販子轉而瞄準了
「那一段時間丟孩子很多」東莞市寮步鎮市場包子鋪店主鄭春忠說，2003年，兩個婦女偷走了他的兒子，而該市場一共丟了5個男童。
鄭在尋子的漫長過程中幫助東莞警方在2004年抓獲數個販童團伙，成功解救11個男童。2005年，東莞警方又重新梳理深挖，再次解救11個男童。
東莞法院認定，從2001年3月至2004年5月，以一個叫劉建秋的潮汕人單獨或結夥在東莞市寮步、大朗、東城等鎮區的市場，以買泡泡糖、玩具等為誘餌，拐帶兒童到汕頭市潮陽區，交由當地人賣出男童，共拐賣兒童38名。
2008年6月，劉建秋被槍斃。
鄭沒有找到自己的兒子，但他似乎成為了一個反拐專家。他說，廣深公路兩側的數百個大小農貿市場是男童被偷的重災區。這些男童的父母一般是來自鄉村，他們忙於自己的生計，疏於保護自己的孩子，孩子還是像在鄉村一樣自由活動。
有警察告訴《鳳凰周刊》，買進孩子的重點地區是中國的山東、福建和廣東的潮汕地區，中國的改革開放幫助上述地區經濟發展迅速，民眾積累了大量財富。此外，該三地區崇拜男丁，深信多子多福。
一個佐證是，2002年開始，一個叫唐顯忠的男子在東莞拐騙6個男童，然後送到福建廈門市販賣。
有潮汕人士告訴《鳳凰周刊》，近年來，潮汕地區開始流行一種新「消費」——買孩子。有兒無女，有女無兒及沒兒沒女的家庭一定會設法買進孩子，有子女的家庭為了發展家族產業，發展下一代的勢力，也要花錢再買一兩個男孩或女孩。有的地區的民眾甚至還把買兒、買女互相攀比。
鄭春忠說，即便是在農貿市場丟了孩子的潮汕籍家庭，無一例外，都是生育了三四個孩子。
「買一個男孩放在家裡，可以做一個引子」上述潮汕人士稱，一些潮汕人相信，家裡有一個男孩，可以形成某種氣場幫助婦女生出男孩。
中國雖然對戶口登記有嚴格制度，但在潮汕一些地區，一個嬰兒只需要花兩百元找村主任開出一張出生證明，就可以找派出所上戶。如果是幾歲的孩子，則需要在計生部門繳納幾千元社會撫養費，再到派出所辦理戶口登記。
2002年，深圳被拐騙的11個男童也是被發現帶到廣東潮陽市金玉鎮，再經人賣到汕頭、潮陽、揭陽等地。廣東省公安廳不得不組織深圳、汕頭、潮陽、揭陽、汕尾五市聯動，才一舉救出9個男童。
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在東莞、深圳丟失的孩子大多被送到了潮汕。因為暴利驅使，一些潮汕人成為了人販子，利用廣泛的人脈加快了男童的脫手。
民風剽悍的潮汕一度也被各地警方視為畏途。參與解救的深圳警察說，他們被警告一定要小心被當地民眾圍攻，不得不深夜進入該些地區，抱起孩子就上車逃離。而東莞警方一直憤恨的是，還有被潮汕人買進的3個男童因為當地走漏了風聲，被藏起，再也沒有露面。
僥倖的成功
為了找到丟失的19名孩子，深圳市警局成立了一個以一名副局長為組長的專案組。
南山區公安分局一名負責人說，人販子深知一旦被人發現，一定將遭遇群眾圍毆，所以他們計算周密，力求一擊即中。而買孩子的家屬不願被人發現，以免人財兩空，所以對孩子保護嚴密。
「如果沒有具體線索，找一個孩子回來猶如大海撈針」該警官嘆氣說，壓力很大。
但莫金昌顯然是很一根幸運的「針」。2007年12月10日上午，深圳市寶安區西鄉三圍村。一個陳姓潮汕籍男子騎著摩托車把3歲多的莫一把摟了過去，飛車逃脫。陳在潮汕沒有找到下家，就抱著孩子去了南陽，試圖賣給一個女中巴司機，被該司機和家人設計擒獲。
陳堅稱是幫助人照顧孩子，警方沒有其他證據，只得放人，對深圳警方發出對莫的協查傳真，但未獲回應。南陽警方只好把莫放在南陽福利院，一直沒有人認領。
直到《南陽晚報》記者把莫的照片傳到一個叫寶貝回家的尋子網站，才被注意。莫父一眼就認出是自己的孩子。
2008年月28日，莫在他的小屋裡抱著孩子，心有餘悸。
對其他父母來說，追尋被偷的孩子簡直是一場類似凌遲的煉獄之旅，一點點被折磨。彭高峰貼出尋子啟事後，至少收到兩千條試圖行騙的信息。另一個家長還兩次被人約出，說是一手交錢一手交人，尾隨的警察都發現了對方身上的刀具，「如果不是警察，可能被他們謀財害命了」。
而丟了孩子的父母用各種各樣的方式來尋找孩子。
一個叫蔣錚的孩子被湖南龍山縣一個人販子拐賣，警察一直無法緝拿歸案，蔣的奶奶尋到人販子的家裡，對家屬下跪，還幫助下地干農活，希望能夠感動家屬做人販子的工作，說出孩子的下落。
最後，老人回家就死了。
2004年，湖南懷化一個叫戴特株的5歲男童在家口門失蹤，祖父戴子初三年走遍大半個中國，行程上萬里尋孫，僅
所以，莫家堅持認為是神仙幫忙，他們抱著孩子去當地寺廟去磕頭，燒紙，拜謝相關的菩薩。
打拐需要國家計劃
因為越來越多的孩子被偷，各地的父母經由網際網路等方式形成各地區的「尋子聯盟」。《鳳凰周刊》獲悉，全國範圍內已成規模的「尋子聯盟」主要有三處：雲南昆明、廣東東莞、深圳和河南鄭州。
奇異的是，一些家長不滿當地警方查辦不力，而與警方發生衝突。中共警方規定：兒童失蹤不足24小時，警方可以判斷是走失、迷路而不能立案。在24小時後，家屬還必須提供被拐賣證據，否則仍不能立案。
有家長稱，這一規定設計方便了警察，但沒有考慮24小時正是尋找失蹤人口的關鍵時期，人販子完全可能利用這段時間成功轉移兒童。很多憤怒的家屬由此上訪控告。
一個地區的上訪數量卻又令當地政府難堪，警方不得不派出更多警力來控制上訪者——警察和人販子的戰爭由此變成警方和受害者的鬥爭。
警方抱怨，1988年以來，中央財政每年撥款300—900萬元不等的打拐專項經費，但在1998年取消，使打拐經費失去基本保障。而每解救一個被拐兒童，平均花費3萬到5萬，現實情況是誰去「打拐」誰墊資，各地警察對打拐普遍缺乏積極性。此外，找到了孩子如果找不到父母，福利院不接收，將無處安置孩子。
民政部門顯然不可以接收警方送來的孩子，稱他們是財政包幹，沒有格外針對被拐兒童的安置資金。
《鳳凰周刊》注意到，不計其數的人通過寶貝回家等
海外打拐專家稱，即使在市場化程度很高的美國，孩子失蹤也只主要能依靠政府解決，私人和社會力量只能發揮輔助性的作用。
早在2006年，公安部刑事偵查局侵害婦女、兒童案件負責人祝燕濤呼籲建立一個國家反拐計劃，由一個綜合協調部門或者委員會來協調整合公安、民政部門，避免公安部門「單打獨鬥」。
2007年底，中國宣布建立反對拐賣婦女兒童行動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確定公安部為牽頭單位，統籌中國打拐行動。
彭高峰他們暫時無法感受國家制度的變化，他們說他們還沒有孩子的任何線索，而沒有線索，警方也沒有進展。
2008年6月，深圳某公司董事長王樹春透過媒體表示，考慮到公安部門建立的「失蹤人口信息網」庫容量太小和無法實現全國連通，他擬籌資200萬元，並吸引更多社會力量成立中國失蹤兒童救尋基金會，幫助困難的尋子家長提取DNA數據，最後無償建立一個「失蹤兒童DNA」資料庫。
這名曾解救一男童的原深圳警察希望公安部能協調民政部門，儘量多集中流浪兒童和賣花、賣藝兒童，強制做出DNA數據，然後與尋子家長數據進行對比。此外，中國各派出所完成對該轄區抱養孩子的數據提取，並對買子家庭進行懲罰，嚇阻買方市場的形成膨脹。
深圳市人大代表楊劍昌給中央寫信，力推該資料庫的脫胎而出，「如果國家沒錢來做，就應該允許民間來支持，要快！要快！因為家長的心在流血」。
幾百天或者幾年過去了，一些絕望的家長開始考慮自己是不是也買一個孩子。
男童被偷的悲劇還在延續。2008年4月到5月，東莞茶山鎮和東城區又丟了5個男童——這還只是鄭春忠他們在電線桿上看見的
彭高峰在自己的小商店上樹立了一塊「懸賞尋子」的醒目招牌，上面貼著兒子的巨大照片，他得到了各地失子父母的效仿，「尋子」在中國一些城市裡徹夜閃爍，如同各自父母盼歸的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