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佳的母親：失蹤128天之後 一個人的家

南方網

人物介紹：

如果沒有「上海襲警案」，她只是北京一棟回遷房裡，一位命運坎坷而平淡的中年婦女：三十來歲離異，與兒子相依為命，幾年後遭遇下崗，母子倆靠著1000多的退休金，打點零工，不咸不淡地維持生計。

但在她的兒子拿著西瓜刀衝進上海市警局閘北分局之後，一切都被改變。

她自此成為一名「失蹤」128天的「精神病人」。

內容提要：

7月1日，上海襲警案發生。其後，殺人者楊佳的母親王靜梅離奇失蹤。
直到王靜梅失蹤的第128天，即楊佳案進入死刑覆核階段，終於，王靜榮被居委會主任告知：王靜梅在精神病醫院。

四個半月以來，王靜梅困在醫院裡，不能讀報，不能看電視，不能和生人說話。偶爾去醫院的小花園曬曬太陽，也離不了護士隨行。

「失蹤」

北京市安康醫院，位於北京市遠郊順義區，旁邊便是靜僻的潮白陵園。它隸屬北京市警局強制治療管理處。那是一座偌大的灰白色建築。

王靜梅的房間在安康醫院3病區走廊盡頭，一間十平方米左右的簡陋病房。裡邊一條長方桌，一張床，天花板角落裡安著兩台監視器。

病歷顯示，王靜梅於7月4日入院。

兒子的死

第二天上午十一點，11月26日。各大新聞媒體都頭條報導，楊佳已行刑。

楊佳早上喝了一碗粥，神情平靜，在九點左右注射死亡。他死的時候，王靜梅還關在屋裡寫申訴狀，她要緊急籲請刀下留人，她要真相和兒子。

十二點半，王靜梅把申訴書快遞往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之後，陪伴她的王靜榮把消息告訴了她。

如果沒有「上海襲警案」，她只是北京一棟回遷房裡，一位命運坎坷而平淡的中年婦女：三十來歲離異，與兒子相依為命，幾年後遭遇下崗，母子倆靠著1000多的退休金，打點零工，不咸不淡地維持生計。

但在她的兒子拿著西瓜刀衝進上海市警局閘北分局之後，一切都被改變。

她自此成為一名「失蹤」128天的「精神病人」。

一個謎也似的人。

「失蹤」

7月1日，上海襲警案發生。其後，殺人者楊佳的母親王靜梅離奇失蹤。

火急火燎的家屬跑遍了所有她可能去的地方。而北京市大屯派出所、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第二分院、上海市第二人民檢察院，給出的答案皆是：不知道。

萬般無奈，王靜梅的姐姐王靜榮只好在大屯派出所報案。

三個多月里，王靜梅的行蹤一直石頭般靜默無聲，只有各種版本的臆測在坊間發酵：自殺，被綁架，在上海協助警方調查……

直到王靜梅失蹤的第128天，即楊佳案進入死刑覆核階段，終於，王靜榮被居委會主任告知：王靜梅在精神病醫院。

北京市安康醫院，位於北京市遠郊順義區，旁邊便是靜僻的潮白陵園。它隸屬北京市警局強制治療管理處。那是一座偌大的灰白色建築。

王靜梅的房間在安康醫院3病區走廊盡頭，一間十平方米左右的簡陋病房。裡邊一條長方桌，一張床，天花板的角落裡安著兩台監視器。

病歷顯示，王靜梅於7月4日入院。

6 月底的一天，下班的王靜梅發現，楊佳沒有回家。他們的家是亞運時代的回遷房，鳥巢的隔壁。對於熱衷驢行生涯、常常好幾天不在家的兒子，她並不特別在意。7 月1號那天她還買了條魚，準備晚上燒了吃，但大屯派出所的警察不期而至。「把我們家翻得亂七八糟的，我說你這有搜查證嗎？我跟你還沒完呢！」事後王靜梅回憶道。

警察以協助調查的名義帶走了王靜梅。之後再無音訊。王靜榮三番四次找到大屯派出所，對方稱其已於7月2日晚上自行離開。而王靜梅的主治潘醫生，一位30歲出頭的女性，告訴王靜榮：楊佳母親是在7月2號的晚上，被大屯派出所送來的。

住院的頭兩個星期，王靜梅被冠以「劉亞玲」的化名。

至今，沒有人願意披露警方是根據什麼把王靜梅送進了精神病院。
「你看等於是把我騙這兒來了， 他們就說上派出所做個筆錄，結果三更半夜把我送這兒來了。我家裡窗戶也沒關，估計那魚都臭成魚乾兒了！」11月9日，安康醫院的辦公室里，終於見到親人的王靜梅大聲對姐姐說。

「你們不知道，在外行看來，以為王靜梅就是脾氣不好，實際上，這是一種病，」潘醫生告訴王靜榮，「她情緒不穩定，屬於偏執型人格障礙，是長期性的，又受了楊佳的刺激。」

醫院給王靜梅打針吃藥。沒有精神病史的她經常拒絕：「我腦子清楚著，甭想給我打針瞎吃藥了。」

「我就是《追捕》裡的杜丘」

「我就是《追捕》裡的杜丘！」安康醫院裡，王靜梅這樣想。

在《追捕》這部上世紀70年代紅極一時的日本影片裡，杜丘是一個被誣「強姦」的檢查官，無法證明自己清白的情況下，不得已走上尋找真正罪犯的曲折路程。

「你們說，把我關了好幾個月叫什麼事兒啊？」病房裡兩姐妹獨處的那天，已經被關了128天的王靜梅拉著姐姐的手說，「我兒子這麼大的事，我是最了解情況的人，為什麼不讓我出去？」

不同於官方版本，對於楊佳為什麼「討說法」，北京精神病醫院裡的王靜梅和上海法庭上的楊佳不約而同。

2007年國慶，「因為一輛自行車，楊佳和上海警察槓上了」。在上海市芷江西路派出所里，「他被拽到小黑屋裡打了一頓」。之後楊佳打電話給母親，兩地通話兩三小時，直到話費耗盡。王靜梅一如既往地急促，跟警察局交涉時一度吵了起來。

「警察說，你要是這樣我就找一證人把他給拘了！」

然後她用更高的分貝回答：「你拘他試試看，你敢拘我跟你沒完！」

楊佳從上海回來以後，上海警方兩次派人過來試圖和解。「第一次是楊佳跟他們接觸了，楊佳要求處理這件事，要個回執，沒達成協議。

「第二次，我也是要求回執，要這結果，他說沒回執，給你1500元塊錢，我說不成。民警說，那你說私了怎麼著吧，1萬元錢行不行？我說你甭給我說這個，我不是為了錢，我是要回執。」王靜梅說。

但這種說法並沒有得到警方的肯定，在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初具的一審判決書也認定：楊佳曾「提出要求賠償一萬元人民幣的無理要求」。

王靜梅說自己當時特地用MP3把民警想私了的對話錄了音，但「都在大屯派出所，給沒收了」。

不僅是被沒收的MP3、被搜查的家，連她自己，也從此不自由。

四個半月以來，王靜梅困在醫院裡，不能讀報，不能看電視，不能和生人說話。偶爾去醫院的小花園曬曬太陽，也離不了護士隨行。

王靜梅的記憶中，上海律師謝有明是她接觸的為數不多的生人之一。

「 來了以後跟我說自己給楊佳買了兩身衣裳，意思是我挺可憐楊佳的，然後就逼著我簽字。後來我一看好幾個護士大夫都等著，也怕耽誤這事，不給人面子，當時他也是為我兒子嘛。我關在這兒也出不去，我找誰去？只能跟他簽了。」來人謝有明因此成為楊佳案的一審辯護律師。之前的兩天，上海市第一看守所里的楊佳因為父子間不為人知的齟齬，將父親楊福生聘請的北京律師拒之門外，並筆錄聲明只要母親請的律師。也是謝有明到訪那天，7月17日，王靜榮到大屯派出所，登記了妹妹的失蹤。

再者是11月初，上海高級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員。他們為王靜梅送來了楊佳的二審判決書——死刑。

「我一定得出去！」在精神病醫院黑色的鐵門裡，王靜梅心急如焚。

兒子的死

終於，2008年11月23日，王靜梅獲得了出院的機會。她被送往上海市提籃橋監獄探視楊佳，談話不得超過20分鐘，不得談案情相關。

母子倆久別重逢，兩個人都很平靜。她對兒子說，在裡面要注意鍛鍊身體。兒子點頭。末了，她給兒子留了1000元錢，獄警代收下了。

她問上海的法官，兒子有救嗎？徐法官很嚴肅地說，回去寫申訴材料吧。

於是，尚未在精神病醫院辦理出院手續的她被送回北京家裡。將近十二月的天，床上還鋪著涼蓆。蔬菜壞在冰箱裡。王靜梅生氣地發現，她上訪八年的材料全部不見了。

幾個月的迷霧被一掃而空，一切順利得不可思議。親朋好友不禁擔心，也許一個可怕的結果就要到來。

但王靜梅言之鑿鑿地對前夫楊福生和律師劉曉原說：「楊佳一定是死緩。」堅定得讓人莫名其妙。她不願意接受媒體採訪。在她眼裡，律師和記者一樣一無是處。

然而很快，王靜梅便又一次感覺被愚弄被欺騙。

回到家的第二天，11月25日下午六點過，上海兩位法官為王靜梅送來了楊佳的死刑核准書。面對突如其來的結局，她頓時六神無主，一攤泥似的往下墜。

這天晚上8點，在慧忠里407號樓的大門內，筆者見到王靜梅。她的臉盤很圓，體形偏胖，但顴骨高高地凸著，臉頰有點凹陷。紋過眼線和眉毛，有些年頭了，略略褪色。一米五左右的個子，捆著直發，一身暗色調。

這時的王靜梅平靜而無助，沒有想像中的凌厲和銳氣。她的背微駝，上樓梯的時候身子往前傾，似乎背負著無形的重荷。親戚，朋友，律師，記者……她追問每一個人，社會怎麼會是這樣？

無言以對。

她的聲音哽咽下來。上訪多年，她習慣用強硬的姿態對抗冷漠。但她終於曲著背坐在床邊，面朝牆壁，不聲不響地顫抖起來。

第二天上午十一點，11月26日。各大新聞媒體都頭條報導，楊佳已行刑。

楊佳早上喝了一碗粥，神情平靜，在九點左右注射死亡。他死的時候，王靜梅還關在屋裡寫申訴狀，她要緊急籲請刀下留人，她要真相和兒子。

十二點半，王靜梅把申訴書快遞往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之後，陪伴她的王靜榮把消息告訴了她。

「她情緒特不穩定。」王靜榮替王靜梅拒絕了一切來訪者，「楊佳案件已終結了，王靜梅失蹤之事也已過去，讓這些都成為歷史吧！」

「超凡」

2008年的最後幾天，王靜梅還沒有拿到兒子的骨灰。

親朋好友們不敢想，深陷喪子之痛的王靜梅會做些什麼。甚至有網友建議，為楊佳的母親發起募捐。他們都在屏息靜氣地等待她的下一個反應。

王靜梅曾經是一個「一條路走到黑」的女人。十多年前，她在招待所工作時，與另一名服務員發生了肢體衝突，住院花掉一千多元。由此，她開始了長達八年的漫漫上訪路，要找個「說理」的地方。

2006年，王靜梅出門上訪。擁堵在二輕局門前吵鬧的上訪人群里，她一不留神把門前的玻璃踹碎了。她不肯向上級單位道歉：「憑什麼給你道歉？」最後被拘留了將近10天。但她不服氣，「就在今年十七大那會兒，還拿著材料到人民大會堂門口去找人大代表。」楊福生說。

「她特沉不住氣，什麼事不能憋心裡頭。」王靜榮曾這樣形容妹妹。

但王靜梅的性格在走出精神病醫院以後，發生了一百八十度轉彎。

楊佳行刑四天後，一直沉默的王靜梅寫了一封致謝信：

「 各界朋友：前段時間我因心情悲傷，又對情況不知，就是一個字「急」。近段有各方信息才知道一個大概，在此感謝各界的志士、仁人。我不會離開這塊土地，因為我有那麼多的感激，到死都不能忘。我也有悲痛，因為我失去了我相依為命的佳佳。我也學會了堅強，請大家放心。前段時間有不妥之處，望見諒。」

翌日，有報紙刊出，「楊母發出感謝信『請大家放心』 楊佳案餘音落定」。

而餘音並未了結。

楊佳的父親楊福生曾對兒子的骨灰一事非常著急，他在想，要不要去上海一趟？但王靜梅一再地說，「再等等吧！」

楊福生說，就他所了解的王靜梅，以她對兒子的後事表現出的耐性，她現在已經「超凡」了。

兒子死後，王靜梅反覆無常。她曾經同意媒體5分鐘的見面時間，但對方趕到樓下，她又閉門不見。她也曾主動打電話給律師劉曉原說想見他，過一會兒又打電話說，別來了。

12月26日下午，筆者致電王靜梅，希望能與她見面。

「現在還不太方便。」電話那頭的聲音很弱。她這兩天身體不大好，上午剛從醫院回來。居委會對她的歸來表示出十二分的熱情，連買米買菜都代勞了。她出門總有人跟隨，包括去銀行去醫院。「可能是大屯派出所的工作人員」，王靜梅不確定地說。

王靜梅今年53歲，十幾年來，和兒子住在60來平方米的兩居室里。

家具大都是黃色，被各種日常用品塞得滿滿當當，隨著年月班駁。楊佳的房間十來平方米，書架上擺著英語和會計類的書籍，單人床的上方是一張《魔鬼司令》的海報，施瓦辛格的肌肉鋼鐵一樣挺著。

從今往後，這裡就是她一個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