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流感來勢洶洶。曾經飽受沙士及禽流感肆虐之苦的中國，不敢怠慢，國家主席胡錦濤下令各級政府「要嚴格出入境檢驗檢疫，抓緊做好應急技術儲備和物資準備，廣泛宣傳公眾防控知識」。不過，中國防疫機制漏洞不少，能否應對這次危機，仍是很大的問號。
自從○三年沙士危機後，北京當局大力改革防疫制度，修訂《傳染病防治法》、推出《突發公共衞生事件應急條例》等，嚴令各級官員如實呈報各種疫情。不過，制度的變革、法例的完善，並沒帶來相應效果，地方當局隱瞞疫情的情況，屢禁不止：○四年安徽阜陽的大頭ＢＢ事件、○四年廣東第二次沙士危機、○五年江蘇天長縣的禽流感、去年河北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等。
這些情況說明，中國應付公共衞生危機的體制，仍有很大缺陷，其根源就是，從飼養禽畜的農民到地方幹部，都有誘因去瞞報、漏報疫情。
對農民來說，如實報告禽畜不正常死亡，不僅招致巨大個人損失，還會開罪鄰居及地方領導，甚至淪為階下囚。申報疫情後，鄰近地區會被劃為疫區，區內禽畜會被撲殺，但政府賠償標準過低，當地農產品聲譽也會受損，令其他農民損失更慘重，地方經濟大受打擊。因此，他們如實報告的可能性不大。
對地方幹部而言，瞞報更是最佳選項。無論礦難，還是公共衞生事件，地方幹部都傾向「瞞天過海」，瞞不了，才用「情況還未確定」等藉口搪塞。即使被揭發隱瞞疫情，也可能跟如實上報一樣，只是暫時撤職，一年半載又可復出。既然瞞報與否，後果相當，為甚麼還要如實上報呢？若僥倖沒被揭發，還能躲過一劫呢！河北省及石家莊市當局，在三鹿奶粉危機之初，不就是採取這種態度嗎？
至於知情者，更加不會多管閒事。○四年底，江蘇省鴨農喬松舉，得知天長縣的朋友，其鴨只大量不正常死亡，於是向農業部舉報，最後確定為禽流感。事後，喬松舉不僅沒有成為感動中國人物、愛國英雄等，反被地方政府誣告詐騙罪、敲詐勒索罪，判監三年半。前車可鑑，誰還會做「舉報」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呀？
因此，必須將隱瞞及漏報疫情列為刑事罪，否則，輕微疫症也可能因瞞報而錯過時機，演變成公共衞生危機，付出的代價可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