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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現代酷吏 整人手段極富創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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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找問題呢?康生有一套"自傳法":剛來邊區時寫的自傳,整風時寫的自傳,審查時寫的自傳,到反省機關後寫的自傳,把這幾種自傳一對照,矛盾百出。有謹慎留下大綱的,就叫他當面寫自傳,不給他接觸大綱的機會,自然就有漏洞

  康生這個人,現在知道他很壞的人不少,但對他怎樣使壞,知者卻不甚多。從延安時期到建國初期,由於工作關係,我同他接觸較多,也就了解較多。

  康生並非偶然出現的一個人,他是一種社會現象,社會上此類人並不太少見,只不過康生身居高位,危害更大罷了。因此把康生曝光,有利於識別這一類人。

  康生的「搶救運動

  說是康生的「搶救運動」,是因為這一害人運動確實是他一手策劃、製造的。

  著名的延安整風運動在開始時是完全正確的和必要的。毛澤東在整頓三風的報告中,闡明整風學習的目的、任務和方針時,一再強調整風是為了分清路線是非,澄清問題,端正思想路線和工作作風,而不是為了追究任何個人的責任,更不是整人。所以整風開始後,幹部們並沒有感到有任何壓力,能夠集中的讀點書是很難得的機會。除了22個文件外,還有《六大以前》、《六大以來》、《兩條路線》以及幹部必讀的六本書等口大家學習都很認真,做筆記,寫心得,自覺地聯繫自己的思想做檢討,思想認識確實得到了提高,獲益匪淺;黨內也出現了更加團結的氣象。但是最終結果卻與初衷大相逕庭。事情是如伺演變的呢?

  有一天,康生和我在楊家嶺宿舍閒聊時。他向毛澤東的窯洞呶呶嘴說:「我們的同志總不明白,既然我們掌握了政權。卻還不會使用,不知道使用權力。」這話與他以後的所作作為聯繫起來,實在是意味深長。

  康生是中央社會調查部的部長,是反奸保衛工作的最高負責人,也就是說他掌握了那時的主要專政機器;他又是中央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主任先是毛澤東,後是劉少奇,都是掛名),是整風運動的實際上的領導人,於是他實際上掌握了對人的生殺予奪之權,

  整風學習開始不久,康生便把中央研究院作為重點;後又轉人審干,他又把中央黨校也作為重點。中央研究院的前身是馬列學院,院長是洛甫(張聞天),該院為我黨培養了大批理論骨幹。但康生對中央研究院的評價是「教條主義的大本營」,並親自插手中央研究院的整風運動,矛頭指向許多黨內的老同志和青年黨員。只因毛澤東一再強調整風是為了分清路線、方針、政策、策略上的是非,以提高認識為目的而不是追究個人責任,這才把康生那一套稍微限制了一下。

  但康生並不甘心就此罷休。1942年5、6月間他又親自策劃了批判王實味。王實味是中央研究院文藝研究室的研究員,整風開始以後,他發表了《野百合花》(《解放日報;1942年3月12, 13日)、《政治家、藝術家》(《穀雨》一卷四期)等雜文,接著又在中央研究院的《矢與的》壁報上發表了幾篇短文。他在這些文章中指責延安幹部群眾之間隔閡很大,幹部不以平等態度待人,對人缺乏關懷愛護,「到處烏鴉一般黑」,而有的人卻認為延安的黑暗面「算不得什麼」、「天塌不下來」;他指責等級制,「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竟有人認為「合理」、「不能提倡平均主義」;並且以李芬烈士和「前線每一分鐘都有我們親愛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來襯托延安的「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昇平景象。

  對王實味的這些錯誤言論,毛澤東曾不指名地批評過,說整風中有些人不是從正確的立場說話,而是用絕對平均主義的觀念和冷嘲熱諷、放暗箭的辦法。冷嘲暗箭是一種腐蝕劑,不利於團結等等。毛澤東的批評顯然是為了糾正偏向,是善意的。面康生則是利用了這一問題,打自己的主意。

  4月下旬,康生在中央社會部的幹部會議上說: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在香港報紙上發表了,並責成中央研究院組織批判。5月27日—6月11日,在中央研究院召開了揭發批判王實味的鬥爭會,康生多次出席,並給王實味戴上「托派分子」的帽子。

  在毛澤東的整風報告之後,中央政治研究室從事經濟問題研究的成全(陳傳綱)給毛澤東寫過一封信,信中提出除了整頓三風,還要整頓「人風」。所謂「人風 」,無非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有人騎馬,有人走路」等等「不平等」制度。還對陳伯達提了一大堆批評意見,與此同時,棗園的工作人員於炳然也給中央和任弼時寫了一封信,也把陳伯達說得一文不值.這些信我都看過.

  成全、王里(又名王汝琪,在中央婦委從事婦女運動研究工作)夫婦二人過去認識王實味,到延安後也有所接觸,潘芳、宗正夫婦二人同王實味是鄰居,來往較多,康生便把他們與王實味的關係定為「托派關係」。康生先在棗園組織批鬥於炳然,從於炳然株連到成全和王里,再株連到潘芳和宗正。從8月至1}月,對他們先後開了72天的批斗大會,把他們與王實味一起打成「反黨集團」。

  同年加月,在中央黨校鬥爭吳奚如,把吳打成叛徒、特務(後來得到甄別平反)。

  11月,康生等人在西北公學把張克勤(原名樊大畏)打成「特務」。張克勤是甘肅地下黨的一名黨員,那時還不到20歲。由於他的父親在蘭州開了一個照相館,光顧照相館的人,自然是什麼人都有,國民黨的軍官、特務之類的人也去。據此.康生就說張克勤父親的照相館是「特務聯絡點」,張克勤的父親當然是「特務 」,而張克勤當然是他父親派到延安來的「特務」,於是逼迫張克勤承認,張不承認,就批鬥他七夭七夜,最後還以假相威脅,張克勤終於承認了自己是「特務」,還「供」出一個「紅旗黨」。此後,「紅旗黨」越來越多,幾乎所有黨的地下組織都被打成了「紅旗黨」(所謂「紅旗黨」,意即國民黨「紅旗政策」下的假共產黨 —名義上是共產黨,實際上是國民黨的特務組織,引誘進步青年加人,而實際上當了國民黨的特務)。樊大畏在很久以後給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信中說:他當時並不知道什麼「紅旗黨」、『紅旗政策氣全都是審訊他的人提示他承認的。

  張克勤是「恃務」這件事,謝老(謝黨哉)並不相信,因為他在蘭州八路軍辦事處擔任領導工作時,同張克勤的父親有過接觸,了解此人是比較進步的。但由於康生處在反奸的權威地位,對他無可奈何。

  康生的作用,不僅在於這些事件的本身,而更主要的是他把整風學習中正常的檢討、反省引向審干、一肅反,並且把它說成是一種規律,杜撰出「整風必然轉入審千,審干必然轉入肅反」的謬論


康生


  康生的能量

  1942年1月,康生在西北局高幹會上作了《關於鋤奸問題》的報告,在報告中大肆宣傳「延安特務如麻」,說什麼「一種特務是打進來的,如戴笠派來的特務 」『實際上這批人一到延安,便有入主動交待,並迅速查清,當時稱為「戴案,』);「一種是拉出去的,即在我們隊伍里發展他們的人做特務工作」。報告後,少數單位審查幹部開始,接著各單位也都紛紛跟了上來。

  1943年4月,傳出敵人可能進攻邊區的風聲,康生又利用這個機會進一步迫害幹部。一天,康生把周興(邊區保全處處長)和我『保全處一局局長)叫了去,給我們布置抓人。抓入的理由,他說一方面是蔣介石企圖發兵進攻延安;另一方面是胡宗南的秘書胡宗冕要來延安,以防有問題的人與胡「聯絡』,。康生手裡拿著名單,一邊同我們談話,一邊在名單上作記號,打圈點,嘴裡念叨、「這個是『復興 』,這個是『C·C』、『漢奸』、『叛徒』、『日特』……」。畫完之後,要我們把打了「。」的都抓起來,打了「.」的,都送進邊區行政學院接受審查。我接過名單逐一看下去,打了「。」的有個名字是「師樹德」,我脫口而出說「這是我的弟弟」。康生一把搶過名單,說「你弟弟?」接著把這個「。」划去。我說:「 該抓就抓,不能因為是我弟弟……」,康生嘴一咧,頭一擺,「嗯嗯」兩聲,也不作解釋,把「。」換成了「.」。兩天以後,從晚上到天亮,共抓了200多人。與此同時,李克農(中央社會部副部長)、汪金祥(社會部二室主任)奉命負責抓中央直屬機關的「嫌疑分子」。

  這次抓人之後,中央正式宣布普遍審干開始。康生在中央大禮堂向中央直屬機關作動員報告,當他宣布延安逮捕了200多人時,許多同志嚇得面色蒼白,茫然失神。

  接著,康生把假特務張克勤當做典型,叫他到中央大禮堂、邊區政府禮堂以及一些單位做「坦白交代」的報告。康生拍著張克勤的肩膀說:「你要好好坦白,感召失足者」,「你成了名人了」。

  張克勤根據審訊人的提示和讀過的偵探小說編造了一大篇「坦白交代」,而康生卻說三「在所有的案子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張克勤提出了『紅旗政策少」;「張克勤提出『紅旗政策」,使我們對國民黨的特殊政策有了一個新的認識,使我們對大後方的黨組織不能不重新估計,使我們對延安特務的數目之多,得到了一個答案 」。於是他把甘肅、河南、四川、湖南、湖北、雲南、貴州、浙江省的地下黨,統統宣布為「紅旗黨」。他當時還不敢說陝西的黨全是「紅旗黨」,但他說關中、漢中的黨組織是「紅旗黨」。這「紅旗黨」就是這樣從康生的頭腦中設計出來,通過審訊人員教給被審查者,變成「供詞」之後,又反過來作為康生擴大「肅反」的依據。

  1943年轟動一時的「綏德特務」案件也是假案的典型。這裡僅以綏德師範為例:該校師生員工共350多名,「失足者」竟達162 人。該校語文教師欒丁生被打成「六個縣的特務頭子」。那時,假坦白成風,只要點到誰,誰就會立即承認是「特務」,而且誰瞎編得越多、越離奇,誰就越受賞識,越光榮。康生十分欣賞「綏德經驗」,不僅在延安到處推廣,還通過新華社,廣發到各根據地。七月,他又在中央直屬機關大會上作了《搶救失足者》的報告,並邀了綏德師範一個女學生作「坦白交代」的典型發言,該女生編了一套她自己怎樣「失足(又失身)」,加入了特務組織,又怎樣用美人計進行特務活動等玄妙的故事。康生極為欣賞,讓她到處作報告,待為上賓,和首長同坐主席台上。

  綏德的肅反擴大化,引起了民主人士、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的強烈不滿,為了弄清真相,組織上派我帶幾個人到綏德去處理那裡的爛攤子,我在那裡的工作是受到邊區政府和西北局的肯定和重視的。可是我在1963年被捕之後,康生仍企圖把它變成我的罪狀之一,說我「放走了許多特務,把綏德的特務線索搞斷了,。

  1943年10月間,我應召回到延安。我在綏德期間,延安逮捕的人更多了,這些人集中在兩個地方:一個是邊區保全處,一個是棗園後溝的社會部,這兩處關押的人,被認定為「特務分子」。另外一些人集中在中央黨校、邊區行政學院和西北公學等處,有上千的人,是被認為社會關係複雜、政治面貌不明而又搞不清楚的。更多的人則留在本單位進行「勸『說」,促其「坦白交代」。九月份己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康生耍了個花招,叫做「『搶救』告一段落,以後要靠『自己救自已』」。而轉為「自救」之後所發生的變化僅僅是打人罵人的現象少了,吃不飽飯的現象卻未改善,逼供變成了誘供,「坦白」了可以吃好喝好睡好,戴大紅花,騎大洋馬,上主席台。於是出現了更多的冤假錯案。

  康生的「功勞」

  1944年春,中央一再催促西北局將審干、肅反工作做個總結。這個總結報告由我和周興起草,我們如實地敘述了運動的經過,承認了許多缺點錯誤,提出了糾正的意見。康生命我們寫好一部分就送他一部分,於是分段送給了康生,稿件全部交給他以後,他壓了好幾夭,最後說「不能用」,而是他自己重新編了一套。

  3月29日,康生在西北局高幹會上作了題為《關於反奸鬥爭的發展情形與當前任務》的報告,他在這個報告中不但不承認錯誤,反而大擺其「功」。他說:「在這一年另兩個月的工作中,我們清出了許多暗藏的偵探奸細,進一步鞏固了自己,創造了新的反奸路線,獲得了巨大的成績」。這些「巨大的成績」是什麼呢?他說:「我們在黨的組織內清出了托派、國特王實味等內奸分子;在政權系統中清出了王毓琪、吳南山、樊作材等特務分子;在軍隊中清出了吳奚如、許遇之等暗害分子,在民眾中清出了楊宏超、鄧應賢等特務分子及其組織;在學校系統中清出了欒丁生等特務分子,在工廠系統中揭破了張志剛等特務分子……」

  他所列上述名單中,除了吳南山確係「戴案」分子、楊宏超是軍統特務(此人並未向軍統提供有價值的情報,他瞎編情報為了賣錢,並很快破獲了),鄧應賢、張志剛二人我不了解以外,其餘都是地地道道的冤假錯案。

  他報告的基調是一味肯定成績,反對「極右」。他說:「我們這次反奸並未完結,僅僅是從坦白運動開始轉入甄別工作。在過去坦白運動階段中,我們突破了特務,鞏固了自己,在思想上消滅了被資產階級同化的危險,在組織上保障了內部的純潔,在反奸工作上創造了新的路線,新的方法,得到很大成績。如果不進行這項工作,就會使黨受到很大損失。在這一點上如果還有懷疑,那就是極右的觀點。」

  對運動中的錯誤他也說了一些,但他是這樣說的:「有些同志以『特務如麻』的主觀主義代替群眾性的正確認識,不曉得提出某些人有特務嫌疑時,必須慎重。許多人只是有些可疑,就認為定是特務;既是特務,在我區定有龐大組織;既有組織,定有領導機關;既有領導機關,必有下層組織。因此,對每一個被提出的人,一定要逼出龐大的特務組織系統,一定要求他供出許多特務關係,一定要信以為真,不准懷疑。如果是這樣一一確有許多地方是這樣,那是錯誤的。如果有了這種主觀推論的方法,必然產生擴大化的結果,產生出逼、供、刑的各種形式來。」

  他所說的這一切錯誤估計和錯誤作法、全部是他自己所為,他從來不曾提醒過人們「慎重」,然而他把責任輕飄飄地一股腦兒推到別人(這些人是誰也不知道)頭上,與他絲毫無干。所以周興對我說:「這樣的報告,只有康生能做,我們是作不了的。』,

  康生在「搶救運動」中的主要發明正是所謂「特務如麻」。為了證實他這,一估計的正確性,就必須使用逼、供、信的手段。這裡簡單剖析其幾種主要手段:

  一、精神折磨,刑訊逼供。首先給被懷疑的人造成極大的精神壓力,接著進行肉體的折磨。1943年5、6月間,康生召集過一次會,討論起草《審訊條例》。參加會議的有許建國、周興、譚政文、周同、錢益民、李克農、汪金祥和我。會上為可否用刑逼供,兩種意見尖銳對立。有的人主張在條例上規定可以用刑逼供,有人堅決反對。為此,康生大發脾氣,說「不用刑,那怎麼審訊?!」有同志說用材料嘛!康生理直氣壯地說:「有材料還要你審訊?!」所以在「搶救運動」中用刑逼供是相當普遍的,如打人、罵人、抓人、關押、「車輪戰」、「疲勞戰」、假槍斃等等,無所不用其極。被關押的犯人則常常不讓吃飽飯,不讓睡覺,用這些辦法逼迫被審查的人假交代、假坦白。

  二、挑撥離間,互相「揭發」。整風學習時,有反對自由主義一條,而康生把它利用來為自己的肅反擴大化服務。他說:「如果你不把黨內的自由主義思想清除掉、那麼內奸就清不出來,這個自由主義就是奸細活動的營養劑。我們的經驗就是:哪個地方的自由主義特別嚴重,那個地方的奸細也就特別猖狂」。造成誰不「揭發」誰就受「自由主義」壓力的局面,取消了同志間起碼的信賴和實事求是的精神。甚至利用夫妻之間的某些矛盾讓他們互相「咬」,然後又作為根據去抓人、關人、通供。康生把這叫做「以毒攻毒」,他得意洋洋地說:「利用反革命分子進行鋤奸工作,張克勤打了頭一炮。 」類似張克勤這樣的大炮、小炮不知用了多少。只要有了口供,便如獲至寶,再去逼牽連到的人,就是這樣滾雪球,傷害了許多好同志,有的被逼致死;也嚴重地傷害了同志間的感情,破壞了黨內團結!同時也使多少個家庭破裂:

  三、審查檔案,無限上綱。康生要求各單位的組織部門翻閱幹部檔案,從檔案中找問題,美其名曰「調查研究」。怎樣找問題呢?康生說:「……叫做三種自傳(下面實際說了四種,但他原話如此—筆者注):剛來邊區時寫的自傳,整風時寫的自傳,審查時寫的自傳,到反省機關後寫的自傳,把這三種自傳一對照,矛盾百出。有怕出毛病而挨鬥爭的,先留下一個大綱,有個大綱寫一百遍都不錯。你就叫他當面寫自傳,在我們這裡寫自傳,他的大綱在家裡,在這裡寫就有了漏洞」,他為的就是抓住「漏洞」,無限上綱,進行逼供。

  四、布置人員,「引蛇出洞」。康生在審干開始時,就專門布里一些人,故意說些過頭話、錯話、甚至反動的話,把另一人的言論「引」出來,然後揪住辮子不鬆手。

  五、「坦白」光榮,備受優待。與上述各種手段相配合的是康生歪曲黨的寬大政策,製造「特務光榮」的氣氛。你不「坦白」,就關起來,要受種種的虐待以至酷刑。只要一「坦白」,立即給自由,吃好的,瞎編的越多越受優待。於是有些人為了不吃眼前虧,,也就紛紛「坦白」。

  以上所引康生的話,都是他在棗園、在楊家嶺、在保全處、在各種幹部會議上多次講過的,他的作法都是當年的過來人親身感覺過的.康生這一套使許多許多好同志蒙受了不白之冤,也蒙蔽了組織。後來雖絕大部分甄別平反了,但到了「反右」、「文化大革命」時期,又給他們「回籠」,直正是後患無窮!康生的「功勞」可謂大矣!他究竟為誰立了功?!

責任編輯: 陳柏聖  來源:網易歷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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