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有之鄉網站創辦人范景剛的背叛人生
小獅子館
人們現在熱議《聶紺弩刑事檔案》、《臥底》所曝光的著名畫家黃苗子、著名作家馮亦代在那個非常年代的告密與背叛行為,孰不知如今一心想為「文化大革命」、「四人幫」平反的極左網站「烏有之鄉」[見附件]的創辦人范景剛卻是改革開放時代的現實中的告密者與背叛者。
范景剛,原名范二軍,是2000年成立的自由主義組織——「新青年學會」的八大骨幹成員之一。2001年,新青年學會骨幹被一網打盡,楊子立、徐偉、靳海科、張宏海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分別判處8到10年徒刑。學會的另外三名成員范二軍、黃XX、張XX因作了偽證陷害楊子立等四人而獲得釋放,第八名骨幹成員李宇宙是臥底,後來逃到了泰國。
楊子立等人被捕後,由於缺乏犯罪證據,法庭主要根據范二軍的偽證:「楊子立主張和平演變,靳海科主張暴力鬥爭,他們的目的都是推翻政府」才將楊子立等人判刑。
范二軍因為害怕自己的偽證與背叛為世人所不容,於是改名「范景剛」。大概是由於感覺到「右」太危險了、太可怕了,越左越安全,於是他將自己的政治立場也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改做極左派的骨幹,創辦了烏有之鄉書社與烏有之鄉,開始為「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幫」鳴冤叫屈。范景剛是聰明人,他這樣偏激的觀點既可以出大名、賺大錢,又可以迴避政治風險,真是絕頂聰明的如意算盤。可惜,那些被烏有之鄉忽悠的民眾至死都不知道「范領袖」的真實面目,更不知道自己的悲慘命運源自極左的謊言與專橫。
烏有之鄉是些什麽貨色呢?
烏有之鄉書社」近年開講座﹑售「張春橋文獻」等非法出版物,赤裸裸表明要為四人幫和文化大革命平反,要以毛澤東主義粉碎中南海「修正主義集團」。北京兩會前夕,「烏有之鄉書社」突然遭到警方查抄,並帶走四五人問話。
北京有一所「烏有之鄉書社」,這些年來頗惹人關注。「烏有之鄉」即烏托邦,凝聚於「烏有之鄉」的一批退休官員、學者和讀者,赤裸裸表明要為「四人幫平反」、「為文化大革命平反」,要以「毛澤東主義」粉碎中南海執政的「修正主義集團」。他們利用改革開放的寬容而大行其道,從「極左」(指那些反改革開放而留戀毛澤東時代制度、憂慮放棄共產主義原則)的方面尋求突破,非法印製書籍銷售,「烏有之鄉」大講堂每週舉辦講座,出版電子雜誌,舉辦網友沙龍,散發宣傳單張和光碟,以「烏有之鄉」網站為自己的話語平台。
由於改革開放進程中出現一些問題,令一些基層百姓在改革中沒有得益或獲益較少,隨著社會矛盾加劇,越來越多的百姓開始重拾對毛澤東的迷信。「烏有之鄉」在他們中間便擁有市場。
多年來,當局沒有對「烏有之鄉」採取查禁措施,令北京政界和學界匪夷所思。不過,零九年全國人大和政協兩會召開前夕,二月二十八日晚上九、十點,位於北京海淀區蘇州街的「烏有之鄉書社」,突然遭北京警方查抄,警方帶走了四五個人問話。
十天後,「烏有之鄉」網站刊出牧川撰寫的長文:最近,署名「中國青年二千」的人士發表文章,詰問「極左網站『烏有之鄉』為何還沒有被取締?」牧川文章說,所謂「中國青年二千」不是單獨一人,「聯想到近日對於『烏有之鄉』一系列的污衊文章,聯想到張宏良(中央民族大學教授,「烏有之鄉」領軍人物)博客被封,聯想到其他事情,可以看出一些人正在製造事端,給政府施壓,從而將一大批愛國人士打壓下去」。知情人透露,這「其他事情」就是指那次警方查抄。
三月六日下午,記者踏訪「烏有之鄉」,來到蘇州街十八號院一號樓「長遠天地」大廈,好不容易找到C座一單元,這裡沒有掛牌,從外觀看,與一般住宅無異,外人根本不知道樓上還有個賣書的書店。跨進一單元小門,穿過小廳,從右側門拾階而上,從電梯直上九樓。書社不大,二﹑三十平方米,不過邊上卻有百來平方米的演講會場。
「烏有之鄉書社」早先在北京大學西南門外的資源賓館三樓,遷過來才幾個月。記者去過兩次舊址,書店可謂門庭若市。這次,這家私營書店只有兩個讀者在書架前選書,兩個服務員在忙著整理書籍,顯得有點冷清。在書架前逛了兩圈,擺放的書以有關毛澤東的書居多,以「左」派和保守派學者的著作為多。
自零三年九月「烏有之鄉書社」成立以來,這裡舉辦的講座﹑出售的書刊,頗具另類特色,即獨立於主流意識形態之外,提出自己的一套政治主張。月前,這裡還出售《毛澤東思想萬歲》(當年紅衛兵收集的毛澤東文革內部講話)、《張春橋文獻》等,這些書自稱只收取工本費,嚴格說是沒有書號的非法印製品,還有「只有人民組織起來,才能推翻現代修正主義集團統治」之類的光碟擺放,現在已經撤架了,難以斷定是否警方查抄的結果。
小小的書店,最醒目的是牆上的「烏有之鄉」匾牌,上書:有好書,有朋友,有思想,有責任。牆上懸掛著兩個大鏡框,一幅是全國政協委員周秉德(周恩來侄女)的題詞:「烏有之鄉,理想飛揚的地方。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四日」,鏡框裡的題詞邊上,鑲貼著三張毛澤東的照片。
另一幅是零六年二月全國人大和政協會議前夕,全國政協委員董良翬(董必武女兒)、周秉德、劉太行(劉伯承之子)等人,在烏有之鄉書社開展社會調查之後與眾人的合影照片。記者在書店一角落的地上,撿起一張「烏有之鄉」重要成員、中央民族學院教授張宏良著作介紹的印刷單張,遞向一位服務員,問:「紙上推介的這本書有沒有賣?」
服務員探頭看了一眼紙上的字,臉色頓時一沉,問:「你從哪兒拿到的?」「在那角落裡撿的。」「這是我們的內部資料,你怎麽可以隨便拿?」話沒說完,他便一把將記者手中的這張紙奪走了。
零八年四月,北京知名評論家馬立誠在「烏有之鄉書社」買了六本書。這些書沒有出版書號,由自己印製,價格不菲。年過九十歲的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總幹事﹑原冶金工業部副部長﹑前鞍鋼公司總經理馬賓寫的《紀念毛澤東》,普通十六開本的雜誌那麽大,書名下邊,大字註明:「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這是毛澤東誕辰日。
書的封底印著:「工本費三十元人民幣。」另一本書是梅俏三十萬字的《毛澤東的「聖母峰」》。馬立誠認為,這是「文革」結束三十多年來僅見的一本從「左」的角度思考「文革」的長篇專著。
據悉,有「烏有之鄉」成員提議,為表示忠心,每個成員都要佩戴毛澤東像章,每天要紀念毛主席,兩個成員談話要說「向毛主席保證」,還要有個動作,右手掌放左胸,每天要批判種種反對毛澤東的言行。
在「烏有之鄉」網站出現這類帖子時,遭到自由派學者和不少讀者群起攻之,他們似乎自己也覺得不太妥當,於是撤除了來自「烏有之鄉」的那些帖子,發布通告,對毛澤東表忠心是否採取這樣的行為,由每個成員自己決定。零八年春夏之交,他們預測八月十五日前後一週,北京會發生大地震,通知成員和朋友們注意儘早疏散,以免遭災。還有成員提議要大力推廣中醫,有病不要看西醫。
這家書店是一個留戀毛澤東時代的人的一個庇護所。零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國毛澤東主義共產黨在毛的冥誕日成立,發表了《中國毛澤東主義共產黨告全國人民書》和《中國毛澤東主義共產黨章程》。
在「烏有之鄉」成員中間流傳著這份《中國毛澤東主義共產黨告全國人民書》,《告人民書》說:「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已經到來!三十年來的事實已經證明,把持中國共產黨領導權的修正主義統治集團推行的所謂『改革開放』,不僅是一條徹頭徹尾的復辟資本主義路線,而且是一條官僚、買辦性質的賣國主義路線。」
《中國毛澤東主義共產黨告全國人民書》還說:「中華民族已被他們推向了被分裂、被宰割的內憂外患的危險境地,全國各族人民已經被重新置身於水深火熱之中,從新置身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官僚買辦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三座大山的壓迫、剝削之下!為此,中國毛澤東主義共產黨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國人民對中國共產黨走資派反動統治集團造反有理!」
這份告人民書更說:「就憑他們徹底背叛『四項基本原則』,以『四個堅定不移』取而代之這一項,我們就造反有理!就憑他們在所謂的中共十七大上公然拋棄毛澤東思想,違反中共七大以來的《中國共產黨黨章》規定,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顛覆社會主義制度,搞資本主義復辟,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規定,已使修正主義中共變成一個非法組織這一項,我們就造反有理!」
告人民書表示,「就憑他們引狼入室,出賣領土、領海、礦山、資源、銀行、工廠、道路、橋樑,出賣民族尊嚴,把中國變為了美帝國主義的附庸這一項,我們就造反有理!就憑他們以權謀私,權錢交易,強拆民宅,逼良為娼,吃喝嫖賭,包養二奶,寡廉鮮恥,腐敗透頂這一項,我們就造反有理!就憑他們實行法西斯專政,瘋狂逮捕革命造反派,對手無寸鐵的學生痛下殺手,野蠻拘捕上訪群眾這一項,我們就造反有理!」
人們普遍認為,原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長鄧力群是「烏有之鄉書社」的後台,今年九十四歲的鄧力群身體已經衰竭,前文提到的馬賓﹑原化學工業部部長秦仲達﹑原國家統計局長李成瑞成了「烏有之鄉」的旗幟。經常參與「烏有之鄉」活動,在「烏有之鄉」網站上發表言論的學者有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劉國光、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張宏良、光明日報社原副總編輯陳談強、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劉日新、中國社科院經濟所研究員左大培﹑北京大學原黨委副書記樑柱、《中流》雜誌原副主編孫瑞林、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顧問詹武、中國社科院研究員許建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高鴻業、北京大學教授胡代光、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副教授韓德強、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前所長張卓元、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鞏獻田、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劉瑞複等一批人。
「烏有之鄉書社」的負責人是范景崗。在「烏有之鄉」網站上,隨時可以讀到這樣的文章:《站在二十一世紀的高度,重評文革和毛澤東》、《張春橋,你沒有死》、《我感謝毛澤東為把政治交給人民而發動文革》、《溫家寶不適宜擔任總理》、《試看茅于軾「一僕二主」的精采表演》、《中國的「精英」高尚全之流》。零八年,北京一些學者和離休高官參加了馬賓的《紀念毛澤東》一書的座談會。張宏良、鞏獻田等人在會上發言,會後還印行了一本《向馬賓同志學習》的小冊子。馬賓認為,改革開放以來出現那麽多問題,「其歷史根源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後期,領導權被修正主義分子篡奪,而十一屆三中全會背叛了毛主席路線,修正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路線」,「毛澤東一生貢獻大,文化大革命是其中突出的部分」。
馬賓說:「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實際上又是一次整黨、清黨。」「在國際上反對美帝國主義,國內反對官僚、腐敗現象和黨內反修正主義鬥爭中,開展第二次、第三次文化大革命運動。」
提出二次文革目標
馬賓還提出了「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鬥爭目標,那就是,「在城市,把在改革開放期間一切公有財產被私有化了的財產,全盤收歸為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在農村,實行土地國有化、勞動集體化、生活社會化的三農政策」。
馬賓要求「徹底為毛主席、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平反昭雪」。在《紀念毛澤東》一書的座談會上,張宏良發言說,馬賓現象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這個現象本身表明了中國左翼力量正在復興。有北京學者認為,馬賓、張宏良的這些主張,就是「正在復興的中國左翼力量」為「拯救中國」開出的藥方,令不少人毛骨悚然。
責任編輯: 沈波 來源:網文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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