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中共歷史，一頁又一頁的內鬥赫然在目。內鬥可冠以各種冠冕堂皇的名稱，肅反、反右、反自由化、反修正主義等等，實際都是尋找一部分「階級敵人」，與之打鬥撕殺一番。鬥人者紅了眼，鐵了心，狠施酷刑，百般折磨，被鬥者低頭彎腰，喊冤叫屈，百口莫辯。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階級敵人」是假想的，推測的。反AB團、反社民黨、反改組派，都是無中生有嘛，鬥得血眼通紅，血跡四濺，數萬人無辜犧牲。延安捉特務，不讓吃飯，不許睡覺，車輪戰，假槍斃，人心慌慌，冤氣沖天。結果呢，真特務沒抓到，關押在保全處的百餘名待甄別者（包括王實味）在放棄延安後的轉移途中，被康生命令全部處決――無法無天，任意蠻幹。胡風案件也是如此――本是文藝思想之爭，毛澤東竟然從中挖出「特務、叛徒、托派、反動軍官」組成的「地下王國」，於是又是一番亂鬥。以後的反右、「文革」莫不如是，都是不同明目的內鬥。沒有一次內鬥不是錯鬥亂鬥，害人無數，甚至動刀動槍，肆意屠戮。應該如何看待這種現象？中共執政前後數十年經歷告訴我們，這個黨能夠支撐到現在，總要尋找一種恆久的剌激機制以收攬人心。共產主義是空的，信的人越來越少；社會主義是假的，百姓得不到實惠。用什麼去攢集人心以維持長久統治？就是挑起內鬥，圈定一部分人作為鬥爭對象，爭鬥雙方極度緊張，社會關係極度激烈，在大轟大嗡中讓大眾忘掉貧困，忘掉不滿。如此過一定時期就這麼緊張一次，才得以維護住統治局面。
內鬥，還延伸到權力的最高層。毛劉之鬥，毛林之鬥，明槍暗劍，陰謀陽謀。鄧拱掉華，廢黜胡，驅逐趙，指定胡（錦濤），風雲變幻，陰晴難測。至於江胡較量，正難解難分，形勢險峻。最高權力之爭鬥接連不斷，永無休止之日。而且，爬上權力最高峰必以致其他對手於死地為代價，為保住最高權杖又以致潛在奪權者於死地為代價。權與利之誘惑，生與死之搏鬥，顯示了最高權力之爭鬥的殘酷、殘忍、殘暴。劉少奇以「叛徒、內奸、工賊」 的惡名，迫害致死。林彪以「叛逃」的結局，屍骨不全。胡耀邦以「反自由化不力」被黜，趙紫陽以「支持動亂分裂黨」被軟禁。回想起來，不能不感慨：絕對的權力不僅絕對產生腐敗，還絕對產生濫肆殺戮！
依靠內鬥和暴力而發展、壯大的不只是中共。中共的模型是蘇共。史達林以「反機會主義」之名，清除了他的權力對手和權力威脅者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這一權力爭鬥，最污穢、最骯髒之處在於，失敗者被冠以種種莫須有的污名：「托洛茨基、布哈林匪幫暴徒遵照他們的主人即外國資產階級偵探機關底意旨而力求摧毀黨和蘇維埃國家，破壞國防，協助外國實現武裝干涉，準備使紅軍遭受失敗，分裂蘇聯，把蘇維埃的沿海州割讓給日本，把蘇維埃的別洛露西亞割讓給波蘭，把蘇維埃的烏克蘭割讓給德國」，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同資本主義國家內的蘇聯敵人建立聯繫，以便跟他們一起『合作』來反對蘇聯人民」，「從預審過程中判明，這些惡徒走上了組織軍事破壞行動的道路，走上了充當間諜的道路」，「他們準備使蘇聯受帝國主義者侵犯時遭受失敗，他們成了主張工農國家失敗的敗北主義者，他們成了替德、日法西斯蒂效忠的可惡奴僕和走狗。」（以上所引見《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帝國主義「間諜」、德日法西斯「走狗」，這些無端的栽髒陷害表明史達林在權力爭鬥中無所不用其極，暴露其窮兇險惡的用心。共產黨的這種高層權力爭鬥比法西斯還厲害。德、意、日法西斯的高層權力爭鬥有這麼殘忍、有這麼殘暴、有這麼殘酷嗎？
蘇、中兩國共產黨搞的內鬥，包含多少鮮血、眼淚、辛酸和苦難，是無法算得清的！成百萬上千萬在共產黨權力爭鬥中飽受折磨甚至平白喪命的無辜者要求給予物質損失和精神傷害的賠償是完全必要的。認真說，即使當權者真的付予足額賠償也不過是一場欺騙，因為「賠償」不過是將納稅人的貢賦拿出一點給予受害者，欠帳是全體國民償還的，共產黨的權力機制沒有絲毫損失。所以，追討欠帳必須追討製造欠帳者的政治責任，將他們繩之以法，以彰正義，以儆效尤。光有這種追究仍然不夠，製造這種曠世奇冤的根源在於蘇、中兩黨的權力結構，不改變由這種權力結構決定的獨裁統治和暴力政治，種種內鬥、內耗造成的空前災難是無由避免的。而這種權力結構的特點卻是它的頑固性，它不具備自我糾錯機制。試問：這樣一種濫殺無辜的制度，有什麼理由繼續生存下去？
蘇、中兩黨所走的內鬥之路是死亡之路，是滅絕之路。此點，有些國家的共產黨已經有所查覺。撇開蘇、中兩黨而放眼世界，可以看到有些以共產主義為標誌的政黨試圖走出蘇共與中共的死路，探尋一條活路。意共、法共和西（班牙）共率先鼓吹「多中心論」以抗拒蘇共對國際共運的專制控制，又鼓吹已開發國家的共產黨用和平方式取得政權而不需要經由「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因而在黨綱中刪去「無產階級專政」條文。1977年3黨領袖舉行會晤，發表「歐洲共產主義宣言」，提出「在民主自由中實現社會主義」的綱領，大受歡迎。西歐24個共產黨有18個黨表示支持，亞洲、大洋洲、拉丁美洲有 4個黨表示支持，這些黨擁有黨員330萬，占資本主義世界黨員總數75％以上。歐洲共產主義的根本缺陷是，以迂迴的形式堅持共產黨對社會的「領導權」。熟悉共產黨規範的人明白，這個「領導權」源於共產黨自視高傲，以為自己有能力指導一切、率領一切。由一個黨控制社會是與世界民主潮流相迕的。這項根本缺陷使 「歐共」失去社會群體信任。在西歐，這種信任以民眾選票來顯示。所有信奉「歐共」的共產黨在80年代後期都沒有扭轉議會選舉中得票率一再下降趨勢。歐洲共產主義如同升空禮花，最後煙消雲散。它給予世界的提示是：一個「領導權」，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必須全部否定，才是共產黨的新生之路。
不少共產黨繼續探討新生之路。他們的生長環境不具備蘇、中兩黨產生專制暴君的那種社會條件，這給他們自由探尋生路提供了條件。（1）這些黨的黨內有充分民主，可以對黨的戰略、策略進行充分討論，不同派別自由活動，直到分裂出去，另組新黨。比如，印度共產黨，1964年分裂出印共（馬克思主義），又從印共（馬）分裂出印共（馬列）、印度馬克思主義共產黨、共產馬克思主義黨以及一些以邦為界的共產組織。也有分裂出來或自行成立的共產組織實行合併的。這樣不斷分裂又不斷組合，實際上就是不斷比較、不斷摸索在印度的共產主義組織的生存之道。顯然，這與蘇、中兩黨那種「只此一家，別無分號」的模式有根本區別。組織形式的多樣化反映了「共產主義（包括社會主義）」這種意識形態呈現多元趨勢，這正是共產黨的生機所在。（2）這些黨為適應當地的民主制度，必須象其他政黨那樣，傾聽選民意見，反映選民呼聲，參與議會競選，爭取多得選票。它們走的是通過與其他政黨平等競爭以取得參政權和執政權的道路。即使他們在黨綱中仍然寫著該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仍然堅持他們是社會的指導者、引路者，但在事實上，這些黨的社會地位與其他政黨是平等的。他們的社會價值只能聽憑選民群體評價而不能自我吹噓。他們認識到：共產黨要生存下去，必須做選民之「牛」，不能做選民的「老爺」。這種變化使這些黨與蘇、中兩黨有了本質區別。請看如下事例：東歐的摩爾多瓦共產黨人黨通過競選，1998年獲得30％選票，位居議會中4黨之首，成為影響最大的政黨；2001年獲得50.2％選票，在議會中擁有絕對優勢，因而單獨組閣，成為單獨的執政黨；2005年獲得45.98％選票，繼續單獨執政。摩爾多瓦共產黨人黨為全世界共產黨做出了榜樣。（3）這些黨通過競選而參政或執政後，並非意味著可以推行該黨原有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理念，更不能把該黨原有的信仰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奉為國教。他們只能在當地的民主制度框架內，不違背當地的民主、法治原則，推行有利於工農的政策。這些黨的所在國都實行三權分立、實行政治多元化、形成人權至上的公民社會、言論自由保證輿論監督的威力，這些都是不能更動的，不能觸犯的。印共（馬）為首的左翼陣線在西孟加拉邦執政已歷 30年、摩爾多瓦共產黨人黨在該國單獨執政已經8年，都是如此運行政治權力。儘管他們的黨綱仍然標明「為實現共產主義奮鬥」、「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那是他們的自由，沒有組織去干涉，但在現實的施政上必須遵守上述民主、法治原則，在這個限度內，他們與一般民主左翼黨派並無二致。這就是這些共產黨的自我適應的能力，或曰自我改造的表現。（4）這些黨以競選方式爭得的參政權或執政權，是選民委託的，選民交付的，選民時刻通過有關渠道予以監督。政績或政見在一定時期（比如4年）不孚眾望或相形見絀，就會在議會選舉中因失掉選票而下野。這樣的權力委託制使競選者成為選民公僕，選民才真的成了國家主人。主人的監督使公僕必須兢兢業業，不敢懈怠。印共和印共（馬）主持邦政的幹部都經受了選民嚴格考驗，在政治上和品德上都是過得硬的。印共（馬）的巴蘇在西孟加拉邦一直任首席部長，他擅長處理各種複雜關係，包括社會關係、黨派關係、民族關係、宗教關係、種性關係等等，因而得到邦內各界信任；印共在邦內執政的幹部擅於為農民解決各種實際問題，包括土地問題、稅賦問題、地租問題、欠帳問題等等，因而在農民中有崇高威望。這兩個黨在邦內執政的幹部在清廉方面享有盛譽：中央政府每年下撥農村的扶貧款和農業發展資金往往被一些邦的執政黨幹部截留、私吞，而這兩黨在邦內執政的幹部卻忠實分配，分毫不差，因此贏得廣大農民讚許。權力來自選民委託，與蘇、中兩黨的權力自上而下的授予恰恰相反。蘇、中兩黨的權力授予制是以權力收羅效忠者的手段，是按照不同派別的實力分配不同權重的途徑，這樣的權力分配不會為百姓的利益著想，與百姓的利益是截然對立的。（5）有些黨象馬來亞共產黨那樣掌握武裝，走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奪權之路，他們是毛派黨。在印度，有「毛主義共產主義中心」，後來又有「印度共產主義革命中心（毛主義）」，2003年合併為「印度毛主義行動中心」；1980年新的毛派組織 「印度共產黨（馬列）〔人民戰爭〕」成立，還有一派叫「印度共產黨（聯合馬列）」，這兩派後來也合併。令人難解的是，這些毛派武裝彼此經常火併，相互殺傷。後來，「印度毛主義行動中心」與「印度共產黨（馬列）〔人民戰爭〕」握手言和，合併為「印度共產黨（毛澤東主義）」。他們的小型游擊隊竟然襲擊印共（馬）主政的西孟加拉邦，破壞鄉鎮辦公室，殺害印共（馬）在那裡主政的官員。難怪印度總理辛格說他們是「國內安全最大的危脅」。山國尼泊爾也有一支毛派武裝，領導者是「尼泊爾共產黨（毛主義）」，普拉昌達為主席。據說，經過10年內戰，這支毛派武裝控制全國60％土地和50％人口。然而，國內其他7黨結成聯盟後，運用議會權力，逼迫國王還政於民，形勢大好。普拉昌達看出這是通過議會民主奪取政權的好時機，時不可失，他做出一個違反毛澤東「一條槍都不能交」 的教條，毅然決定：交出軍隊，參與議會決鬥。他的約兩萬部隊在聯合國尼泊爾特派團監督下，分散至全國置有監控設施的7個主要兵營、21個附屬兵營登記，武器封存。2008年尼泊爾制憲會議第一次會議通過廢除君主制、實行共和制決議，尼泊爾成為聯邦民主共和國。在制憲議會選舉中，尼共（毛）獲得220席位，超過1／3，成為議會第一大黨，普拉昌達成為共和國政府第一任總理。這位尼共（毛）主席的睿智告訴我們，即時轉變是必要的。他勇敢地捨棄毛澤東的從農村包圍城市的暴力運動，毅然走上議會決政的道路，這一決裂是必要的。當今天下，社會的和平轉型是主趨勢，輔以必要的武裝鬥爭也不失為良策。普拉昌達的轉變向那些幼稚無知、橫衝亂撞的毛共組織提出的是一項忠告。
回顧20世紀的100年，是馬克思、列寧掀起的共產主義風暴席捲全球，從其勢洶洶到逐漸衰落的過程。史達林的狂暴統治所造的孽，可以用克格勃公布的權威數據證明：1930至1950年被法庭或非法庭機構判處「反革命」罪的共3778324人，其中處死刑者786098 人。中國大陸，毛澤東光是發動「文革」所造的孽，葉劍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時講：死了2000萬人，整了1億人。這筆欠帳，蘇、中兩黨不是以自省、悔悟、改正、革新所能抵償的。蘇共的戈巴契夫、葉爾欽引導該黨走向滅亡乃是時代的需要。當蘇聯垮台，當大批大批各國共產黨員宣布退黨時，英共領導人有一句深情的表述：「1917年的政治實驗以災難而告終」，「共產黨的時代己經結束。」加拿大共產黨總書記休伊森說了一句決情的話：共產黨已無必要繼續存在下去。（《蘇聯巨變深層原因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版，第324頁）這兩個共產黨領袖的金玉良言值得當今每個共產黨人深思。請想想上述4黨：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印度共產黨、摩爾多瓦共產黨人黨、尼泊爾共產黨（毛主義），他們的敏感的知覺引導這些黨走上自我適應、自我改造之路，目的是求得自我新生。否則，任何共產黨（包括現在相當牛氣的中共）都逃不出「共產黨的時代已經結束」、「共產黨已無必要繼續存在下去」的上天通過英、拿兩黨領袖之口傳布的神旨。
（2009.1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