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讀李莊案，得鮮活印象：主持審判的法官，支持公訴的檢察官，被告的律師，在李莊參與下，無不做了相當精到的演練。16個小時的唇槍舌劍、嬉笑怒斥，對法律問題的理解互存歧義，對證據的態度頗有區別。一審判詞則提供了雖不典型但卻生動的判例，證明非法不公的程序無助於實現辯護職能，不可能達到實體公正。其基本內容印證法大教授王涌博士10年前提出的著名論斷：「在法律時代，背叛正義所需要的已不再是暴力，而是技巧。一是曲解法律，一是玩弄證據。」他講得動人心魄，多麼中肯！
    　　
     　　人們記得，那篇以《律師造假門》為題的「核心調查」，透露出一個消息：李莊一到重慶，即受到非法監控，隨之而來的是「陪同」會見，監視監聽，全程錄影（庭上不予出示），收集加罪律師的證據。辦案律師，頓成異己；異議歧見化為異端邪說。大「敵」當前，於是「抽調（三個）專案組、（一個）總隊、（三個）分局的民警組成專案組」（引見一審判詞），意欲痛殲。而受控律師並不「知己知彼」。面對阻力，操作中又少了點理性修養，抗爭中更缺乏適度節制，於是陷入重圍；頃刻之間，慘遭滅頂。專案組用兵之神速，未聞先例。司法問題，偏離了用法律解決的方向，這是案中矛盾發生發展的總根源。

    　　
    　　專案組辦理訟事的成敗得失，無須做歷史的考察，文革盛行，應知其惡。法治時代，這無疑是極其落後的審判制度與組織形式；而今重拾，實屬倒退。
    　　
    　　專案整治李莊，聲勢浩大，卻少不了龔剛模。龔是否曾受刑訊，實是案中焦點。一審不審不問，有違審案理訟常規。比如有無刑訊的鑑定，法官未經質證，判詞硬下結論只好語顧左右，說：「司法鑑定檢驗報告也不能說明『龔剛模左腕部色素沉著、減退區系鈍性物體所致擦傷後遺留』是被刑訊逼供所致」。不否認龔體有 『傷』，且「系鈍性物體所致」，那為什麼不查問：他被押於監所，是誰用哪種「鈍物」致他受的傷呢？為什麼要「致」他成「傷」呢？公訴人一句「造謠」就讓事實真相滑了過去。法官予以支持，根據卻是：「公安民警、醫生的證言，在押人員身體檢查情況與龔的供述相互吻合，因此應斷定不發生刑訊逼供問題。」
    　　
    　　果真如此麼？姑且不論民警、醫生證言未經質證，身體檢查之說不無疑點，總之都不能作為證據使用，更何況它與龔的共犯樊奇杭當庭歷陳慘受刑訊的情節天差地遠，而樊供與當初龔本人告訴律師的情況又絕無二致，「相互吻合」，有什麼理由不予採信呢？
    　　
    　　我們的辨析引發出要害問題：龔剛模的「檢舉」是否真實？無妨考察一個細節：一審判詞認定，「公安機關因辦理文強一案提訊龔剛模時，他揭發了李莊教唆其編造被刑訊逼供的犯罪行為」。可是，前此警方通過那篇《律師造假門》認定的卻是另一番情景：龔在獄中突然表現沉悶，連續數日，終於在忍無可忍的狀態下，按下警鈴，報案檢舉了李莊律師。據知跟著還寫了書面舉報。先不說這份書證竟也未當庭交付質證，這裡接受口頭與書面檢舉的只能是看守所警員，決非承辦文強案的專案人員，無可爭辯。至於對檢舉人的心態描繪和具體實施的細節，差別之大，不言而喻。兩種不同說法形成的矛盾折射出「檢舉」本身確有重大瑕疵，作為推斷事理的法官怎麼可以輕信某種說法而不過細審查？
    　　
    　　眾所周知，證言因其符合訴訟中的直接、言詞原則而受重視。但這種證據很不穩定，常有爭議，證明力不強，錯判冤案往往由此而生。是故刑訴法在規定作證是公民義務的同時（第48條），明確要求「（法官）聽取各方證人的證言並且經過查實以後，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第47條）。最高法院據此作出司法解釋： 「證人應當出庭作證」，兩種例外：一是「未成年人」，一是「庭審期間身患嚴重疾病或者行動極為不便的」，經法院許可，可不出庭。綜觀這些規範，聽取證人的陳述實是審判權的組成部分，是無可替代的權力；同時又是行使審判權的必經程序和法定要求，屬義務。李案一審判詞解釋說：「證人均表示不願出庭作證，……且法院不能強制證人出庭作證」。這無疑是曲解。有些證人在押，已失自由，要他出庭還用「強制」麼？判詞還說：「公訴機關宣讀未到庭的證人證言符合法律規定。 」問題在於：「未到庭」，是否合法？還有，公訴人的宣讀往往斷章取義擇其所需，不經質證，難辨虛實。宣讀的如是「詢問筆錄」，又只能認為是控方工作記錄而非當事人提供的書證，是否真實，應經被詢者認定。然而所有這些，法官一概不理不顧，硬是專斷地判定當事者偽證！
    　　
    　　人們要問：李莊偽了什麼證？表現形式是什麼？與此相關，李與控方證人沒有接觸，他們做的哪些證受到了怎樣的「妨害」？對這些既不能如實回答，憑什麼加人以罪？
    　　
    　　判詞說：「從犯罪構成上講，（李之罪）屬於行為犯，不是結果犯。」可是，如無證偽之果，偽證何以成立？從犯罪構成分析，本罪侵犯的客體一是司法機關的刑事訴訟活動，二是公民人身權利。考察李莊的行為歸根到底無非是會見被告、了解情況、調查研究，他的行為侵犯了哪種客體？客體不存，罪名何能成立？
    　　
    　　然而事態的發展未出所料，一審還是效其前驅，援引刑法第306條把無辜判了罪。我們的料中，源於那篇「核心調查」針對306條所寫的那段洋洋灑灑、豪情滿懷的文字：技止此矣，不過如是！刑法修訂至今13年來，律師因306條被誤用而蒙冤者數以百計，立法技巧不慎帶來的惡果，該徹底改正了。否則，辯護制度必將弱化、難免蛻變。
    　　
    　　李莊獲罪了，二審一定會維持。對此似乎不必灰心失望。正可通過此例深入探討該怎樣推進法治的發展達到功成；律師則正可從中汲取教益，以精湛專業和自強風骨不屈不撓、義無反顧地為律師制度的健康發展竭盡全力。錯案不免；功成有期：我們應看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