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大頭"
•下雨了
大洋，是銀元的俗稱，但不知為何要把銀元俗稱為「大洋」，跟大洋彼岸的「大洋」有什麼關係嗎？藏人把銀元叫做「大洋 」，不過發音不太一樣，那「洋」從口出，音調往上飄，就像有了翅膀，簡直躍躍欲飛了，顯然不是藏語，而是漢語進入圖伯特（西藏）之後發生變異的例證之一。當然，圖伯特是有自己銀元的，叫做「章嘎」，很早的時候，拉薩就自己做章嘎了，尼泊爾的章嘎越做越偽劣，滿清的章嘎刻著皇帝的年號，多麻煩啊，還不如自己做章嘎，想怎麼做就怎麼做，我的地盤我做主。
忘記是在哪本書上看到，還是聽哪位長者提及，說是共產黨的軍隊初入圖伯特境內時，隨軍攜帶無數銀元，帶不動就讓飛機跟著，空降一箱箱銀元，傳說有幾箱扔錯了地點，徑直落到激流滾滾的金沙江去了。一路上，所遇藏人，不分高低貴賤，只要順從歸降，那撒出去的大洋啊就跟下雨似的。想想看，那是怎樣的一個場景？一卷卷銀元，突然被撕去密封的硬紙，拋向空中，又從天而降，在陽光下叮噹作響，紛亂砸在藏人們的頭上，「啊，多得就像下雨呀！」有了貪慾的人們眼花繚亂著，歡呼雀躍著，張開了熱情的雙臂，但有一個人，他冷眼看著，冷靜地說：「無非是刀刃上的蜜而已，你們去舔吧，舌頭會被割掉的。」他是尊者達賴喇嘛的長兄塔澤仁波切 ，他的這句話，我是在《雪域境外流亡記》 上讀到的。
舉幾個事例來看看這雨下得有多麼地瓢潑吧。1950年代，拉薩的那些世家貴族正是風光得意時，被外來的「解放者」高度地評價為「愛國上層人士」，獲得了難以想像的豐厚俸祿。一位名叫陳宗烈的軍隊攝影師被派到新成立的《西藏日報》就職，多年後他回憶說，出身顯貴的副主編當時每月工資就有一千多塊大洋，每次發工資，須得叫傭人來，把幾十封沉甸甸的大洋裝滿口袋吭哧吭哧地扛回家 ，也許是用氆氌編織的那種結實的口袋吧。不過他閉口不提這位貴族副主編在文革時被逼得上吊自盡的下場，算算看，享用大洋的好日子並不長。1959年之前，但凡就讀於拉薩小學和拉薩中學的學生，無論哪種家庭出身，統統每月都能領到三十塊大洋，這都是為了培養革命接班人下的賭注，不可謂不慷慨。
甚至在最早與金珠瑪米的戰鬥中被俘的康地士兵，非但沒被虐待，還被親切地稱為「階級兄弟」，又獻哈達又贈大洋，一概釋放回家。金珠瑪米是解放軍的藏語發音，與革命的藏語發音近似於殺劫，屬於新造的詞彙。當時的隨軍記者及時地拍下了這些神情迷惑的藏人不知所措地表示感謝的鏡頭，這在至今常有的展現西藏人民獲得「解放」的展覽中還可以見到。當然，1959年3月，發生在羅布林卡那場血腥屠殺的慘狀，是不會出現在展覽中的。
這就要補充一個故事了。幾年前，拉薩紛傳在西郊新建的格桑林卡小區鬧鬼，據說原因是那裡埋葬過當年在羅布林卡被殺的許多藏人，類似於那種萬人冢，結果修房子挖地基時挖出白骨累累。除了白骨，說是挖到的還有「矢」，即現在所說的價值昂貴的九眼石或天珠；還有進口手錶，可能是瓦斯真、勞萊克斯之類吧，已經永恆地中止在某個特殊的時刻了；還有一些生鏽的大洋，磨去鏽跡後說不定還能吹出響聲……從另一方面，這是不是說明了當時的金珠瑪米還真的不拿藏族人民的一針一線呢？說實話，我相信挖到了累累白骨但不太相信挖到的有這些寶物，即便有，也早就沒收充公了。
•鄉巴佬進城
我從小就見過大洋，是我那喜愛收藏舊物的父親保存的，而那是當年他在西藏軍區服役時所領取的工資，只剩了幾塊。我還知道他的一件往事，他曾經積攢了兩三個月的大洋，在帕廓街的商店裡買了一架蔡司相機，在文化大革命如同暴風驟雨席捲拉薩時，他用這架相機拍攝了大昭寺被砸的慘狀、「愛國上層人士」被批鬥的下場。如今那相機已留給了我，拿起來有點沉甸甸，棕色的、純皮的外套布滿歲月的痕跡，連機器本身也有磨蝕的印跡，那是父親在那麼多年裡反覆使用的證明。打開鏡頭，而鏡頭是向前伸出去的，發出輕微卻乾脆的響聲。閉上左眼，讓右眼從小小的取景框裡看出去，難道我能夠看到過去的時光嗎？至少應該讓我看看，要拿多少塊大洋，才能買到這樣一架正宗的德國相機？
想當年，金珠瑪米以及隨後的外來者剛進拉薩時，一定像鄉巴佬進城，被從未見過的琳琅滿目的商品晃花了眼。有個1956年進藏的地質工作者，在他的回憶錄中非常詳盡地寫到：
雖然街道不過600米長，還是鵝卵石鋪成的，但是這裡卻雲集了世界各地著名品牌。商店裡到處可見琳琅滿目，各式各樣，五顏六色的名貴商品，市面所見著名品牌有：瑞士的名表勞力士、歐米茄、浪琴；德國的高檔照相機康泰克斯以及白朗寧手槍；芬蘭的匕首；美國的派克筆；荷蘭的菲利甫收音機；義大利的毛毯以及珠寶、金銀首飾、毛料、呢絨、毛線等世界各地大、小商品，應有盡有。這些商品在國內市場上很難見到，所以我們帶著獵奇心情，不緊不慢，逐間商店進進出出，經過一番調查，這裡的商品還算貨真價實，價格比內地市場便宜得多，只是不用人民幣而用銀元（俗稱「袁大頭」）。我們粗略的了解了部分物價：名貴手錶150—170 元；高檔照像機150—600元；派克筆10—25元；毛線1磅∕6元；呢絨、毛料1米∕8元。所有物價都比內地市場和香港市場便宜。
甚至1956年，中共開國元勛陳毅率領中央代表團浩浩蕩蕩八百人慰問拉薩駐軍，也被物質豐富的帕廓街震得目瞪口呆，索性不顧面子，大肆狂購，以至於「代表團」真的成了「戴表團」，據說幾乎每個人的兩隻胳臂上都戴滿了世界名表，為的是給內地的親朋好友送禮。當然，那都是用大洋換來的。
忍不住囉嗦一句，難道，當時西藏社會那麼多的名牌，全都是窮奢極侈的「三大領主」在消費嗎？一般市民應該也過著殷實的小日子吧。至於如今憶苦思甜的展覽中那些黑白舊照上的悽慘乞丐，我在如今的拉薩街頭也多多見過啊。
沒多久，那像下雨一樣撒遍進軍路上的大洋，開始衝擊著圖伯特的金融市場。「通貨膨脹颺起，這是過去從未有過的現象，我的人民不懂為什麼青稞的價值隔夜就倍漲。」 「記憶中的第一次，拉薩人民被推進了饑荒的邊緣。」 尊者達賴喇嘛在他的兩部自傳中，都這麼回憶過。闖進家園的外來者與原住民的蜜月，勉強維持了一段時間，終於結束了。
•生產大洋的陳伯伯
人生中充滿了不可思議的際遇。我怎麼也不會想到，我的先生王力雄的義父陳伯伯竟然是製造，不對，應該說是生產，成批成量地生產大洋的人。
初見他的時候，他已是八十多歲的高齡老者。得知我是藏人，他笑呵呵地說：「我跟你們西藏有緣啊。知道『袁大頭』不？當年，你們西藏人用的『袁大頭』還是我造的呢。」
這下輪到我驚訝了。「袁大頭」是銀元的又一俗稱，因那銀元的正面刻著滿清之後的大軍閥袁世凱穿戎裝的側影，他巨大的光頭、濃密的鬍鬚與肥碩的耳朵閃閃發亮，成為典型標誌。許多關於萬惡的舊社會的電影裡，常有那時候的中國人用指尖捏著「袁大頭」，放在嘴邊吹一下，再飛快地拿到耳邊聽聲響的鏡頭，據說那是辨別銀元真偽的方式，看來造假的歷史源遠流長，人人都須得練就火眼金睛加上好聽力的功夫。
陳伯伯是資歷很長的老革命，在延安窯洞裡住過多年的八路軍。我一直想聽他講講怎麼生產「袁大頭」的往事，卻耽於疏懶，一拖再拖，竟然直到他去世前四個月，才很幸運地補上了這一課。
已是91歲的陳伯伯，說起「袁大頭」依然興致不減。那是1948年底，中共元帥林彪以戰死國共兩軍五十餘萬、餓死長春百姓三十餘萬等生命的代價，取勝了遼瀋戰役。於是，早在三年前便從延安去長春、哈爾濱給解放軍造紙幣的陳伯伯，又轉道瀋陽，從蘇聯紅軍手中接管了瀋陽造幣廠。陳伯伯用了比較多的時間，給我講了解放軍自造紙幣，人打到哪裡，票子就用到哪裡的典故，還給我講了成立於滿清末代的瀋陽造幣廠，跟滿洲國、日本人、張學良、東三省的關係，但我興趣不在此，也就略過不提。
而這個瀋陽造幣廠，歷史上就造「袁大頭」，那些模具還在，那些設備從廢鐵堆里挖出來了，那些技工差不多也找回來了，萬事俱備就差銀子。陳伯伯說，當時中國許多地方已經被我們解放了，到處都在「打土豪，分田地」，懂不懂？不到一個月，從全國各地源源不斷地運來了黃金白銀。用火車運，用汽車運，全拿麻袋、大筐裝著，全是金銀元寶和各種金銀用具，像燭台、碗筷、酒杯，甚至女人的首飾，什麼頭上插的簪子、發卡，手上戴的戒指、手鐲，還有耳環，連著翡翠、瑪瑙，很好看的，全都一股腦兒給沒收了。當然，那都是地主老財的，這叫「挖地三尺打老財」。
金子歸銀行，銀子歸造幣廠。先用大爐子火化，那爐子特別大，兩三個人抱不過來，燒得火紅，把銀子化成水，做成磚頭那樣，入庫，化驗。當時有規定，銀子成色不能低於三個九，也就是要達到99.9%，成色高了也不行，得兌紅銅重化，必須得是99.9%。而且，還特意將模具上「袁大頭」那稍有磨損的肩章，重新做了修飾。因為我們造銀元是政治任務，為大軍南下做準備。西南、西北都習慣用銀元，我們造的銀元要在那些地方派上用場，所以得保持良好的信譽。
檢查完了，就熔化成一米長的條，再壓成厚薄一致的片，再熔化，再壓成一個個圓餅，用鹽酸、硫酸洗出銀子的本色，又用機器衝出圓餅周邊的齒輪，然後用「袁大頭」的模具上下一壓，正面是袁世凱的大光頭，反面是「中華民國三年」，再倒在熱炕上，熏上五六個小時的蒸汽，這樣的話，這銀元才一吹就有響聲。最後，用專門的紙，將50個銀元扎一卷，裝箱，釘死，箱子編號，運走。那時候人的素質都很高，從來沒有過貪污，真要貪污也沒地方藏。
說穿了，我們的「袁大頭」主要就是給少數民族造的，我們要解放少數民族地區嘛，需要少數民族的幫助，要講政策嘛。陳伯伯聲音朗朗地作了總結。
「這意思是不是說拿『袁大頭』收買人心呢？」我小心翼翼地問。
陳伯伯笑而不答。
「難怪運到西藏的大洋跟下雨那麼多，說不定藏人還以為是袁世凱那時候的大洋呢，原來都是陳伯伯您造的啊。」
陳伯伯說：「可是我們的含銀量超過了真正的『袁大頭』！」
我很想再說一句，共產黨起先打家劫舍，是衝著自家人；搶了自家人的東西，再去騙鄰居，結果最後都成了他的「冤大頭」。當然，我終究忍住沒說。
陳伯伯多年前就想去拉薩。他聽西藏歌，看西藏書，王力雄還帶他去吃北京的藏餐，每次看見我都要聊西藏，甚至臨終前，還在看王力雄新版的《天葬——西藏的命運》 。他是不是漢人當中年歲最高的西藏發燒友呢？而這一切，是不是緣於幾十年前，為圖伯特的人民特製過「袁大頭」呢？
一位從未聽說過「袁大頭」傳奇的漢人朋友，了解到「袁大頭」在圖伯特所向披靡、戰無不克的成績之後，對我驚嘆道：「這哪裡是中共解放了西藏人民，分明是北洋軍閥袁世凱解放了西藏人民啊！」
•熔化在佛像里的大洋
1966年8月下旬的一天，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的陶長松 帶著拉薩中學的紅衛兵，高舉毛澤東的畫像和「徹底砸爛舊世界！我們要做新世界的主人！」的標語，直奔大昭寺去破「四舊」。
數小時後，大昭寺的露天庭院堆滿了殘破不堪的佛像、法器、供具以及其他佛教象徵物，金頂被毀，經書被焚，壁畫像泥巴一樣從牆上被挖掉了。
原本安坐在一層左側「土幾拉康」 的十一面千手千眼觀世音像，典籍中記載由圖伯特君主松贊干布採集各大聖地之土親手所塑，有一千三百多年的歷史，也毀於革命行動。不過，其中的八個頭像殘面和散失的「聳秀」 ，卻被虔誠的藏人悄悄收藏起來，冒著難以想像的危險翻越雪山，輾轉帶往達蘭薩拉，獻給了尊奉為堅熱斯化身的尊者達賴喇嘛。堅熱斯即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經典中記載圖伯特從來就是觀世音菩薩的聖境。
後來，當達蘭薩拉也要修建與拉薩一樣的大昭寺時，尊者達賴喇嘛特意召見一位名叫邊巴的老工匠，將其中的七個頭像殘面交給他，要他安置在重塑的十一面千手千眼觀世音像上。並且，還給了邊巴老人一袋大洋，散發著陳舊歲月的味道，恰恰來自於數十年前，猶如瓢潑大雨一般，降落在雪域眾生頭上的「袁大頭」，據說是一位逃亡到印度的藏人獻給尊者達賴喇嘛的供養，其價值將用於重塑這尊復活的佛像。有兩種說法，一說「袁大頭」被熔解後，化作了觀世音那千隻救度眾生的深情手臂；一說「袁大頭」換成印度銀錠，鑄造了觀世音那晶瑩剔透的美妙身體 。
沒有比這更合適並且更美妙的結果了。這是否一個將孽緣轉化為順緣的方式呢？儘管銀元熔解後純度不夠，可我還是更傾向前一種說法，遐想著，中國的銀子與印度的泥土，合而為一成這尊時刻面向圖伯特的堅熱斯，其中所蘊含的精神意義，將會在未來怎樣的契機下逐漸顯示呢？
2010年1月，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