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孩子還能這樣在鄉村玩耍嗎？
我生於農村，長於農村，到上海學習，並留在這個大城市裡工作。我的家鄉位於中部某省，一個千人村莊，人均4畝地，村子裡也有窮人，但普遍的生活並不很難。
我曾經在許多時候，在許多人面前，表達過對家鄉的熱愛。捉過魚的小河，翠綠的麥田，甚或是田野里的一座座墳，都曾是我無數次情感停留的所在。
只是這些都留在了記憶里。如今，我要講述我眼見的家鄉。
這些文字來自我這些年的返鄉見聞。它們只是在講述，講述我所見到的農村圖景，而這樣的圖景更多的時候是被忽視和遮蔽掉的。
一、早婚早育和農村養老
不得不先從早婚這個事情說起。
根據我國《婚姻法》的規定，法定最低結婚年齡是男22周歲，女20周歲。可在我們村以及周邊的幾個村，結婚的年齡一般都在20歲以下，除了在外讀書的之外，很少有超過20歲還沒有結婚的。過了這個年齡若不結婚，也就意味著可選擇性很小，或很難找對象了。
像我這樣二十大幾還沒結婚，在村里幾乎就是異類。按我父母的話說，因為我到現在還沒結婚，在村子裡，他們就被別人瞧不起，抬不起頭來，被人嘲笑。
早婚在這裡儼然已經成為一種社會風氣，一個看一個，一個比著一個。你20歲結婚，我就19歲結婚，你19歲結婚，我就18歲結婚，且基本上是沒有領結婚證的。在父母看來，早點給孩子完成了婚事也就早點完成了任務。
我的鄰居中，一個1991年出生的男孩，和網戀的18歲女孩在2009年正月里「奉子成婚」了，沒有領結婚證。我問，那以後生孩子怎麼辦？他說，到時候再說唄。
我知道，所謂的到時候再說，也就是請客送禮花錢，修改年齡，補辦結婚證，不然怎麼給孩子辦准生證和戶口呢？
和村書記一個桌子喝酒時，我問他農村的早婚事情，他說很普遍，不僅我們村，在我們縣，甚至隔壁的幾個縣都是這樣。對於這種事情，他也沒辦法管。「想管也管不了，這些孩子結婚之後就常年在外打工，找人都找不到。」這個書記如是說。
在農村，一般結婚後一年內就會生孩子，而若在一年內沒生孩子的，就會被嘲笑，被歧視。農村女人，可以說是沒有青春的，在結婚、生育之後，很快就變得蒼老。剛20歲出頭的女子，看起來老得像40歲一樣。
按照國家法律規定，在我們這裡，頭胎是男孩的，不允許生育二胎。但是在最近幾年，這些頭胎是男孩的，並且已經結紮過的婦女，都接近40歲的年齡了，又紛紛去再做手術，再生孩子。
這就是農村，真實的農村，45歲的女人和18歲的女人，共同懷孕待產，有了網戀，有了未婚生子，有了高齡產婦，與城市「接軌」了。
父母有時候會半開玩笑半生氣地說，當初，還不如不讓你去讀書呢，不然，現在我們也就可以抱孫子了。你看村子裡和我們差不多大的，都已經抱上孫子了。
聞此，我很難過。因為父母說的不是他們的觀點，而是正在農村流行的觀點。
把眼光放到農村養老問題上，就不難理解早婚早育的現象了。
在村里，老人的生活還是要靠兒女的贍養。不過，老人們把自己名下的或多或少的田地，交給兒女打理所得收入，並不足以負擔他們的生活，以至於養老在農村逐漸成為一種沉重的負擔，使得老人的生活品質下降。
更多的情況是，老人還是自主生活，除非是衣食完全不能自給，不然還都是一人或老夫妻兩人住在一處小房子內，兒女每年給些糧食和零用錢。有些老人得了癌症一類的病，其本人和家人基本上是主動放棄治療，然後等待死亡。甚至有些被疾病折磨的老人，懇求自己的兒女用農藥將自己藥死。
我父母常與我笑言，他們把我送出來讀書，而他們將來則面臨老了的時候無人贍養的局面。對此，我只能沉默，或許努力在這個城市掙些錢，買個房子，存些錢，再祈求父母的身體可以一直。十幾年後，將年邁的父母接出來在身邊，才是唯一可以避免這種情況的辦法。這固然是一條艱辛的路，但責無旁貸吧。
二、醫療和火葬
這兩年，農村也有了合作醫療，每人每年交幾十塊錢，在村衛生所看病可以報銷30%%。這的確是個好事情。
這次回家，卻聽聞好多人提到合作醫療的時候，都有怨言。諸如虛開藥價，同樣的藥，在縣城的藥房買只需要兩元錢，在村衛生所開出來卻要3元錢；是個小病，也先讓你打幾天吊針。由於農民長年打工在外，你不可能讓一個農民工在外得了病而跑回去治療。所以，村衛生所的主要病人都是一些上了年紀的老人、婦女和孩子。你不可能指望這些人來糾正衛生所的錯誤。
還聽說，村上的衛生所，每次開藥時從來不出具電腦列印的明細帳單的，而都是在每天的營業結束後，重新做一份新的明細帳單，以備上報或檢查之用。因為有些藥是被納入合作醫療的，有些藥沒有被納入。至於農民最後用到的到底是什麼藥，是否享受了國家的福利，無從知曉。
合作醫療的衛生所是自負盈虧的。醫生的月收入，據說是每人都有六七千元，而附近另一個村的衛生所因為交通便利，那裡的醫生的月收入，每月都有近萬元。而我們縣城高中一個老師的月工資不足 2500元。
每次過年回去，我都會問父親，這一年，村里死了誰。整個村莊都在老去，村子裡那些我熟識的人、長久地停留在我記憶深處的人，都會在某個我所不知道的時刻死去。
癌症這幾年在農村的發病率特別高，很多人都突然得了癌症，然後死去。隔壁的鄰居常說：「以前也沒聽說過這個癌症，那個癌症，怎麼現在這麼多。」2008年，我們村子裡死了3個人，除了一個女人是因為從一戶人家新蓋的兩層小樓上掉下來摔死的之外，另外兩個死去的男人，一個59歲，一個60歲出頭，都是因為突然被檢查出來得了癌症，而且到了晚期，在熬了不到半年後就死去了。在死去之前，他們都是村子裡做農活很厲害的人，當然，他們不會去想著檢查身體，就像是自然界的動物，安靜地存活，安靜地等待疾病的突然襲來。
在農村，經常會聽見這樣的一種幸福定義「有吃有喝，沒病沒災」。而若是一旦得病，也就常意味著死亡，因為，每每總是小病拖成大病。然後就是等待死亡。
順便再提一下火葬問題。前些年，政府強制實行火化，這也使得在我們縣的各種廠紛紛倒閉之際，火葬廠竟然存活了下來，據說效益還不錯。但是由於農村的習俗，火化了之後仍然要用棺材，將骨灰盒放進裡面，然後辦喪事，下葬。所以，後來這裡面就產生了貓兒膩，只要出錢（據說是好幾千，當然數額多少，也要看是否有關係），就可以不用火化，火葬廠收了錢之後，也會出具證明。查也查不到，除非開棺。而開棺是很危險的，很容易造成警民衝突。當然，若是有權勢的，不交錢也可以堂而皇之地不用火化屍體，直接下葬。
火葬，原本是為了節省耕田，現在看來，起碼在我們這裡，成為一種形式，甚至成為權錢交易的灰色地帶。
三、教育和觀念改變
鄰居的一個小女孩，1994年出生，小學沒有畢業，身體都還沒長成，在外打工已經一年了。春天的時候去採茶，後來去了南通的一個家庭工廠內做箱包，包吃住，一個月500元錢，從來沒有星期六星期天，每天早晨7點多開始做活，晚上什麼時候結束不一定，有時候干到晚上10點多。和她一起的還有兩個差不多大的小女孩，都是夏天收完麥子後去的，大半年掙了2900塊錢回家。
2900元錢，一個16歲女孩辛苦大半年的收入。在我和她談話的時候，她並沒有一句報怨，也許這就是所謂的命吧。她們是認命的孩子，順從的孩子。
她的頭髮拉直了，有點都市的影子，只是那雙手，粗糙得像個老人一樣，滿是傷口和繭子。她沒有經歷花季。
在農村，流行的一句話是「讀書不讀書都一樣，反正都是打工」，或「讀大學又怎樣，出來還不是打工？」
每每回家，最怕的是別人問我工資多少，因為在他們看來，我在上海（上海對於他們，成為一種文化想像，一個遍地是黃金的大城市）讀了所謂研究生了，畢業後，起碼也要上萬元的工資，還會有人給你分好房子。
等我照實告訴他們掙得沒有這麼多的時候，他們會說：我看讀書也沒什麼用，某某初中沒畢業在外面打工，一個月都好幾千。
對於這些，我能爭辯什麼呢？
我們縣高考升學率之低，很難想像，估計是全省最差的一個縣了。全縣人口80多萬，2008年參加高考的只有7000多人（還包括大量的復讀生在內），考上的本科（三本以上）才1500餘人，其中大量的是三本。其中復讀生占了大多數。
那剩下的那些人呢？無非復讀，或是外出打工。
在我們縣，職業技術培訓學校開了許多，不僅縣城裡，鄉鎮裡也有許多。培訓的技術，無外乎縫紉，電焊等。然後，他們就進入沿海的一些工廠內。
在更多的孩子和家長看來，這才是人生的正確道路。讀高中，花錢又不一定考取大學，考取了大學也沒啥用。
能掙多少錢，在農村已經成為衡量一切的價值標準。父輩鄉鄰之間的談話，大多是關於誰在外掙了多少錢，誰家掙錢在縣城裡買了房子。古人云，一文錢難倒英雄漢，現在則是，無論是英雄還是狗熊抑或是奸詐小人，有錢才是真好漢。
無論你人品怎樣，即使你之前是個流氓潑皮無賴，倘若你能掙到錢，也是會被尊重和肯定的。你出手闊氣，抽的煙好，穿的衣服好，家裡房子蓋得好，就可以將其他的一切都給遮掩過去，這真可謂是「一錢遮百丑」了。
父親常說到村上某某時，有這樣的感嘆：「唉，無論怎樣，人家現在能撈到錢哦。」我跟父親說，人活著不能單單為了錢考慮。父親說，人活著不為了錢，還能為了啥呢？
一切向錢看，無論其他。諸如目前在家鄉特別流行的觀點：誰家讓孩子上大學，誰家倒霉，花了錢，出來還沒啥大作用，又不是鐵飯碗，現在到處都是大學生。還不如及早出來打工，趕上好機會，打工一個月也能掙好幾千。
由此而形成一種「寧願打工也不讀書」的社會風氣。但試想，倘若將來受高等教育的群體，主要是城市的孩子，而農村的孩子只能高中畢業就以出賣體力的身份出去打工，或是受過一兩年技術培訓就被輸入進現代化的生產線上，那麼，長期如是，農民只能是一代又一代打工，這與以前的那種一代放羊，生了孩子養大了還是放羊又有何異？
當然，我並非是歧視體力勞動者和打工者。但我想，一切不應該這樣。
四、農村低保和「人命不值錢」
在農村，有許多事情的發生，的確是你所想像不到的，比如低保。
申請農村低保的基本程序是，由戶主向鄉（鎮）政府或者村民委員會提出申請；村民委員會開展調查、組織民主評議提出初步意見，經鄉（鎮）政府審核，由縣級政府民政部門審批。鄉（鎮）政府和縣級政府民政部門對申請人的家庭經濟狀況進行核查，了解其家庭收入、財產、勞動力狀況和實際生活水平，結合村民民主評議意見，提出審核、審批意見。在申請和接受審核的過程中，要求申請人如實提供關於本人及家庭的收入情況等信息，並積極配合審核審批部門按規定進行的調查或評議，有關部門也應及時反饋審核審批結果，對不予批准的應當說明原因。
而在我們村，有的一家四口人，包括幾歲的孩子，全都享受著低保，有許多青壯年的勞動力，也在享受著低保，而一些80多歲的爺爺奶奶卻沒有低保。
父親和我說這件事的時候，很憤慨：「誰送禮給書記，誰就有低保，誰上面有人，誰就可以有低保。」
在我們村，低保成了權力這根大棒之後的那根胡蘿蔔，成了安撫與拉攏的工具，村書記想給誰就給誰。低保一年有近千元，完全成為一種額外的福利待遇。該有的沒有，不該有的卻有了：誰家權勢大，有；誰家上面有人，有；誰家送禮了，有；誰家是刺兒頭，容易鬧事的，有。
回家還聽說兩件「人命不值錢」的事情。
其一，是我們後面村的一個老人，念過私塾，寫得一手不錯的毛筆字，會算命測字打卦，懂一點孔孟之書。經常在趕集的時候，去鎮上給人算命，雖然 80多歲了，身體還算硬朗。幾年前的時候，有一次在去趕集的路上，被一輛摩托車撞了，然後死了。最後，兩家私了，肇事者賠償了1萬塊錢。回家，我問父親，怎麼才這麼少的錢，我爸說「他都80多歲了，還能活幾年？」——生命的價值，是用年齡來衡量的。
其二，去年，在距離我家不遠的一個村上，一個女的，年齡是60多歲，去村裡的醫務所打針。針頭還沒拔出來，人就死了。這明顯屬於醫療事故。最後，賠償4.5萬元私了此事。
試想這兩件事，若放到城市，會怎樣處理？
五、對權力的崇拜和對政治的冷漠
說到崇拜，不得不提農民對權力的崇拜，通俗地說，就是對當官的崇拜。
「當官的哪有不腐敗的？還是當官好啊！」村人如是說，當官不僅意味著有錢，還意味著有勢力，甚至可以雞犬升天。時常可以聽聞有講述某村的某人在外當官，然後將全家都接走了，又幫誰誰安排了工作，又幾個電話就擺平了某件事情。
這樣的觀念，大多停留在四五十歲以上的村民那裡，至於年輕的一代，由於長年遷徙式地往返於城市與鄉村之間，似乎自主遠離了政治。或許更是因為，他們自知自己無緣於政治參與而主動放棄。
我們村的那個書記，今年69歲了，被稱為「不倒翁」，在村書記的位置上，起碼已經幹了有近20年了。也有人說其很會糊弄，上面有人，在村上又不得罪人，得罪人的事情，都會暗地裡指使別人去做。
農村發展黨員，誰想入黨，必須要經過村書記這一關，先送禮，再表示忠心，於是，發展黨員，也就成為培養個人親信的渠道。起碼要確保入黨者不會危及其地位。而有幾個所謂的刺兒頭，怎樣也無法入黨。
韋伯曾批評德國邊境的一些農民，不關心國家政治，是市儈。我家鄉的村民，似乎也如是。當然，對此我無意批評，或許他們是聰明地遠離了政治，或許他們為了生活之艱辛，只需要對金錢的追逐。
最後說一起發生在我們縣的殺人事件。某人的一個兒子在省內的某個市做一官職（據說好像是政法委副書記或其他），其依仗兒子的權勢，儼然成為村中一霸。後，村內一人憤然將其殺死，沉屍水塘，案破，其曰，我是為民除害。這則故事，在鄉里傳為奇談。
六、土地和進城
我們村的土地，是人均有4畝左右，重新分配過一次土地，之後就一直沒動過，這使得有的人家娶了媳婦，生了孩子，都沒有土地，而像我這樣的，戶口早已經遷出，但在家裡還有一份土地，那些死去的也包括在內。
農民對於土地的眷戀正在逐漸下降，村里許多有錢的人，都去鎮子上或是去縣裡買了房子，平時都住在縣城裡，只有每年兩次農忙的時候才回來。
在我小的時候，我們村種植了許多經濟作物，諸如棉花、薄荷、西瓜等，可現在，都是一季麥子、一季大豆。省事，完全的機械化操作。雇用聯合收割機，直接把糧食拉到家，有的戶，收完糧食就當場賣掉，帶了錢走人。然後將秸稈在地里燒掉，再種下一輪。有的人家不願意種地的，或是常年在外的，就將土地租給別人種，租金300元/畝/年。
有一條正在建設中的高速公路經過我們村，修路占用農田分為兩種，一種是路面占地，另一種是取土占地（要取土墊路基）。取土占地的面積很大，有好幾塊，一塊就有80畝。村上有的戶是攤到了，有的沒有。攤到的就很慶幸，沒攤到的就很沮喪。能夠賣地的，都很開心。
人們不再稀罕土地。只嫌棄賣少了，沒有說多的。
一些三農學者常說，土地目前成為農民的束縛，成為阻礙農民現代化的桎梏，也有人說土地是農民生活的最後保障，是返鄉之後的最後棲息地。但無論是怎樣的看法，一個不可改變的事實就是：農民已經不再深深地愛著這塊土地。
不再需要土地的農村人也正在拋棄農村，甚至是厭惡農村。或許這是城鄉之間的差距在這二十餘年來逐漸被拉大的結果，或許是持續二十多年的打工潮，使得農民對於城市的生活越來越嚮往。無論是年輕的一代，還是五六十歲上了年紀的人，村莊更像是一個驛站，每年只有夏收、秋收和過年的時候，人們才會回去幾天。等忙完了之後，又迅速撤回到了城市之中，只剩下孩子和老人，有人甚至將孩子也帶走了。
在美國的華裔里，有一個詞叫「香蕉人」，而農村的這些年輕一代，在進入了城市之後，也迅速地把自己包裝成一個城市人，甚至是更像一個城市人。如是的行為，是在掩飾自己的農民的身份，還是隱藏著一種巨大的渴望？
對城市的渴望，也帶來了我們縣城的城市化的巨大推進，尤其是房地產的興起，而這些房子有很大一部分是賣給了農村的那些打工富裕者。
他們在向城市靠近，離農村越來越遠。
七、黃賭毒
每年回去，從縣城下車開始，到回到距離縣城40里路程的村莊，一路上，我都會努力去尋找變化的痕跡。
縣城裡新修建了一個某某會所，樓下停放了一排的車。城裡的那幾個洗浴中心還是那麼紅火，據說是樓下洗澡，樓上賣春。在我們鎮上的一個洗浴中心，去年冬天竟然有了「男女共浴」的服務，按小時收費，一個一個的小房間，吸引了周邊村上的許多青年男女和小情侶。村上的人說，生意是特別的紅火，價格也不是很高，15元/小時。看來，人們的觀念真的是變了。
鎮上的網咖也很熱鬧，放眼望去，全是十五六歲的孩子在玩遊戲，嘴裡叼著菸捲，神情專注。
十七八歲的男孩子，留著長發，染了顏色，並且還帶了耳釘。十六七歲的女孩子，說自己喜歡的人是李宇春，在課本前面寫上「非主流」三個字，作為自己的人生信仰。他們不知道WTO，但知道麥當勞，知道網戀，會用QQ找女朋友。
農村沒有報紙，基本上每家一戶電視，最近兩年剛通了有線電視網絡（許多人家因為收費，而不裝有線）。縣電視台里永遠都在播放著性藥和豐胸廣告，用詞非常具有挑逗性，大人孩子都在看。
最近幾年，我們那裡還興起了一種很另類的嗩吶文化。遇到紅白喜事，基本上都會請一個嗩吶班子到家，誰家不請，就沒面子而被瞧不起。在我的小時候，嗩吶班子吹的真正的嗩吶，有好多種樂器，都賣力地演奏。而現在，只有三兩個嗩吶，配之以電子琴。
當然，我要說的不是這個，而是這些嗩吶班子都會請一個女人，年齡一般都在30歲以上，到晚上的時候，就會濃妝艷抹，登台唱一些黃色小曲，說一些低俗笑話，然後和一個搭配的男人打情罵俏。基本上都是圍繞著「性愛」為主題。有些時候，還會玩脫衣舞遊戲。
台下的看客，有大人，有孩子，有老人，有男人也有女人，遇到精彩處，都齊聲叫起好來，或高喊著「脫啊、脫啊、脫啊」。即使是喪事，也會有這樣的演出，無論是親人還是村人，臉上都看不到一絲的悲傷。若不脫，眾人都會說這個嗩吶班子不行，不過癮。
有許多人都說到農村的賭博問題，的確，我們那裡也很多，尤其是過年的時候。外出打工的人掙了錢回去之後，就聚在一起賭。賭得很厲害，有的人能把一年在外面掙的錢都輸掉。各種賭博的方式都有，甚至婦女老人都參加，從擲骰子，到麻將、牌九、鬥地主、詐金花。
說到賭博，就不得不提抓賭問題。我們鎮上的派出所，簡直就把抓賭當成了一種創收方式。無論是賭多大的（就連五角、一元、兩元金額的擲骰子也抓，我老媽有一年冬天就因為擲骰子，而被抓了一次），是在賭的還是在旁邊圍觀的，統統抓進去，然後通知家裡拿錢贖人，這麼多年來一直是這樣。當然，若是有點關係的，打聲招呼，就沒事，也不敢抓。
毒品，我原本以為離我們那裡的農村很遠，但卻未必。
這次回家才聽說，村裡有一戶人家，有兩個兒子。小兒子輟學後，外出打工，在浙江某地，短短四個月，帶回了17萬。至於這錢的來路，其父母不僅不去過問，反而責罵其大兒子無能，最後讓大兒子也跟著小兒子去了，錢是被其父母拿來蓋了兩層小樓，以備將來給他們兄弟倆娶媳婦用。結果後來事發，兩個孩子目前都無蹤影。樓房還沒蓋好，只是毛坯。父母也外出，年沒在家過，有人說是去尋兒子了，有人說是出去躲著了。回去聽父親說，原來那小兒子在外是跟人販毒的。至於其兩個兒子的下落，有人說被逮捕了，有人說是被同行給「做掉了」，具體無從知曉。
我確信，我所見的農村，並不是一個健康的的農村。
我全然明白，當下農村之問題，既是現代化的發展所帶來的，也將必然會在現代化發展之中解決。我並非是號召農民都固守在家園，反對工業化，過著一種「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生活。我知道，工業化的席捲或許是現代化的必然之途，也是目前唯一的「解救之道」。
我亦知道，中國的鄉村之沉重，農民之艱辛，非是一朝一夕就可治癒。
但我想，總會有辦法的。無論是早婚，賭博、教育的貧瘠、環境的惡化、乃至農村基層社會的政治問題、治安等都只不過是問題的具體呈現。就像一個病人，會有發燒，頭疼等多方面的症候。至於怎樣治病救人，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是疾在肌膚還是病在膏肓抑或是持一種「諱疾忌醫」的態度？這些都是需要思考的。
總而言之，希望農村越來越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