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下半年，周恩來同志因手臂骨折來蘇聯治療。跟他同來的有鄧穎超同志，他們的乾女兒孫維世作為他的秘書也來了，還有一些需要治病的同志也隨同乘飛機來了。
有一天，周恩來偕同鄧穎超和孫維世來七部看望我們，給一向寂靜的校園帶來了興奮和歡樂的氣氛。我清楚地記得他們一來，維世立即教我們大家唱延安流行的歌曲。學員中大部分人五音不全，但也都十分認真地學唱。最好笑的是劉亞樓同志，他一本正經地跟著大家唱，完全不顧什麼調子，等於是大聲背誦。至今我（系本文作者林莉；下同）還記得他「背誦」的那首「月兒彎彎影兒長」的歌，一字不差，但只是大聲背誦而已。維世後來每來一次，我們就有一次文娛活動。我十分喜歡她那活潑又詼諧的性格，第一次見面就邀她到我房間聊天。我們各自向對方介紹了自己的經歷和家人情況，覺得十分投緣，立即成了朋友。
1940年初，我在黨校的學習即將結束時，我黨駐共產國際的代表任弼時同志跟我談了一次話。弼時同志指示，因為我年齡不大，黨校學習結束後可繼續留在蘇聯，多學點東西，不必急於和其他老同志一道回國，還告訴我孫維世也將留下學習，我們二人將住在一起，我十分高興。
1940年3月的一天，我從郊外去市裡的「留克斯」(共產國際宿舍)，和即將回國的周恩來等同志告別。當時，共產國際幹部部的馬爾特維諾夫也在座，恩來同志把我和維世當面託付給他，說以後這兩個孩子要留在莫斯科生活、學習，請他照顧。馬爾特維諾夫立即表示要關照我們，同時向恩來同志提出，要我們加入蘇聯國籍，以便日後在蘇聯人中間過組織生活。關於這點，我和維世以後並未遵從。
我所知道的「老幹部」
「老幹部」，並非指年齡而言，他們中小的只有二十六七歲，最大的如蔡乾媽，1938年時也只有三十八歲。但他們都經歷過許多艱難困苦的歲月，經歷過鬥爭的磨鍊並肩負重任，事實上他們是我們的長輩。
我首先要寫的是蔡暢同志。
她是我大革命時期認下的乾媽。她對我們的家庭相當了解。她告訴我1926年在廣州，1927年以後在上海和我們一家的交往。她談到長征途中和我父親林泊渠一同行軍的一些經歷。
她對烈士子女和晚輩們都給予溫馨的母愛。孩子們都稱她「蔡媽媽」。
乾媽對我關懷備至。在共產國際黨校期間，她因多病，常出外接受治療。但是只要她返校，總要來看我，找時間和我一同散步、談天。她要求我保持青年人的朝氣——大約我那時埋頭
讀書，顯得老氣橫秋吧。她和黨校的同志們之間很團結，因而在改選支部書記時大家一致投她的票。她是一位堅強的革命者，又是一位集中、西文化優秀素質於一身的極具風度的女性。我回國後，只要有機會，她總是召我去見面，在哈爾濱如此，在北京也是如此。後來，由於多方面的原因，我同她的聯繫沒有以前那樣頻繁了，但我心裡，卻經常地、永遠地懷念著她。
那一兩年我所接觸的女同志，不論職位高低，每一個人都有不平凡的故事。她們談起往事，毫無自得炫耀之意，只是平平淡淡地說著，令旁邊聽著的我感嘆、敬佩不已。就以當時住在七部的王美蘭(李六如夫人)而言，她沒有做過什麼驚天動地的事情，但她在紅軍長征後留在蘇區的經歷卻是不凡的。紅軍主力部隊離開蘇區，留下堅持鬥爭的同志處境極其困難，不少人被捕，其中就有李六如同志。國民黨認為他是要犯，要押解他去南京。王美蘭為了儘可能地照顧他，竟隨著押解他的差役，徒步行走，肩上挑著一副擔子，隨時做點零工，以維持生活。國民黨差役認為她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家庭婦女，未予逐趕。就這樣沿途走去，有時失去李六如的蹤跡，她便百方尋覓。有一次失去蹤跡的時間太久，她絕望了，竟投身河中。對於她，這不只是殉夫，而是以身殉她所從事的革命事業。然而，她被好心人救出，又默默地追隨著丈夫的足跡走去，直至走到南京。天無絕人之路。李六如被老朋友覃振營救，保釋出獄。他們相聚了，並等待時機回到了革命隊伍中來。
和我們一同學習的還有賀子珍同志。她比我們早一些到達莫斯科，之後不久生下一男孩。在八部時，孩子放在托兒所，她一邊學習，一邊課間餵奶。可惜孩子先天不足，出生後只是一般餵養，終於夭折。賀子珍忍受著失子痛苦，照樣堅持學習。她在長征中被國民黨飛機轟炸受傷，背上留有不少彈片，在蘇聯治療也未能取出。她長期患頭疼，醫治效果不明顯。但她學習認真，我們一起課堂討論時，她和別的學員爭得面紅耳赤。有一次和我辯論，我年幼氣盛，不肯退讓，她也指著我大聲爭辯。但是後來待我依然如舊，仍把我當晚輩。她性情直率、剛強。這也幾乎是長征過來的女同志的共同性格。賀子珍同志忍辱負重的堅毅性格也是令我佩服的。
關於她的婚變的情況我們原來都一無所知。1939年的一天晚上，大家坐在俱樂部大廳聽翻譯讀報，其中一段是塔斯社記者在延安採訪毛主席的報導。其中這樣寫道：「夜深了，我們告辭，毛澤東和她的妻子送出來，在月光照耀的山坡上，我們邊走邊談……」大意如此。我們不禁大為震驚。全場，包括賀子珍同志在內，都沒有料到這種情況。大家沉默著，賀也不作聲。她非常鎮定，直到讀完報，大家散去，她也沒有流淚，沒有悲訴。過了一段時間，她向其他紅軍中過來的女同志述說她的家庭生活經歷。從他人的轉述中，我只聽到她的懷舊之情，在這個問題上保持了自己的尊嚴，默默咽下了苦水。
關於黨校的男學員，他們中有些人令我感到長輩般的和藹可親，如楊志成。楊志成當時年齡其實不算太大，三十幾歲，不過生得老相，被調皮的孫維世叫成 「老太爺」，從此「老太爺」就成了他的綽號。「老太爺」學習很用功，上課有時筆記記不太全，便把我的借去對照，而我的字寫得極潦草，他有時看不清，便請其他幾個同志，如劉亞樓、譚家述幫忙猜。「老太爺」從來精神抖擻、愉快、樂觀，他的病似乎也不難治，總的印象他是一個對前途充滿希望的人。不料這樣一個人，在戰時竟遭了大難。
後來，聽許多學員說，蘇德戰爭爆發前夕，黨校軍事班楊志成等全體學員，加上汪名震、賀誠、李士英①、蘇河清、蘇麗華，以及袁牧之、冼星海(他們是中央派到蘇聯製作有關八路軍的紀錄片的)等人在林彪率領下赴蒙古，計劃從蒙古進人中國，再回延安。不料蔣介石封鎖了蒙古和中國之間的邊界。這批人中只有李天佑和李士英成功地扮成蒙古牧民，騎馬越過邊界，回到了延安。林彪的行止則由中央公開向蔣介石通知，說明他是平型關一役中受傷而去蘇聯治療的，並提起他曾是黃埔軍校的學生，也就是蔣介石的學生，要求蔣介石允許他回國並提供交通工具。蔣介石居然准了，派飛機去接他。林彪只帶了一個賀誠以他的私人醫生的名義啟程，到新疆後又以各種名義帶了幾個同志一同上路。
而在蒙古邊界留下的同志卻沒有得到共產國際的妥善安排。楊志成最苦，為了謀生，當過牧馬人、倉庫值夜班的，甚至乞討。直到1945年德國投降後，他才輾轉從中亞來到莫斯科。抵莫後他直奔高爾基街的「留克斯」(共產國際宿舍，共產國際這時雖然已解散，但許多外國政治僑民仍住在那裡)。那天我正好在家，樓下傳達室來電話說，你們的一個中國人來了，你下來認認吧。我立即下樓，在傳達室看到楊「老太爺」時大吃一驚，他已瘦得脫了相，身穿一件破爛的外套，靠在桌邊，頭抬不起來，趴在桌上。立即同蘇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共產國際解散後，在蘇的政治僑民都歸聯共中央聯絡部管理)聯繫。這個單位還不錯，馬上安排楊志成住進「留克斯」，並解決他的供應和醫療問題。楊當初來蘇時雖有病，但不太重，這時檢查卻發現增添了許多病症。
楊「老太爺」來莫後，從中亞又陸續來了不少同志。惟有冼星海，他是直接到蘇聯外文出版局的。這個單位有不少中國人做翻譯，如李立三、張錫儔、陳昌浩等都是。恰巧那天我因事去外文出版局，見到冼星海。只見他一身是病，穿得襤褸不堪。他把外衣敞開給我看，衣服里子全破了。當時，李立三很熱情地邀他回自己家去住。後來我和維世、特特(李富春、蔡暢之女)去看他。這是我們第一次到李立三家。才知李立三根本沒有房子，當時住在岳母家。一間20平方米的房間用書架隔成兩邊，一邊是岳母和妻子李莎的嫂子、侄兒住，一邊是李立三夫婦帶著兩歲的女兒英男住。李立三讓冼星海睡在床上，他和李莎打地鋪。我們過去總聽別人說李立三如何如何不好，犯了許多錯誤，這時不禁對他有些改觀。他們很熱情，連兩歲的女兒英男也喜歡中國人。她當時還不識字，但卻會順著拿中文書。別人把一本中文書倒著遞給她，她接過後又順過來了，大家稱奇不已。
後來聯共中央對外聯絡部把冼星海同志送進醫院，他已病得很重。組織上還為他在「留克斯」要了一間房子。這房子是他從中亞帶來的猶太夫人住了。我和維世去醫院看冼時，冼告訴我們，這位夫人是一所少兒音樂學校的校長，她欣賞冼的天才，自願嫁他。冼向她一再表明自己在國內有妻子，將來回國後要和中國妻子團聚。她卻表示沒有關係，情願在蘇聯這段時
間照顧他。來莫後，冼住進醫院，而聯絡部卻要為這位女士辦許多事，如辦戶口，安排工作，辦供給關係，等等。當時我們自己過著窮困的生活，她有時來借錢，我們沒有，也得向同宿舍的夥伴借錢再給她。我們住的是集體宿舍，一個大房間，裡面住了六七個人，有西班牙人、義大利人、羅馬利亞人、匈牙利人。其中一位西班牙婦女和我們很友好，她以替人織毛衣為生，借了錢給我們。那位猶太女士後來生活越過越好，獨居一室，有很好的工作，冼星海去世後她還把持了冼的遺稿。冼星海眼見不能痊癒。我們去探視他時，他還滿懷希望地向我們說，將來勝利了，要在中國的首都建一所白色大理石的音樂廳。在冬天一個淒冷陰沉的早晨，這位天才音樂家走了。蘇聯音樂界想為他出版遺稿，與那位遺孀交涉了一陣，結果如何我們就不知道了。
林彪的一段小插曲
任弼時同志回國後，共產國際中國黨代表曾暫時由林彪接任。但林身體不好，所以組織上決定他只管大事，不管小事。他就住到共產國際宿舍「留克斯」來。他妻子張梅正在生孩子。林彪經常到我和維世住的紅色救濟會大樓來。我不以為奇，把他當作一位領導同志兼長輩。不料這時他卻在追求孫維世。追求維世的還有別人，如劉亞樓同志就是一個，他公開表示追維世。我們只把這事當作笑料。至於林彪追維世，我卻一點也不知道，他做得很隱蔽。他來邀維世出去玩，讓我也參加，一起逛馬路、公園。我完全想像不到，一個男人在妻子生孩子的時候竟然會去追求別的女孩子。他即將回國的前夕，竟要維世跟他一起走。維世拿我做擋箭牌，說莉莉不走，她也不走。林竟說，那就都走。維世跟我說，我很詫異，說組織上原定要我們留莫學習的，怎麼又改變了？林當時是黨代表，他的話有權威性。維世說，那你寫封信給他，說明情況。其實我們住得很近，我也可直接去問他，但聽了維世的話，便寫了一封信，由維世轉交。於是，我和維世跟林彪回國之事就此作罷。直到 1943年，林彪輾轉託人帶了一封信給維世，信中說他不得已聽從別人勸告結了婚，但維世留給他的印象甚深。我看了信大奇(維世和我之間無秘密可言，只是有些事我當時不知，事後她才告訴我)。維世才告訴我，林彪1941年臨行之前，要和她結婚，要她同他一起走。至於原來的妻子，不管維世態度如何，他都決定和她分手。果然他的前妻帶著嬰兒留在了蘇聯，戰時住在伊凡諾沃國際兒童院。對林彪的這封信，我們取笑了一陣，並找出其中文法的誤謬。可見，維世對林對她的追求是毫不在乎的。沒想到此事後來竟給維世帶來了滅頂之災。
回延安
1945年秋日本投降，滯留在蘇聯的不少中國同志陸續回國。我本來也想在1945年回國，但維世堅決要我等她同行。她因繼續在戲劇學院的導演班學習，還須一個多學期才能結業。憑我們二人的患難交情，我不能不等她。況且我如果先走，她又不能擠出時間去掙一份工資，生活會困難的。於是我等了她大半年，於1946年我們申請回國。我們的申請很快得到了聯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的批准，決定我們9月回國。
在辦回國手續的過程中，經常和聯共對外聯絡部的工作人員尼哥拉也夫聯繫。在辦手續過程中，尼哥拉也夫告訴我們，李立三的夫人李莎將帶著三歲的女兒與我們同行。意思是要我們一路上照顧她。要知道當年從莫斯科去哈爾濱不僅路途遙遠，而且沒有直達火車，中途必須在赤塔轉車，然後坐上一列去邊境奧特波爾的車，經過邊界的嚴格檢查，登上窄軌的去滿洲里的小火車，在滿洲里再換乘去哈爾濱的車。到了滿洲里，總算回到了祖國！李立三同志派了一個班的警衛戰士來接他的妻子，我們一起上了去哈爾濱的火車。我們乘的那列火車根本沒有什麼乘客，儘管寬敞，我們還是都擠在一間包廂里，我和維世睡上鋪，李莎母女睡下面。一夜醒來，李立三的警衛劉升送來許多食物，有燒雞什麼的。經過戰爭年代和戰後一年食不果腹的日子，這些食物可真是想不到的美味。
從莫斯科到哈爾濱走了約二十來天。一路上我們和李莎交談，此時才知道蘇聯的肅反有多麼嚴酷、可怕，李莎的經歷又是多麼坎坷，也才知道在莫的中國人為什麼聽到李立三就感到不祥和恐懼。原來他曾被誣為日本間諜而被肅反機關監禁過。他們二人相識和結婚時李莎還很年輕，職業中學畢業，做過女工。是李立三鼓勵她繼續學習，她又進了外語學院。當時他在救國時報社工作。婚後他們仍住在原來的共產國際宿舍(即「留克斯」)的一間屋子裡。安穩的日子沒過多久，一天夜裡，內務部的人把他帶走了。李莎也被從「留克斯」宿舍趕回了娘家。朋友們斷絕了和她的往來，她所在的外語學院召開有黨員參加的五百人的共青團員大會，要她表態，即和「人民公敵」李立三劃清界限。她沒有，她不相信李立三是敵人，結果被大會當場開除團籍，被迫交出團證。她仍不避嫌疑地打聽李立三被關的處所，送去換洗衣物。經過一年多的時間，李立三終於被釋放出獄，回到李莎的娘家住下。又整整一年的時間，李立三去共產國際機關做檢討，寫書面檢查，整整一厚本材料都是李莎幫助他打字寫成的。一年後李立三被共產國際開除中共黨籍，找工作又歷經周折，終於在蘇聯外文出版局找到了翻譯工作的職位。至於中國共產黨於 1945年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把李立三選為中央委員的事，他們毫不知道。直至1946年元旦那天，聯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通知他去談話，他們兩口子還以為是要他去當中長鐵路的翻譯。當聯共中央工作人員告知他當選中共中央委員時，他為之愕然，因為自己已被開除出黨。當時也不及細說，立即整裝回國，半年多後就把患難與共的妻子接回中國。這像是一段傳奇，卻又是真實的故事。我和維世聽了很感動，對李莎也頓時刮目相看。
到哈爾濱車站時，只見李立三一人來接妻子，他把我們二人也一起接到他家。維世和我都奇怪，照理我們回國應由組織上(在東北哈爾濱就應是東北局)接待，怎麼不見代表組織的人來，當下只得先住下。李立三對維世說，他完全知道她和林彪之間的事情，在哈爾濱暫住數日，即安排我們去延安。我的目的地本是延安，當然沒有異議，但維世不知為何卻要立即避走。經過反覆詰問，原來情況曲折：在我們回國前，林彪知道維世將要來哈爾濱，情緒異常激動，竟向東北局的一些領導同志傾訴心事。說他原本愛維世，只為先回國，在延安經同志們攛輟，才另娶葉群。現在孫維世回國，他心情難以平靜。葉群知道後也到處哭哭啼啼。東北局的領導人大概是為了維護東北主要領導者林彪的安寧，只好把孫維世遣走。這件事就交李立三辦。因為李當時兼著三人調處執行部(美國調解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爭議的機構，幾處地方設有聯絡點，有美國班機來往)的工作，可以用執行部中共人員名義送我方幹部往來於幾個解放區。
幾天後，也就是11月初，我們作為執行部中共方面的工作人員登上美國的軍用班機啟程飛延安了。機上除幾個美國軍人外，就只我和維世。(摘自《往事瑣記》，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5月版，定價：34.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