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即興表演
如果不是妻子堅持的話，我真的沒心思去參加這個被稱為「即興表演」的現代藝術展。我們倆騎上自行車，妻子說，藝術館座落在紫禁城正西一個不顯眼的庭院裡。我們並排騎著車，我很認真地問她「你覺得我們過得開心嗎？」她給了我一個肯定的回答，眼神裡帶著微笑，春天的空氣里似乎充滿了兩個外國人在一種陌生的文化中獲得的滿足感。
那天是一九九九年五月八日。事實上，我們這裡的生活並非那麼令人陶醉。正如我以前所說的，我在一九九八年的聖誕節來到北京，來此的目的是拍一部電視紀錄片，描述美國的小企業如何在東方嘗試他們的資本積累之旅。當我在美國商界為這部片子尋求贊助時，很多人表示喜歡我的創意，但願意提供贊助的人少得可憐。沒辦法，為了避免自認失敗而離開北京，我這個唯一的西方雇員不得不在一個二流的獨立電視節目製作公司掙扎著，做些自己感覺良好的脫口秀節目，以換取微薄的中國工資。很快，我們結識了新朋友，發現了美味的餐館，找到了擲飛盤的夥伴，走遍了北京的每一個角落，習慣了在異鄉的生活。與此同時，我的妻子則繼續從事極具亞洲特點的學術研究：混雜在一群文革期間窮途潦倒，至今看起來依舊有些寒酸的學者中間，查閱發霉的史料，對歷代清朝皇帝逐一進行研究。
就在藝術展的前一天，我被任命為新的電視節目的製片人，節目內容是關於一個中國人試圖打入美國市場的故事。更令人振奮的消息是，北京電視台－－一個龐大的國營電視網絡集團就該節目與我們公司簽訂了合約。不出意外的話，我們的觀眾將猛增一億多！甚至達到一點五億！如果上海方面也與我們簽訂合約，觀眾的人數將會更多。然而事實上，我在節目中只能參與一些關於離婚、環境污染和其它「非敏感」的內容，以免觸動反應過敏的傳媒審查機構。儘管如此，我已開始嶄露頭角，與一群有才華的製作人共同為建設新中國而努力工作。而我的妻子，也在有條不紊地經營著她的社會人際關係網絡。她的成功是顯而易見的，諸如獲邀參加在鄧小平生前最喜歡的飯店舉行的豪華宴會；與領導們相互間的信任與日俱增；而不同文化間的交流一天比一天頻繁。此外，她所研究的高雅藝術已經成為新中國得以合法存在的基石，它勾起了廣大平民對象徵中華帝國的權力、文明和威權的無限緬懷和嚮往。
中國現代藝術本提不起我們的興趣，但請帖還是不斷地發來。禮貌使人感到溫暖，甚至能發展成為一種近乎真實友誼的東西。我現在就被那種來自他人的溫暖包圍著！我們拒絕了所有的邀請，而參加這次活動完全是一時興起。當我們把自行車停靠在紫禁城邊上的藝術館時，我腦子裡就是這樣的一些想法。
不出所料，殷切迎接我們的是相貌柔美的年輕女子。在這些場合的女子總是穿著一襲黑色緊身衣褲，彷佛是成熟的、國際性的文化潮流的象徵，臉上帶著一成不變的羞澀和期待的笑容，一遍遍地對每一位來賓說「請您簽名。」
我們從臨時搭起的台子上拿起紅酒，迅速地瀏覽一遍展出的作品：一組巨大的精心擺設的照片，照片裡是一名纖瘦的中國男子和一名穿著黑色靴子和小透明雨衣的金髮女郎；數根立在大塊生肉里不斷跳動的電動陰莖；一件由灰綠色塑料製成的皇袍；充斥著飛鳥、金魚和蟋蟀的中國各色國家建築的塑料模型。賓客不斷地湧進來，其中一半的人留著中國藝術家所特有的波西米亞頭，另一半則是外國人、穿著黑色緊身衣和留著短髮的白人女孩，以及套著格子條紋襯衫的白人和他們瘦得皮包骨的中國女友。每一個人都在興奮地交談著，為在這個陽光明媚的周六下午能來到位於新中國最中心的地方而感到高興。
我看見了一個剛認識不久的熟人，他是一位來自德克薩斯州沃爾斯堡的中國藝術品經紀人，總是樂呵呵的。他隔著小花園向我招手，於是我走到一個畫有精美中國圖案的天篷下站到他身邊。他對著我微笑，我也對著他微笑，經過一番簡短的交談後，我迫不及待地向他提起我的新的電視節目。
他開始點頭表示讚賞，非常好，非常好，北京電視台，對嗎？「你聽新聞了嗎？」他問。
我搖搖頭。
「我在剛才來的路上聽說，昨天晚上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被一枚炸彈擊中。我猜只是遭受了一點小小的損失，但是中國方面卻說有十八人在事件中受傷。麻煩來了。」
我感到很吃驚，上帝，又是一件愚蠢的事情！但同時我也覺得很欣慰，至少沒有死人，這是最主要的！過去幾個星期所發生的事情彷佛又浮現在我的眼前：當我與中國同事吃午飯時，他們偶爾會在我面前譴責對科索沃的空襲。但是他們看到的只是國家控制的電視台在反覆地播放所謂的「北約暴行」：被炸毀的建築物。而大批流離失所的難民卻被故意掩蓋。我常會這樣問他們：「你們知道發生在科索沃這塊土地上的戰爭持續多久了嗎？是為什麼而戰嗎？你們總是不斷地提起鴉片戰爭，但那是有經濟因素的。難道你們認為美國試圖從科索沃賺取經濟利益嗎？」一個戴著托洛茨基式眼鏡，在電視製作公司里負責財務部門運作的女孩，在說了一句大意是「美國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國家」後便憤然離開了餐桌。但總的來說，我的同事是一群有思想和討人喜歡的人，他們能在基於對事件理解的程度上，允許我堅持自己的立場，這是一種對等的尊敬。
沒有人死亡，這是我首次聽到中國使館被炸時得到的最重要信息。有可能是煤氣爐泄漏而引起的爆炸。不管怎麼樣，沒有死人，我不停地對自己說著。就在這時候，一個瘦小的，近乎赤裸的中國男人把自己裝在一個塑料泡里，渾身塗成綠色，塑料泡插著一條軟管，並開始往裡面灌水，周圍的相機對著他不停地拍照。然而，藝術展的節奏似乎慢了下來，時間在慢慢凝固。有關人員傷亡的消息正在傳開。死人了。一開始是一死二十三傷，後來又說死亡人數是兩名。此次藝術展發起者之一李振華正快速穿過人群去接一個緊急電話，他對我點頭示意，臉上帶著一種扭曲的微笑。最後，一位相識的南斯拉夫記者非常確切地告訴我（他看了CNN的報導）：三枚飛彈擊中了大使館，導致三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來自中國國家通訊社－－新華社的女記者。
我開始意識到應該做些什麼，我催促妻子趕緊與其它來賓打招呼和交換名片。然後我們和那名南斯拉夫記者一起出發，騎著自行車朝東直奔美國大使館而去。路上我們向一名叫湯迪的中國朋友打招呼，她當時正要去做按摩。現在想起當時的情景就像夢境一樣，途中我們幾乎改變主意到書市去，但就在那時，南斯拉夫記者的手機響了起來，他被告知，大使館附近確實有事情正在發生。
在建國門大街上，當我和妻子接近戒備森嚴的北京市使館區時，我們經過了一群正在急行軍的警察，他們的指揮官騎著一輛時髦的黑色自行車向他們發號施令。拐過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旁邊的街角，可以看到警察的數量不斷增加：開始是十碼一個，然後是五碼一個，三碼一個。當我們拐入使館路的時候，聽到了遠處傳來一聲咆哮，那聲音就像風笛一樣召喚著人們。
我的心跳加速。我們飛快踩著自行車直到接近一處警察設置的路障前，大概有五十多名旁觀的中國人隔著障礙物向使館裡窺探。我和妻子逕自走過警察的封鎖線，明目張胆且若無其事地把自行車用鐵鏈鎖在領事處旁邊的一面圍牆上。警察不會阻止像我們這樣的人進入警戒區，因為外國人在北京還是可以做他們想做的事情。
我們剛才聽到的咆哮聲來自一群沿著街道走過來的大學生，我分辨不出他們是北京哪所院校的學生。他們顯得有些煞有介事，舉著長長的寫著漢語的紅底黑字的橫幅，小拳頭機械地揮舞著，大多數是大學一年級和二年級的學生。一些穿著入時的學生將絲巾撕成條狀系在頭上，但大多數的穿著都比較整潔。我們從他們的身邊向美國大使館跑去，發現大使館就在咫尺之外。
門內，一切是那麼的正常。濃密的枝葉像一把大傘把使館籠罩其中，陽光穿過枝葉溫柔地灑在樹蔭下，留下點點光點，這時風已經停了。美國大使館和往常一樣總是收拾得利索，從它的正面看不見任何人在裡面。哎呀，這個周六他們不會都出去打高爾夫球了吧？使館的周圍站滿了攝影記者，大部分是外國記者，也有少數來自中國官方電視台－－中央電台的記者。大約十五名身著綠色制服的警察在使館門前一字排開，他們的表情很輕鬆，臉上帶著笑容，完全沉浸在節日的狀態中。（正如妻子所指出的，在獨裁國家裡，任何打破單調生活的事情都是令人感到高興的！因為他們會發現有事情可做。）
大概有五百名示威的學生站在使館門前，打著紅色和黃色的標語，上面寫著：USA GO TO HELL（美國下地獄），FUCK USA（去他媽的美國），US KILLER（美國是殺人犯），FUCK NATO（去他媽的北約），NATO=NAZI（北約是納粹）。妻子將這些口號譯出：有罪！美國人是兇手！滾回家去，兇手！美國豬，滾回家去！大使出來，出來！再不出來我們就衝進去！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他們在一個手拿擴音器的男子帶領下，不停地喊著口號，聲音既宏亮又刺耳。這些尖叫聲的音調和節奏不斷地變化，他們每喊一次，臉上都會露出輕鬆的表情。他們是不是覺得很有趣呢？他們喜悅的眼睛似乎在笑著回答「是的」。只要拿著擴音器的領導手臂開始上下舞動，學生的口號就會響起，手臂不斷地指向空中，就像集體被輕度的電流擊中而做出的反應似的，動作是那麼的整齊劃一，聽從指揮。儘管如此，現場還是籠罩著一股節日的氣氛。總之，宣示純潔、義憤和正直是全世界大學生的夢想。在中國，天安事件已經結束十年了，在這十年裡什麼都沒有發生過，然而現在，這種場景又再次出現了！
沒有人碰我們，也沒有人推擠我們。圍牆後面的庭院裡是屬於我們的一面國旗和一小塊安全區。身在這個二十一世紀強國的首都，聽著她的年輕一代對著我們國旗和那一小塊土地咬牙切齒地以一種貴族朗誦詩文般的語調在反覆唾罵，我感到有點困惑。
不一會，聲浪慢慢沉寂下來，拿著擴音器的領導開始領唱一段簡短的國歌。這是一個信號，抗議者即將撤走，把示威的機會讓給來自另外一所大學的學生。
當新的一批大學生抵達時，我和幾位英國記者正在估算遊行的人數。英國人的估計比較保守，他們認為大約有三千人。就像在玩一種中國障眼戲法，同樣一群學生在街區繞了一圈後又回來了，所以我們見到的都是似曾相識的面孔。一名學生在單獨接受採訪時顯得非常的天真和坦率，他用蹩腳的英語認真地向我們解釋：校方一大早就把他們從睡夢中叫醒，讓他們製作好標語橫幅，並安排巴士把他們送到這裡來。
這樣看來，整個示威活動都是精心策劃的，雖然如此，來自北京大學的學生已經到達現場。做為中國知識分子的最高學府，北京大學曾經在天安門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遊行示威已然成為北京大學的傳統，那麼在今天的場合怎麼可以少了他們呢？北京大學學生的示威也不外乎就是那些套路，唱完愛國歌曲就準備離開，突然，有個學生坐了下來。緊接著又有五十多人跟著坐下來，然後是全部，領導企圖阻止的叫喊顯得蒼白而無力。自從我到達北京的那一刻起，我就能感覺到瀰漫在中國人頭上的怪誕的政治壓抑感，一旦蓄勢爆發能在瞬間摧毀一切形式的束縛，或者演變成不可預知的瘋狂挑釁和破壞行為。
當北京大學的學生坐下時，我們在想，當年的天安門事件是否會重演呢？但是很快，事實證明他們並不適合扮演這樣的角色，他們是如此的年輕稚嫩，不夠老成持重。只是在他們那小小勇氣的激勵下，靜靜地坐了一會就自行離開了。警察的人數增加了一倍，手挽著手站在使館的門前。我讓妻子保藏好拍攝的照片。
不一會，被譽為「中國的麻省理工學院」的清華大學學生折了回來，他們當中還攙雜著一些北京大學的學生。口號的吶喊達到了近似瘋狂的程度。忽然，一切嘎然而止，從人群中飛出某個物體，狠狠地砸在使館的圍牆上，離我所在的位置不遠。人群首先是一片靜默，然後爆出雷鳴般的歡呼。連著又有兩個物體砸向使館，碰擊的聲音就像飛蟲撞到擋風玻璃一樣。這時候，我們看見大塊的混凝土障礙物被搬開，使館圍牆上的燈很快被搗碎，接著是房間的窗戶，然而警察卻站在一旁冷眼旁觀著這一切。
白天過去了，黑夜即將來臨，然而使館前的戲碼和破壞僅僅是個開端。我在一陣眩暈中開始意識到我的電視節目可能會泡湯，甚至連我的工作也會不保。事隔十年，這個國家再次向人們伸出了他的拳頭，這次可不只是向那幾個研究中國的觀察家或中國通，而是向整個世界。
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中，我的頭腦充滿了各種奇怪的想像，以致無法預見將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電視反覆播放仇視外國人的言論，畫面中是一位哭泣的老父親，他在貝爾格勒，胸前舉著女兒的血衣。聽不到任何關於美國方面的解釋和抱歉的聲明；所有的美國電影和音樂都被封殺；美國駐成都領事館被人縱火；電影院下午開始播放波灣戰爭的影片；美國記者被毆打；大街上民族主義的叫囂聲此起彼落。那種裝模作樣的「忍讓」暴露無遺。最糟糕的是，我感到腳下的大地正在躁動。
一直到我離開中國之前，我無法完全理解所看到的事情。我遇到了王，一位戴著金絲眼鏡、個頭矮小、信仰回教的北京大學學生，他用一種聽起來令我神經緊繃的細小聲音，小心翼翼地，斷斷續續地向我講述關於他的故事。
嚴冬過後迎來了一九九九年的早春，王感覺到校園裡瀰漫著越來越緊張的氣氛。天安門大屠殺發生在一九八九年的六月四日。隨著天安門事件十周年日子的來臨，整個城市的計算機屏幕上經常彈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電子郵件，特別是在校園網上。他們稱之為「傳單郵件」，是持不同政見的團體透過中國大陸境外的伺服器發送過來的。也許在網絡還不甚發達的中國，這種在網上主動提供信息的做法對大學生來說是新鮮事。大學生對這種傳單郵件進行了譏諷，王也不例外。這樣的舉動無疑是為了自我保護。但是王還是想知道，這些不同政見人士怎麼會有別人的電子信箱地址呢？
傳來的訊息都是未經中國政府部門審查和過濾的新聞，包括任意抓捕、貪污腐敗和有關領導人的傳言，但是他們也支持中國政府的一些主張。今年的六月四日是採取行動的時候了，遊行示威、非暴力不合作和消極罷工等任何形式都可以，要顯示群眾，特別是大學生，並沒有忘記十年前在大屠殺中犧牲的兄弟姐妹。郵件列舉一切有用的，甚至牽強附會的理由，以煽動性的言語號召人民與政府對抗。例如，當局一而再，再而三禁止大學生舉行示威活動，抗議日本未能就二戰期間入侵中國表示「真誠的」歉意（這是一個長期的、備受學生關注的熱門話題）。在電子郵件中會問：難道學生宣示他們做為中國人的驕傲和表達對過去屈辱歷史的義憤是錯的嗎？
中國領導人也能看到這樣的內容。郵件指出，在即將到來的周年紀念日裡被逮捕人數會飆升，任何當年參加過天安門事件或者從那時起與中國地下民主黨有關係的人都會受到監視。中國共產黨的神經是如此的脆弱，以致他們會反應過度。有一則在外國人中流傳的故事，幾名來自加利佛尼亞大學的留學生在狂飲了一夜的啤酒後，從北京師範大學學生宿舍的樓頂上扔下了幾個啤酒瓶子。這本來微不足道，但是由於在漢語裡「小瓶」與鄧小平的名字同音，所以校方認為這預示著一場嚴重的具有政治色彩的示威活動即將開始，因此向中國國家安全部門求助。
為了防止天安門廣場成為遊行集會的地點，一九九八年底，當局藉口對廣場進行翻新，開始沿著廣場的外圍架設障礙物。這些障礙物看起來非常怪異並出奇的高，就像一面迷你的柏林圍牆，工程等於在北京的心臟上開了一個洞，一直到一九九九年六月仍未竣工，中國政府在基建工程上的拖拉真是聞所未聞。有學生認為，這個中國式的地上大圓圈恰恰說明了當局的懼怕和罪惡感。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家境富裕、可瀏覽著網絡、腳穿麥克‧喬丹（MICHAEL JORDAN）球鞋的一九九九年的中國大學生居然認為他們與天安門一代生活在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他們接觸到的所有有關天安門學運的歷史幾乎都是歪曲的。王也包括在內，現在的大學生認為，當年在天安門鬧事的學生太幼稚，玩得過火了，那些學生運動的頭目都是機會主義者，目的是想從美國人的手中撈錢。
有些一九九九年的大學生甚至還帶著刻薄的「倖存者的罪惡感」，給人一種自以為是、不關心政治，只注重個人前途的感覺。
王對上面的各種態度和觀點表示尊重。一個非洲來的交換學生曾經試圖說服他改信基督教。做為一名回教徒，王雖然認為改變宗教信仰是不可能的，但還是耐心地聽了這名基督徒長達三十天的勸說，非洲學生對宗教篤信的程度深深吸引了他，那是與狹隘、功利的中共黨文化極為不同的價值觀。（王也熱愛根植於美國社會中的同樣的價值觀；無論何時，只要能拿到一本《時代周刊》，他都會翻來覆去地看。）即使他不能接受一九八九年大學生的天真爛漫，但他還是認為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堅信自己的所作所為是正確的。王不打算六月四日那天去示威（他稱之為「反對」），但是不那麼做卻又讓他感到心神不寧。
今天是一九九九年五月八日，當學校的巴士停靠在日壇公園旁的林蔭道時，王的心劇烈地跳動著。「也許今天是一個不同凡響的日子。也許今天他們無法阻擋我們。」
王在周六上午的清晨就知道大使館被炸的事件。他當時正坐在宿舍里，美國飛彈擊中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的消息讓他感到非常震驚。隨後，他的思路在這幾個月來第一次變得如此清晰。他不喜歡中國共產黨及其推行的政策；坦白地說，他對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的安危也漠不關心。但他想到的不是這些事情，有一種感覺越來越明顯並占據了他的腦海：我們不是美國人的朋友。我們是戰場上的對手。美國人的傲慢無禮使我們的人民受到了屈辱。然而中國政府卻無所作為，因為中國政府在國際關係中總是扮演懦夫的角色，簡直就是外國人的一條哈巴狗。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反對美國。
王開始自己製作標語，這是傳統的中國抗議方式。他的標語大意是：中國人是不可戰勝的，中國是不會屈服的。他想，也許我是中國第一個提出這個口號的人，所以，他在標語底下署上了自己的名字。
但是憂慮也隨之而來，他公開的、未經審查的帶有政治色彩的行為有可能導致他學習和職業生涯的結束，甚至給他帶來肉體上的折磨和牢獄之災。這並不是憑空臆想，當其它學生受到王的啟發也開始製作標語時，一位教授看到了王的作品。教授喜愛王這個學生，所以他很著急，試圖用一張紙來蓋住王的簽名。王對教授的舉動表示感激，但認為其它的同學已經看到自己的署名，現在去掉它會顯得自己膽小懦弱。所以，署名保留了下來。
現在，在這個周六的下午，王高舉著他的標語，帶領著北京大學的學生來美國使館前示威。每次經過美國使館前，他都會異常興奮。但是，當他呼喊口號和揮動拳頭時，他感到自己好像赤裸裸地暴露在陽光下。他的勇氣和突出表現使他成為關注的焦點，也許中國共產黨可能再次鎮壓，那時候自己豈不也會跟著倒霉嗎？遊行示威進行到一半的時候，他借了一個手機，找到一處相對安靜的角落給自己的母親打電話。他在電話里與母親告別，他預感到即將有事情發生，但請不要忘記他所做的事情是有意義的。然後他回到了示威的人群中繼續進行抗議，就在這時候，他的北京大學的同學向美國使館投擲了第一塊石頭。
王這次著實經歷了一番，從開始的憤怒，隨後的恐懼，以及後來的一種近似英雄的感覺。後來他提到使館被炸一事對我解釋說，他的人生因此翻開了全新的一頁。
中國領導人習慣於對政策上的某些細小的變化在幕後進行為期數周的磋商。但是在五月八日，面對北約襲擊駐外使館這樣的政治挑釁，他們的表現是果斷的。這一事件好比是一匹性情暴烈的野馬，只要能征服它、駕馭它，使它服服貼貼地按照指令去做，那麼壞事也能轉化為好事。如果學生們還在認為政府因為天安門浴血事件而對他們心存懼怕，那麼現在是展現信心和力量的時候了。用美國政府在一九九九年的過失來替代中國政府在一九八九年的過失，並通過號召學生們上街遊行抗議美國政府的暴行來激發人們的愛國主義熱情。
一九八九年，學生是步行去天安門的。這次則是由大客車載往美國大使館。一九八九年，給黨組織打報告的人受到學生的報復。這次呢，打報告的人則帶頭遊行，並決決標語牌的內容，登記學生姓名，並保證晚飯前全部回到校園。一九八九年中國媒體也卷進了反政府遊行；這次呢，政府一手策劃：先在使館區布置大批警力；安排好中央電視台的攝影機各就各位，為晚間新聞做好了一切準備；為了製造氣氛，硬拉來了衣著顯眼的西藏僧人；從貝爾格勒運回遺體的專機一著陸，連忙安排攝影拍照，緊接著就是江澤民和朱鎔基分别致悼詞的追悼會。更為重要的是，主題被政府刻意突出，即美國領導北大西洋組織故意野蠻地向中國人民欠下「血債」。這些口號激起對鴉片戰爭和日本侵略中國的歷史回憶，被不停地重複，直至天安門慘案周年紀念日經過之後。（為了獲得最大宣傳效果，還出奇致勝，推出一台悲哀的芭蕾舞，藉以紀念三名中國烈士。其合唱團的歌詞，「悼念你十天！我將悼念你十天！」不停地在六月四日前一個星期播放。）
如同所發生的那樣，王不需要擔驚後怕。五月九日星期六，他和另外兩個北京大學學生的大照片被中國一家主要報紙赫然登在頭版頭條的位置上。他們高喊口號，手拿大標語，成了敢想敢幹的領頭。王沒有遇到麻煩，而是個英雄，是個讓其它學生感到力量倍增的愛國者。（現在我們想反什麼就反什麼，王看到報導後這樣尋思著。）他拉完活，回到了馬廄，心情愉快，渾身是汗。中國領導人也很開心，但絕不會再讓王反到學校外面去。
直到星期天，王可能仍不知道在他與共產黨之間所處的位置，然而美國在北京的商人卻開始為他們的位置憂慮起來。星期六目睹了近萬人的抗議；到了晚上，人數翻了一倍。星期天進入低氣壓，造成了一個可怕的場面，人數超過了十萬。那天晚上，國家副主席胡錦濤出現在中央電視台上，一方面讚揚學生的愛國主義，另一方面呼籲他們冷靜下來。在華的美國公司都忙著準備各式各樣的道歉，包括給中國員工發電子信件表示致哀。福特（Ford）和IBM等公司向解放軍報發了唁電錶示震驚和遺憾，宣布他們理解這些抗議，並感謝外國人的「人身和財產沒有受到威脅」。這是因為美國國務院已對在華的美國人公布了旅遊警告：示威者在一些城市對肯德基炸雞店投擲石塊；重慶假日旅店的外國遊客遭到襲擊以及其它領域收到了帶有威脅性的聲明。像摩托羅拉（Motorola）這樣在華有大量投資的公司只發表書面道歉聲明顯然不夠。摩托羅拉副總裁賴炳榮（Lai Bingrong）就美軍轟炸中國使館不僅表示「悲傷」和「義憤」，而且聲明「無法寬恕（他接著說摩托羅拉總裁將到中國訪問，中美貿易應該繼續發展）」。
美國商界一致樂觀認為轟炸使館一事很快就會過去。許多老傢伙指出他們經歷過醜陋的鎮壓和反美的活動，例如，一九八九年天安門的鎮壓以及一九九六年的台海危機。但是要用多久才能緩和下來？對公司收入而言會造成多大的損失？由於中國政府憤怒地拒絕了美國駐華使館試圖開始外交對話的請求，江澤民甚至拒絕與柯林頓通電話，美國在華商會（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Beijing）決定介入。他們首先盡最大可能撫慰中國領導人。
然後在大約三個星期內充當雙方傳遞訊息的唯一聯繫人。靠扮演這種中立角色，他們終於使雙方重新開始會談。美國商界再次不聲不響地在美中關係上扮演了潤滑劑的作用。
從一開始我認識的所有美商代表中，美國商會主管麥可‧佛斯特（Michael Furst）是我最喜歡的一個人。部分原因是他在官僚內部爭鬥中非常頑強，部分原因則由於他到北京的金山不完全為了錢，而是為了領略攀登的挑戰。邁可喜歡危機，對美國商會所扮演的第三方溝通角色和起到的撫慰作用尤為自豪。他並不把這些純粹看做是為了自身商業利益的舉動。他會注視著你的眼睛，笑著問：中國人反美能對誰有利呢？我們在一個更高的層面上與中國人打交道，所達到的親密程度根本不是美國外交使團能想像的。我出去到山裡邊，和這些人一起喝白酒。我們知道該做什麼。（暗示國務院一竅不通。）
在一次非正式會見中，美國商會一位著名人士指出了問題所在：招惹中國人，肯定激起自卑心理。既然如此，儘量避免敏感話題又有什麼不對呢？話說得婉轉一點，避免站在使館一邊鸚鵡學舌一點也不費事。
艾茲拉‧烏戈爾（Ezra F.Vogel），哈佛大學東亞系主任，前柯林頓政府時期高級情報官員，極力主張擴大美中貿易，與美國在北京的商界人士聯繫密切。在轟炸使館事件一個月之後，他在香港科技大學發表演講，指出美國方面有意掩蓋這一事件。烏戈爾強調「受精確打擊的部位正好是使館保衛的要害部位」。他接著說，像許多使館一樣，中國大使館也有許多電子設備，」暗示它成為打擊目標主要是因為它的電子信號所致而不是誤炸。
烏戈爾的說法被原封不動地登在親北京的英文報紙《虎報》（HONGKONG STANDARD）上面。他們所持的說法在中國高幹子弟圈裡廣為流傳：所有塞爾維亞軍事通訊和電視信號經中國駐貝爾格勒使館發出。這是米洛舍維奇指揮戰爭的神經中樞。美軍探測到這些信號，追蹤到中國大使館，然後試圖得到柯林頓總統的首肯以便摧毀它。與當年古巴飛彈危機的情況十分相近，柯林頓撥通江澤民的電話，秘密通話，留下一個措辭強硬的最後通牒：把通訊設施立即從大使館搬走，否則由我們動手。但是與赫魯雪夫相反，江沒有動搖，這大概是猜測美國不會冒失去在華巨大投資的風險而貿然動武。就這樣貝爾格勒成為這場超級大國京劇中的獨幕一章。（註：轟炸確認了美國的霸主地位，確認了中國一直是個受害者角色，並確認了中國構想的「中央王國」是個以五千年歷史主導世界的中國。所以隨著美國的解釋姍姍來遲，並逐漸出現在中國媒體上的時候，中國使館不在中央情報局的目標上以及不在中央情報局資料庫的說法，已不具任何意義，而變成一種對中國人的羞辱。）
烏戈爾後來對自己的看法這樣解釋，他只是「就地圖的說法提出一些嚴肅的問題」，他的觀點立刻成了他的同伴求之不得的禮物，並從此在中國官方控制的媒體上連篇累牘地被引用。
大多數美國商會成員私底下對此不屑一顧，質問：美國襲擊中國使館究竟能給美國帶來什麼好處？不過還是有幾個人會降低聲音，用眼角的餘光瞧你，向你暗示這絕不是一個意外事故。據他們講，這個結論是情報官員向他們的朋友透露的。這一類人多數在中國有廣泛的人脈關係，遠超過他們在美國的關係網。他們向他們的中國合伙人講這樣的看法似乎順理成章。即使一些國會議員以及他們的助手公費來華逗留時，也會主動暗示中國人的說法正確（他們絕不會公開站出來講這番話）。他們這樣做是為了迎合主人的面子需要，從而提高自己討價還價的本錢。
每年美國在華商會都會挑選一些最具影響力的美國公司駐京代表，組團前往華盛頓國會山莊遊說。五月九日引發危機時，恰巧趕上這次遊說活動。
以往這類遊說就是見見議員、呼籲放寬對中國市場的限制以及在政治上對中國經商的束縛。當使館被炸和中國反應強烈的消息傳來時，遊說團立即意識到國會山對中國各方面的興趣迅速上揚，對來自第一線的評估特別感興趣。商會代表這次會見重要參議員和國會議員特別痛快，即使需要延長會見時間也輕而易舉。他們趁機重談商業前景、勾劃中國市場驚人的進展、強調雙邊經貿關係的重要。
但是，美國商會代表也發現他們處在一種奇怪的身分危機中。他們的目的是為了避免在雙方關係惡化時成為祭壇上的羔羊，是為了強調美國在華投資與政治無關，且極具積極的意義。然而，當國會議員對他們刨根問底，期望對中國下至街道、上至領導人的動機有所了解時，他們發現他們會身不由己地就外國人如何欺負中國人，給他們上一堂歷史課。在他們介紹為什麼中國對一些問題極為敏感時，這些代表們會不約而同地發現他們說話的方式，好像同當地人如出一輒，幾乎成了中國領導人的傳聲筒。美國商會的負責人不得不重新調整，做出新規定：不允許任何商會代表單獨會見國會議員，除非三人一組，統一口徑，以避免各說各話，引發混亂。
傳遞訊息的第一要素是不要低估中國的反應，但在解釋時，不必循規蹈矩，把它當做是中國大眾的一場馬戲演出。中國領導人有他們自己的統計調查（就像您也有您自己的統計調查一樣，議員先生）。不要把北京街頭展現的強烈民族主義情緒當成普遍的現象或未來中國的發展趨勢。就把轟炸使館引發的反應當成是雷達螢光幕的一景好了，只是一時的挫折，不是中國真正特點的表露。（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屠殺發生後，為中共遊說的人也採用了相同的辦法，只不過更為隱晦罷了。）
訊息的第二個要素是美中關係的未來遠比這一進程中出現的任何挫折都重要（鑑於這個原因，華盛頓制定政策決定的人士最好不要過於誇大其詞）。美中貿易協會主席羅伯特‧柯白（Robert Kapp）形容雙方圍繞這一政治議題的討論令人「震耳欲聾，競相利用媒體做政治攻擊，兩國有時……甚至到了帶有露骨的種族歧視般的含沙射影。」柯白提倡雙方各打五十大板，他用的「種族」一詞對中國沒什麼震撼力，但在美國卻影響巨大，足以禁止這類的政治討論。
第三個要素是針對中國聽眾的：只要有媒體在場，儘可能地表示悲哀。幸運的是，中國政府的喉舌、中央電視台的一個攝製小組恰巧也在華盛頓。至今不知出於什麼原因，商會代表們同意出席在中國大使館舉辦的一個早餐會。當他們出現在大使館門前時，中央電視台的攝影機早已恭候多時。進餐前，不知誰領的頭，也不知出於什麼緣由，這些美國商界代表居然一起祈禱或短暫默哀。
在這之前，中央電視台在美國拍到的只是柯林頓總統表示遺憾的幾個沒有任何份量的詞彙，以及國務卿、中央情報局局長和北約負責人較為正式的致歉，都表示了深切悲哀，但又都刻意以息事寧人的口吻表示這一事件僅是個技術錯誤。這類內容對中國政府處理國內發生暴亂的中期有用，以便顯示中國的國際大國身分和合法性。這種被理解為缺乏誠意的致歉可以有效地把中國人的憤怒維持在沸騰狀態，由此為中國政府提供談判的籌碼，以及把這種情緒充分利用的機會直至經過六四鎮壓周年為止。但這一事件最終會淡化下來；北約司令部畢竟沒有人被拉出來槍斃。如何控制住中國民眾的情緒，同時又能加強領導層的地位呢？這就必須要有一個象樣的道歉。
現在中央電視台終於有了中共領導層求之不得的機會：洋人叩頭！中央電視台可以把早餐會上拍攝的情節配上中國播音員沉重悲傷的語音，來表現美國商界悲痛的道歉。美國工商界巨頭鞠躬，不是向上帝，而是向中共！對中央電視台而言，這是多麼珍貴的鏡頭，對在華的美國商界是多大的推動，真是雙贏！
吉姆‧斯特拉特福（Tim Stratford）那時是在華商會會長（福特駐華高級代表）。他向我抱怨了中央電視台這種不負責任地利用早餐會鏡頭的手法，說中國大使館曾向他許諾，早餐會絕不會用於政治宣傳，還說他們欺騙了美國在華商會，使人們相信商會出席早餐會就是為了拉關係賺錢。依我之見，斯特拉福德的正直引人爭議，但也絕不是個傻瓜。他就是這樣一個典型人物。但是，儘管存在他回憶的上述情況，我還是不明白他們為什麼要鞠躬呢？（在無神論的北京，我自始至終就不記得有誰在出席早餐、午餐、晚餐或舞會等與經商有關的活動時會先禱告或者鞠躬什麼的。）即便這次早餐會創下先例，為什麼非要當著中央電視台的面鞠躬呢？
使館轟炸後不久，《人民日報》號召全中國加快解放軍武器裝備的現代化以便「保衛國家主權和尊嚴」。軍隊將領則公開聲稱要恢復空間核子試爆，以顯示他們要與美國領導的北約盟國抗衡的決心。在這類的咆哮下，地質移動發生了。在鄧小平時期，軍方的目標和設想以服從國家經濟建設為前提，待到國家經濟達到成熟階段再做考慮。江走的也是這個路子。使館轟炸事件像個催化劑，促使經濟顯得外表成熟（真實情況絕非如此），加強了「強硬」派勢力（主要證據是隨後每年官方國防預算呈兩位數增長）。改革派對此持不同看法，認為任何強硬派的方案有賴於持續的外國投資。
使館轟炸事件後，美國公司採取的做法向中國政府發出了一個信號，即他們願意合作。現在的美國商業利益不僅與美中兩國的睦鄰關係牢牢地拴在一起，更與扶助中國領導人建立他們所希望的力量均衡緊密相連。
如果這聽起來有些自相矛盾，別介意，我們在北京所做的一切都是自相矛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