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作家貝嶺指出，中共近期面對了很多來自民間以及來自中共體系內的、還有來自海外的一種非常明確的要求，要求中共改變，要求社會有更多的公民權利這些事實是社會危機前的徵兆，令中共不安全感愈來愈重。他提到11月搭機前往台灣開會，曾在北京轉機時遭中共警方強制遣返回法蘭克福，中共對於異議人士不斷強制的阻擋行為呈現出目前中共政權的嚴重危機感。
節目長度：4分4秒 下載mp3(16k) | (128k)
貝嶺說【錄音】：現在的行為讓中國成為一個大監獄，讓很多人都出不了國。他們現在對於所謂的異議人士，就是有獨立見解的知識份子、重要知識份子開始採用比較強硬的方式，這個方式是這個政權在目前危機感的呈現，政權這麼沒有安全感是在1989年之後最嚴重的，這個政權沒有安全感，我個人只是無數事件中的一個不是最重要的事件，畢竟是說我只是被他們遣返回法蘭克福並沒有對我進行更多的扣留傳訊恐嚇這些，我覺得在其他中國國內的人他們面對的更嚴重。
中共憲法雖有提到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貝嶺認為，憲法並不構成對共產黨的制約，警察做什麼決定是上面命令的，上面的命令比憲法更重要。
貝嶺說【錄音】：他們告訴我將來再不允許我經過北京去任何國家，這是對於旅行自由的嚴重侵犯。我只是行使我個人的權利，我不希望任何人限制我的自由。憲法給別人看的，我現在告訴你做什麼決定是上面命令的，上面的命令比憲法更重要，跟共產黨不要去講憲法，就像你跟黑道講什麼是沒有用的，他現在基本上事實有很多黑道性，中國的體制。憲法只是你來伸張你某種權利的某一種意義上的你的一個憑據，這東西並不構成對共產黨的制約。
貝嶺期望台灣的知識份子與中國的接觸中，不要自我設限。
貝嶺說【錄音】：不管這些年台灣的知識份子在中國大陸有很多的互動、舞台，他們這些年在中國獲得相當高的公共發言的舞台，有很多的自由度，其實我們對他們有忠告、願望，他們不要做有選擇性的敢言，應該繼續敢言而不是有選擇性的，我對選擇性的敢言我有失望，商業利益做選擇性的敢言是很不幸的。展示目前中國情形裡面的一個情況，一直希望台灣的社會不應該因為和中國大陸愈來愈多的關係、愈來愈多的互動而犧牲掉很多重要的一些，而自我限制。
貝嶺過去曾居中牽線，安排捷克前總統哈維爾訪台，明年將進駐台北市草山藝術村，擔任駐村藝術家。
以上新聞由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台記者於明、特約記者鍾元採訪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