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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讓子彈飛》:姜文站著 並且把錢也掙了

—南方人物周刊《讓子彈飛》:姜文站著 並且把錢也掙了

南方人物周刊《讓子彈飛》:姜文站著 並且把錢也掙了(組圖)


  南方人物周刊《讓子彈飛》封面報導

  
南方人物周刊《讓子彈飛》:姜文站著 並且把錢也掙了(組圖)


  南方人物周刊:賀歲依舊 現實獨缺


  作為一名「業餘導演」,姜文作品產量上的低調與質量上的高調形成反比,一如他內心的狂傲與做事的精細形成的對比,讓姜文飛一回,這位中國電影的怪才、鬼才,會擊中什麼?

  本刊記者 蒯樂昊 發自北京

  在《太陽照樣升起》裡,姜文提一把槍銃,獵裝皮靴,在通透、明亮、仿佛玻璃一樣的山林中打鳥,「砰」地一響,驚飛一群斑鳩。音樂老師出身的姜文母親看完這部片子,說,「我就愛聽那幾聲槍響,真帶勁!」

  到了《讓子彈飛》,姜文毫不吝惜地讓這種擦著耳邊飛過的子彈聲從頭響到尾,砰砰砰砰,他的節奏感和慣有的密實,砸過來,讓坐在電影院裡的你不由自主把重心後移,腰眼挺直,貼緊座椅靠背,腎上腺素激增。

  「他不要正常,比如馬蹄和大地震動的聲音,還有槍的聲音,他都要它們永遠像近在耳邊的聲音,不要實錄的聲音,要那種砸著腦門兒過來的音效。有時候,這種聲音,在技術上來說,已經是過荷的,需要收斂,但是他不,他說我就是要大,老是要大大大!」從《鬼子來了》起就跟姜文合作的調音師吳凌說。這種雄赳赳進行曲和軍號一般的聲音效果仿佛是姜文電影的一枚精神標籤:孔武、嘹亮,昂揚的浪漫主義,就像《太陽照常升起》裡隨幾個揉面姑娘的大腿齊刷刷撩起的那首《美麗的梭羅河》。

  《子彈》飛過來了,一場高密度的鬥智鬥勇,已經開始。

  聽說老大要下山?

  故事發生在北洋時期西南邊陲的鵝城,政治腐敗,買官鬻爵,民不聊生。

  電影的開場是一番奇景:一個大煙囪冒著蒸汽隆隆前進,隨後兩節「豪華列車」露出真面目:八匹雪白的高頭大馬拖曳著火車在碎石和鐵軌上奔跑,而煙囪冒著的蒸汽其實來自車廂里一個巨大的火鍋,火鍋旁圍坐著買官成功即將走馬上任的縣長(葛優飾)、縣長夫人(劉嘉玲飾),以及一個留著莫西幹頭、很快就會死掉的齙牙師爺(馮小剛飾)。

  北洋是著名的亂世,內與內的亂世,內與外的亂世。馬拉火車、蒸汽火鍋,先進與落伍,荒誕與奇情,姜文只用了幾分鐘,就把觀眾拉到了一個異想天開、恣意狂歡的無政府、多信仰的時空,聲色犬馬、盜匪遊俠的狂野世界。在魔幻、無序和半玩笑的前提下,一切隱喻和諷刺都可以披上「戲說」的安全外衣,一切可能的解讀也就變得合理合法。

  姜文飾演的馬匪首領張麻子這時出場了,劫火車!他瞄準放了幾槍,居然一槍未中,弟兄們詫異,一向槍法過人的老大怎麼失手了?張麻子悠然說一句,「讓子彈飛一會兒。」

  馬匹漸漸脫韁四散,原來張麻子用槍打斷了八條韁繩。接著是一場唾手可得的大搶劫,兩節火車被彈向天空,跌入水底。新縣長和縣長夫人成了張麻子的階下囚,為保命,縣長謊稱自己只是師爺,於是,匪首老大張麻子打算冒名頂替,帶著師爺進城去當縣長。

  這個流露出治國安民情懷的土匪不知道自己面臨著嚴峻的未來:鵝城一霸黃四郎(周潤髮飾)豈容他人插手地方利益,這個靠走私軍火和向海外販賣華工斂財的大佬決定給新來的土包子一個下馬威,而旨在借力打力、收刮民脂民膏的假師爺真縣長周旋在兩人中間,三方各懷其心,一場複雜的鬥爭就此展開。

  這個獨特的故事當然可以做各種層面的解讀:歷史的、社會的、時政的、人文的……但有趣的是,電影圈子裡的人卻解讀出另一層意味,仿佛這部商業大片折射了姜文本人的電影野心——他,通過他扮演的張麻子,發出了一種宣言式的起程通知:老大要出山了。

  姜文始終以「業餘導演」自稱,電影裡的張麻子也不過是個「業餘縣長」,專業縣長們不好好干,土匪出身的假縣長來干一場給你們看看;大牌導演沒導出太多好片子,業餘導演出山玩一個給你們看看。

  對於這種解讀,當然,姜文自己是不會承認的。既然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偽,就讓我們姑且當它是一道「哥德巴赫猜想」。

  烈酒、羊肉和壓縮餅乾

  從決定拍《讓子彈飛》的那天起,姜文就決定了這將不是一個複雜的電影,「是一個比《太陽》簡單得多的東西,是一個『看得懂』的東西。」

  2007年投資8000萬的《太陽照樣升起》,雖然影評口碑上佳,但票房並不算成功,這裡面當然有發行和宣傳的問題,但敘事方式的接受門檻也是其中一個方面。「我7年沒拍戲了,我準備拍完這部戲,真正找個坐標,然後開始正經玩。這回算一次火力偵察,可能火藥用得猛了點,咣當一炸。」姜文當時就這樣評價《太陽》。他覺得,電影本身並不難懂,但是觀眾有個習慣問題,劇情拐彎急了,肯定要甩丟幾個人,再拐彎再甩丟幾個人,而那些追得上的觀影者,則體會到一種智力的快感,以及一種開放式的故事思維。

  「確實對於07年中國觀眾來說,《太陽》太突如其來、太沒做好準備、太另類。」姜文自己承認。

  「普通的電影告訴你1+1=2,而《太陽》是先告訴你6,然後你自己去想,是2×3也可以,是1+5也可以,是4+2也可以。」從《太陽》開始跟姜文的副導演危笑這樣闡釋《太陽》的邏輯用心。

  姜文曾經把那些完全不用動腦動心的商業電影定義為「方便麵」電影,「有些電影是把觀眾看出自信來了,就像方便麵電影。我的電影是讓人看出自尊。」他想給觀眾端上的,是一壇辣辣的烈酒。「我爸說我老想弄酒,但有些部分弄成了酒精,酒精不能直接喝,不然就中毒了。他說讓我以後弄點低度酒,喜歡喝酒精的畢竟是少數,要替國情考慮,可以稀釋一點。」

  鍾阿城也向他表達過相似的意思,「你電影裡怎麼上來的全是羊腿羊肉啊,能給點蔬菜吃麼?」而危笑的說法是:「老薑的電影是壓縮餅乾,沒什麼渣滓,全營養,吃上一塊兒,得消化好久。」

  不管是酒,是羊肉,還是壓縮餅乾,他們都道出了姜文電影的特質:密集,結實,信息量豐富,節奏迫人。包括他鏡頭下的人物,「我喜歡把人的極端面演出來,莎士比亞、蕭伯納戲裡的人物哪個不是極致的?如果演得稀湯寡水,那還有什麼可看的!」

  商業大片的定義

  《太陽》再好,也需普照。這一次,姜文回歸傳統敘事了。《讓子彈飛》不折不扣是一部商業大片,一部好看的商業片。

  作為導演的姜文,在此之前,雖然只有《陽光燦爛的日子》、《鬼子來了》、《太陽照常升起》三部作品,但每部作品都在國際影壇引起轟動,《南方周末》評價他的電影:「沒有刻意走向世界,卻成為世界圍觀中國精神的樣本,影響著中國的氣質和進程。」

  這樣一個導演投身商業大片的拍攝,在競爭激烈的賀歲檔里捉對廝殺,人們的期待里包含著另一個問號,他們想看到,這次向商業的靠攏,究竟是又一個大導演的墮落,還是中國電影產業化的一個良好模版誕生?《子彈》上映後,不但要交出票房的答卷,可能也會給人們交出關於這個問題的一張答卷。

  關於商業片和藝術片的分類,其實原本就簡單粗暴。1995年,姜文首次執導筒的《陽光燦爛的日子》技驚四座,他的才華在國際範圍內得到肯定。這部用去25萬尺膠片的影片創下了當年中國最高票房紀錄,共計5000萬人民幣。在15年前的電影市場,這是商業奇蹟。如果一定要分類,《陽光燦爛》屬於商業片?還是藝術片?

  在姜文看來,商業片,並不只意味著商業化的元素,商業的宣傳、包裝和發行模式;明星、噱頭和俗文化也不是商業的內核,「商業」電影的真正本質,是用符合商業邏輯的方法來操作電影,換言之,「對於我這個導演來說,對投資方最大的心疼,就是在不超支的前提下,拍出最高質量的電影。」

  「《子彈》前前後後打磨了好幾年,最後的投資一共在1.1億左右,按規模和效果,比起那些動不動耗資好幾億的商業大片來,這個投入不算貴。」製片人馬珂說。

  姜文內心有一個關於大片的標準,這標準要用到金錢,但又無關金錢。

  例子俯拾皆是,僅以膠片長度舉例:

  ——《陽光燦爛》裡面,馬小軍跳煙囪的那個煙囪,整個被姜文重新刷過;影片不分鏡頭,一條一條拍下去,25萬尺膠捲——當時國產電影的片比是1∶3,《陽光》達到了1∶15,以5倍的奢侈創下了當時國內紀錄。

  —— 《鬼子來了》為了製造結尾馬大三被砍頭的特殊效果,專門從美國進口了幾台能滾動拍攝的特殊攝影機;為了效果真實,從山西運來了房頂;影片最後使用了48萬尺膠捲。

  ——《讓子彈飛》裡周潤發給姜文和葛優擺鴻門宴,為了拍出圓桌邊三人「三足鼎立」的感覺,他們把攝影棚拆了,搭建環形軌道,三台運動的攝影機必須在運動中同時、交替對著三位演員,拍出一場令人窒息的巔峰對決,難度前所未有。影片最後使用掉的55萬尺膠捲中,僅這一場戲就耗掉五分之一。

  「我專門去國外考察過這事,他們拍戲膠片沒有數,整條整條地拍,沒有像咱們的先劃分鏡頭,人家剪出來那鮮活勁兒,都是拍得多造成的。」姜文說,「質量第一,這才叫大片。」  

  地下黨人的文學作業

  那一年,姜文的《太陽照常升起》在威尼斯電影節不敵李安的《色·戒》,評選結果公布後,姜文填了一闕《念奴嬌》:

  雲飛風起,莫非是、五柳捎來消息?一代人來,一代去,太陽照常升起。浪子佳人,帝王將相,去得全無跡。青山嫵媚,只殘留幾台劇。

  而今我輩狂歌,不要裝乖,不要吹牛逼。敢駕閒雲,捉野鶴,攜武陵人吹笛。我戀春光,春光誘我,誘我嘗仙色。風流如是,管他今夕何夕。

  「不要裝乖,不要吹牛逼,」是姜文的藝術自律;「一代人來一代去,殘留幾台劇」,則是他的藝術理想。

  跟姜文有過合作的陳沖說,姜文有講劇本的習慣,早在劇本成型之前,他已經有了流淌不絕的敘述欲望,劇本的顏色氣味質感,已在預謀之中,「我第一次接觸到《太陽》,就是在姜文的辦公室里,那是我第一次『聽』劇本,閉上眼睛,似乎能看見電影。當時的感覺是講故事人的體溫絕對高於38攝氏度。」

  《讓子彈飛》裡的廖凡、邵兵,接到片約就直接開往片場,他們都快到青石嶺了,還沒見過劇本長什麼樣兒,更不知道演誰,只給了一錄音,錄音里是姜文講這麼一故事。哥倆坐在車裡歪著頭在那兒聽,「聽著還特好玩兒,還四川話的,可咱們倆演誰啊?」

  六編劇之一的郭俊立已經不記得一共改過多少個版本的劇本,數得出的版本有五十多個,還不包括無數在現場的臨時改動版。姜文重視本子,電影拍了不到一年,但是磨劇本就花了將近兩年。

  危笑是另一個編劇,他初到順義參加劇本討論的時候,會議室里最多時坐了二十多個編劇同行,故事的脈絡寫在黑板上,整整寫了5塊大黑板。「幾乎是每一個黃四郎和張牧之的爭鬥回合都概括成8個字,每一分鐘8個字,我們寫了大概有120行。120多張紙條,全部貼在黑板上,紙條背面是劇情的詳細展開,隨時可以摘下來補充。」他說姜文的編劇習慣就是:大範圍討論,聽各路英雄發言,然後什麼好東西都想要。

  「姜文寫劇本有個外號叫『刷漆』,他說一個劇本,永遠不要想一步寫好。不停地在胚胎上一層一層地刷,恨不得每天開機之前還在刷漆。」

  《讓子彈飛》的故事雛形是馬識途的《夜譚十記》,現年九十多歲的馬識途是老地下黨,江姐、許雲峰都曾是他的部下。當時27歲的馬識途已經是秘密共產黨員,臥底在西南聯大,上沈從文的寫作課,沈從文要求他交幾篇小說,必須是跟切身生活相關的。「他(馬識途)說我爸跟土匪混,其實他自己跟土匪混。」 他就寫了10篇小故事,交作業。

  也許肩負特殊政治使命的人不宜搞文學,文學會泄露人心的秘密。西南聯大里也有國民黨的臥底,從這短短的故事裡嗅出了異己的氣味。「不對啊,這傢伙怎麼像共產黨?於是開始查他,他就跑了。」姜文說。

  5分鐘內逼出來

  1971年出生的編劇郭俊立算是國內一線電影編劇的新生代,《投名狀》、《十月圍城》等佳片劇本都出自於他。跟姜文結緣是因為郭寫過一個獨角舞台劇《狂人日記》,在他心目中,姜文是出演「狂人」的最佳人選。

  「他看了劇本,就約我聊。我當時心花怒放,還以為他答應演呢。結果,他說我不演這個了,你來幫我寫劇本吧。」

  跟過老薑的兄弟都知道,正如電影裡跟過張麻子的土匪都知道,跟著他,「不輕鬆」。張麻子正是因為給人的這種不輕鬆感,在鬥爭勝利後失去了所有的兄弟,英雄落寞。但畢業於中戲戲劇文學系的郭俊立說,跟著大師哥姜文做劇本的過程,「我從他身上得到的東西,遠遠比我給予這個劇本的東西要多。」

  「中國電影人都知道姜文是怪才、鬼才。他的思維不同於常人,你跟他學到思維方式上的東西,是我們慣性思維觸及不到的,聽覺和視覺上都是新的。本來,編劇是特別懶惰的職業,片子是導演的作品,導演要求我達到6分,我就達到6分。但是老薑讓我意識到,人是有潛力的,我們的劇本和開拍前的除了框架是一樣,每場戲的精彩程度都完全不一樣了。他不斷把你逼到極限,然後要求你在極限上再推進一步。」

  讓他們印象深刻的有一場戲:在張默飾演的六子被黃四郎陰謀逼迫、剖腹橫死之後,有一場土匪兄弟在六子墳前追思的戲,編劇們想了很多,但寫出來的東西完全不行。

  「小六子不幸橫死,兄弟之間會有一個感情流露,但是追思分寸非常不好把握,第一個是時間長度,冗長的感情流露;第二個是每個土匪突然一下就說心裡話了,這會讓人覺得很彆扭。」當時在片場負責監控的副導演危笑說,那場戲幾乎從寫完到前一天晚上改一直到車上再到現場,一直改,試拍,一直不滿意,太陽幾乎擦著肩膀過去,光線都沒了。取景的楊門炮台是國家重點保護文物單位,最多給3天拍攝,當時已是最後一天,如果再拍不出來,就永遠沒轍了。

  當時姜文說,不著急不著急,你們所有人都走開,讓我單獨呆5分鐘。

  「我永遠記得那個太陽即將下去的場面,一個藍色的大帳篷,姜文坐在裡頭。我跟郭俊立作為編劇,已經完全技窮,而且我當時並不相信姜文能在五分鐘內想出一個令人震撼的東西。」危笑說。

  5分鐘後,姜文拿出一個讓所有人都傻了的解決方案,並在不移動任何機位的情況下,在遠處的天光消失之前,寥寥數語,幾個鏡頭,就把土匪們各自的性格和對六子的感情,很利索地寫活泛了——觀眾們可以在電影裡看到這幕精彩的墳前戲。「人被逼到那個份上,老薑的巨大潛能就在那5分鐘內被完全被激發出來。」郭俊立說,「我自己那5分鐘內腦子裡一片空白,只有自責。」

  票房成績單

  「90%的情節在寫劇本前就已經完成了。實際上姜文需要的是一個語言功底比較好的場記,但是他必須找編劇。」跟姜文合作甚多的編劇過士行說。

  而姜文自己的說法是,「我就是在抄,我腦子裡看見東西,聽見聲音,我就抄,好像上帝捏著我的手書寫。」29歲的時候,他就是用這種書寫方式,把自己關在一間6平方米的小屋裡,把王朔6萬字的《動物兇猛》,寫成了9萬字的《陽光燦爛》。

  拍完《子彈》,郭俊立希望能再跟著姜老大合作七八個劇本,「他是我最喜歡、尊敬的導演,起碼我個人把他作為華語電影的一個標杆,姜文拍商業片的意義在於,他的票房成功,中國電影才有希望。」

  韓三平用數據為姜文電影的票房撐腰:「今年單日票房最高達到8000萬元,你們想想,《讓子彈飛》要是上映兩周,能賺多少錢?到年底,全國銀幕數量就能達到6000塊,一天票房就能過億。」「我認為好電影應該是有看頭、有說頭、有想頭,《讓子彈飛》就是這樣一部電影。」

  年度賀歲檔是電影票房的刺刀見紅榜,但是三個雄踞賀歲檔的導演卻彼此謙讓起來,大家態度一致:中國電影市場的蛋糕足夠大,電影跟電影之間,賀歲片跟賀歲片之間,並不是對立的競爭關係,「人人有飯吃」。

  沒錯,中國電影市場的蛋糕確實足夠巨大,但是,是不是每一塊蛋糕,都做得足夠好吃?

  首先擺出高姿態的要數《趙氏孤兒》的導演陳凱歌,原本與《讓子彈飛》和《非常勿擾2》同在12月中旬上映,但為了避免正面衝突,陳凱歌把《趙氏孤兒》的上映日期提前到了12月4日,「我進入這個行業比小剛導演和姜文導演都稍微早一點,作為先開始電影事業的人,我理應退讓。」陳凱歌說。

  「影帝」,以及「龍套帝」

  十多年前,姜文和葛優在《秦頌》中有過一次合作,私交甚厚。編劇述平說,早在《子彈》構思之初,姜文心目中的「老湯」人選已屬意葛優,很多情節甚至有提前量身定做的預設。

  劇本送到葛優手裡之後,姜文用手機簡訊送去了一個問號,未著一字。很快,他收到了葛優的回覆,也很短,只有一個字:妥。

  說服周潤發的過程要更為複雜一些,要讓發哥來演一場三大影帝對決的群戲,心理鋪墊工作很重要。喜歡書法的姜文專門給發哥寫了一封信,開頭就是古來勸降書的經典《與陳伯之書》:「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

  召自家弟弟出馬用的是另一種兄長態度,親近而不容商量。——姜文姜武以往僅有的一次合作,還得追溯到10年前的《鬼子來了》。

  也是簡訊,姜文發給姜武,就倆字:「嘛呢」; 姜武回的更短:「家」。 姜文又問:「還有鬍子嗎?」姜武回:「有」。

  「那時我剛拍完一部戲,裡面的角色要求我得有大鬍子,可收到簡訊的當天晚上我剛把鬍子刮完,但我感覺他肯定是要我留鬍子,我一邊摸著我這光下巴,一邊回他說,『有』。從那之後我就開始留鬍子,幸虧他是隔了好長時間才找的我,見面之後讓他看我鬍子拉碴的,這才給瞞過去。」姜武說。

  姜武扮演的「武舉人」,戲不多,但關鍵。戲份「直逼男四號」,姜武笑著說。「現場我們總是為戲的事情切磋,不過我切磋不過他,我總是被他切磋了,把我的戲刪了不少。」而且,零片酬,出演到現在,沒人跟他提過報酬的事情:「沒辦法,他是我哥,我哪好意思和我哥談錢。」

  姜文還擅長起用片場裡的非專業演員,很多「龍套帝」在他片子裡出現。電影裡半裸上陣被強暴的大胸民女,是為藝術「獻身」的某製片助理;從床底下鑽出來的葛優8歲的傻兒子,是電影的製片和出品人馬珂。姜文是這麼說服馬珂的,「中國電影史或者是外國電影史上,永遠不會有一個製片人,會捨棄自己的形象,只為了博觀眾一笑。你這是最偉大的成全。」

  危笑大概是這部電影演藝人員字幕中出現最多的名字,除了編劇、第二副導演,從未有過演員經驗的他還出演了土匪老七。一大早就起來化妝,臉上掛著用棉花和血漿炮製出來的傷口,穿著土匪的戲服,然後還得在現場調度當天工作。

  編劇郭俊立在戲裡演了一個氣喘吁吁的胖子,攻城勝利後,老百姓忙著瓜分土豪財產,他對張麻子說,「縣長,這兩把凳子歸我了。」另一場戲裡,他演一個打麻將的地方鄉紳,他未來的媳婦演丫鬟,站在他身後給他捶背。《子彈》剛一殺青,郭俊立就結婚了,在大量剪掉的冗餘鏡頭中,姜文特意留著這個鏡頭沒剪,「這就是老薑性情的地方,他對我說,留著,將來好對兒子說,就是這部電影,你爸跟你媽結婚了,然後有了你。」

  烘烤型的導演

  1986年,姜文在《芙蓉鎮》裡扮演老右派「秦癲子」,導演謝晉鼓勵大家完善劇本,姜文就跟劉曉慶等一起排戲,排好了給謝晉看,謝晉經常會鼓掌說:「不錯不錯,比我原來那個弄得好。」後來姜文自己做了導演,總是先給演員鼓掌,然後再說問題。這與他一貫給人留下的霸王印象頗有距離。

  「導演就是幹這個 ,啟發、忽悠、拍馬屁、鼓勵,以至於讓他們忘乎所以,哎,我的戲就逮住了。演員不放鬆是演不好的,所以我這戲裡邊,演員發揮這麼好,都是我給吹捧的。」姜文自己說。

  他雖然廣泛地聽取各方意見,但是,一旦他自己的意見形成,他人就很難再改變他。跟他相識多年的吳凌試圖舉出一個說服姜文改變主意的例子,她認真地想了很久,最後放棄了,「沒有,我想不出來。」

  電影裡黃四郎對張牧之(張麻子)的一句評價,頗似在說姜文:「霸氣外露。」

  「姜文是一個控制型和燃燒型的導演。他在不停地烘烤周圍的人。」危笑說,「但他確實把我們都點著了。」

  「姜文有一種特殊的把現場所有人員調動起來的能力,主要是靠他的凝聚力和個人魅力。從拍《鬼子》那會,其實特別苦。在潘家口深水庫,周圍什麼娛樂都沒有,天天拍夜戲。光大屠殺就拍了好長時間,那個冬天特別冷。我們當時拍地窖戲,真是在地下,天天在地下,整宿凍的。晚上就是擠在炕上輪流眯一會兒,然後接著拍。」吳凌到現在都在懷念那一代電影人單純的、心無旁騖的創作狀態。

  「其實電影好多可以取巧的,就是可以不那麼真的,但他全要真的。比如說打耳光,其實都是假借的,那種一閃,聲音也可以用打在手上代替,但他是真打。你聽那個同期聲,全是真聲。演員臉上一條一條的,全打紅了。」吳凌說,如果電影不是有最後的上映期限,也許姜文會永遠改下去,他會一幀一幀地剪,每個 1/8秒的鏡頭都不肯含糊,雖然觀眾其實根本看不出任何區別。這種頂真的創作方式,註定了他不可能是一位特別高產的導演。

  掙錢的兩種方式

  《讓子彈飛》有普通話和四川話兩種版本,因為姜文是貴州人,而葛優的母親是重慶人,他們倆開口說四川話的障礙較小,而讓發哥說四川話似乎有點不太現實,但發哥的「御用」配音演員恰好是成都人宣曉鳴。

  毫無疑問,在四川地區將放映四川話版本,而在其他地區,也許俏皮潑辣的川音也會有市場,《瘋狂的石頭》以四川方言征服全國影院就是一例。也許,會有人為了看全《子彈》的兩種版本,兩次掏錢買票進入電影院。

  在電影裡,有一段台詞耐人尋味。假師爺老湯教張麻子生財之道,但姜文飾演的張麻子拒絕下跪。

  姜文掏出手槍,「憑這個能不能掙錢?」

  葛優:「能,山里。」

  姜文又掏出縣長的驚堂木,「憑這個能不能掙錢?」

  葛優:「能,跪著。」

  姜文啪地把手槍和驚堂木拍在一起,「這個,加上這個,能不能站著把錢掙了?!」

  「站著把錢掙了。」成了姜文的另一個隱喻。把槍擦亮,把活做漂亮,並且不向流俗敷衍的電影潮流妥協。過去我們以為擺在電影導演面前的有兩條路可走,一是拍票房至上的商業片,但是板磚橫飛;一是拍高深小眾的藝術片,但是應者寥寥。但張麻子指出,這兩條路其實可以並作一條,在商業環境下,一個好導演也可以端端正正地站著,並把電影市場的錢給掙了。

  這是最壞的時代,也是最好的時代

  「姜文的電影相當生猛,不光布滿了男人味,而且布滿了動物性,我很喜歡。當年我在美國看他的《陽光燦爛的日子》就感覺不得了,這麼多國產電影,只有他拍出了那個非凡年代的質感。」陳丹青說。

  因為要說的東西太多,說的方式又多雙關隱晦,所以姜文的作品常常被人「過度解讀」。比如《鬼子來了》裡,「四表姐夫」向馬大三表達對「一刀劉」的崇敬,高舉巴掌喊出「第五代啊!」

  而這一次《子彈》裡又埋了類似的包袱,六子出於青澀的血氣之勇,剖腹自殺,墳墓上一個大號木雕,一個巴掌做出「六」的姿勢,讓人浮想聯翩:莫非「第六代」也已經被埋掉了?

  老朋友王朔在《太陽照常升起》之前就把姜文稱為「拳王」:「姜文應該是最後一個大師了,拳王……姜文氣壯如牛,藝術野心更大,只怕沒有他的舞台了。」

  跟悲觀主義者王朔不同,姜文覺得,現在依然是電影的好時代。

  拍《陽光燦爛的日子》的時候,演員姜文連拍電影需要多少錢都沒概念。別人問他,要多少,他說,怎麼著也得200萬美金吧。可是沒錢,沒錢就沒電影。

  沒人看過他拍的片子,投資談何容易。王朔把法國製片人讓·路易介紹來,一個姜文從來沒見過的,只聽說拍過《鐵皮鼓》的叫施隆多夫的德國導演,看了40分鐘樣片之後說:哎,這小子,我一定幫他把片子做完,這是個好片子。

  起碼,現在的姜文,已不需要如此輾轉反側,他有足夠的能力將資源聚攏:好的投資、好的檔期、好的演員和編劇,好的攝影與音樂……對於導演,剩下的,無非是認認真真,向那些對你仍有期待的觀眾,講好你的故事。中國電影導演在當下的整體使命,不過是,不要讓那些澎湃湧入這個行業的熱錢,長時間火旺旺地燒著一口空鍋。常常被方便麵電影糊弄的中國觀眾雖然寬容,但並不弱智,容許你輩狂歌,可是,「不要裝乖,不要吹牛逼」。  

  雖然金錢至上,雖然青黃不接,雖然外燥內虛,但在電影產業化的大背景下,也許,一些新的規則,新的遊戲法,新的電影人和觀影人,都在慢慢摸索成長。下得山來,提刀四顧,江湖猶在,寶刀未老。姜文所謂的電影好時代,這就是了罷。

責任編輯: 趙亮軒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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