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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被寵壞了的香港人民日報的媒體老總們

—被寵壞了的媒體老總們

作者:

● 中共媒體和官員一樣搞腐敗。因為媒體要唱讚歌,上級就默認它的種種經濟問題。反映在文匯報身上,就是稅收、回扣和老總的物質享受等。


● 作者(左起)與香港文匯報副總編劉永碧、薄熙來、文匯報外聯部主任陳桂雄,攝於1994年。(本刊資料)

● 作者(左起)與香港文匯報副總編劉永碧、薄熙來、文匯報外聯部主任陳桂雄,攝於1994年。 (本刊資料)

在一黨執政的中國,不僅官員由於權力不受制約,貪腐墮落,而且,新聞媒體內部的類似問題也相當嚴重,體現在香港《文匯報》身上,主要是稅收,回扣,高層老總的物質待遇,等等。一方面,報紙只能為中共唱讚歌,上級領導對它便十分寬容,只要不像「六四」時那樣講真話,中南海就不會在意它的特權和驕橫;另一方面,它生存於香港,要與《蘋果日報》等競爭、打仗,要發展壯大下去,必須經營搞活,而大陸就是它張口要吃的肥肉,因此,中共亦默認它的種種經濟問題。

悍然使用內部發票多年

與大陸的新聞媒體不同,香港《文匯報》廣告經營的發票是自家印的,它如果在香港做生意,應當沒有問題,但國內從九十年代中期,大連的地稅局就開始推行統一製作的專項發票,其目的是防止企業偷稅漏稅,但文匯報的歷任老總們都不在乎。一來,它原本是國企,財大氣粗,背景複雜,靠山很硬,二來,它肩負歷史使命,只有它嘴大,不怕別人批評。故此,雖然我多次在不同場合,講過遵紀守法照章納稅的問題,但《文匯報》置若罔聞。老總們的解釋是,它們已經在香港繳了稅,並把財務中心設在廣州,我們駐地辦事處只負責做廣告,把錢先存在大連再轉往廣州而已,其他的事由老總們去擺平,與人微言輕的我沒關係,所以,從一九九四年底至二○○○年五月,我們始終在用這種藍顏色的內部發票。

當地稅務部門曾多次登門查稅,靠《文匯報》的招牌,更靠我的人脈關係廣泛深厚,每次,我們都化險為夷。要知道,我們不過三四個人,卻每年廣告額上百萬人民幣啊。由於大連是一個才五百九十萬人口的城市,我在地方和中央級媒體生活了十幾年,本身又是一個喜歡交朋友的人,故文匯報名利雙收,我不僅撰寫了很多新聞報導,還承攬了許多廣告,也引起了稅務部門的關注,自印的發票始終是一塊心病,故與稅務等一些權利部門官員的往來就十分必要,這就出現了新的問題:交際費。

《文匯報》對我一直是相當信任的,因為我只有一個兼職會計,他是大連市委辦公廳的幹部,也是我的老朋友,故上級很信任他,我不僅是辦事處的法人代表,而且,還是出納。這就是說,如果我像關齊雲那樣貪污受賄,也有便利的條件。但我認為,一個人的事業和名譽是最重要的,所以我沒有貪念,這大概也是後來薄熙來夥同新華社香港分社某些人整我,無法從經濟入手的原因。不過我支出的交際費,餐費和其他辦站一樣,也是可觀的數字,這和當地社會流行的吃喝風密切相關。比如,承攬廣告,獲取新聞線索,化解利益衝突,求得特殊寬鬆的政策,等等,都難免請客吃飯,但我把握一條原則,絕對不以此特權謀取個人私利,而且,張張發票有註解,有依據,不違反財會紀律。比如,大陸有許多國企老闆,到飯店吃飯時,開假發票,索要物品或現金,這種事,我從未做過。二○○六年初,我出獄後,會計請我吃飯時,告訴我,大連市國安局特務彭東輝,王富選曾找他要走了《文匯報》的出納帳本,但他們沒有找到我經濟上的把柄。會計知道,我只有一件事違反了財會紀律:在我被辭退前,給辦事處所有的人,包括送報的臨時工和兼職的會計,提前十三天發了工資和報銷了交通費。

  他說,你為什麼要這樣做?我答:我太了解《文匯報》了,它將虧待你們,如同對我一樣!我不願使任何與我有舊的人罵我!他眼含熱淚請我吃飯,說是為我洗塵。但《文匯報》通過內部發票撈取錢財的灰塵,永遠不能從我倆的腦海里洗去。

為周老總付西裝費成冤大頭

香港文匯報的領導層人員分為兩個系列,一是編採,一是經營,但對我們駐地記者來講,都是老總,他們當中,有大陸派出的秘密黨員,有土生土長的港人,但只要在這個媒體混久了,就會沾上腐敗的惡習,不過,嚴以律己的領導也有,占小便宜的故事也不少,這裡只舉一例。

大約在九十年代中期,有一次,總社負責廣告經營的周某某總經理,到大連視察。我帶他到大連經濟開發區參觀,在西山工業區的某服裝廠里,他繞有興趣。這家中日合資的工廠,新推出一種式樣新穎的西服套裝,不僅質地考究,款式漂亮,而且,品牌也叫得響。周某某被工廠的領導鼓動,穿在身上,照著鏡子,非常高興。廠長說,你穿著太瀟灑了,老總笑得滿眼燦爛的光芒,就不想再脫下來,後來真的穿走了。但三天後,那個工廠派人來結帳,開價六千八百元,我的部下和他討價還價,支付了五千元。總社規定,餐費可以報銷,但服裝費不能入帳,我不敢變通,也沒有匯報,只有自掏腰包,當了一回冤大頭!

那時,我的月薪是二千八百元,再加上獎金,四千元左右,西裝事,我沒有告訴太太,因此,經濟上緊張了好幾個月。我想,周老總應當知道我的為人,但事實並非如此,以後的許多年,我去香港很多次,這位年收入豐厚的老總,見到我很客氣,笑得永遠都是那麼燦爛,但他從未再提起西服套裝的事,仿佛一切都沒有發生,他甚至,也沒有自掏腰包請過我一次。由此,我知道了,文匯報的體制,已經使某些老總徹底地變質了,把別人對他們的幫助,看成是天經地義的事,反過來,把他們回饋別人的禮節,忘到了腦後,類似的故事很多,念及舊情和一些人的臉面,點到為止吧!

一個籃球的趣聞

林某某是文匯報辦公室的副主任,也是財務稽核,對各大陸辦站查帳,沒有超過百分之三十的底線,但林某某還是雞蛋里挑骨頭,因此,各地辦站的首席代表,都對他滿肚子氣,罵他吹毛求疵,故意找茬,眼高手低,不懂經營,但我認為,他主要是陰陽臉,兩面派的毛病。記得有幾次,他也挑了我們東北辦的毛病,但我沒有公開頂撞,我理解上面的苦衷,老總們出差可以鋪張奢華,我們必須節衣縮食,可能世上所有的老闆都是這樣。但我自有原則,當洪水、地震、森林大火等自然災害來臨之時,我可以奔赴第一線,席地而臥,克服困難,艱苦採訪,但出席某些重要會議或應邀去為報社簽訂合同,我就住星級酒店,也要迎送往來......故此,林某某時常不解,也對我有頗有微詞,但有趣的是,林某某口口聲聲講廉潔,但也開口向我們索要禮品。

他是一個瘋狂的足球迷,而大連又球星雲集,他由我的新聞報導得知,我和大連籍的所有球星都有過交往,他就提出一個小小的要求:得到一個足球,上面要布滿有代表性的球星的親筆簽名。我一口答應下來,但心中暗暗叫苦,要知道這些球星,雖然都是大連籍,但已在全國各地服役,我必須完成這一任務,並且時間不能拖得太久。

於是,我專門請了一個人,先買了一個名牌足球,這花不了幾個錢,但這個朋友要走馬燈般地在許多地方轉圈找人,等球星全部簽了名字,也支出了不少禮金和時間,好在我有助手和朋友,能夠承受,但林某某拿到這件大禮,只說了一聲謝謝,就翻了臉,照樣在大會小會上指責我們各地辦站的領導花錢大手大腳。我忘記是因為什麼具體的事,他終於把我搞火了,他在一個財務單據上寫了批評我的話,我回敬了他幾句:「如果少一個籃球,我就會少一份開銷」 ......他收到我的嘲諷信,據說很是尷尬。機構重疊的《文匯報》,這樣的事不少!從此,他對我態度客氣了很多。

我想,還是社長張雲楓比較通情達理,他從不對下級有過分要求,連一張報紙也自身花錢買,他說,上邊千條線,下面一根針,你們難啊!

女老總劉大姐罵了粗話

劉某某是文匯報的副老總,也是我的頂頭上司,由於她負責外聯工作,我與她經常打交道,有人告訴我,她很厲害,動輒發脾氣,但對我卻向來大都溫情細雨,像知心大姐一樣。我唯一見過的她性格暴躁驕橫的一次發泄,是在九十年代中期的大連。記得起因是,我寫了一篇關於陶藝家邢某某的文章之後,他在香港及海外有了名氣,其作品儘管並非人們吹捧的那麼美妙,但還是有點藝術特色,我給他介紹了《亞洲周刊》記者王建民等許多朋友,他卻在二○○○年十二月二日,把我引見給了大連國安局秘密特工鄭義強,不過,那時,我還沒有識破邢某某的真面目,還與他打得火熱,我帶副老總劉某某去拜訪他,行前和邢某某通了電話,他欣然接受。

但是,當我們一行三人,趕到邢某某位於大連秀月街的豪宅時,他人不在,還在外面應酬。對記者來說,這種遭遇太平常了,但沒想到,劉老總卻非常生氣。在邢某某的大門外,院子裡。年過半百,但依然丰韻迷人的劉副社長臉紅脖子粗,她背著手在地上走了幾圈,氣不打一處來,憤憤不平,竟說出了「他媽的」髒話,令我大為震驚!

回顧以往的記者生涯,為了採訪一個新聞人物,我經常會來回跑許多冤枉路,吃很多次閉門羹,也承受了很多壓力,但文匯報的老總們卻被寵壞了,這是黨報的制度使然,一黨執政,對那些沒有事業心的人是件好事,因為一言堂,唱頌歌,就有飯吃,而且,賣身投靠,說假話的記者還會發家致富,《文匯報》老總們大都過著這種亦官亦商的生活,我不知道他們年薪多少,但肯定是我的許多倍!現在,她因為採訪對象遲到而惱怒,令人匪夷所思,與此比較,在長達五年多的時間裡,我沒看過她為了大陸弱勢群體受到欺壓之事,拍案而起過。後來,邢某某急匆匆趕回家中,不僅接受了她的採訪,還贈送一件藝術品給她,回來的路上,她風捲殘雲,喜笑顏開,我沒有說什麼,但心想,《文匯報》的老總,被共產黨的專制慣壞啦!

香港的人民日報的首長訓話

張某某是《文匯報》廣告部經理,過去曾在大連旅順海軍基地某部當兵,故此,他到大連視察時,我帶他不僅找到了當年他住過的營房和床鋪,而且,還恢復了他與老戰友的聯繫。張某某那時不過是一個志願兵,摸爬滾打,風餐露宿,生活是很辛苦的,他後來轉到地方,又隨太太去了香港,找到了《文匯報》這份鐵飯碗,還當上了經理,應當講,對旅順計程車兵來講,真是奇蹟!

張經理仔細查看了當年睡過的鐵架子雙層床,摸了摸綠色的單薄的被褥,心情很不平靜,他的一個當上了團長的戰友說:我們這些人,就數你啊,當上了大官,張某某連聲否認,他的確是一個很謙虛誠懇的人,但在團長看來,他的官職不小,何況又在香港工作。

此後,我和團長一度成了經常走動的朋友,有一回,他請我到兵營參觀,他對正襟危坐的一屋子剃光頭的小戰士們說,你們知道嗎?我們這裡誕生過許多偉大的人,就是這張床,這個小院子,有一個叫張某某計程車兵,步步高升,現在已經是香港《文匯報》的廣告部經理了!

戰士們鴉雀無聲,靜靜地傾聽他的訓話。他又提高了嗓門:《文匯報》是什麼?是我們從英國人手裡奪回來的香港的《人民日報》!張某某呢,就是把這個最響的聲音告訴全世界人的首長,懂嗎?他的話音未落,戰士們齊聲大喊:懂了!向首長致敬!

團長講完了,又對戰士們介紹說,這位姜記者就是《文匯報》派駐東北橋頭堡的首長!戰士們又是一聲吼:首長好! ......我當時聽了,差一點昏過去。的確,中共一黨執政,操控媒體的舉動,已經把人們對新聞報刊的認識扭曲了,把老總們的地位也顛倒了!

或許,我不該接受這一聲不屬於我的「首長好」。二○○○年十二月四日,我被同樣當過旅順志願兵的大連市國安局黨委書記車克民,拘捕後關進了海軍基地看守所。這使我從張某某的切身經歷得出結論:在《文匯報》工作,要想豐衣足食,平安無事,必須像老總們那樣聽話,始終「把共產黨的聲音告訴全世界」,否則,沒有好果子吃,上述團長講得沒錯,但我不願做那樣的首長。

二○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於多倫多

責任編輯: zhongkang  來源:開放雜誌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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