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文集 > 正文

首發 魏紫丹評《正處》:兩類矛盾 三代流毒

—評《正處》:兩類矛盾說,非治國之正道

                         兩類矛盾,三代流毒
                  ——評《正處》:兩類矛盾說,非治國之正道(下)

                                                       
                                                        魏紫丹

一,毛 、鄧矛盾觀比較論

1,華、鄧對毛各取所取

鄧小平廢止「以階級鬥爭為綱」並不「斷然」。在鄧小平心目中並不是不要階級鬥爭,只是不要「為綱」,更不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革他們這些革過命的老革命的命」。他的說法就是「再也不能搞運動了」。但讓事實說話,則證明他是一天也沒有「廢止」過階級鬥爭,只是要由他來圈定鬥爭對象,由他來搞「不搞運動」的運動,例如「揭批三種人」、「批兩個凡是」、「清污」、「反自由化」、「批異化」。。。。。。直至血洗天安門,及事後的人人過關。這充分顯示了鄧小平是把《正處》當做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即把它當成另一種「凡是」而與華國鋒針鋒相對、互別苗頭的。

2, 對鄧要確立一個基本的歷史定位

毛鄧既是一丘之貉,又同中有異,形成一種典型的內部矛盾。他們的根本分歧,就在於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底」不同。鄧的「底」是堅持、鞏固、發展「黨天下」:他在領導反右中的表現最典型,作為毛的副帥,與毛沆瀣一氣,雖不能說比毛更壞,但也不能說比毛好到到哪裡。而他對毛的大躍進,後來的態度就有所保留,與劉少奇靠近;對文革,則最終的態度是「徹底否定」。可能是他發現毛不僅是先打倒國民黨、後打倒民主黨派,搞黨天下,而且要對他們這班老革命用一個「走資派」的罪名統統完他們的蛋,自己獨吞革命成果,變黨天下為毛氏一人的天下,即「家天下」。雖然毛曾想利用鄧的剩餘價值,來充當他的保國大臣,但鄧寧願維護共產党姓「共」、而不願讓它改姓「毛」。如此看來,他說他是中國人民的兒子,其實根本不是,寧可說他稱得起是「黨天下」的忠臣、孝子;而毛按黨章黨紀的規定,則是反黨分子、毀黨分子,應作為「五人幫」的罪魁禍首而載入中共黨史和中華民族史的史冊。

讓我們繼續在毛、鄧的矛盾觀上作進一步的比較:

首先,在主要矛盾的認定上,鄧確定和解決主要矛盾是圍繞著鞏固和發展「黨天下」的目的的。他指出:「我們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很低,遠遠不能滿足人民和國家利益的需要,這就是我們目前時期的主要矛盾。解決這個主要矛盾就是我們的中心任務。」(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7p168)又說:「從根本上說,手頭東西多了,我們在處理矛盾和問題時就立於主動地位。」(同上,p377)

1957 年9月,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全會結束時,毛澤東作了《做革命的促進派》的講話,一反「八大」的決議,斷言「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毛澤東選集第五卷,p475)毛確定和解決主要矛盾是走一步、看兩步:第一步是近處著手鞏固黨天下,第二步是遠處著眼建立家天下。多數人是只看到第一步,對毛提出的主要矛盾產生困惑:在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誰是資產階級?什麼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除了毛澤東心懷叵測以外,誰都心中無數。所以那些毛從遠處著眼、在心目中定的「走資派」,這時無一不是「服從毛主席服從到盲目的程度」,屁顛顛地在做革命的促進派。反正是革別人的命,革得越狠越羅曼蒂克,直至「革」到自己頭上時,毛澤東才告訴他,請君入甕:「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

其次,鄧與劉組成資產階級司令部

鄧是把毛當做一把刀子的,就像毛把史達林當做一把刀子一樣,是用來屠殺人民的。所以他自始至終在維護毛,雖然他的良知在呼喚:「1981 年十一屆六中全會上對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的歷史地位及功過的評價,是受到當時黨內、社會上形勢的局限的,部分歷史是不實的。不少同志是違心地接受的。歷史是我們走過來的,不能顛倒,不能改變。對毛澤東一生功過評價,一直是有爭論的。我對彭(真)老、(譚)震林、(陸)定一說了:你們的意見是對的,但要放一放,多考慮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紀初,讓下一代作出全面評價嘛!毛澤東的功過是擺著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擔心對毛澤東全面評價,會導致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功績被否定,會損害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我看,不必擔心。我建議,對毛澤東一生的評價,可以在我們這一代走後,作全面評價。到那時,政治環境會更有利,執著意見會少些。共產黨人是唯物主義者,對過去的錯誤、過失和違心、不完整的決議作出糾正,是共產黨自信、有力量的表現,要相信絕大多數黨員,相信人民會理解、會支持的。(鄧小平  1993年1月15日在上海西郊賓館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劉也是堅持「黨天下」的,由於道相同,經過磨合,劉、鄧遂逐漸靠攏。原先鄧是不遺餘力地助毛為虐的,例如,在合作化上批倒「小腳女人」鄧子恢,在反右中慘無人道地迫害知識分子,開始大躍進時毛唱鄧隨、同聲相應,後來一同反對「蘇修」,等等。
1959年廬山會議反彭德懷,鄧因摔傷腿,沒有參加,毛有所不滿地對林彪說:「不早不遲,偏偏是這個時候,也巧!」
當宋任窮等人你一言我一語地向他講了廬山會議後期批判彭德懷的一些情況,鄧小平沉思了一會兒說:「彭德懷同志在歷史上是有功的,特別是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鬥爭中都有很大的功勞,不論他有什麼錯誤,這些功勞都應當充分予以肯定。」鄧後來1980年4月,在一次談話中又講到廬山會議,他說:「1959年上半年,是在糾正『 左』的錯誤,廬山會議前期還在討論經濟工作。彭德懷同志的信一發下來,就轉變風向了。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是正確的,作為政治局委員,向政治局主席寫信,也是正常的。儘管彭德懷同志也有缺點,但對彭德懷同志的處理是完全錯誤的。」鄧不是說:「對彭德懷同志的處理是有錯誤的」,而是說:「是完全錯誤的」。
鄧小平對毛澤東違背「黨天下」的利益,作出的倒行逆施的行為,從此開始持抵制的態度。後來在7000人大會上與劉少奇一起,對大躍進作出「三分成績,七分錯誤」的評價,就表現得十分明顯了。毛針對鄧把「三面紅旗」說成了一片黑暗提出批「黑暗風」。鄧與毛漸行漸遠,並進一步形成了所謂「劉鄧司令部」。直到文革最後,毛要鄧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績,並以接班人相期許時,鄧從「家天下」上看透文革的本質,並從劉少奇、林彪身上看清所謂「接班人」的真諦,所以他就堅定主意,斷然不為所動,絕對不對文革作出肯定性的判斷。他表示: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合適,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後來就把這一層道理明白地說了出來:「毛澤東同志到了晚年,確實是思想不那麼一貫了,有些話是互相矛盾的。比如評價『文化大革命』,說『三分錯誤、七分成績』,三分錯誤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內戰』。這八個字和七分成績怎麼能聯繫起來呢?」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P.265)鄧小平對文革的評價是「徹底否定」,而對毛的總體評價則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這指的是他所謂的「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即功在建立「黨天下」。對於國人,「黨天下」則是大苦大難的根源。

3,「兩類矛盾」說,是把蠻不講理當理說

毛在《正處》中提出的「兩類矛盾」說,是真正的發展了馬列主義,是說明「無產階級專政有理」的絕妙的歪理。列寧「無產階級專政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論斷,相形之下,就顯得太蠻不講理了。史達林用「人民的敵人」、「帝國主義的奸細」的罪名來殘殺異己,難禁「莫須有何以服天下」的責問。毛澤東使無產階級專政這一赤裸裸的法西斯原理,披上了一件哲學外衣:矛盾是時時、事事、處處存在的;在一定條件下是要轉化的;一經轉化,內部矛盾就變成敵我矛盾, 「昨日的功臣」在革命(由黨天下向家天下)轉彎時被甩下去,就成了「今日的禍首」;所以,只有不懂辯證法的人才會大驚小怪。這樣,毛澤東用「兩類矛盾」 說,既可解釋歷史上的殘酷鬥爭、無情殺戮,又可推行當前的血腥統治。
鄧小平得到了兩類矛盾說的真傳,他緊握毛澤東這把刀子,就像毛澤東緊握史達林那把刀子一樣,使一切敵人望風披靡、一切問題迎刃而解。他說:「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實際生活反覆教育我們,只有絕大多數人民享有高度的民主,才能夠對極少數敵人實行有效的專政;只有對極少數敵人實行專政,才能夠充分保障絕大多數人民的民主權利。」(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P333)所以,就連他對民主、法制叫喊得最起勁的時候——「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 同上,1994。P146)。他強調「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同上,P168)。——卻把也在呼喚民主,只是反對他獨裁、提倡「實現第五個現代化」的魏京生逮捕,鋃鐺入獄。
什麼民主!什麼法制!全是毛聲稱的「手段」、「陽謀」的回音,對敵人是陷阱,對人民則是炮灰坑。如前已述,兩類矛盾說的精髓是「以我劃線」 (擁護還是反對我)和「由我劃線」(由我拍板,我說了算,不爭論),只此而已。這哪裡有民主、法治存身的餘地?血洗天安門就是鄧小平貫徹兩類矛盾說的傑作,這鑄成了他無法洗刷掉的歷史恥辱和罪惡。這使他「五七」反右血跡未乾的雙手,又飽蘸了以「天安門三勇士」為代表的「六四」反貪污、反極權者們的鮮血。
青年學生和平請願,是內部矛盾還是敵我矛盾?怎麼能用雲集的履帶裹卷著他們的血肉之軀、讓血肉橫飛呢?怎麼能用開花子彈懷著階級仇恨射進年輕軀體的胸膛呢?是經過全國人大決定這樣做的嗎?不經任何法律手續就動用軍隊屠殺人民對,天理何在!憲法何在!人性何在!毛、鄧在冷血這一點上是毫無二致的:
毛用六條標準來劃右派;鄧用四項基本原則來反自由化。
毛、鄧都是「暴力決定論」者。毛憑藉手中的槍桿子,發動文化大革命,全面內戰、打倒一切;鄧以軍委主席凌駕於黨的總書記和國家的主席之上,既可違憲調動軍隊、屠殺人民,又可妄加罪名,先後廢黜兩任總書記。
毛的「正處」是用自稱的「陽謀」實施的,鄧只是沒有把「陰謀」說成是「陽謀」,止此而已:
你看鄧小平對待天安門的學生,是如何把 「殺機」變為血腥屠殺的。王若水先生在《壓制思想的思想運動——讀李洪林的〈中國思想運動史〉》一書中說:
   
關於 「六四」,作者指出,當局如何一步一步為戒嚴和軍事鎮壓製造藉口,「顯然,只有把事情弄到用戰爭解決問題的程度,才能玉石俱焚,才能把政治對手一網打盡。應該說,這才是真正的『有計劃的陰謀』。……如果廣場上的絕食早日適可而止,拔腿走人,陰謀家們將極度失望,因為學生們沒有落入圈套。而學運領袖的失策,正好對方的陰謀得以完全實現。這個教訓是極其慘痛」。我多麼希望那些身在海外的學運領袖好好反思一下這個教訓啊。(《當代中國研究》總70期)


1989年鄧小平鎮壓「八九民運」,就是活學活用了毛的「陽謀」。現在請齊奧塞斯庫作為參照物,來說明鄧的城府之深。奧氏調令軍隊去鎮壓群眾,軍隊卻調轉槍口將他打倒。如眾所周知的,不是抽象地打倒,而是具體地槍斃。

鄧小平呢,他將軍隊調進北京,進行思想欺騙(中共的術語是「思想教育」),然後駐足待命,與學生和群眾對壘、僵持。一則絕對無可避免地會出現某些辨論、口角,甚至過頭的言語、行動;二則他們會誤導學生去做些激進的、冒險的蠢事,使矛盾激化;三則事實證明,他們會唆使壞人混進群眾隊伍中胡作非為,甚至 殺人放火;四則軍隊中也會出些極端份子做出惹起眾惡的事情;最後,最無恥的一招是他們製造一些「共和國衛士」,算在群眾帳上。他們卻心懷叵測,裝作正人君子的樣子來宣告:

「我們是人民解放軍,人民軍隊愛人民,一定要作到罵不還口、打不還手。」當軍隊被激怒到忍無可忍時,他把「不惜以任何手段進軍天安門」的命令一下,履帶和機關槍便會按捺不住胸膛中的怒火,也不管今夕是何夕了,只管血洗天安門!

鄧小平笑齊奧塞斯庫妄長了一個高大的身軀,齊奧塞斯庫噬臍莫及,悔愧生前未能掌握
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

二, 江、胡鑑於「二代」,稍有損益

第三代江澤民、第四代胡錦濤,都是鄧小平指定的接班人。他們兩個人,一個因對《世界經濟導報》下毒手、一個是戴著鋼盔走向拉薩街頭鎮壓藏族人民,以示對黨天下效忠。不用說,他們都是繼承了先主毛澤東思想和後主鄧小平理論的衣缽;反自由化是其安身立命的思想基礎。像老和尚念「阿彌陀佛」那樣,念念不忘:「兩類矛盾」乃治國之道。

1,江澤民捍衛黨天下的傑作:群體滅絕法輪功

江澤民上台後,對我來說最刺眼的是小別不久的「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的稱呼又在媒體上鬼嚎起來。接蹤而來的是「反和平演變」甚囂塵上,直到鄧小平南尋講話,提出「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鄧選三卷p375 )後,社會輿論才作出反問:「是一個中心(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還是兩個中心(還外加一個「反和平演變」)?是兩個基本點還是一個基本點(不要改革開放,只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其實鄧一向是極左的,他這次反左是因為毛把國民經濟已弄到崩潰的邊沿,「黨天下」的大廈搖搖欲墜,岌岌乎危哉。所以他說:「其他許多事情都要搞好,但是主要是必須把經濟建設搞好。」(《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249頁,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241頁)

 「所以,我們從八十年代的第一年開始,就必須一天也不耽誤,專心致志地、聚精會神地搞四個現代化建設。搞四個現代化建設這個總任務,我們是定下來了,決不允許再分散精力。」(同上,第241頁)

 「現在要橫下心來,除了爆發大規模戰爭外,就要始終如一地、貫徹始終地搞這件事,一切圍繞著這件事,不受任何干擾。」「我們全黨全民要把這個雄心壯志牢固地樹立起來,扭著不放,『頑固』一點,毫不動搖。」(同上,第249頁)
江澤民無德無能,罪大惡極,最昭彰的惡跡、最血腥的事件是群體滅絕法輪功,招致天怒人怨。他可以不顧一切法律的內容和程序,下達虐殺的內部命令,「與法輪功的矛盾是敵我矛盾」。 「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搞垮,肉體上消滅」、「打死白死」。他和毛鄧一脈相承,用矛盾論的詭辯、踐踏中國的法律。因為,所謂「兩類矛盾」,完全是由著他們紅嘴白牙、主觀胡說的;而法律卻是白紙黑字挺立如山、客觀存在的。
他觸犯中國的法律,具有明確罪名界定的至少有以下二十五項:(一)非法侵入公民住宅罪;(二)搶劫罪;(三)盜竊罪;(四)綁架罪;(五)敲詐勒索罪;(六)非法搜查罪;(七)誹謗罪;(八)侮辱罪;(九)誣告陷害罪;(十)非法拘禁罪;(十一)刑訊逼供罪;(十二)非法暴力取證罪;(十三)虐待被監管人罪;(十四)故意傷害罪;(十五)故意殺人罪;(十六)非法剝奪宗教信仰自由罪;(十七)執行判決、裁定濫用職權罪;(十八)瀆職罪;(十九)徇私枉法罪;(二十)侵占罪;(二十一)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二十二)遺棄罪;(二十三)虐待罪;(二十四)侵犯通信自由罪;(二十五)報復陷害罪。中國官方在沒有戰爭的和平環境中,迫害死有名有姓的法輪功學員超過3千人,囚禁約15至20萬,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包括活取器官,實在是駭人聽聞、令人髮指,為天下共憤。
【明慧網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西班牙國家法庭近日決定以群體滅絕罪及酷刑罪,起訴包括中共前黨魁江澤民,及羅干、薄熙來、賈慶林和吳官正等四名中共高官在內的五名迫害法輪功元兇。法院通知書表示,若被告的罪名成立,將面臨至少二十年徒刑,並附帶經濟上的懲罰。對於法庭的裁定,被告有四至六周的時間回應。屆時,被告若進入任何一個與西班牙有簽訂引渡條款的國家,西班牙可依法將被告引渡到西班牙國內。2006年中國與西班牙籤署引渡條約,這個條約的實施,將使江澤民等元兇最終受到正義審判。

2009年12月17日,阿根廷聯邦法院拉馬德里法官要求國際刑警組織,發出對前中共官員江澤民和羅乾的逮捕令,罪名同樣是「群體滅絕罪」和「酷刑罪」,可以要求引渡被告到阿根廷。
最近,台灣立法院通過禁止中共人權惡棍訪台的決議。多位香港民主派領袖人物及立法會議員讚許議案通過意義重大,並呼籲全世界政府仿效,制止中共繼續侵犯人權。
這些典型事例所展示的規律性意義是,「兩類矛盾」說是用鮮血浸透了的吃人理論,它有嗜血性。以前和今後所有中共領導人,只要他搞「兩類矛盾」說,二話別說,他就一定會進行血腥統治,從而不僅與本國人民、而且與普世的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為敵,成了人類的公敵。

2,胡錦濤動用國防軍、構建血腥的「和諧」

2005年2月19日,胡錦濤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 中指出:

1957 年,毛澤東同志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篇重要著作中,明確提出了社會主義基本矛盾的理論,創立了關於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學說,要求學會用民主的方法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包括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以解決科學文化領域裡的矛盾,堅持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以解決共產黨與民主黨派的矛盾,堅持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方針以解決全國城鄉各階層以及國家、集體、個人三者之間的矛盾,等等。他還提出:「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以利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較易於克服困難,較快地建設我國的現代工業和現代農業,黨和國家較為鞏固,較為能夠經受風險。。。。。。。」

胡錦濤這篇復舊的長篇大論,至少說,全是廢話。難道毛澤東作為「正處」的、「我們的目標」的 、「既有、又有」的「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國人還沒有領教夠嗎?你還想繼往開來、繼續把它加在中國人民的頭上嗎?這就是你說的「毛澤東同志關於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的正確思想,對我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嗎?北韓的樣板,正是活脫脫的「那樣一種政治局面」。無怪乎胡總書記號召,在政治上要向北韓學習。我說,「至少說,全是廢話。」不至少說呢?答曰:「全屬反動透頂。」講和諧,發出的卻全是極不和諧的噪音,講話中最刺耳的一個綱目則是:「(八)切實處理好新形勢下的人民內部矛盾 」。

且看胡錦濤是怎樣「切實處理好新形勢下的人民內部矛盾 」的吧!據當年還在世的劉賓雁的觀察:「自從中共新領導上台以來,海內外關心中國前途的人,莫不翹首以待,因而才有所謂胡溫新政的說法。不過時間久了,不免就感到困惑,『怎麼還不見新政的蹤影呢?』於是就只能胡猜了。恐怕是阻力太大,江澤民一派就在制肘吧?。。。。。。江澤民究竟有多大本事?何況很多事他要反對的話,必須師出有名。比如說趙紫陽的處境吧,人失去自由已經十五年了,到現在他的兒子去看父母每月還只准許一次,還必須經過批准,為改善一下趙紫陽的處境,是誰也沒有理由反對,也不費多大力氣的。另一件令人不解的事,是兩位新人上台之後,有些人的寫作自由非但沒有擴大,反而更加縮小了。比如前中組部副部長李銳,本來是能夠在國內出書的,據說現在連發表文章都不准許了。至於另一些老人,北京的胡績偉、何家棟,上海的馮英子等等,也屬於名字不能在報刊上出現的。」本文需要接著說下去的是,胡錦濤主政如逆水行舟,不進光退。直到今天,2010年年底,「綁」仍未見松,反而是越捆越緊;以致弄到這步田地: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維穩需要動用擁有核牙齒的中國人民解放軍!

鄧小平冒天下之大不韙,調動軍隊鎮壓「六四」天安門民主運動。這一事件之後,已使當年共產黨向國民黨提出的「軍隊國家化,國家民主化」老掉牙的課題,死灰復燃,急如燃眉,包括軍隊內部也在議論紛紛。這在中華民國已成現實,且已反映在《中華民國憲法》上:

「第一百三十八條 全國陸海空軍,須超出個人、地域及黨派關係之外,效忠國家,愛護人民。

第一百三十九條 任何黨派及個人不得以武裝力量為政爭之工具。」

兩岸對比,涇清渭混:逆歷史潮流而動的被中共竊國的大陸,中央軍事委員會,卻在日前公布了「軍隊處置突發事件總體應急預案」,對野戰軍參加處理中國社會重大突發事件作出明確規定。解放軍參與處置的重大突發事件包括五種,軍事衝突突發事件、協助地方維護社會穩定、處置重大恐怖破壞事件、參加搶險救災和處置突發公共安全事件等。如果說,「六四」是一個特定事件的話,那麼,新華社的報導則明確表明,這項由中央軍委頒布的預案,是中國第一次對軍隊參加處置突發事件進行了規範,為軍隊參與有關行動提供了有效依據。

海外分析人士認為,該《應急預案》,尤其是第二點「協助地方維護社會穩定」和第五點「處置突發公共安全事件等」為中共軍隊迅速直接參與對維權抗暴民眾的鎮壓開了綠燈。是違反他自己頒布的憲法的。

中國憲法的第二十九條這樣寫道: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力量屬於人民。它的任務是鞏固國防,抵抗侵略,保衛祖國,保衛人民的和平勞動,參加國家建設事業,努力為人民服務。

美國社會學者劉曉竹認為,這個預案的推出非比尋常。
「因為中國已經建立了人數眾多的武警部隊,這些任務本來應該是武警出面的。軍隊主要是針對外敵入侵,國內的任何突發事件都是武警承擔。現在國內的政情出現了一種不穩定的現象,就要藉助軍隊的力量來維持政局的穩定。"(亞洲自由電台)

不僅如此,預案還規定,可以先斬後奏。據軍隊處置突發事件領導小組辦公室負責人介紹:「在涉及到國家主權和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重要時刻,中間環節的減少,可使軍隊更加迅速地對突發事件作出反應。此外,當發生重大突發事件時,事發地的軍隊領導機關還可進行『先期處置』,即邊處理邊報告。這樣可最大限度地減少突發事件對人民生命財產、公共安全等造成的損失,也是以人為本、構建和諧的需要。」(新華網北京11月14日電)

原來這「也是以人為本、構建和諧的需要。」一語破的,夫復何言?

三, 何必行憲?亦有《正處》而已矣

世上本無事,洋人自擾之。沒有憲法的社會,是最好的社會。中華五千年,從來沒有憲法,也沒見什麼損失嘛!漢唐強盛,有憲法嗎?滿清準備玩憲法,結果亡的更快。教訓是深刻的嘛!可我們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憲法,以為憲法就是治國安邦的靈丹妙藥,企圖把黨置於憲法約束之下。我從來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憲法,我就是要破除這種憲法迷信。國民黨有憲法,也挺當回事,還不是被我們趕到了台灣?我們黨沒有憲法,無法無天,結果不是勝利了嗎?所以,迷信憲法的思想是極其錯誤的,是要亡黨的。我們偉大光榮正確的黨也是歷來不主張制定憲法的,可是,建國後,考慮到洋人國家大都制定了憲法,以及中國知識分子還沒有完全成為黨的馴服工具的情況、人民群眾還受國民黨法治思想毒害的悲慘國情,為了爭取時間,改造和教育人民群眾,鞏固黨的領導,還是要制定憲法的嘛。制定憲法,本質上就是否定黨的領導,在政治上是極其有害的,在不得以而為之的情況下,我們一定要化害為利,最大限度的縮小憲法的約束,堅持黨的領導。當然啦,將來如果有一天,條件成熟了,有人提議廢除憲法,永遠不要制定憲法,我會第一個舉手的,不舉手的肯定是國民黨。公安機關不是匯報說國民黨很難抓嗎?我看,到了一定時候,他們會自己跳出來的,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當然啦,憲法制定是制定了,執行不執行,執行到什麼程度,還要以黨的指示為準。只有傻瓜和反黨分子才會脫離黨的領導,執行憲法。如果沒有我們黨的領導,誰會執行現在這部憲法呢?有人不是說,敵對勢力最尊重憲法嗎?敵對勢力如果把黨趕下台,頭一件事肯定就是廢除這部憲法,這你們能否認嗎?如果黨不領導憲法,黨就得下台;黨下了台,憲法也就完蛋了。同志們,你們說,黨不領導憲法能行嗎?如果哪個人連這麼簡單的道理都不懂,那我們也只好說:這個人比工農群眾還無知,需要到廣闊天地接受工農群眾的再教育、再改造!

我們的黨,好比諸葛亮,對於「憲法」這個阿鬥,是懷有極其複雜的感情啊!不公開承認阿鬥的領導地位是不好的,是無法向人民群眾交代的;如果不把阿鬥當擺設,也是不好的,是無法讓黨隨意向人民群眾發號施令的,也是遲早要被司馬懿抓去砍頭的。所以,我考慮再三,決定在全國所有學校取消憲法課,開設政治課,讓全國人民明白,第一,阿鬥還是有的,諸葛亮也受他的領導,不會胡作非為的,放心好啦;第二,諸葛亮是最厲害的,是會呼風喚雨、撒豆成兵的;不聽他的話,後果會非常嚴重的,嚴重到比地球爆炸還可怕!

毛澤東1961年,在秦皇島召開的一次座談會上的這個講話,再清楚不過地說明了憲法和《正處》的關係,是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你死我活的關係。中共的政治家沒有不明白這一層道理的。毛澤東、劉少奇都用憲法當過道具,演過荒唐的鬧劇;鄧小平卻是以坦克為教具,向全國人民上了一堂血腥的《憲法》課。

在一切問題中,首先要解決的是「革命的首要的問題」 ,這也是《正處》的首要問題。「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這是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一篇第一句話。在第一句話中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即「首要問題」中的「首要問題」,是:「誰是我們的敵人?」首要中的次要才是:「誰是我們的朋友?」在毛共的心目中,第一位的東西是「敵人」,沒有敵人要找敵人,沒有對立面要樹立對立面,沒有靶子要設靶子,這叫做「有的放矢」。革命,沒有敵人你革誰的命?無產階級專政,沒有敵人你專誰的政?誰不了解這一點,就等於是對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擀麵杖吹火——一竅不通。你了解了這一點,就對《正處》瞭然於心。歷史用層層剝筍的功夫,揭示給人們《正處》的反動本質和必然歸宿:它是以5%的陪葬率,以全黨、全民為假想敵,以「不斷革命論」為口號、大步向墳墓進軍的。

1997 年,江澤民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明確提出,「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誌,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並且提出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實踐和理論早已證明,共產黨壽終正寢才是這個目標實現的充分和必要的條件。

只用想一想,毛澤東對已經建立的憲法還在處心積慮要廢除它,難道他的徒子徒孫會真心建設法治國家嗎?真的只能是一場欺騙。問題是你沒看出他在欺騙你;他卻看出了你在班門弄斧 、在欺騙他。你在給他們講民主、法治、人權、憲政,說得天花亂墜。他們卻扮演紅臉、黑臉兩種角色與你周旋。一個誓死反對西化,一個空喊普世價值。他們根據的是同一個最高指示:「迷信憲法的思想是極其錯誤的,是要亡黨的。」所以我勸你趁早不要再欺騙共產黨了;你是單純幼稚,他是行騙老手,他不會上你的當。他知道照你的處方吃藥,治不了他的病卻能要了他的命。對於中共,在軟、硬兩種實力之外,別的都是廢話。

當他一面宣揚《正處》,一面高唱「法治」的時候,你只能對他說:「罷罷罷!我不信你這一套鬼話。」如果你勸他說:「你停止撒謊,才能取信於民。」這就等於你在宣布你自己是個廢話專家!

文化大革命中,也是在毛澤東一生中,發動的最後一場運動是 「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鄧小平把毛澤東的三項指示:階級鬥爭、安定團結、把生產搞上去,當作指導工作的總綱領,簡稱:「三項指示為綱」。毛批鄧就是批他的「三項指示為綱」 (僅憑記憶):什麼「三項指示為綱」?階級鬥爭為綱,其餘都是目。這樣,就在全國掀起「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這時我卻發現,在一個很大的鋼鐵公司,他們在舉行聲勢浩大的集會,對鄧小平進行聲討。主席台上懸掛著一條巨大的橫幅大標語,上寫道:

「以三項指示為綱,展開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偉大運動!」

本來,批鄧就是要批「三項指示為綱」,他們卻「以三項指示為綱」批鄧,這就鬧出了一個政治大笑話。

現在,正是現在,他們聲稱「與時俱進」,提出「科學發展觀」、「建設和諧社會」、「依法治國」等等,卻又要南轅北轍 ,以《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為戰略指導方針,認為「毛澤東同志關於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的正確思想,對我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夫「正處」者,破和諧、反科學、廢法治、滅民主、反人權、倡極權之鬥爭哲學也。而今胡錦濤刻舟求劍,要在新形勢下翻來覆去大唱《正處》經;這豈不是文革中「以『三項指示』為綱,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這齣政治大笑話的翻版嗎?其實,這也無所謂,反正中共篡政的這60多年就是一部荒唐、滑稽而又殘暴的大鬧劇,文革只不過是其中最露骨的一幕而已。而進的胡溫新政,更只是插科打諢、小插曲一段而已!

毛澤東說自己一生幹了兩件大事的時候,尚未蓋棺。現在可以蓋棺論定、一言以蔽之了:「毛澤東的一生,是『正確處理』兩類矛盾的一生!」不過,千萬不要忽略了 「正處」二字上的引號,這個引號提醒人們:歷史的教訓,必須記取——在「正處」(特別是57年講話錄音的原稿)營造的歌舞昇平的「和諧」戲劇中,最後一幕則是「刺刀見紅」。

阿波羅網來稿首發

責任編輯: 王篤若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本文網址:https://tw.aboluowang.com/2011/0208/19462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