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利比亞革命後，不少人關心下一朵茉莉花在哪裡。除了經驗主義的推論，這問題也可嘗試以數據解答。在傳統基金會經濟自由指數外，世上指數千千萬萬，《經濟學人》的智庫就自創了一個「擲鞋指數」(Shoe-thrower's Index)，分析阿拉伯各國革命的風險，比重公式如下﹕
˙35%﹕25歲以下人口比例
˙5%﹕25歲以下人口具體數字
˙15%﹕政權連續執政年期
˙15%﹕獨裁指數
˙15%﹕貪污指數
˙5%﹕言論控制指數
˙10%﹕國民人均收入
這統計以阿拉伯聯盟國家為限，因資料缺乏，剔除了巴勒斯坦、蘇丹和索馬利亞，又因與主流阿拉伯國家差異太大，剔除了葛摩及吉布地。居於榜首的是葉門，其次是利比亞、埃及，最安全的是卡達、科威特和阿聯。這指數的公式設定，反映了西方對這波革命的定性﹕1)這是一場80後運動，20年前亨廷頓就預言了人口膨脹是中東不穩定一大原因；2)這是一場民主運動，獨裁、貪污、控制言論的政體被正面衝擊；3)貧窮並非主因，不少人均GDP頗高的國家排名甚前。
表面上，以上演繹合乎現實﹕利比亞革命已出現，葉門反對派天天示威，埃及變天，而卡達、科威特、阿聯確實相對平靜。然而與《經濟學人》的其他指數相比(例如生原生質素指數、民主程度指數)，這「擲鞋指數」似乎粗枝大葉，忽視了不少重要內容，單從阿曼排名比阿爾及利亞更前，即可發現一系列問題。因此我們建議五點修正﹕
˙加入「內部衝突指數」﹕一個國家存在明顯教派矛盾（巴林）、族群/部落衝突（利比亞），不穩定性會較高，這可由人口結構成分分析。只要這類矛盾存在，就是民主政體（例如伊拉克、黎巴嫩），也會持續不穩定。
˙以「貧富懸殊指數」修正「貧窮指數」﹕絕對貧窮也許不是這波革命主因，貧富懸殊卻有明顯角色，以往西方認為沙特等國安全，就是忽視了愈來愈嚴重的貧富懸殊。量度貧富懸殊的堅尼係數也不能由貪污指數取代，例如香港清廉，但堅尼係數甚高。
˙調低年齡的重要性，加入「教育社會流動指數」（即教育程度與人均GDP的關係）：以往教育程度愈高，愈難出現革命，但突尼西亞、埃及的革命，說明當年輕國民教育程度偏高、但發現教育改善不了貧窮，社會會累積更大怨氣，連他們也不認同維持現狀「和諧穩定」，革命就近了。
˙以「網際網路政治指數」（即網際網路使用率X網際網路在日常溝通的重要性），修正「言論控制指數」：在言論欠自由的國家，網際網路的政治功能大得多。假如這些國家的網際網路使用率持續增長，國民在現實世界和網絡世界判若兩人，就應警惕。
˙以「公民社會指數」修正「獨裁指數」﹕革命始終需要組織，若缺乏公民社會，出現革命的機會理應較低；但一旦革命爆發，缺乏調控機制，暴力收場的可能性卻較高，這是埃及和利比亞的分別。因此這指數不能以同一比重相乘，假如其他不穩定因素總值低於某點，公民社會不發達令革命較難發生；在某點以上，這卻是更危險的徵兆，反映危機可能被更隨意的導因引爆。
正如《經濟學人》注意到，政府在非常時期的鎮壓能力，也是革命能否成功的關鍵，但這太難量化，因此被剔除在外；這指數只是評估當代非民主國家的危機，而不是預測結局。除了個別朋友，一般人都明白所有指數都是一家之言，不可能完全客觀，但作出上述調節後，「擲鞋指數」應較為準確，一些國家的排名會被大幅度調低，例如阿曼；一些會被調高，例如阿爾及利亞。此外尚有不少其他修正可能，但這會變成純學術討論了。說到底，《經濟學人》只是刻意以阿拉伯世界為範圍自我局限，其實「中東波」內部差異甚大，與「蘇東波」不同。假如這指數能涵蓋整個阿拉伯世界，某程度上，也可應用在其他國家和地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