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南都周刊報導，每個人的人生，都會直面厚重艱難的課題。是逃避，還是用力在生命的軌跡里添上厚重的一筆？
台灣女記張平宜選擇了後者。張平宜曾是台灣新聞界最出色的記者之一，12年職業生涯中，以作品《台灣愛滋病防治經驗》、《終戰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先後獲得台灣新聞界最大的獎項「吳舜文新聞獎」和「行政院新聞局金鼎獎」。
得到兩個業內備受肯定的大獎，她認為這已經足以證明自己在新聞領域這個行業沒有交白卷了，於是她開始思考：「下一個更大的挑戰會在哪裡？」那時候她的小兒子剛誕生，她覺得辭職當個全職媽媽，陪伴兩個孩子成長，是她人生接下來最重要的挑戰和新的階段。
「要做個好記者可能要六親不認，常常家裡人都被你撇在後面，所以決定回家當全職媽媽，會覺得可以喚醒自己的某一部分，升華一下，從一個記者轉型到全職媽媽。」
但在作出抉擇前夕，一次在中國四川麻風村的採訪經歷，改變了她的人生規劃。
她接受老天賦予的命運 迎接作為母親的更大的任務
她為麻風村辦起了學校
1999年夏天之前，張平宜尚未意識到麻風村會與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緊密聯繫。
當時，她是台灣《中國時報》的資深記者，工作穩定；家中有一棟4層樓的依山別墅，並配備傭人，開跑車，愛時髦，生活無憂。
像一些同齡女性一樣，隨著小兒子的降生，她打算辭職當專職家庭主婦。在辭職前，她安排了最後一次採訪任務—跟著國際救援組織到雲南、四川一帶的麻風村考察，當時她來到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一個叫大營盤的小村莊。
我們的採訪在張平宜台灣「希望之翼協會」的辦公室進行，這是一套三居室的普通公寓，與大部分台灣女人給人的溫婉感覺不同的是，張平宜說話聲音不僅不嗲，還很大聲，隔壁房間都能聽得到。回想起十幾年前第一次到大營盤的情景，仍然會忍不住大叫，「我上了那個廁所，媽呀，太可怕了！」
那是另一個世界。
從1959年開始，因為麻風病的蔓延，當地政府在大營盤建立了麻風康復村，對麻風病人實行隔離集中的治療，張平宜到來的時候，這裡已經遭受麻風病侵蝕半個多世紀。
第一次從台灣深入到大陸偏遠底層的農村，窮山惡水，生活條件極其惡劣。封閉隔絕的破敗景象讓她震驚。這些村子極為偏僻，利用自然地形與世隔絕，仍停滯在無水無電、刀耕火種的原始社會。無家可歸的老殘病人遭疾病侵襲，有人眼瞎、鼻殘、五官嚴重扭曲變形，有人缺手斷腳，只能在地上匍匐爬行，包傷口的布爛了，蒼蠅在周圍圍繞，走過的地方都是血痕。
「那裡的孩子，他們沒有一個穿著像樣的衣服，很多人光著身子，身上髒得只能看到兩顆眼珠子，眼神空洞」，初到大營盤時，張平宜很疑惑為什麼這個地方的孩子臉上都長滿了一顆顆的痣？直到她走近一看才知道—「天啊！那不是痣，而是一隻只蒼蠅停在孩子們的臉上。」
他們是麻風病人的子女，生在麻風村、長在麻風村，除了集體戶口外，他們沒有自己的身份。麻風病人尚有身份和補助，他們的子女卻一無所有，麻風病人的第二代、第三代不僅是文盲，更是所謂的「幽靈人口」，背負著麻風病人的宿命，他們走不出麻風村。沒辦法讀書，個別人只好隱瞞身份到外地去上學。
麻風病人沒有被安排在療養院集中治療，生活在最原始的山村中與世隔絕。麻風村民只能近親通婚，一生再生，小孩也沒機會受教育。出生、成長、成婚，又有新的孩子源源不絕地出生，一條看不見的線似乎圈著這些被命運詛咒卻無辜的臉。
張平宜是個愛哭的人，但她認為自己並非是一個沒有見過世面的弱女子，多年從事的記者職業早已讓她給自己披上防護衣，但是她哭了。
從人道的立場來看，這件事讓她於心不忍。她開始質問自己：「當一個記者，你還能夠做什麼事情？是回來可以把你看到的實際做一個報導，然後利用小小的人脈，去替他們爭取一些社會的輿論嗎?」
最初她的想法很簡單，只打算盡一個記者的職責，將看見的事情傳播出去。但是,如今回頭看,一轉身的工夫,她的命運與麻風村已經緊密相連了十年之久。
「我是一個母親，看到麻風村裡的那些孩子，我做不到轉頭離去。」這是張平宜給自己的唯一理由，她沒辦法做完報導後抽身離去。回到台灣後，大營盤的孩子經常在心裡纏繞。「你會覺得你當一個記者究竟在奮鬥一些什麼，是不是應該做一些事情？」
作為第一個進去大營盤的台灣記者，張平宜擔心，以後還會有記者再進去嗎？如果自己狠心離去，大營盤那些孩子的情況還要多少年才會被暴露出來？一般人不會有心情去關心並走進麻風病村，也不可能會有人跑去關注這群隱藏在社會最底層的人。
因為那一張張無辜的小臉蛋，張平宜心裡很清楚，如果麻風村子女的救援教育不開始，他們將永無受教育的機會，一輩子都無法走出被人歧視的麻風村。
張平宜沒有任何宗教信仰，但在採訪中，她常常提到自己的命運是在被某種力量牽引前進，包括在她即將辭職時對麻風村的採訪，「老天爺讓我不僅是兩個孩子的媽媽，而是有緣成為300個孩子的媽媽，這是冥冥中老天爺交付給我的命運，在我學習當母親的過程中的更大任務。」
經過十年的努力，張平宜已經在大營盤建立國內麻風村第一所正規學校，2005年涼山地區的麻風村告別「幽靈村」的歷史，在完成一輪戶口普查後，大營盤成為正式的行政村。
出身媒體行業，張平宜很懂得使用媒體。「我覺得快速引起地方政府注意的方法就是尋求媒體幫助，因此除了兩岸電視媒體、報紙、雜誌的專訪，我也積極邀請網絡媒體到大營盤來採訪。」
2005年大營盤小學畢業典禮，張平宜邀請了兩岸媒體去採訪，台灣和大陸都去了好幾家媒體，「『啪』，把這件事情一報出來，大營盤的戶口普查工作就展開了」，張平宜形容當時的媒體效應。
3月中旬，張平宜將再次回到麻風村，她每次回去一般會呆上一個月左右。
那個「很難纏」的台灣女記者
最初的開天闢地是艱難的，因為民間社會的歧視，以及長期的隔離政策和落後的經濟措施，導致大營盤與地方社會結構的斷裂，麻風村成了一個「刻意被遺忘的黑暗角落」。
涼山大營盤村對她這位來自台北的都會女子來說，真是一個化外之地。但最讓她感到心力交瘁的不是環境的惡劣，而是和當地官員的斡旋，在一個與世隔絕的封閉社會裡，當地官員們認為她大老遠地從台灣來到四川涼山，一天到晚在麻風村幫助別人，鐵定是為了要投資獲利，要不然就是來這兒搞特務工作。
「張小姐很難纏的」，張平宜說當地官員這樣評價自己，她甚至被稱做「台灣來的女特務」，雖是玩笑之說，但天外來客的尷尬，沒少讓張平宜吃苦頭。
「用他們的想法就會這樣解讀，因為他們完全不懂得什麼叫人道救援，也不懂得人道關懷。他們不能理解的是，你張平宜又沒有名、又沒有利，還拿錢出來，難道這個女人瘋了嗎？」
她剛到的那幾年，由於漢族和彝族的文化差異和衝擊，張平宜和官員更是經常起衝突，推展工作處處碰壁。她無法和那些刁難她的官員談所謂的人道關懷所謂的生命價值，相處過程中卻不乏鬥智鬥勇之處。
為了申請學校用地、經費，最初張平宜對當地政府寄予了很大希望。2006年時，張平宜說自己已經發誓再也不跟官員打交道了。「我咬著牙做就是了，我不想跟他們再去爭什麼。我們把自己封閉在麻風村里，在自己的學校里，帶著孩子成長，孩子們沒吃、沒穿，我們就自己去找，不再指望當地官員。」
有一次，某個官員在張平宜的辦公室里，兩個人因為征地事宜而大吵起來，該官員「呸」地一聲在校長辦公室吐了口痰，張平宜跳起來大聲喊道「我們學校不准吐痰」。現在講起這個細節來，張平宜居然得意地哈哈大笑，「我討厭那個局長，還把這個細節寫進了我的書，這個應該是給他的致命一擊，他可糗了」。
「像瘋子一樣在前方作戰」，張平宜這樣形容自己在大營盤的經歷，「如果我是個男人，早就被趕走了。人家以為你去行善，結果我們要跟他們作戰。但我們爭的是當地人的利益，結果是選擇了跟孩子們一起走這條路，一走就十年。我知道我一放手他們就會回到原點。我覺得這是最笨的方法，可也是最實在的方法。我有時候想想，真沒想到我的人生竟然會轉去那做這個事。」
「我必須承認，如果不是當年征戰新聞戰場的慣病，你一個人無論如何都得把選題做回來，我就不可能這樣做」，張平宜說，但她還是慢慢學會了更有耐心，留心觀察當地的文化，請教當地學者，從學者們對彝族麻風村的田野調查中，考察了疾病之於村落的生活影響，才漸漸地抓住了對涼山的感覺。現在，大營盤小學已經逐步成為一個成熟的教學點，老師人數已經有12個，學生30人。
中國有800多個麻風村，光雲南就有200多個。之所以選擇在大營盤這個地方奮鬥，張平宜說，是因為我想在這裡做一個樣板，讓後來者比照。
近日，張平宜的新書《台灣娘子上涼山》在台灣出版，她說希望通過這本記錄了自己十年涼山經歷的書，幫助孩子們把大營盤中學建立起來，「這也許是我最後一次替他們這樣的發聲請求」，她說的是跟政府的「最後一搏」。
張平宜會在大營盤呆到什麼時候？許多當地人會這樣揣測，張平宜說，如果政府或者社會能給麻風村教育更多的資源，讓她一手創辦的大營盤小學變成公辦的學校，三年後她會交棒，「我可以轉型，不再是站在一線的執行官，改成給獎學金之類的。很多事情我就不再親歷親為了，我年紀大了。」
為了募集資金，張平宜在台灣成立了「希望之翼協會」，不定期向社會募捐。目前，在學校的營運上，協會尚能解決資金問題。但如果需要大筆費用，協會會跟其他一些基金會合作，或者向台灣企業家籌集。
「我還沒跟大陸企業家募過款，現在我希望是我們的標哥（陳光標）」，說完這個，張平宜又補充說自己是在開玩笑，「他可能會覺得這個事情太小了，他很喜歡彰顯他自己，非常高調」，張平宜說自己對陳光標行善的方式倒是沒有成見，「我們標哥太可愛了，我覺得我們就是需要這樣痛快的捐款者」。
她揭開了未曾發現的生命的潛力
在別人眼裡，張平宜是一個女強人，她也經常自問：我真的是個女強人嗎？
從最初的一個感動，到堅持走了十年，與其說是愛心奉獻，張平宜認為不如說是人生要學習的另一門功課。因為任何一種行善，絕對不是一廂情願，也不是一時興起，而是一種挑戰與行動，更是一種承諾和永續，如果沒有超強的意志力，很容易妥協於現實環境而放棄。
她的朋友評價她是個瘋狂而執著的女人，她則說自己是個脾氣很大的人，以前在報社工作時，她就是一個非常奇怪的記者。很多記者喜歡跑比較搶版面的「立法院」政治或財經新聞線，對社會邊緣的題目根本不感興趣。但張平宜從入行開始就在做社會關懷的議題。
「這樣的議題很少有編輯會感興趣，因為沒有賣點，但好在我文筆還可以。」張平宜在報社是一個沒有專屬版面的記者，她的文章可以放在任何一個版面，可又不隸屬於哪一個版。報社的同事早已知道她是一個不按常理出牌的記者。
1992年的某一天，張平宜在高雄的精神病院採訪精神病患者選舉投票，有人過來跟她說，「平宜，你採訪愛滋病的報導得了吳舜文新聞獎」。在此之前，張平宜對愛滋病的關注已經有七年了，對於不同的愛滋病群體，愛滋病酒吧，保險套等問題，她都會去觀察。
1996年，張平宜獲得「行政院新聞局金鼎獎」，則是對731人體實驗部隊和南京大屠殺的問題有了長期跟進後，憑報導《終戰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而獲獎。
據說，當時大家都以為這個獲得大獎的張平宜應該是個老頭子，他們不會想到，寫這種東西的人其實是一個三十歲的女記者。
「我管你有沒有版面，我覺得我做的是我自己。所以說大家說我是一個瘋狂執著的女人，沒錯」。瘋狂的個性讓她在高中時就因為叛逆逃學，在三年內換了三個學校。她的父親只拜託她能把高中順利畢業就行，沒想到她卻順利的考上了前三志願的師範大學，跌破了大家眼鏡，所有人都驚呼不可思議。
她說，師範大學改變了自己，讓她在反叛的個性中，有一個中規中矩的力量拉著她前進。
她在醫生丈夫的眼裡，原是個又嬌生慣養又脾氣不好的千金大小姐，除了做記者外什麼都不會，也從來都不會做飯，現在卻可以在學校給幾百個孩子做飯。她先生總是說自己做夢都沒有想到她可以吃那麼多的苦，並且在環境那麼惡劣的地方還能夠苦中作樂，看到了她嶄新的另外一面，所以他很支持。
丈夫這樣的驚訝，讓她相信每個人一定都有很多自己所不了解的潛力。「如果有時候換個環境，也許真的會創造出自己都想像不到的那種潛力呢」，張平宜笑著鼓勵記者。
朋友們雖然相信她會做這樣的關懷，但在麻風村能夠呆上10年，覺得太不像她的個性了。沒水，沒電，被跳蚤咬，被官員怒罵，這些經歷，和他們印象里的張平宜實在不太一樣。
採訪結束後，她感慨地告訴記者，好多人看到她書封面的照片，都說照片和本人有差異。不是五官上的差別，而是神采，10年後的她，過度的操勞的臉上已浮現了滄桑感。
「所以說嘛，讓我過點好過的日子，我也很想悠閒地去喝個下午茶，我的命為什麼要這麼苦？我還可以繼續奉獻，但我不見得一定要到第一線去作戰。單打獨鬥的日子我已經過了十年了，我真的覺得我太苦了。」回想那時候一天要跑三個縣，然後曬到整個臉都變成黑斑。她笑說，她也很想有充足的時間休息，然後像其他女人一樣去做做美容，把臉上的一些斑點去掉。
她形容自己這一輩子的感情跟大營盤是割不下的，因為已經內化成為生命的一部分，會掌控著她的悲歡。接下來，她很希望角色上可以有點改變，她可以跟一般的女人做一樣的事。
為了讓孩子理解自己，張平宜曾帶兩個兒子去麻風村，她認為這是最好的言傳身教。小兒子小學三年級第一次去那裡，背了一袋恐龍玩具，教麻風村的孩子認識各種恐龍。現在兩個兒子每年都會去做義工，她希望兩個兒子能從中學會與人交流，在愛自己的同時也懂得愛別人。
這個內在非常感性，說話和行事卻風風火火的女人，在聽到中央電視台記者要和她一起從成都一路跟拍到大盤營村，她立馬打了回票，旁邊的助理不解地問她為什麼？她的回答勁爆得讓記者差點從椅子上摔下來，她說：「我才不要，我還要保持我挖鼻孔的樂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