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21世紀，是自由和人權的世紀，不是獨裁者逞凶的世紀，我們早就厭倦了卡扎菲獨裁政權，30多年來，我們從沒有放棄過爭取自由和人權的努力，現在走到了這一步，是歷史的必然。」利比亞反獨裁運動在海外的主要負責人之一麥贊‧羅曼德對記者說。
生活在美國西雅圖的工程師麥贊‧羅曼德，自利比亞爆發軍事行動後，一直晝夜不停地和他的同伴，華盛頓大學微觀經濟學講師阿里‧塔霍尼（Ali Tarhouni）守在電腦、電話前，用Skype和利比亞臨時政府保持聯繫，向國際社會發布利比亞時局的最新消息，協助和安排紐約時報、美聯社等西方主要媒體連線採訪利比亞反政府力量的主要成員，安排利比亞臨時政府和美國政府官員的對話。「我們倆成了利比亞反政府力量的公關公司和智囊團。」羅曼德半開玩笑地說。
他的同伴塔霍尼已被利比亞臨時政府任命為財政部長，並於2月27日離開西雅圖，前往利比亞，加入反政府力量在第一線的指揮和策劃工作。羅曼德則繼續留在美國協助塔霍尼，幫助利比亞人民在西方社會發聲，爭取國際社會的人道援助。在一夜之間，他們從平凡的工程師、教授變成了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人物 。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北非和中東風起雲湧的反獨裁運動好像是平地驚雷，然而對身在其中的人們來說，卻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他們已經為之努力和抗爭了幾十年。在利比亞人民看來，卡扎菲獨裁政權一直就像坐在一座「活」火山上，地下就是流動的岩漿在不斷地升溫，最後在板塊的擠壓和斷裂下終於不可收拾地一觸即發，造成火山爆發。
「我們一直致力於推翻卡扎菲獨裁政權，幾十年來如一日。」羅曼德說，他和塔霍尼都是卡扎菲獨裁政府黑名單上的人，為逃離獨裁政權來到美國。
他們的另一位同伴，也是利比亞反獨裁運動在海外的主要發起人瑞塔‧賽瓦答告訴記者說，和許多流亡到美國的異議人士一樣，他們這些人來到美國後，從來沒有忘記過利比亞的自由。在美國這個自由的社會裡，他們幾十年來如一日，為利比亞人民的的自由發聲，通過各種活動，讓西方社會的政府、媒體了解卡扎菲獨裁政權，幫助利比亞人民爭取自由。
賽瓦答向記者講述了塔霍尼的故事。「塔霍尼外表看起來很溫和、平實，性格好像有點靦腆，但是他內心很堅毅。30多年前，他在利比亞，那時候他還是一個大學生，有一次卡扎菲來到他們學校的畢業典禮上準備講話。塔霍尼是學生領袖，他走到講台前，向在場的數千名學生介紹卡扎菲說 『這是我們最新的獨裁者』，在那個時候，他就有勇氣講這樣的話，後來他上了政府的黑名單，被迫離開利比亞，來到美國。
和很多持異見者一樣，他們來到美國後，一直沒有忘記自己國家的人民，也從來沒有放棄過自己的努力。塔霍尼在密西根上大學的時候，就在校園裡非常活躍。在對中東、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國家的問題上，經常發表評論和意見，他還組織很多活動，幫助西方主流社會了解利比亞獨裁政權，他經常去倫敦、法蘭克福、歐洲各地，聯繫在世界各地反卡扎菲獨裁政權的力量。」
據賽瓦答介紹，塔霍尼從70年代離開利比亞後，一直沒有回過利比亞。「他是被政府處死刑的黑名單上的人，他的家人都在利比亞，他無法回國看自己的父母和親人，如果要和家人見面，他們就飛到開羅或者突斯尼亞會面。」
賽瓦答也是來自利比亞的阿拉伯人，她60年代來美國，70年代起和塔霍尼一起在美國倡導為利比亞爭取自由和人權的活動。賽瓦答是美籍阿拉伯裔聯合會的發起人和主席，獲得過聯合國頒發的和平獎。
記者問，作為卡扎菲政府黑名單上的塔霍尼這次是如何進入利比亞的，賽瓦答說 ：「他先坐飛機到開羅，在那裡和臨時政府安排的人員碰頭，他們為他準備好了入關的必要文件，有車在那裡等候他，帶他進入班加西（位於利比亞北部錫德拉灣沿岸的一座港口城市）。我想，這對他來說，一定是一次充滿感情的旅行——30年來第一次回到故土，親身參與自己為之奮鬥多年的自由事業。」
賽瓦還告訴記者說，塔霍尼和羅曼德這兩位自由勇士的太太碰巧都是中國人。「她們都很理解和支持丈夫所做的事情，塔霍尼的太太瑪麗伴隨在塔霍尼身邊已經30年了。他們倆是一見鍾情，瑪麗是華盛頓州檢察官辦公室的律師。」
賽瓦答表示，她知道中國此時也在發生著歷史性的變化，中國人也在公開而且大規模地反對中共獨裁。「目前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事情，簡直不可思議，這一切都發生得太快了，超出了我們的想像。你知道，這30年來，我們雖然一直在為利比亞的自由而努力，但是我們卻沒料想到，卡扎菲獨裁政權會在我們這一代人眼前消失，這一切都發生得太快了，太不可思議了。」
羅曼德對記者說： 「我的太太也是中國人，講廣東話的。」他知道中國人也正在拋棄中共獨裁政權，走向民族和國家的新生。 「我很支持中國人的努力，我相信他們一定也會獲得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