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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上官雲珠在文革中的悲慘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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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月初,從北京到山西插隊不到一個月,突然接到姐姐的來信,讓我馬上回上海一趟。這幾年一直災難不斷的家一定出了什麼大事,否則姐姐不會一反常態寫來這樣一封信。一到上海,我立即到音樂學院找姐姐。她在上音學習聲樂,再有一年就可以畢業了,可是碰上文革,一切都成了未知數。姐姐在校園裡看到我,臉上的表情喜憂參半,拉著我匆匆來到暫時棲居的琴房,掩上門,抱住我就哭了。

建國西路高安路口的家已完全不像個家。一到四層樓道牆壁上全是媽媽的名字,橫七豎八,打滿紅叉。29室的房門,砸得像蜂窩,從上到下布滿了黑洞。半年內連續兩次大手術(乳腺切除術和腦手術)的媽媽,剛剛被醫生從死神手中搶回,腦子有病,正常思維還未恢復,就一瘸一拐地被他們趕出醫院。

那時候的母親,人是半傻的,沒有一點力氣,出院不久就被逼迫去電影廠上班。其實哪有什麼班上,只是每天要到「牛棚」報到,在這裡學習、勞動、寫交代、受批判。那時媽媽的身體,還遠沒有恢復到一般健康狀態,連日常家務都做不了,可電影廠卻不敢不去。

出事的前一天,媽媽又一次被傳喚,兩個外調人員和廠里的造反派輪番逼問她,要她承認參加了特務組織,並利用毛主席接見她的時候搞陰謀。媽媽不承認,他們就打,脫下鞋用皮鞋底抽她的臉。媽媽回到「牛棚」時,臉被打腫,嘴角流著血,目光呆滯,身體不停地顫抖。同被關在「牛棚」里的黃宗英阿姨和王丹鳳阿姨看她被打成這樣,馬上端來熱水,一邊安慰一邊關切地詢問。媽媽始終一句話都沒說,只是不住地打哆嗦。

當天晚上回到家裡,媽媽一點力氣都沒有了,但是還要完成造反派勒令她寫的交代。她哪裡還拿得動筆,拿起筆來,又能寫什麼呢?她實在害怕明天,害怕天亮。就在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媽媽從四層樓的窗口跳了下去。那是1968年11月22日的凌晨。那一年媽媽48歲。

媽媽從樓上跳下,落在小菜場準備上市的菜筐里。當時還可以向圍上來的人們說出家裡的門牌號碼,等有人找來黃魚車把她送去醫院,噎沒救了。姐姐得到學校工宣隊的通知趕到醫院時,連骨灰也沒有見到。媽媽身後的一切,都是姐姐的男友和同學燕凱一手幫助料理的。燕凱高大英俊,我一直視他為姐夫。多虧有了他,支持姐姐度過媽媽過世後最艱難的一段時間。這次我在上海住了一個星期,一直是我們三個在一起,燕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把姐姐送上去部隊農場的汽車後就回了山西,而燕凱則在媽媽死後一年半,1970年3月8日,也因文革迫害,自殺身亡,年僅24歲。我的叔叔程述銘是一位天文物理學家,為中國天文報時準確性躍居世界前列做出了傑出貢獻。1971年深秋,在上海天文台的隔離關押地,上吊自殺。那一年他 46歲。

文革初起,姐姐投身運動,為了表明立場,曾主動提出和媽媽劃清界線,後來又搬到學校去住。可是在當時,血統論是唯一的一把尺子。姐姐有一個「三名三高」的媽媽,還有一個「賣國主義」的爸爸,無論主觀上怎樣努力,也是紅不起來的。我和姐姐同母異父。她的父親姚克,寫過電影《清宮秘史》,一度被批判為賣國主義影片。

媽媽去世後,姐姐因為家裡的種種「問題」,學校遲遲不予分配工作,直至1975年才在親友幫助下獲得浙江歌舞團的工作名額。為了儘快辦理手續,姐姐四處奔波。9月末一個細雨緋緋的下午,姐姐被一輛大卡車撞倒在南京路上。她才剛剛過完31歲生日。幾天前我倆還相約,要患難與共,相依為命,可她突然就這麼走了。

責任編輯: zhongkang  來源:黑五類憶舊第六期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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