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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爆造反派毛派要求停止迫害六四和法輪功人士

—簡析兩種毛派:保皇派與造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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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庾華提出了「234」主張:「2」是指形式民主與大民主的結合;「3」是要求停止對文革造反派、六四分子、法輪功分子這三種人的政治迫害;「4」是說醫療、教育、住房、養老這四種社會保障必須實現。他認為「人的基本政治權利,從言論自由到結社自由,到出版自由,到遊行示威的自由,都必須得到保障」。袁庾華希望毛派能夠接受程序民主,希望自由派能夠接受大民主,「就是有條件地尊重對方的民主」。「黑龍江當年文革奪權後的省紅色革命委員會的一把手范正美,儘管至今仍是毛派」,但他比袁庾華更進了一步,「不但公開批評毛主席的錯誤是沒有把民主制度化,甚至主張憲政民主」。


2011年5月24日,劉思齊(自稱「毛岸英遺孀」)、毛小青(毛澤東侄女)、張宏良(中央民族大學教授)等51 人,在毛派網站「烏有之鄉」刊登《北京市人民公訴茅于軾辛子陵》,指控茅于軾為辛子陵《紅太陽的隕落》一書撰寫的讀後感《把毛澤東還原成人》「以極其惡毒的語言攻擊、詆毀中國共產黨和開國領袖毛澤東主席」, 「在社會上激起強烈的譴責和憤怒」, 「是茅于軾、辛子陵等在蓄意挑起事端,製造動亂」,「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以「熱愛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北京市人民群眾」的名義,要求「公訴茅于軾和辛子陵」,同時呼籲「廣大人民群眾和共產黨員積極行動起來」,「揭露茅于軾和辛子陵的罪行」。

5月25日,《人民日報》以「中紀聞」的名義發表了《堅決維護黨的政治紀律》,稱「極少數黨員、幹部在一些涉及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的重大政治問題上說三道四、我行我素;有的對中央的決策和要求陽奉陰違、另搞一套;還有的不負責任地道聽途說,甚至捕風捉影,編造傳播政治謠言,醜化黨和國家形象, 在幹部、群眾中造成惡劣影響。 這些都是黨的政治紀律所不容許的。」「黨員必須自覺接受黨的政治紀律的約束,決不允許在群眾中散布違背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的意見,決不允許公開發表同中央的決定相違背的言論,決不允許對中央的決策部署陽奉陰違,決不允許編造、傳播政治謠言及醜化黨和國家形象的言論,決不允許以任何形式泄露黨和國家的秘密,決不允許參與各種非法組織和非法活動。」毛派網站與官方喉舌,一唱一和,配合極為密切。

隨後,「烏有之鄉」的文章稱:5月27日,「毛主席的好學生、好戰士——張宏良同志在中央主要媒體CCTV第一次公開亮相」,是「一個振奮人心的政治信號」。「烏有之鄉」所展示的「公訴」活動則越來越熱鬧,各省市自治區的「人民群眾」分別組團聯署,各地聲討批判會的視頻也上了網。

有人說,劉思齊、張宏良等人的心理狀態、語言類型和行為方式,與文革中的紅衛兵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我要說,文革中的紅衛兵雖然都帶著紅袖章,舉著紅寶書,山呼「毛主席萬歲」,但他們所反對的目標和所爭取的目標是不一樣的。有兩種不同類型的紅衛兵——保皇派紅衛兵與造反派紅衛兵,劉張等人是源自保皇派紅衛兵,而不是造反派紅衛兵。

保皇派紅衛兵標榜「根紅苗正」,發起者大多是高幹子女,從誕生之日起就鼓吹「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 「階級路線」。他們「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先是在學校里批鬥「學術權威」、「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反動學生」、「狗崽子」,然後到社會上抄資本家的浮財,趕成分不好的人出城,再到使館區衝擊蘇聯大使館。在毛澤東批判「資反路線」的時候,他們因為「保爹保媽」而被打入冷宮,但很快就因為緊跟掌權的軍隊幹部而再次受寵,在「清理階級隊伍」、「深挖五一六集團」、「一打三反」運動中充當打手。文革結束後,一部分保皇派紅衛兵的仕途並沒有受到影響,反而成為 「第三梯隊」的優先選拔對象。

造反派紅衛兵則要推翻「十七年來在中國形成的『官僚主義』者階級」、「『紅色』資本家階級」(本段引文均出自楊小凱 1968年初《中國向何處去?》),「建立類似巴黎公社的沒有官僚的新社會——『中華人民公社』」。根據筆者了解,河南的造反派紅衛兵從一開始就大力追究省委書記吳芝圃在「大躍進—大饑荒」中餓死人的政治責任,還有些造反派紅衛兵已經插手底層維權的問題。譬如楊小凱就提到:「一月革命中觸及到的制度、政策、方針問題主要是契約工、臨時工這種資本主義的僱傭勞動制度和修正主義的上山下鄉運動。目前,『極左派』必須組織人好好總結研究一月革命風暴創造的極其豐富的事物,這些新事物就是巴黎公社式的新社會雛形。」造反派紅衛兵從1967年起就在政治上反覆受到打擊,楊小凱在文革中被判刑十年,更多的人在文革後被判刑。從整體上說,造反派紅衛兵在1976年以後被剝奪了三十年的話語權,近幾年來,他們開始在網絡上重新發聲。

劉思齊、張宏良這一類的保皇派毛派,與源自造反派紅衛兵的另一部分毛派,雖然都打著毛澤東的旗幟,二者的社會性質與政治目標則相差甚遠。保皇派毛派,仍然是「保爹保媽」派,以「捍衛紅色政權永不變色」、「代代相傳」作為自己的宗旨。他們仍然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反對民間資本家,反對「叫獸」,反對「黑律師」,反對「反動文人」,只不過是換了一頂帽子,以「漢奸」取代了「牛鬼蛇神」而已。他們反這個反那個,可就是不敢觸及黨內的當權派,如果他們也罵黨內的某個人,這個人不是已經退休的幹部,就是處於政治弱勢的少數派。

1966年的時候,我只是一名初一學生,無緣結識造反派紅衛兵人物,袁庾華是我在幾年前面晤過的第一位「老造反派」。他曾是大名鼎鼎的「河南二七公社」的負責人之一,文革中和文革後四次入獄,坐牢十幾年,1989年初出獄,1995年起創立、經營鄭州思想沙龍,與各種思想傾向的代表人物進行了廣泛的對話交流。最近,陳宜中在台灣《思想》雜誌第18期發表了《永遠的造反派——袁庾華先生訪談錄》,我們正好依據此文簡單介紹一下造反派毛派的思想。

袁庾華說:「『太子黨』和官僚資產階級是當代中國最右的政治力量,我們稱之為大右派。所謂『太子黨』應該是指一部分有政治野心的,以高幹子女為主的群體,絕不是指所有『紅二代』。去年在北京有個論壇,談到中國有兩種資產階級,一種是官僚資產階級,另一種是自由資產階級。我們一些人認為:按照毛主席的鬥爭策略,只能選擇一個主要矛盾,那就是官僚資產階級。但是中國社科院的馬克思主義學院,卻主張把自由資產階級當成主要矛盾,所以當時吵翻了。」袁庾華自稱「永遠的造反派」,就是始終把鬥爭矛頭指向當權派的人。

袁庾華說:「總有人對我講,就是毛澤東在,也不會喜歡我這個造反派。我承認!但是,要投身中國的革命,還是必須跟他走。我因文革問題四次被捕入獄,每一次的第一個罪名都是『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我在監獄中也對文革做過全面回顧和反思,幾十年的反覆思考,使我更認識到:毛主席在人類社會進步中的巨大作用,主要體現在文化大革命上。放手讓6、7億人口中的絕大多數(95%以上)直接地、全面地行使廣泛的民主權利,而不是僅僅為國家和地區選幾個做主的人。」「20世紀以後,凡是執政的政黨,都儘量去適應官僚機器。結果,各個政黨都官僚化了,都變質了,其群眾性、民主性都逐漸失去。所以說,20世紀應該稱為官僚政治的世紀,包括蘇聯和中國。……就是當年毛主席那樣的威信魄力,在共產黨這個官僚集團面前也常常顯得無奈。在『四清』搞不下去後,實在沒有辦法,所以他說『只有自下而上的發動群眾,全面揭露我們的陰暗面』,這就是搞了文化大革命!除了支持國家統一的最基本條件(中央的最高權力和軍隊主體),把共產黨的官僚集團砸了個稀巴爛,天也沒塌下來!西方的官僚主義所受到的制約也是幾百年來民眾鬥爭取得的,只是其民眾參與的廣泛性、對官僚主義進行鬥爭的徹底性,遠不如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官僚主義唯一的致命敵人,就是最廣泛的民眾組織的鬥爭。」

袁庾華說:「左右派的區別就在於對現有的利益格局和秩序的根本態度,維護它的就不是左派。我不反對形式民主、選舉民主,但我認為還不夠,必須有大民主來補充不足。……今天的條件和已有的經驗來說,把古希臘民主精神、程序民主、以及文革中的大民主結合起來,應該是一種比較好的民主方式。」「毛澤東時代的主要左翼群體,也就是造反派,這幾十年來在深受了專制的殘酷迫害後,普遍渴望民主。而對於大多數有左翼傾向的民眾來說,他們只是一時還沒有分清程序民主和我們自己主張的大民主的不同,以及兩者結合的必要性,但也同樣要求民主。在大陸社會中強烈要求民主的,是毛派及其影響的廣泛的底層毛派群眾。大陸民主運動的希望,或者取得民主的主要希望,就在底層毛派的群眾運動。當然,僅僅是他們也完成不了這一歷史使命。」

袁庾華提出了「234」主張:「2」是指形式民主與大民主的結合;「3」是要求停止對文革造反派、六四分子、法輪功分子這三種人的政治迫害;「4」是說醫療、教育、住房、養老這四種社會保障必須實現。他認為「人的基本政治權利,從言論自由到結社自由,到出版自由,到遊行示威的自由,都必須得到保障」。袁庾華希望毛派能夠接受程序民主,希望自由派能夠接受大民主,「就是有條件地尊重對方的民主」。「黑龍江當年文革奪權後的省紅色革命委員會的一把手范正美,儘管至今仍是毛派」,但他比袁庾華更進了一步,「不但公開批評毛主席的錯誤是沒有把民主制度化,甚至主張憲政民主」。

由於造反派毛派從根本上否定保皇派毛派的左派性質(維護現有的利益格局和秩序的就不是左派),是「戴著『左派』的面具有意在引導民眾『不反皇帝』!是以『左翼力量』的名義來為修正主義保駕護航!是以搞亂左派思想的手段來維護官僚資本主義的現狀!」保皇派毛派已經把前者視為自己最危險的對手。張宏良在最近的文章中承認自己是保皇派(「他們所謂的皇帝是指誰?如果是指共產黨,那麼他們說對了」),強調要警惕「左右合流」,聲稱「左右合流的實質是充當漢奸帶路黨,一旦形成潮流勢必要亡黨亡國亡百姓」,「左右合流是毛派共產黨人無論如何不能跨越的政治底線」。在這裡,他再次擴大了「漢奸」陣營,給造反派毛派戴上了「左派帶路黨」的帽子,並說「左右兩派帶路黨已經如同兄弟般走到了一起」,「很難區分清楚雙方之中哪一個更加瘋狂」。

我在2007年的《憲政旗幟下的左右翼聯合陣線》中寫道:「由於毛澤東的雙重政治人格,文革中的毛主義既有『大民主』、『巴黎公社式的選舉』、『踢開黨委鬧革命』的一面;又有『紅色恐怖』、『群眾專政』、『軍事官僚專制』的一面。因此,今日的毛派面臨著一種抉擇的困境。大部分毛派還是要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但是在現實中已經無法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實踐。對於這部分人來說,現在是否要『重上井岡山』,尚未作出政治決斷。事實上,他們也受到專政右派表面文章的蒙蔽,對於統治集團上層還心存幻想。據筆者所知,也有一部分毛派、文革派正在考慮是否可以從階級民主走向全民民主,是否可以接受憲政平台理念的問題,但仍然處於內部醞釀的階段。」我當時對於毛派能夠作出這樣的分析,得益於我與袁庾華的討論。幾年過去了,基於「毛澤東的雙重政治人格」所導致的當下毛派的理論與政治分化,也越來越清晰了。對於袁庾華、范正美這樣的毛派,憲政民主派是完全可以與他們形成「左右翼聯合陣線」的。至於張宏良這樣的保皇派毛派,他們根本就不屬於左派陣營,他們是形左實右的「專政右派」的別動隊,是納粹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的忠實信徒,是中國法西斯運動的骨幹力量。

責任編輯: 王篤若  來源:中國人權雙周刊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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