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三平和成龍
韓三平並不願承認他以及他領導的中影集團享受了多少政策帶來的壟斷利益
在中國任何一個重要的產業領域，在不同級別的行政區域，都有一家或幾家碩大的國有企業，它們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百姓的生活品質——我們乘火車坐飛機出行的價格、安全與服務質量，我們開車的油價，我們打電話上網的價格與服務質量，我們房價的高低，我們看電影的票價與我們能看到的內容……都與它們息息相關。
中國電影集團公司（下稱中影）就是這樣一家企業，它發行的影片占據了2010年全國電影主流市場份額的62%，並且壟斷了電影進口業務。
韓三平作為這樣一家央企的老總，其在電影業與娛樂圈的權力場、影響力可想而知。前年的《建國大業》與今年的《建黨偉業》，在短時間內聚集一百多位明星參演，幾乎可以忽略片酬；更重要的是政府的支持，許多國企要求員工到影院觀看，學校組織學生們觀看，而網上不利的評論也被刪除……這一切促成了韓三平的票房偉業，《大業》高居09年國產影片票房榜首，而今年的《偉業》已成為半年冠軍。
韓三平並不願承認他以及他領導的中影集團享受了多少基於政策傾斜帶來的壟斷利益。但更多人公認的是，中國電影業毫無疑問是一個受到嚴格審查監管的不公平競爭的不完全市場，這個市場上，不同所有制的市場主體、不同題材的劇本、國內與國外影片享受的待遇差別巨大。
中國電影市場近年來日漸繁榮，2010年票房更是突破百億人民幣大關，相比09年增長63.9%，預計未來幾年都會持續高速增長。但這個高速增長的票房，卻無法反映中國電影的真實水準和進步程度，很大程度上，它是由投資者與民眾對娛樂的剛性需求帶來的，對這個相對封閉的市場所製造的產品有一個最好的試金石，就是看看它們在海外市場上有多大的競爭力，在海外製造了多少票房。
無人否認韓三平的能力，和他對中國電影已經作出的貢獻他過往的成績讓人猜想如果把他拋到一個民營企業以及一個充分競爭的市場上會否有更大的成就——但「三爺」卻志不在此，他常說他「有兩個情懷，一個是國企情懷，另一個是中國電影情懷」，諳熟現代經濟學的人有理由懷疑，這兩個情懷是否會有些矛盾。
比如，張維迎教授剛剛寫了一篇文章：《國企為何必定無視聲譽只賺快錢》。
1993年冬天，四川峨眉電影製片廠職工高成生陪同副廠長來到北京探班。當時廠里有個劇組正在北京拍攝新片，他的身份是副廠長秘書兼司機。行程之中，高成生接到通知：廠長生病無法來京，由副廠長代替前往廣電部參加一個座談會。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個冬天北京特別冷，我們把帶的所有棉衣都穿上了。」高成生回憶。
那也是一個對所有中國電影人來說都冷徹心骨的嚴冬。國產電影在這一年產量減半，觀影人數比上年減少三分之一。時任廣電部副部長田聰明邀請各大電影廠廠長和知名導演、編劇齊聚一堂，抱團取暖，尋方覓藥。
會議上聽到的多是抱怨和牢騷，來自峨影廠的一位代表卻不一樣。「他非常瘦，都嘬腮了，猛一看就像馬路邊一個搞裝修的民工。」導演陳國星回憶當時的情形。
「我們熟悉的東西有些快要閒起來了，我們不熟悉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這就是困難。」那位峨影廠代表說，「我們的任務是過河，但是沒有橋或沒有船就不能過。不解決橋或船的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他這兩句話都出自《毛澤東選集》。多年以後，高頻率地使用毛語錄，正是他的標誌之一。
半年後，這個年輕人再次赴京。與上次不同，他還帶著一紙調令，新身份是全面主持工作的北京電影製片廠代廠長。那一年，他41歲，再找不到一個比他更年輕的國有電影廠廠長。高成生隨他一起來京履新。
18年後，當年那個意氣風發的年輕廠長，已經成為中國電影圈明星級的製片人。直接參與影片超過400部，票房超過30億。由他掌舵的，是一艘擁有14家全資子公司、34家控股或參股公司和1家直屬事業單位的電影集團航母。業內直呼其名的人為數不多，同事稱他「韓總」，同行尊他「三爺」。
他，是韓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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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是在一個周六的上午，我以為他是為了不占用正常工作日，結果他說：我1975年參加工作到現在，起碼有二十幾年周六周日沒有休息。我有些將信將疑，他補了一句：好在做的是自己喜歡的事情，所以很平常，習慣了。
59歲的韓三平坐在對面，一根接一根地抽著黃鶴樓。黑色中式正裝和圓口布鞋是他的另兩個標誌，甚至在紅地毯上這身行頭依舊不變，陸川形容這樣的韓三平「特別像一個江湖老大」。
韓三平曾將一樣的圓口布鞋送給史匹柏和威爾•史密斯，作為回贈，對方各自送了他一雙皮鞋，但是他從來不穿。
因為準備上市，集團的舊同事絕大多數都搬到了北京西直門附近的中影股份公司，他還留在小西天的舊址。
「剛來北影的時候，我們在廠里沒有住處，那段時間就是住中影招待所。」高成生說。他是韓三平來京後的第一任秘書。幾個月後，廠里騰出了一間單身宿舍，那裡成了韓三平和妻子女兒一家三口的家。「那個條件確實差，一家三口擠在一間小屋。我去看他的時候，什麼都沒有，我還從家裡拿了一頂蚊帳給他送過去。」導演陳國星說。
1994年是國產電影體制破冰的改革元年，統購統分的發行放映模式一去不返。所有影片由製片廠自辦發行，按質論價，自負盈虧。這年11月12日，隆冬時節的北京街頭出現了久違的一幕：影院門前排起了購票的長隊，人們等著看一部名為《亡命天涯》的美國電影。從這天開始，進口分帳影片進入大陸院線。中國觀眾奔走相告的背後，國產電影雪上加霜。
「那時北影廠還算幾個廠里條件好點的，勉強可以維持。其他的那些廠，拆的拆，垮的垮，很多早就發不出工資。」高成生說。
「那時韓廠長就是一天到晚算帳，看帳上有多少錢，工資需要多少，報銷了醫藥費還剩多少……」原北影廠影視製作公司經理宋振山回憶。
幾年後，廠里最年輕的導演陸川執導處女作《尋槍》。為了鼎力支持，韓三平決定出演一個角色。根據他在職工心中成天算帳的印象，陸川和姜文在現場給他設計了這樣的台詞：20個小時？坐汽車都到省城了，坐火車都到北京了，坐飛機都到美國了……槍裡面還有3顆子彈，就是3條人命，如果遇到職業殺手，一槍兩個，就是6條人命，6條人命啊……
「當時我主要的精力還是在一些行政事務上，真正能用在創作上的時間很少很少，實在沒有這個時間和精力。」韓三平說。離開成都來京赴任前，峨影的朋友小聚相送，朋友跟他說：北京水太深，北影很多人可以通天，那個廠長不好做。「但是我想都沒想，當時正值盛年，非常高興就來北京了。」北影一直被稱作「中國電影的門面」，當時擁有職工近三千人，離休人員四百多，退休人員七百多。「帳上最困難時只有27萬，但是我們一個月報銷職工的醫藥費就要40萬。」
這位北影歷史上的第六任廠長，到底該怎樣替北影這塊「門面」，留住一去不返的那點昨日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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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離開峨影以後，廠里再遇到什麼事情，職工們說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要是韓三平在就好囉。」峨影廠老導演周力用成都方言模仿職工說這句話，他與韓三平聯合導演了《避難》。
在峨影擔任副廠長期間，韓三平分管創作室和音像部，這是他施展經營才能的第一個舞台。
剛上任不久，廠里通過立項準備拍攝的片子有4個類型接近，故事大同小異。在完成分配任務的計劃經濟時代，這種重複建設經常出現。各種權衡之後，最終保留兩個。面對依然可能同質的兩部電影，韓三平連夜作了決定。在其中一部開機前一天，他來到了劇組。
「那部片子名叫《峨眉飛盜》，導演張西河是我們廠一位很有資歷的老導演，所以他那個肯定不可能砍掉，但是韓三平也不會就這麼讓他拍，賣不掉的話還是要廠長負這個責。」周力說。
新任副廠長來到劇組，張西河非常高興，他帶領劇組歡迎新廠長講幾句。韓三平一臉嚴肅：這個片子改成動作片。
話一出口，張西河都有點傻了。「我明天開機，這哪兒來得及？」
「你給我加7場動作戲，怎麼加，周力幫你弄。」說完韓三平就走了。
當年，一部影片的拷貝賣到70個，基本保本；100個，就是值得慶功的盈利。這一年，動作片《峨眉飛盜》在全國的採購拷貝達到300個，與北影《神秘的大佛》一起，躋身當年最賣座的兩部影片，也創下峨影拷貝發行紀錄。
周力當時主要的工作並不是拍攝膠片電影，而是和一群導演拍攝一種名叫「卡帶」的低成本影片。這是韓三平為廠里紓困的另一個思路：五六萬拍一部，一個星期拍完，成本不到一部電影的十分之一。拍完之後，主要通過發行數量盈利。
「什麼《鬼影魔蹤》啊《黑煞星》啊，你從這些片名就知道，其實就是打一些擦邊球，拍的那些題材無非就是一些小暴力、軟情色，但是市場渠道非常好。」這種「卡帶」，周力一年能拍七八部。
「當時廠里其他的創作在貼錢，但是這一塊，是純粹盈利。」 高成生回憶，年收入應該有400萬左右，也是廠里的一個支柱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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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北影全年拍攝的經費大概需要七八千萬，但是我們每年國家的撥款也就只有500萬左右，其他的就只能靠自己去籌集。」韓三平介紹說，「所以我只能帶著我的導演去四處化緣。」
馮小剛電影《不見不散》中，曾經出現過這樣一幕：葛優飾演的劉元被徐帆飾演的李清斥為沒有追求，劉元當場就著那塊給老外警察上中文課的黑板，描繪起了自己的偉大抱負：這是喜馬拉雅山脈，這是中國的青藏高原，這是尼泊爾，山脈的南坡緩緩地伸向印度洋。受印度洋暖濕氣流的影響，尼泊爾王國氣候濕潤，四季如春，而山脈的北麓陡降，終年積雪，再加上深陷大陸的中部，遠離太平洋，所以自然氣候十分的惡劣。如果我們把喜馬拉雅山炸開統共一道50公里的口子，世界屋脊還留著，把印度洋的暖風引到我們這裡來，試想一想，那我們美麗青藏高原從此摘掉落後的帽子不算，還得變出多少個魚米之鄉！
這不是一次馮氏賀歲片裡閉門造車的藝術想像，它來自馮小剛參加韓三平組織的一次「化緣」的親身經歷。那些年，馮小剛在電影夢即將走上絕路的時候遇見了韓三平，直到現在，他依然宣稱：是韓三平讓我重新回到了隊伍中來。
炸掉喜馬拉雅山的橋段來自於牟其中。上世紀90年代中期，這位盛極一時的商人正在謀劃他的宏圖偉業：他打算投資100億，在北京或者上海，建一個118層的大廈，樓下的廣場名為「鄧小平廣場」；他提出出資31億美元，給中國海軍購買一艘航母；他還曾設想：將喜馬拉雅山炸開一個口子，將乾旱的中國西北地區變成降雨區，採用定向爆破，投資570億，在橫斷山脈築起一座攔截大壩，為黃河引入2017億立方米的水量；他還對外公布投資總造價為一億美元的「國際衛星8號」……
在韓三平組織的一次融資見面中，馮小剛終於見到了這位傳奇人物，他後來回憶：老闆那天穿得很樸素，一件白襯衫，挽著袖子，腳上一雙布鞋，看上去不像大財主，更像參加「四清」的機關幹部，體形髮式像華主席——此人就是牟其中。
那天，牟其中問韓三平，你們每年需要的經費是多少？答：8000萬。
「那給你們兩個億。」
「用不了。」
「我說的是美元。」
……
幾經催促，牟給了錢，「好像有八十多萬，人民幣。」高成生回憶。後來再無音訊。再後來，他成了階下囚。
最終為馮小剛解決拍攝經費的是紫禁城影業公司總經理張和平，《比火還熱的心》後來改名為《甲方乙方》。從這年開始，韓三平給了馮小剛一個新身份：賀歲片導演。其他導演的那些超級大片，與喜馬拉雅山的那道缺口一樣，暫時成了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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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乙方》之前，韓三平抓的第一個重點項目，是一部主旋律影片——《孔繁森》。
在峨影期間，韓三平以導演身份創作過一部重點題材的主旋律影片：《毛澤東的故事》。擔任領導以後，他抓過另一個口碑和票房雙豐收的項目：電影《焦裕祿》。翻開電影學術專著，在整個90年代的描述里，「主旋律策略」占據了最大篇幅；而在韓三平的個人世界裡，他把自己的這種創作喜好歸結為「紅色情結」。
韓三平出自一個革命幹部之家，父親韓正夫是一位老紅軍，「文革」期間擔任四川林業廳廳長，浩劫結束之後擔任省科委主任、省顧問委員會常委。「他對於紅色經典和毛澤東的感情，應該還是來自於他的家庭背景。」一位中影集團老員工說，「他應該也算『既得利益者』。」
陳國星擔任了《孔繁森》的導演。他從演員轉行，給北影著名導演藻華、錢江擔任場記和副導演。拍攝《孔繁森》之前，他拍過幾部喜劇，都不成功。韓三平從浙江一個鞋廠老闆那裡，拿到了這筆500萬的投資。
「500萬拍一英模？當時我一聽就驚了。」陳國星說，「500萬在當時是一個什麼概念呢？就相當於現在一個億。我在《孔繁森》之前拍了4部電影，每部投資都沒超過100萬。」
在北影決定拍攝《孔繁森》之前，已經有6家兄弟電影廠在申報立項。孔繁森是山東聊城人，最早決定拍攝這個題材的是山東電影製片廠，廣電部時任副部長田聰明已經答應了這個題材由他們拍攝。「當時我們還在創作劇本，我帶著隊伍去拉薩採風的時候，他們已經從阿里回來了。」陳國星回憶。「三平就說，北影一定要拿到這個項目。」
韓三平親自找到田聰明，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拍一個共產黨的優秀代表，當然應該舉國家之力，集全國的優勢，用最好的導演、最好的編劇和最好的演員。多年以後，韓三平推出的《建國大業》、《建黨偉業》，用了相同的策略。
後來，《孔繁森》便由北影和山東電影製片廠共同拍攝，「而且我們排在了前面。」陳國星說。
劇本出來以後，陳國星很不滿意。韓三平說：你是導演，你自己定！
「當時我看了一個電視劇，叫《西部警察》，我就覺得這個編劇應該能行。於是我就找到了他，是山東淄博的一個青年作家。」
這位編劇，現在擔任廣電總局電影局副局長，他叫張宏森。
「三平還幹了一件特別重要的事，就是請來了凱歌，做我們這個戲的藝術顧問。」當時陳凱歌已經憑藉《霸王別姬》將金棕櫚收入囊中，在陳國星心目中，「他和藝謀都是我們的旗手。見了他，我也很緊張。」
陳凱歌向陳國星推薦了一部電影：《阿拉伯的勞倫斯》。陳凱歌說：「《阿拉伯的勞倫斯》是一個英國人在阿拉伯世界裡穿行，你這個是一個漢族人在藏區做了8年善事。但是你不要把這個電影拍成了好人好事，你去拍這種文化的碰撞和融合。」
「95年11月份開機，一直拍到96年初，按理說是趕不上96年華表獎評獎，但是三平堅持，一定要趕上96年華表獎。」
韓三平告訴陳國星：這種主旋律題材，跟時效的關係特別重大。一年之後，人們會淡忘很多，主旋律特別需要在最合適的時候出現。
做完拷貝的那天，已經是華表獎評獎的最後一天晚上。陳國星開著廠里的破吉普，那是韓三平的公務車，趕往北京西山的評獎地。陳國星趕到時，晚上的第一部片子已經放完了，很多人都不以為然，他清楚：其實很多評委已經打完勾了。
陳國星是被晚上11點多的電話吵醒的。電話那頭是北影廠老藝術家于洋，也是本屆評委。「國星祝賀你，《孔繁森》看了之後，我們評委長時間地鼓掌，這個片子很可能要創造一種出其不意的效果。」
《孔繁森》在當年一舉獲得華表獎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最佳女配角3個大獎。「華表獎不允許一個電影同時獲得3項獎，我們是惟一的一次。」陳國星說。從那以後，他所有的創作，都沒再離開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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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藉《黑眼睛》獲得金雞獎最佳故事片之後，陳國星獲得了北影廠分配的第二套房。
「三平來了之後，創作人員的地位明顯提高了。他是一個導演出身的管理者，所以他對創作非常了解。」陳國星說。
通過和國土資源部和統戰部的土地置換合作，韓三平在北影院內建起家屬樓，解決了那一撥所有職工的住房問題。廠里院內原來有一排小平房，被一些閒雜人拿來做點小生意。為了蓋房，那一片必須拆掉。一天一群小混混衝進韓三平辦公室問道：「誰是韓三平？你就是嗎？我告訴你，那房你要敢拆，你試試？」
話音剛落，韓三平暴跳如雷，拍著桌子說：「我就是韓三平！都給我滾出去！」
周力後來來京看他時，撞見過另外的驚險一幕。一位職工因為分房問題衝進辦公室，揚言要砍廠長，韓三平衝到自己的辦公桌前拉開抽屜，那裡也躺著一把刀。
「韓三平自己的房子才兩居，樓層和朝向都不好。他做到這樣，別人沒什麼可說的。」陳國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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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華語或者集中大陸、香港、台灣的優秀電影人，製作大型商業電影或者大型藝術電影，向全世界銷售發行，這是我們製片業的第一個努力方向，我們正在做這種努力。」2007年11月23日，站在北大百年講堂，韓三平對台下的年輕學子們講起了自己的「大片戰略」，這也是他上任中影以來興趣最大的工作之一。
韓三平第一次涉足國產商業大片起步很早，那是1998年協助陳凱歌拍攝的《刺秦》、那是一次中國影人並不成功的商業大片探索。
《刺秦》在90年代末期投拍，由中日美聯合投資，製片成本超過8000萬。在當年，這個投資規模僅次於謝晉《鴉片戰爭》的一億成本。《刺秦》是陳凱歌坎城登頂之後又一次出手古裝史詩，備受外界關注。張豐毅、李雪健、王志文，各路明星雲集一堂，甚至趙本山、潘長江也參與演出。如今躋身一線的周迅，在片中飾演一個盲女，戲份以秒計。
秦王宮圖紙已經設計完畢多年，但是陳凱歌苦於找不到籌建場所。韓三平想到了一位正在北京參加兩會的浙江老朋友，那位朋友來到北影，了解原委之後，當即表示：片子的置景工作交給他。多少錢？韓三平問。
「不要錢，但是拍完之後，景不許拆，留給我。」這位浙江朋友，就是橫店影視城創始人徐文榮。
「當時我們去的地方，還是一片杳無人煙的墳地。」韓三平回憶。
《刺秦》的票房慘敗，讓韓三平親眼看到了商業大片投資背後的驚人風險。後來在他親自參與的所有大片項目中，規避風險永遠首當其衝，包括後來投資過6億的《赤壁》。
「中國製片商在《赤壁》中占的份額很小。因為我們市場不夠大，只敢用一定的投資獲得中國市場的發行權和發行收入，我們幾乎不敢參與中國人之外的投資和分帳，因為我們兩眼一摸黑，經驗不足，實力不夠。」韓三平說。
這番話從某種程度上，應該能解釋外界對於中影集團一直存在的一個批評，那就是中影在很多項目上都不會真金白銀掏大錢參與主投，也就是業內經常提到的「借船出海」。
然而矗立在眼前的恢弘秦王宮，卻再次與韓三平內心的另一個龐大的產業夢遙相呼應。「從北影擔任廠長時，他就一直希望能夠建立一個現代產業化的影視基地。」宋振山說，他後來出任了中影基地副經理。
曾經有一段時間，坊間流傳著一種謠言：因為某背景極其雄厚的地產商看中了北影位於北三環黃金地段的土地，這個老廠將被整體搬遷。其實真正的原因，是韓三平一直在謀劃事關集團發展的另一件大業：籌建基地。中影集團組建以後，韓三平進入中國最大的電影舞台。直到擔任董事長，基地始終是他產業夢至關重要的一環。
「如果沒有中影基地，我們拍不出《建國大業》。」韓三平說。
《建國大業》最初是全國政協的一個獻禮項目，廣電總局副局長趙實建議韓三平親自出任導演。時隔18年後，韓三平又坐在了導演椅上。在他力邀之下，黃建新出現在了聯合導演的名單上。
陳凱歌看完劇本後提了一個建議：這種項目要想成功就只有一個辦法，你讓所有的角色都由明星參演，哪怕就一句台詞。
「當時韓總更大的壓力還是來自於拍攝周期。」宋振山介紹，影片必須在2009年9月上旬全國公映，只有3個月的拍攝周期和3個月的後期製作階段，全片110場戲，有70個景需要搭建。按照通常拍攝慣例，這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中影基地已經在2008年奧運期間開始試運行，這是亞洲規模最大、設施最先進的電影製片廠，占地53萬平方米，各種功能齊全的攝影棚一共16座。能夠支持從置景、器材、人員、製片拍攝、後期製作整個生產流程的全產業鏈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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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3000萬的《建國大業》如期公映。韓三平當時內心的最高目標，是票房過兩億。宣傳期間他不斷對媒體表示：如果票房過兩億，將給所有義務出演的明星發片酬。最終，這部由170位明星參演的超級獻禮大片以4.2億的票房成為年度票房冠軍。
在家鄉成都宣傳時，韓三平第一次對媒體披露：「接下來我們準備拍《建黨偉業》，向黨的90周年生日獻禮！」
黃建新有些吃驚，「當時這還是我們私下的一個商量，沒想到他這麼快就對外宣布了。」
「《建黨偉業》是我們歷史上遭遇審查最多的一次，前後審片有幾十次。」蔣德富說，他現在的身份除了是中影營銷公司經理，同時還是中影集團發言人。
原來《建黨偉業》是從晚年毛澤東的回憶開始。結尾時，他掏出當年參加一大時楊開慧送他的懷表潸然淚下，感慨說道：這個國家，來得不易……
這個處理最終沒有獲得通過。和這個構思一樣無法面世的還有演員湯唯的戲份，在片中她扮演陶毅。這個角色因她出演，而且被冠以「毛澤東初戀情人」，備受關注。在離影片上映不到一個月的時候，陶毅一角最終全部刪除。
「離上映只有20天的時候，我還補拍了4場戲。」黃建新說。在那段昏天黑地的後期階段，57歲的黃建新連續28天每天睡眠不超過3小時。
湯唯戲份被刪，一個流傳較廣的說法是毛澤東的孫子毛新宇看完影片之後，對這種設計和處理表示不滿。但據中影內部人士透露：毛新宇的確在影片拍攝過程中發表過一些不同意見，韓三平獲悉後，專門安排毛新宇夫婦來到劇組探班。毛新宇的名字後來也出現在影片顧問之列。審查階段，他並未提出異議。湯唯的戲份還是因為《建黨偉業》作為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審查意見中有一條認為這樣的處理「跟史實不符」。
湯唯戲份被刪以後，網絡上隨後爆出「《建黨偉業》票房不過8億《變形金剛》不會上映」的消息。「當時記者跟我說這是高軍親口說的，我認為他這麼說是非常不負責任的。」黃建新說。
一位看過前後數版的媒體同行對於《建黨偉業》在審查中一路發生的變化，給出了這樣一個評價：傷筋動骨。
「現在我說這話可能有些事後諸葛亮，但是看完最終的版本，我覺得票房應該是比《建國大業》略低。」營銷公司副經理樊江華說。在他看來，《建國大業》無論是故事，還是製作水準，還有同檔期競爭影片，以及宣傳和口碑，都是一次難得的天時地利人和的超水平發揮。那樣的事情可一難再。
據內部消息透露：《建國大業》在審查過程中，高層也參與看片。對於影片中一些充滿悲情的處理方式，有領導並不認可。「他們還是希望這個片子的基調能夠昂揚一些。」一位中影集團人士透露。據說韓三平在影片審查中曾經提出主動找領導作些解釋工作，但被勸阻了。
「據我所知，韓總應該不會這麼做。」樊江華說，「中影集團每年出品這麼多電影，審查的問題不是《建黨偉業》一部會遇到。」3.7億，這是《建黨偉業》首輪結束的票房。「《建黨偉業》和《建國大業》，應該是最能代表韓總的作品。」
《建黨偉業》經歷的這一切，一定讓韓三平想到了多年前他獨立執導的那部《毛澤東的故事》。那是一部長達145分鐘的人物傳紀片，在那部獻禮片中，出現了一個中國觀眾從來沒見過的晚年毛澤東：疾病纏身，老態龍鍾，連端杯水的力氣都沒有。片子結尾，毛澤東接見完尼克森女兒和丈夫後，穿過中南海游泳池回自己房間。鏡頭裡的毛澤東，走過長長的過道，身後的燈一盞一盞次第熄滅，直到走廊盡頭。最後身後的那扇門輕聲關閉，整個畫面一片漆黑。
那部電影耗費了韓三平整整半年的時間，忙於應付各種審查和修改。但是他從來沒有表示：以後再也不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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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韓三平的性格中，沒有那種糾結的東西，他這個人很乾脆。」周力對多年老友的這番評價，與導演寧浩眼中的那個韓三平不謀而合。
「他是你能遇見的那種決斷力和執行力極強的製片人。」寧浩說。
2005年夏天的一個早上，他被一個電話吵醒，電話那頭是中影製片公司經理趙海城：你趕快趕到中影，韓總要見你。
「當時我還迷迷糊糊的，有些懵。」
趕到韓三平辦公室，寧浩第一次見到了「業內大佬」。直到那一刻，他依然不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因為我覺得我很邊緣。」當時一直以拍攝廣告和MV為生的寧浩，認為自己「離電影工業的核心地帶很遙遠」。
韓三平臨時取消了一個會，於是他有機會在辦公室看了一部正在趕後期的影片粗剪版。這部小成本製作講著重慶方言，應該令成都人韓三平很親切，他在自己辦公室時常關起門來就跟朋友講起了家鄉話。看完之後，韓三平提出：把導演找來，我要見他。這部影片就是《瘋狂的石頭》。
「我們打算發行這部影片，做100個拷貝。」韓三平告訴寧浩。
「當時《無極》也就是300個拷貝。」寧浩說。
韓三平還送給寧浩另一個驚喜：「這部影片掙到的錢，就是你下一部電影的拍攝成本。」《瘋狂的石頭》後來的票房接近3000萬，中影作為發行方贏利900萬，在這個基礎上，追加了200萬，便是《瘋狂的賽車》拍攝的全部經費。寧浩沒有辜負老天給他的這一個機會，1100萬投資成本，最終在2009年中國新年期間，斬獲票房1億3000萬。在中影集團舉行的慶功宴上，他收到了一個50萬元的紅包。記者問他：你會怎麼花這筆錢？他脫口而出：還房貸。
寧浩眼裡那個氣場強大的「江湖大佬」不一樣，很多中影員工眼裡的韓三平是另一副面貌：性格暴躁，容易發火，喜歡罵人，而且難聽。
有人透露，高成生曾經在一次被他怒罵之後，忍無可忍，負氣離開。有些朋友問他：這麼多年感情，怎麼捨得走？高答：他罵得太難聽了……幾年後，韓三平主動邀請高成生重新回來。《建黨偉業》執行製片人署名正是高成生。
「他就是那樣，罵完你之後，很快就忘掉了。或者想起來了，會主動給你打個電話，說點別的事，你就明白，那事過去了。」一位中影員工說。
韓三平有過仕途極不如意的幾年，那幾年他和中信一起創辦了民營影視公司「世紀英雄」。後來因為集團忙於上市，他離開「世紀英雄」。有人評價韓三平說：「他就是那種只能做老大，不能做老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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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影其實也沒有多少院線，但最大的權力就是引進，拿進口大片的排期來擠壓國產大片是眾所周知的。你不跟他合作，他就在這個檔期里放兩部進口片跟你火併，放狗咬你，這種做法是不道德的。他是莊家，沒人敢招惹他。這種壟斷，對國產片市場產生了制約和迫害，利用國產片之間的互相殘殺謀求利益。我們民營公司沒有特權，在沒有任何保護下能把電影做到今天，可謂舉步維艱。」2009年12月17日，新畫面影業公司董事長張偉平在公司新片《三槍拍案驚奇》（以下簡稱《三槍》）上映一周後，接受某媒體採訪時發表了這番言論。
張偉平認為：《三槍》選擇與華夏公司合作，所以在檔期上遭到了《2012》和《第九區》兩部進口大片的圍追堵截。這背後正是中影在操縱，另一個證據是同期「還有一些中影參與的影片在上映」。
在這次採訪中，張偉平還談到近年之所以不參加華表獎，是因為：「華表獎已經辦成一家獨大和個人崇拜了，知道的是政府最高獎，不知道的還以為是哪個公司的堂會。台下坐的都是大陸港台的扛把子，上面一片『謝韓三爺』的喊聲。什麼三爺啊，我剛開始還以為座山雕來了呢，把華表獎搞得烏煙瘴氣。」
當時中影集團新聞發言人翁立對此回應說：「《2012》11月13日上映，《三槍》12月10日上映，前後相差近一個月，我們怎麼打壓他？」「他和華夏合作，《三槍》之前華夏也發進口影片，《2012》就是中影和華夏一起發行，張偉平也沒說華夏拿大片壓他啊？」
經由張偉平炮轟事件，中影集團的行業壟斷話題再度被推至前台。中影大業要成霸業嗎？
「壟斷也需要實力，你一年生產一部電影甚至幾年生產一部，拿什麼壟斷？」蔣德富說。
「進口分帳影片這個事情，我不認為是壟斷。」導演黃建新說，「中影只是國家政策的執行單位，而且現在有了『批片』，引進影片也不是中影的專利。」批片，是由發行公司以一定價格買斷國內放映權、打捆批量操作的進口影片。批片在業內被看作是進口分帳影片的體制補遺，但都不是最近大熱的好萊塢商業大片。
也有一些中影員工與黃建新的看法正好相反，他們認為「以進口分帳影片就事論事，中影的確存在壟斷」，甚至「集團主要收入還是來自大片的分帳」。據一位內部人士透露：中影集團去年發行的國產影片中，只有兩部盈利。2010年，中影發行國產影片139部，票房39億；發行進口分帳影片35部，票房22億，全年發行利潤是1.7億。
「正是因為分帳影片帶來的旱澇保收，所以中影很難完全按照市場方式出牌。」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尹鴻說，「這也決定了中影在和其他兄弟單位對話時，不是一個完全平等的市場主體。」
中影是惟一有權引進分帳影片的國有企業，發行中影影片不力的影院，無疑在獲得分帳影片的時候會處於劣勢。「中影停止向某一個地區供片不太可能，但是停止給一個影院供片，完全能實現。」尹鴻說，「所以它討價還價的空間非常大。」
韓三平個人從來不對外界這些聲音發表回應，他曾兩度傳出被雙規。第二次傳出時，正好趕上新年音樂會，張宏森建議：去一下吧，謠言也就不攻自破。他搖搖頭：不去。
「韓三平最大的貢獻，應該是他賦予中影集團的這種經營模式的架構，使得這個最大的國有集團，有了真正朝產業化發展的方向。中影集團對於業內的意義，也正是在於它對於中國電影產業化的推動。它不是最活躍的一個，但是體量最大。」尹鴻說，「真正良性的產業環境，一定是中影、華誼、保利博納、小馬奔騰等等，一批能夠引領業內的影視集團一起參與中國電影產業化，而不應該是一家獨大。」
寧浩曾經問過韓三平：以您今天的江湖地位，如果去任何一家民營公司，都會生活得很好，尤其是物質方面，您怎麼想這事？韓三平說：這事太小了。「他最常掛在嘴邊的有4個字，『中國電影』。」
記者問寧浩，「韓三平跟你接觸過的其他那些業內製片大腕最大的區別在哪兒？」他說了3個字：格局大。
「中影集團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責任，就是拍攝主流價值觀和主流意識形態的電影，或者叫引領、指導整個電影產業，這是中影集團的責任，也是它的國家隊性質決定的。」韓三平不止一次對外解釋中影的職責。
目前中影正在第四次籌備上市，未來即將上市的中影股份公司，是一家由中影集團控股占97%的股份公司。韓三平任期還有一年，如果明年順利上市，按照規定，他還會有兩年的過渡期。
「中影有今天，他當然貢獻最大。其實幾年前，中影在業內的影響力已經很一般，也是韓總，讓中影有了今天的江湖地位。」樊江華說。韓三平之後的中影會怎樣？中影很多員工在採訪中不約而同地提供了一個答案：非常擔憂。
「我們目前整個產業還處於非常初級的起步階段，中影集團從體制和機制上，還不是一個真正適應市場的現代電影企業。它在政治資源和產業資源方面，都擁有其他影視公司難以企及的優勢。《建黨偉業》、《建國大業》只可能誕生在中影，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的這種獨特的國有屬性，成也在此，敗也在此。」尹鴻說。
「中國電影大有前途，在各個環節和它的關聯產業，都在高速發展。它是一個未來非常光明的產業，我們現在要做的事，就是這個產業。它的主體必須是中國電影。」韓三平說。他預計到2016年，中國電影的票房有望突破350億。
在韓三平的辦公室，已經擺滿了不同時期的毛澤東照片——他開始籌備新片《毛澤東》，預計將在2013年毛澤東誕辰120周年時公映。姜文很有可能出演毛澤東。拍完兩部之後，黃建新身心俱疲，韓三平的新搭檔是導演何群。有青年導演透露，中影方面已經就「建軍」題材和他們有過接觸。
「這就是韓三平，做什麼都要做最大的。基地是亞洲最大；拍電影，都是做大項目；拍電視劇，《紅樓夢》、《張居正》、《朱元璋》，都是宏大題材。」陳國星還透露，中影集團的標誌，也是韓三平親自參與設計，集合老北影和莫斯科電影製片廠的塑像創作而成。
其實韓三平進入這個行業完全是陰錯陽差。當年去峨影前，他原本要進茶廠工作。那時留著長發的叛逆青年父子關係緊張，他乘著別人午睡偷偷把茶廠的車開出去，結果翻車摔斷了手，3個月的住院帶休息，於是錯過了茶廠招工。因為聽說進入峨影可以分個單身宿舍，一想這樣就能不再住家裡，他不顧一切就進了峨影。
「他是那種到什麼時候都有一幫兄弟死心塌地追隨的人，他也非常享受這種被弟兄們環繞的感覺。」周力說，「我特別想問問他，如果有一天，他退休了，這些光環和環繞都不在了，他會怎樣。」
人物周刊：你為什麼想拍《建黨偉業》？
韓三平：其實《建國大業》以後，這種電影還拍不拍，怎麼拍，我一直都在想。再追溯得早一點，我在峨影拍《焦裕祿》，到北影拍《孔繁森》、《橫空出世》，再到中影《張思德》、《雲水謠》這一系列電影，現在都稱之為紅色電影，或是紅色情結的電影，我覺得不僅值得拍，而且能夠拍成相對統一、觀眾喜聞樂見的作品。
中國的電影工業越來越發達，不外乎是我們把現代最通行的先進技術和工業手段，放上我們自己的故事和我們自己的人物，那就會是一個現在觀眾，特別是青年觀眾能接受的電影了。我們過去做得不太好，拍這些紅色題材簡單化、概念化、公式化，觀眾不愛看。
從《建國大業》之後我自己確實也在想，剛好不到兩年時間就是建黨90周年，就接著拍了這部《建黨偉業》。目前來看，效果還不錯，專家學者評論還可以，觀眾口碑也過得去，票房已經3.6億，相當於五六千萬美元了，它也有利潤，是一個良性的產業循環過程。這樣的電影我覺得還應該拍下去，值得拍下去。
用現代意識拍毛澤東
人物周刊：《毛澤東》的籌備已經開始了嗎？
韓三平：已經在準備劇本創作了。每個人都有自己心中的毛澤東，值得幾個大國的大公司來合作，現在也得到了一些公司的呼應，所以我想用一段時間來紮實地準備劇本。這個題材我們還要很好地研究，從《建國》、《建黨》兩部片子分析利弊得失，特別是研究觀眾、評論界，包括管理機構、政府部門，看怎麼樣來協調統一，拍出一個更好的電影來。毛澤東這個題材很簡單，拍什麼最重要，而不是誰來拍，更不是誰來演。第二個問題才是怎麼拍。我們現在還沒有把焦點對得很實，拍他什麼、哪個角度，都還在考慮。
人物周刊：可能很多人想知道，你能不能拍出一個比較接近歷史的毛澤東？
韓三平：一個作品好不好，有兩個東西在約束和局限它，一個是時代，一個是你的個人能力。有的東西你推得越遠，看得越清楚，所以歷史局限性是必然的。水門事件的故事，尼克森下台好幾年才拍出電影來；刺殺甘迺迪到現在還是一個迷，這就是歷史局限。
第二是創作者本身眼光的約束，或者他的情懷。我不是說我的情懷就多博大，我們最重要的一個創作觀念就是要創新。手機都半年出一個新款，大多數觀眾已經超越了某種認識，你還在用那種拍法，落後於觀眾的追求，人家肯定就不看。
未來拍毛澤東，要表現出兩個東西：既然我們說他超乎常人，肯定有很多偉大的、閃光的地方；既然我們說他是人，他肯定也有很多不足和弱點，包括性格上的不足和弱點。
有一個歷史時期光說他的豐功偉績；後來說到晚年犯了錯誤，就光看他犯了錯誤。這兩種都不是歷史唯物主義，我覺得觀眾都不會認可。你只能客觀、真實、博大地用現代意識和觀念表現這個人物，才能被觀眾接受。
人物周刊：為什麼選擇姜文出演毛澤東？
韓三平：其實也不是我最開始定的，是中央文獻研究室的陳晉主任推薦的姜文，我當然是一拍即合。姜文跟我的情懷非常一致，他也很想演。我們之前也做過一些嘗試，舉兩個典型例子：一個是用陳坤來演蔣經國，另一個是用周潤發來演袁世凱。歷史到了一定的程度，觀眾追求的更加是神似。觀眾要的是這個人所作所為、一言一行中體現出來的一種精神面貌，這就叫神。我覺得姜文是能夠演繹出這種精神狀態來的。你看好萊塢電影裡，那些著名的歷史人物，跟真實照片其實相差很遠。
國企情結：苦難輝煌
人物周刊：你曾經說，不管環境怎樣不利，你始終對國企充滿信心。為什麼？
韓三平：這應該是我的性格，就是不服輸。你看我們有很多優勢，比如市場優勢，13億人要看電影；文化優勢，五千年中間滲透出來的各種故事，中華民族的五千年能拍出多少優秀電影；第三個就是我們的地域優勢，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廣闊的國土、豐富的自然資源和人文資源，56個民族，你說電影要造型資源，我們有多少？
還有我們有一大批從業人員。我為什麼跟馮小剛關係好？他是電影最困難的時候來拍電影的，那時他們自己貸款拍了個電視劇，分了不少錢，經濟上、藝術上、社會地位上都已經突飛猛進了，而且人還年輕。我當北影廠廠長以後，他死活要拍電影。我跟他說現在電影院改澡堂子改倉庫了，拍電影、演電影的都拍電視劇去了。他說我愛電影，就要拍電影。那是1994年到1995年初，他讓我很欽佩。我們跟他第一個合作了《甲方乙方》，就成功了，所以可見人干成一件事是要有追求、有情懷的。不是那種投機，什麼熱門搞什麼，什麼熱鬧幹什麼，那肯定不行。
你去查北影廠的歷史，全國那時就拍了七八十部電影，北影廠拍了二十多部，將近三十部，那是1996年。那時電影大面積高額度虧損，你拍10部可能七八部都賠錢，你300萬拍的可能就賠了200萬。但那時我們堅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一直堅持到今天。
人物周刊：你眼裡當年北影這樣的國企存在哪些問題？
韓三平：當然有很多機制不順，用人機制、幹部提拔、退休養老……都不合理，都應該不斷改革。但不是改革好了咱們再來拍電影，改革和拍電影要並進。首先抓好電影，這是你一個電影廠的立身之本。一個企業領導人如果不清醒，停下來不抓好電影去搞體制機制改革，那叫本末倒置。
我總說我有兩個情懷，一個是國企情懷，另一個是中國電影情懷。在一段時期內，中國電影非常艱難，全國票房10個億都不到，觀眾不看國產電影，只看進口電影，偶爾看看合拍電影，我估計你們這一代看電影就是在這種環境中長大的。如果我們那個時候不堅守，可能很快就完了。
大概也就是10年前吧，我到韓國晚上10點，看到電影院人來人往，熱鬧非凡，每個放映廳都上座80%，我很感慨。現在中國也這樣，發展很快。所以從當北影廠廠長到現在，或者說從我進入電影界到現在，我始終有一個牢牢的信念，就是拍出優秀電影是硬道理，一切都要以這個為中心來管理和經營你的企業。
這是我的兩個情懷，貫穿始終。
人物周刊：當年主持北影工作，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韓三平：最大的困難在於生存。那個時候一個企業從工資獎金到醫療費，甚至取暖費都要自己去掙，最難的就是生存下去，企業不能倒不能散，這種叫簡單生存。很多企業只能維持這種簡單生存，就是這個廠子還在，但是它已經確實對拍電影無能為力了。
我們第二個問題就是生存的同時還要拍電影，最難是1995年到2000年，美國大片瘋長、電視普及、網絡技術剛剛展開，中國電影被人不理解甚至唾棄，但是那時北影拍了一批好電影。好多人說韓董事長現在最輝煌，我說不對，我最輝煌是在1997年，10個政府獎我們拿了4個，最佳編劇、最佳導演全是我們的，那時候我是北影廠廠長，那一年得獎的有《孔繁森》、《贏家》、《紅西服》、《開心哆來咪》。那一年我告訴你我輝煌到什麼程度，我坐了個吉普車去，後來裝了十幾個獎盃回來，一大堆。這就是苦難的輝煌。1997年那一年，你查一下資料，全國多少部，也就是不到一百部電影吧，但是北影廠拍了25部。
《生死時速》一來就是一個億，那時候我們想一個億，就像天文數字似的。全年票房八個多億，國產片我估計也就兩三個億、三四個億。
對抗好萊塢：核心就是爭奪市場
人物周刊：現在在國產片的保護政策下，你面對好萊塢影片有壓力嗎？
韓三平：當然有，我們現在也面臨著很大的壓力。你在發展人家也在發展，你在前進人家也在前進。好萊塢電影發展得比我們厲害，一會兒有《鐵達尼號》，一會兒有《阿凡達》、《功夫熊貓》。我們之間在爭奪的到底是什麼？說白了就是爭奪一個東西：市場。提高我們的市場占有率，這是我們成敗的關鍵。鄧小平說發展是硬道理，就要有發展的硬指標。你不能說我今年1億票房，明年還是1億票房。你必須要發展，今年1億票房，明年可能應該兩億、三億票房，這才叫發展。
人物周刊：這是不是你一直特別在意票房這件事的理由？
韓三平：泰山不是堆的，火車不是推的，牛逼不是吹的，這個要有硬指標。硬指標是什麼？就是票房。當然得獎也算個指標，相比起來，對產業來講，票房更重要。
我其實只信一條，還是毛主席說的，用美國人的槍炮打擊美國人。確實他們比我們先進，比我們強大，但是它絕不能代替我們，這是我的立場。我們學習你，借鑑你，但是我們絕不讓你把我們取代了。你不能閉著眼睛不承認它，但是你也不能無所作為地讓位給它，特別是像我當中影集團董事長，你說中影集團就發行好外國片就完了，那哪兒行！
產業夢：沒有根基，一切免談
人物周刊：所以你對國產電影產業化的願望尤其迫切？
韓三平：這個和中國經濟發展是一樣的道理。解決我們經濟實力的發展，這是干一切事情的基礎。沒有綜合國力，談不上教育、衛生、國防，什麼都談不上。沒有票房，沒有總體電影產業的發展，根本談不上去發展電影科技，攝影、化妝、錄音、剪接，所有這一切都不可能發展，因為你連基礎都沒有。所以我們這個觀念現在都轉過來了，至於說在行為和工作機制、運作機制上是不是都轉過來了，這個還要打問號。
美國電影它經看，我們的電影不經看。電影怎麼才經看？劇本、表演、攝影、化妝、燈光、錄音、剪接，甚至道具、服裝、煙火、電腦特效都做得很精緻，這樣的電影才經看。這一兩年發展，尤其說明這個問題。有明星不一定有票房，或者說大明星不一定有高票房。再換句話說，有大場面不一定有高票房，甚至故事不錯，但是不一定票房很高。看一眼，看5分鐘還行，看10分鐘就不行了，化妝也不舒服，服裝也不對，道具也擺得不對，製作也粗糙，燈光效果也打得不好，這樣的電影故事再好都不行。
人物周刊：能不能說你對做大片情有獨鍾？
韓三平：大片就是我們這個產業裡邊的拳頭產品。每個行業都有它的拳頭產品，汽車肯定有它的幾個大牌子，奔馳、寶馬……但是不等於它就代替了一切。全世界只有寶馬，那不可能，大片它就是帶有一定的引領和指導作用。
你看寧浩300萬做一個電影，這是小片，但是他3000萬的票房，那就盈利了。反過來講你一個億拍個電影，兩億票房，你也虧了，所以不要一味追求大片，你看我其實做的很多都不大，《瘋狂的石頭》、《瘋狂的賽車》、《杜拉拉升職記》、《新武林外傳》，它們的製作成本都沒有超過兩千萬。
既然做產業，我們當然要追求利潤。所以它要形成兩個金字塔：一個是投資的金字塔，一個是票房的金字塔。所謂投資結構的金字塔，就是你要有兩個億拍的電影，也要有五六千萬拍的，還要有一兩千萬拍的，甚至也有幾百萬拍的。所以一個大公司既有三四億票房的影片，也要有一兩億票房的影片，也要有一批五六千萬、七八千萬票房的影片，這樣你公司的實力才可以真正壯大，公司抗風險的能力也才能真正變強。
人物周刊：但是大片一直都飽受詬病，質量乏善可陳。
韓三平：首先要說明一個問題，不是說小片質量就受到觀眾和媒體的肯定。這個討論很容易非此即彼，大片觀眾和媒體的質疑聲的確比較大，一個媒體你去想，你們一年評論了多少電影？我們去年一共是530部電影，你把去年的報紙全部找出來，你們媒體對多少部電影進行了優劣好壞的評論，我相信表揚批評都算一起，最多20%。
究竟評論大片好壞的權威在什麼地方？質疑它質量的權威到底怎麼來論證？比如說有1000萬觀眾，照理說最準的是1000萬人來投票，說好壞。510萬人說這個片子不錯，490萬說不好，這個片子就不行，這是最準確的。絕不是一兩個觀眾和一兩篇評論，這不能誤導。媒體經常犯錯誤，你看默多克，現在全世界最牛逼的媒體犯了最大的錯誤。所以評論這個事，有時我很看中它，有時我很不在意它。《建國大業》1400萬觀眾，你們是不是代表51%以上來評論？你把小片拿來，它問題也很多。大片看的人多，所以評的人也很多。
青年導演：他們便宜，我在他們身上賭
人物周刊：你一直說你最喜歡跟青年導演合作，為什麼？
韓三平：我好幾次半開玩笑半當真地說過，不過青年導演有幾條我是非常欣賞的：第一，他們的電影觀念適合青年觀眾；第二，他們勞動力比較便宜，簡單說就是片酬低、成本低。馮小剛第一部戲預算才400萬，徐靜蕾才1300萬，寧浩第一部電影三百多萬，第二部才1000萬，我作為一個大企業領導人，賠了也不怕。
既然電影有一定的賭博色彩，那我在年輕人身上賭，總比五六千萬賠一半就兩千多萬踏實多了，我全賠了也才幾百萬。你看我不光成就了一些電影，還成就了一些人。
電影是產業，不是慈善事業，必須要有回報。就算你是事業，沒有觀眾人次，你的事業也不成功。你說我搞了個圖書館沒人來，建個公園沒人進，這事業算成功嗎？福利院老人不願意呆，公立學校大家不願意來，這叫成功嗎？電影沒人看，但是我的藝術檔次很高，這玩意我覺得也不能說是成功。這個電影他們看不懂，但是藝術品位很高，這個東西能劃等號嗎？我非常懷疑。
我覺得電影沒有票房沒有觀眾人次，就沒有生命力。當然我們要不斷提高我們的藝術、技術和工業製作水平，這是我們一個永恆的任務。
人物周刊：你覺得現在渴望進入電影圈的年輕人，主要存在哪些問題？
韓三平：我覺得核心問題還是藝術和商業的關係，不是那麼容易就掰得過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徐靜蕾導演，她第三部拍杜拉拉，頭兩部她都要個人追求，當然她的追求也很重要，但是我反覆跟她講，你的追求要被人承認。電影被人承認的重要方式就是觀眾人次，你的勞動必須被他人承認和欣賞，他才會花錢買票。
你看現在我們講人文關懷，提出「幸福指數」、「以人為本」，電影就是以觀眾為本。年輕導演說我這個片子肯定有觀眾，但是他缺乏分析，好多問題沒有搞清楚。起碼你要搞清楚6個問題——拍什麼？誰來拍？誰來演？多少錢拍？什麼時候拍？什麼時候發行？你連這6條都沒弄清楚就不要拍，稀里糊塗就開拍，基本都失敗。
當然第七個問題更重要，就是你對它未來結果的評估，這個不一定青年導演們都知道，我們會來幫他完成。你說3000萬拍，我們一看，不一定要3000萬，或者3000萬不夠。未來評估靠一個青年導演他做不出來。我最怕一些年輕人拿著劇本就來了，開口就是：韓總我這個戲，1000萬也行，8000萬也行；北京能夠拍，海南也能拍。但是能賣多少錢，他從來不說。我們的工作，還是想給年輕導演搭建一個平台，讓他施展才華。
爭議中影
人物周刊：中影集團是一個享受國家政策的央企，你會有危機感嗎？
韓三平：當然有。最根本的危機意識就是中影集團千萬不要拿不出好電影來，這是最根本的危機意識。現在我們壓力很大，一個是外國電影對中國電影的壓力，第二個是各種所有制對我們國有電影企業的壓力，我們面臨雙重壓力。中影集團不經過更大的努力，它就拍不出好片子，很快就會被淘汰。這個東西不是說你就十年八年都能穩住，你兩三年沒有好電影就玩完。每一年前十名的電影裡邊排名，你不占到兩三部你就沒戲。你就今年一二名都是中影集團，第一名是《建黨偉業》，第二名是《新少林寺》。
電影業很奇妙，美國電影也是這樣，今年特別強，去年相對弱。去年有《阿凡達》，但別的都一般，今年都很厲害，甚至《變形金剛》、《哈利波特7》，有一個參差不齊的大小年。但中影這樣的大企業，不能有一年的喘息。這是我最擔心的。
另外，機制不順，這個不是一兩天就能改的。所以我總擔心中國電影和外國電影的總體比例。再就是國有企業的市場份額。不是說你得了多少獎，拍了多少片子，拍一百部也沒用。中影集團連續多年來在前十部影片裡邊占到20%-30%，能不能穩住這個比例和這個份額，我非常在意。
人物周刊：為什麼非要保住這個比例？
韓三平：那你用什麼證明你是大企業？
人物周刊：除了製片發行領域，你們還有院線。
韓三平：院線，中影集團並不是很強大的，最強大是萬達。中影自己擁有的電影院並不多，產權是我們的，也就四五十家，五六百塊銀幕，遠不如萬達。其他的都是簽約，簽約是你只要有好電影我就跟你簽，你沒有好電影我就不一定跟你簽。所以這個環節中，中影的抗風險能力不是很強，你看我這個董事長都這麼坦率地說了。
人物周刊：如果有人指出你們左右院線排片，你會怎樣回應？
韓三平：這都是瞎說。中影哪能改變排片，我們根本無法左右排片。院線未必聽我們的，你沒有資產投入，沒有行政管理權，人家憑什麼聽你的。有的東西你不用多說，我也沒有那麼多時間去多說，事實在那兒呢。《功夫熊貓》7月3日才下片，我們《建黨偉業》6月15日上映，你看20天同步，人家片子好，觀眾願意選擇《功夫熊貓》，我們沒有行政權力去約束院線。我要能決定排片，我早把《功夫熊貓》拿下來了。
還有一個誤解就是票價，也不是中影決定，是電影院自主定價。電影院靠什麼定？靠上座率。三三得九有時候不如二五一十，但是有時三三得九又比二四得八好，他就去定他覺得理想的票價了。不是說20塊錢就肯定100人看，你要30塊錢可能只有50人看。這都是算帳的事，市場經濟就是大家都在算帳。
還有什麼時候下片，中影也左右不了。中影的片子上去之後一天拿下來的多了去了。
人物周刊：什麼影片？
韓三平：具體片名就不說了。就是排一兩場就給你拿下來了。中影哪有能力說你給我非排一周，看看再說。你排著觀眾不買票怎麼辦？中影能說讓觀眾買票嗎？你不買票我中影處理你？現在叫市場經濟，就是觀眾至上，我自己這50塊錢，願意買什麼票就買什麼票，這就是市場經濟的公平公正和它的先進。
人物周刊：從《無人區》到《建黨偉業》，暴露了一個問題：中影在審查方面，也沒有可以商量的餘地。
韓三平：照樣改。那你作為媒體，就出來替我們說兩句公正話。外頭總以為別的公司通不過，中影去拍就通過了，我跟你說實話，有時候還反過來呢！審查這個問題，牽扯的問題很多，對中影的審查可能會更嚴格，《建黨偉業》看了好多次。
人物周刊：退休之後，你會繼續拍電影嗎？
韓三平：我是很偶然的原因回到導演的位置上，原來我想的是退休以後再來看，我能不能拍幾部像樣的電影。因為建國60周年，一下就把我推到了這個導演的位置上，跟著建黨90周年，又把我推到導演位置上。無意間，我又回到了我熱愛的專業上，因為我最開始是學導演的，1983年到1985年在北京電影學院，專業是導演。那個時候因為整個體制機制在改革，需要一批比較年輕的人來從事管理，就讓我擔任了峨眉電影製片廠的副廠長，後來北京需要又把我調到北影廠來當廠長，現在擔任中影集團董事長。這麼一路至今，我覺得我還是更願意拍出一些好片子來，一切財富和權力都是過眼煙雲，在我們這個位置上你就能體會這句話，當董事長、廠長那都是過眼煙雲，我總說的一句話是，鐵打的法人，流水的代表。
但是藝術是永恆的，我不是說我拍的作品是永恆的，但是至少這是一個個人成就感和個人創造欲望能夠得到充分滿足的行業，這也是坦率的大實話。所以，我們正在積極準備，《毛澤東》的劇本正在積極推進，好在我有幾十年研究這類題材和這類人物的積累，做起來還是有一定經驗。如果可能，我希望這輩子一直拍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