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紅軍到了
當我們聽到共產黨軍隊北上的消息時，我便召集縣城裡的紳商開會，這些人便是最初請我出任縣長的人，他們曾在臨時委員會裡面協助我推進縣政。我建議歡迎這些共產黨軍隊。但是他們噎聽到共產黨占領其他縣城及鄉村的情形，他們深感驚駭，表示不贊成我的意見。實話講來，我本人也不大熱中於我自己的建議，但因為我是個代理縣長，我覺得應該陳述一些意見；除此以外，我更認為友誼的表示或許是很好的政策。
「讓我們試試看」，我這樣主張說。「讓我們歡迎他們一下，看一看我們能否同他們合作。」
這些人嘴裡嘟嘟囔囔地搖了搖頭。
「我相信任何一支中國軍隊都比日本人好得多，」我說。「讓我們看看他們是不是像他們自己說的那樣抗日。如果他們真是抗日的，我們就幫助他們打日本」。我這樣主張。
中國人的天然保守思想，由於他們聽到旁人的身歷經驗，和他們逐漸了解共產黨軍隊的性質與行為，而愈形強烈。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四年間國民黨和共產黨間的衝突，乃是近代史上記載最不清晰的一段史話，我正在這段時期的中間來到中國，一直在努力學習中國語言以準備傳教工作，我對中國當前政治情況的了解，遠不如我對中國舊日生活方式與習慣及中國上古史與中古史的知識。
在舊日戰爭中，地方居民照例是歡迎任何打進來的軍隊，獻納禮品和大米，以後再有任一派軍隊占領該地時，他們仍是照例歡迎。我告訴與會的神商們說，我想把這種慣例應用到這一次。
我這幾位中國朋友們會意地默默頭。
「共產黨把那些慣例都改了」，一位老年人冷淡淡地說。「當他們剛到江西某地的時候，當地的老百姓曾經歡迎他們。後來他們被國軍趕出，但隨後又回來了。這次回來後，便把那些曾經歡迎國民黨軍隊的老百姓掃數殺掉」。
「江西遭遇過最慘痛的戰禍」，另一位老年人說。「江西人口本來很稠密，在共產黨占領前全省人口有二千五百萬。但後來人口竟減少了一半」。
「神父，那太危險了」！當我沈思他們的講話時另一個人又講道。「如果我們準備歡迎時，他們會停在這裡搶走我們的所有財物。我以為還是看看風頭再說」。
他們的辯論把我說服了。於是我也決定看看風頭再說。
大約過了一個禮拜，在十月二十一日那天，一個年輕的共產黨官員到教堂來拜訪我。「我代表呂正操將軍」，他說，一面遞過這位共產黨將軍的名片。「我是他的副官」。
我們點頭致敬，並講了幾句中國的客套話。
「呂將軍今晚要到達這裡」，那位副官說。「他將在安國縣設司令部。他想請你一同吃晚飯」。
我道著謝接受了邀請，副官隨即談到正事。
「我們曉得你有一部印刷機」，他說。「我們想請你替我們印一些圖片──立刻就印」，他補充了一句。他說話時很有禮貌，但不容我有所考慮與選擇。他把圖片的樣子遞給我，立正敬禮，轉身走出。
到了晚上，我騎著腳踏車到了呂正操的臨時司令部。那棟房子是用灰磚造成的，中國人一般都喜歡用灰磚建造住房。像天津、上海和其他大城市的紅磚房屋，乃是「西式住房」。華北一帶的大部住房都是平屋頂。這棟房子卻是起脊的瓦房，這無疑地是大戶人家的住宅。
大門兩旁有兩個石獅子。據中國神話所載，這兩頭獅子是住宅的衛士。但這位共產黨將軍卻有兩個荷槍裝刺刀的門崗做他的真正衛士。
門崗正在等著我，立刻把我領進第一層院子。在這裡我遇到他的親隨衛兵。他們向我敬禮，帶著我穿過第二層和第三層院子，走到呂正操的私人住房。
中國家庭生活的歡悅談話聲消逝了，滿院荒涼灰黯。在大朗氣清的十月里，中國人經常喜歡在院子裡種上幾盆紫苑或菊花或其他種花草用作裝飾，現在卻都不見了。這些東西已被視為無用的累贅品而被移開。但當我被引進呂正操的私人住房後，我發成屋間裡還掛滿許多匾額。我迅速地把眼光向匾額掃去，發現那都是送給這所住宅的前任主人的榮譽品。這位共產黨「將軍」並沒有下令像移除花盆那樣地立即拆除這些匾額。許多中國人雖然不識字，但縱使目不識丁的人，也曉得匾的意義。
呂正操立即接見我，很有禮貌。我們在一起吃飯，同桌的有他的參謀長，和另外幾名官員，呂正操年紀很輕，瘦高身材，面色灰白。他很健談，講一口好官話。他有一套共產主義哲學，但對另一方面的東西也知道得很多。他開始軍旅生活時，任職於東北萬福麟的第五十三軍。當五十三軍被日本軍隊打垮時，他正在西安；因為他老早便庇護共產黨份子，他便加入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張學良所發動的「西安事變」中的劈。張學良之駐防陜西，是受命剿滅該地區的共產黨。但是自從張學良的軍隊被日本人從東北驅出後，共產黨在東北軍隊裡的宣傳噎日趨活躍。共產黨的口號是結束內戰，對抗日本。
結果制壓共產黨的運動，實際入於停頓，這樣使蔣委員長親自飛到陜西。張學良隨而劫持了蔣委員長和他的高級官員。兩周後蔣委員長才告脫難。
這次事變的結果，國民政府與共產黨又有另一次「聯合陣線」，雖然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六年間國共首次聯合的誓約，早噎共產黨無情地背棄。
如果呂正操不向我詳細敘述他個人的經歷，我仍會曉得他剛加入共產黨不久，沒有受過真正「老」共產黨員的馴練，所謂老黨員是指那些在一九二零年時代初葉便加入共產黨的人們。那天晚上我看他只吃了一管鴉片煙，這便就明了一切事實。老共產黨員不准他們的高級官員吃鴉片。他們認為一個人如果染上鴉片或酒色嗜好，或任要他純物質享樂時，便不會成為一個可信賴的好黨員。中國共產黨「三巨頭」之一的朱德，以前曾是個鴉片鬼。他拋棄了鴉片而不拋棄共產主義。
呂正操顯然是要戒絕他的鴉片嗜好。在吃鴉片煙前後，他一支一支的連著吃香菸，整晚沒有停嘴。
吃過晚飯，我們的談話轉入正題。他對我說，當他聽到一位天主教神父是一縣之長時，他真吃了一驚。當他又聽到這位縣長不僅是個天主教士而又是一位歐洲人時，他更覺驚異。
這樣便引起我要講的話頭。
「我今天晚上是特別來向你辦交待的」，我告訴他說：「我們這裡沒有政府官員，老百姓便推舉我出來作反抗日本的組織。但是我一直在等候一個適當中國當局的到達。現在你來了──你是一位將軍──你又有軍隊。因此你便是合法的當局──我不再代理下去。如果你能接過這項職務，使我重新返回傳教工作，乃是我最感高興的事」。
他聽到我這項動議很覺吃驚。顯然地是他還沒準備解除我的工作，因此他用許多阿諛的言語，強烈反對我的意見。
「我噎聽到老百姓是如何愛戴你」，他說：「那乃是最重要的事。人民和人民的需要。你必須繼續你的職務。你繼續作下去與我也有光彩」。
但在他的慰勉下，我並沒有放棄決定，我也用同樣有禮貌的態度堅請辭職。但是我同意繼續和臨時委員會的三名委員幫忙，（這三名委員曾擔任過行政與改組的主要工作）直到舉行選舉後為止。這三個人愛國思想都很濃厚，辦事忠誠。一位是蒲丈浦，商會會長，六十歲。一位是舒慰農，辦事能力極強，有領袖天才，另一位是朱卓清，是退任的少將。
那天晚上當我離開呂正操的司令部時，我滿懷著希望，覺得我們能夠真正共同合作。我的樂觀情緒不久就雲消霧散了。三天之後，呂正操把臨時委員會的三名重要委員一併逮捕起來。他把我請到司令部，簡短地談了幾句話。
「我需要兩百枝來福槍和兩萬塊銀元」，他說：「如果明晚八點鐘前後不到的話，你的朋友們便要被槍決」。
多辯是無用的，他己經在命令上蓋上官印，並註明時間，我曉得多爭辯只是耗費寶貴時間。我立刻走出搜集槍枝，心裡感得異常難過。
當那天晚上我們一起吃飯時候，呂正操曾特別關心我組織起安國縣的方法，他問起我們在縣裡都做過些什麼事。他想曉得我們怎樣弄到這許多槍只。我一一都據實以告。
我告訴他，當我就任縣長後，我看到我們需要些來福槍裝備警察以保護縣城。我記得當國軍南撤時，他們必須渡河。他們必須迅速涉水，在深永湍流中，有弄多人都淹死在河裡。只在曹家莊附近的一條河裡，便淹死了一千多名兵士。
在九月間，我曉得河水會降低，於是我在一天集合起一群老百姓，每人攜帶一根長鐵棍。我們有的涉水，有的搭乘舢板，把鐵棍探到河底。當聽到碰著金屬的響聲時，便潛水下去把槍枝撈上來。我們這樣做了一個星期，總計尋到三百多枝槍。
這些都是來福槍，擦淨上油後便可以使用，現在城裡城外警察和民團所用的槍，都是這樣得來的。
我深夜派專人到各處送信，要求他們把槍枝交出，以贖救這三個人的性命。但是老百姓們都不願交出來，原因是不言而喻的。銀元倒還容易搜集，但到了第二天四點鐘──距離限期還有四小時──我只收集到一萬銀元和七十枝來福槍。現在噎來不及再搜集了，我只好去見呂正操蹉商一下：
「老百姓都窮得很。我們又在打仗。我們都是同舟共濟的人。你能不能把這些收下，不再追索欠數──並把那三個人放出呢」？
呂正操的神氣是全無商討餘地。
他答覆說：「我說什麼就是什麼。你必須把我要求的數量全部繳齊，否則槍斃你的朋友」。
我要求他展限。他在命令上又批註限「夜半」交齊，蓋上印，讓我離開。
我再拼命各方奔跑，別人也幫忙搜集。直到四點鐘，我們才休息一下，吃幾口飯──這就是我那天的早飯。到了晚上，我曉得我們要拼死命去做了。到了夜間十一點，我們把二百枝來福槍和兩萬塊錢都湊齊了。我先跑去向呂正操報告，人們在等候著消息。
呂正操假裝出很殷勤。他帶著所有參謀人員來歡迎我們，因為我並不是獨自來的──城裡的幾位紳士都到了。他收下現洋，背著後面架起的來福槍，很講了一片話。
「我到過許多縣」，他說：「但是我從來沒有看見像貴縣老百姓這樣愛國，情願送給我兩百枝槍和兩萬塊銀元」。在盛大炫耀的場面下，這三個人被釋放了。
第二天他又弄出一套新花樣。
他發布了一張通告，告訴全城和全縣人民說，人民所交進的槍枝和銀元並不是他們的債務，這筆帳應該由那被釋的三個人償還，他們應該以同量的槍枝和銀元，繳存縣庫來償付人民。其實這三位委員是自動為縣民服務而不是為個人工作而被捕的，但共產黨卻不管這項事實。任何抗議都是沒用的，那樣只有使他們再遭逮捕。這三個人只好再設法籌集兩萬塊錢和兩百枝槍交到縣城。結果，當共產黨揭開假面具而接管縣城時，這些東西自然還落到共產黨手裡。
現在他們真地在積極接管縣城了。呂正操主張舉行「選舉」。臨時委員會遲疑不決，設法拖延時日。他們開始提出反對。他們指出安國縣在戰區里是個大縣份，舉行自由選舉很困難，須要長時間籌備。同時，呂正操願否提出一位縣長呢？
呂正操主長使人民做「自由選擇」，請我們提出建議。委員會提出一個性行均，優受人尊敬的人士。顯然呂正操並不高興這個選擇，他處處和新任人為難，第二天那個人就辭職了。於是人們同意舉行選舉，並訂好日期。
這時候一位本地律師王煥章（譯音）走來看我，他告訴我，他希望出任縣長。王煥章受過良好教育，也頗有人望。他說：「我不是共產黨員」。王煥章為人正直，我確實曉得他佰給人民謀幸福。從他以往的行動便可看出。我同意支持他，並私下把這消息傳給各村，請求大家對他加以支持。
中國人民都很聰明，判斷事情很透澈，能做出最技巧的行為。他們看出呂正操的用意是想讓他的一位腹心人做縣長，但是他們卻希望一個可信賴的當地人。他們看清呂正操的計劃是想用表面的選舉方式選出一個他可以控制的人，那樣他便可以把城內收藏的槍枝全部都弄到手裡。因此老百姓一直在害怕選舉，直到他們曉得王煥章是一位幹練不怕事的人以後，他們才略覺安心。
共產黨到安國縣後第六天便舉行選舉。呂正操深信選舉結果一定是對他有利，他親自來監視選舉，並請我嚴予監督，務求合法。
出席投票的全縣各村代表共計二百四十人，計票結果，王煥章獲到二百零二張選票。呂正操感到了驚異，當他建議全縣各村派代表來安國縣城選舉時，他料想不到結果竟是如此，也沒想到竟幾乎是一致推選王煥章。現在他是真正合法民選的安國縣縣長了。
呂正操立即看出人民智取了他。但表面上不露聲色，立刻委派一名委員「協助」王煥章，以期從旁牽掣。王煥章在呂正操離開安國的期間作了三個月縣長，呂正操返回安國後，又繼續作了一個月。那位「協助」王渙章的委員噎把一切都安排妥當，使呂正操很容易地藉詞把王煥章逮捕起來。他向人民公告稱，王煥章不替人民服移，他是個「漢奸」。共產黨在解除或清算一個不幸的犧牲者時，時常提出些諸如此類的謊言。
王煥章於一九三八年初被捕入獄，呂正操立即委派他那位腹心人出任縣長。
這是一九三八年初幾個月里的情形。那時候共產黨噎控制到二十四個縣。一九三七年末，共產黨噎在華北組織起一個邊區政府。一九四零年，他們控制到陜西，河北和察哈爾的一部。在邊區裡面，他們建立起堅強的基地以從事游擊戰。在這段期間內，共產黨暫時放棄他們強烈的社會及經濟措施，但實際並未放棄基本共產政策。在民族主義及抗日的旗幟下，他們加強宣傳和灌輸工作，他們並設法爭取愛國份子對八路軍（共產軍隊新編番號）的支持。
呂正操剛到安國時，手下只率領一千多人，，一年後擴展到十萬。他利用人民的愛國情緒和抗日的號召，擴展起一支龐大的勢力。他永遠不稱自己為共產軍。他自稱為「人民軍」。
共產軍逐日地圖強龐大起來，技術也愈形進步。從我第一次遇到呂正操以後，我曾遇到許多其他共黨將官，校官和兵士。我漸漸敬佩他們的剛強，我從來不過低估計他們的盲目服從。
日本侵略者的殘忍是愚蠢而無意識的，中國共產黨的殘忍是荒淫而陰險的，他們以保護人民利益為藉口，實際則是殘暴不仁。共產黨的罪惡千百倍於日本人，這幾年間我都飽嘗到了。
幾年間我這段夢魘性的遭遇，並不僅是代人受過的行為。我在那裡的大部年月里，我之所以為外國人，只因為偶然誕生地的不同。我度著中國人的生活，說者中國話；有時候除去在職務上閱讀拉丁文，日常生活中用中國文以外，再不曉得有其他文字了。我的食，住，思想，說話都是中國方式的，我之所以掙扎奮鬥，並不只因我住在那裡，而因為我就是它的一部分。我成為中國人民的一部，他們也成為我的一部。我所以和共產黨做事的原因，是因為我必須如此，我一直在盡我的力量對付他們的邪惡陰謀和野心。
呂正操來到安國縣的前三個月內，我看到他擴充軍隊的方法。河北中部一帶縣份，沒有一個行政當局。只要那一個勢力強大，兩千多萬老百姓便要俯首聽命。
游擊隊在四鄉出沒無常。盜匪也乘機公然活躍，藉著打仗的機會招募黨徒。共產黨擴展軍隊的對象有三部份人士──游擊隊，盜匪和真正的愛國份子，這些愛國份子相信任何一個中國人，縱使是共產黨，也會拼出全力和日本打仗。他們都在設法搜集長槍手槍及武器以組成堅強的隊伍。愛國份子和游擊隊只想打日本；其他部份人的動機便不那樣純正，但是他們也是痛恨日本人的，他們一方面在聯合起來抗日，一方面在弄幾個錢謀生。
在開始的時候，共產黨還在擴展期間，本身力量不太強大。他們迅速地招集軍隊，並派遣小股隊伍到山西，河北，山東及華北各省，這些省份一向以饒勇善戰的兵士著名。那時共產黨有許多問題要處理，他們暫時放過盜匪。但他們卻隨時對這些人加以注意。
當共產黨略取到城市縣鎮後，他們便想實現最初的一項計劃──消滅猖獗各縣的盜匪。共產黨制壓盜匪的運動，只是為了實現他們的實際目的，而不因為盜匪是罪大惡極。盜匪們很可能變成游擊隊，他們很可能像襲擊日本人的那樣襲擊共產黨軍隊，再有，盜匪們的武器也是共產黨所覬覦的。於是共產黨一方壓制盜匪，一方採取有效的宣傳運動。他們一再宣布，他們的消滅匪徒運動，是為了人民的利益。人民自然贊成這種主張而盡力予以協助。因此共產黨在制壓盜匪的運動中，獲到無數的自願協助者，報告匪徒的窩藏地及匪魁。這樣共產黨便逐一消滅了各股盜匪，有的予以擊潰，有的予以收編。
一股游擊盜匪的首領朱占魁──也是一位愛國份子（注）──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率領部下便衣隊百餘名抵達安國。朱占魁並不是共產黨。他在那時候實際是做政治活動的。他只希望和日本人作戰。他要求村民給他們制服和槍枝，一年之間，竟擴充到一萬多人。當朱占魁羽翼豐滿之後，呂正操便把他這支隊伍改編到共產軍裡面。當時呂正操的手段是爽快而簡直的。他邀請朱占魁開會。他遞過一杯茶和一支香菸。
「加入改編」！呂正操命令著朱占魁。
朱占魁畢竟是條有骨氣的漢子。
「假使我不這樣做呢」？他問著說：
「你一定要和我聯合起來打日本」，呂正操說：朱占魁面不更色地看著他，他停了一下又說。「如果你不加入的話，我就把你打垮」。
朱占魁想了一會，他同意加入，但堅持他自己統率那支隊伍。呂正操對這點意見不置可否，他只是讚譽朱占魁的軍隊。
「你的軍隊必須有更良好的訓練」，呂正操說：「他們都是很好的兵士。這正表示出你的領導有方，但當我們訓練他們以後，他們更會替你增光」。
朱占魁接受了這項最後通牒。帶領他的隊伍向五台山出發。
到五台山去的軍隊都變成了共產黨兵士，否則便被槍殺。朱占魁本人成為共產軍的一名將領。其他的游擊隊首領也都走了朱占魁的路線。僅僅一年以後，一九三八年年底，所有盜匪，游擊隊，和小組織的愛國份子都逐一被共產黨所「制壓」，有的被殺害，有的被編入共產軍隊裡面。 （注）朱占魁本為永清縣一帶著名匪首，後加入共匪。不應視之為「愛國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