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9年以來，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基本戰略是一手發展經濟，一手政治維穩。中國的政治精英都有一個共識，即共產黨的合法性來自於中國的經濟表現。

更具體地說，經濟增長越高，中共的合法性越強，其統治地位越牢固。因此，中共政府在過去20多年中一直強調經濟的高速增長。落實到基層就成了所謂的GDP主義，從而造成地方官員為了升官不擇手段追求GDP 指標。當然，地方官員的行為經常會觸發國家社會衝突，中央政府因此會發出各種文件和指令禁止地方官員為發展經濟而採取的不當和不法的措施 （如強行拆遷，非法征地，污染環境等）。但是我們都知道，對中央政府的政策中國的地方官員可以陽奉陰違，而且他們不會因此而丟官（除非他們的胡作非為造成人命案或引起重大群體事件）。

地方官員其實心裡很明白，他們知道中共必須依靠高速的經濟增長來獲取其執政的合法性，這就意味著不管基層官員的行徑有多麼惡劣，中央最終還是要通過這些官員來實現其執政目標。中共合法性對GDP的高度依賴意味著中國的中央政府在根本意義上是無法阻止和杜絕地方官員為取得經濟高速增長而採用的各種損害人民利益的手段與行為的。

這種激勵機制無疑是中國過去20多年來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政治因素。不可置疑，中國的經濟表現是共產黨能穩固執政的根本原因之一。因此，在許多中國和西方的政治精英的心目中，經濟增長被認為是中共維持其合法性的根本來源。

但是，近年來中國日益尖銳的國家社會衝突和中共政府維穩成本的巨增表明這一看法是基本錯誤的。中國最近幾年來的經濟增長一直保持百分之10左右，但是中國的社會不滿情緒，仇富仇官現象，群體性事件，公眾輿論對政府的批評，及普通人民敢於維權的行為，都顯示在目前的中國，高速的經濟增長不僅沒有加強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反而削弱了這一合法性。

高速增長會起適得其反的政治效應？

答案其實很簡單。高速經濟增長只有在特定情況下才會提高執政者的合法性。一般來說，社會成本比較低的高速經濟增長能為執政黨鞏固其社會基礎和政治威信。這裡社會成本的定義是廣義上的社會公正 （尤其是分配平均程度），政府的公共服務表現，及對腐敗的控制。

用社會成本的角度來分析中國的經濟增長和政府合法性關係，我們不難看出，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是以巨大的社會成本換來的。如果中國的民眾以前能承受這種成本的話（特別是當他們認為支付這一成本是暫時的），現在他們的承受度已大大降低。一方面，他們一認識到他們將長期甚至永久為巨大的社會成本「買單。」 另一方面，20多年社會成本的積累使許多社會矛盾激化，從而轉化成對現政權的不滿。

這在具體分析中國的經濟增長的社會成本時可以看得很清楚。

從廣義的社會公正程度來看，中國的經濟增長造成了中國前無所有的社會收入不均。由於政治特權和經濟地位的影響，社會底層往上流動的可能性已大大降低。同時，「官二代」和「富二代」的現象顯示中國的社會分層已經固化並具有「世襲性。」從政府的公共服務的表現來看，中共政府在追求高速經濟增長時（從相對程度上來說）大大減少了對公共服務的投入，其後果是教育質量下降，機會不均；看病難，看病貴；環境污染嚴重；社會安全保障缺乏。對腐敗的失控更別提了。90年代後中國官員的腐敗的程度是生活在80年代的人無法想像的。

中國地方的GDP 主義對中共合法性的打擊更為直接和嚴重。因為地方官員在追求高速GDP 增長時經常侵犯普通民眾的權益，導致國家社會衝突，損害執政黨的威望。

造成高成本的經濟增長的根本原因是增長模式。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可以被基本概括為：政府主導，投資拉動，速度為重，效益為次，成本不計。 20多年已來，這一模式創造了中國特色的「經濟奇蹟，」但它也帶來了宏觀經濟失衡，人民收入增加的速度不合理的低於GDP的增速，投資超高，消費過低等一系列經濟難題。

我們現在知道，這一增長模式不僅經濟上不可持續，政治上也不可持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