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發動反右運動已屆55周年，多人在討論右派索賠事。我覺得，對1957年開始的反右運動以及由此衍生的右派索賠，就事論事予以評說實有局限，當取更高的歷史視角、在更寬廣的社會背景上進行考量。
反右消滅了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階層
反右運動謀殺了中國大陸的獨立知識分子，犬儒化了知識分子群體。
1989年「六四」時覺悟的共產黨員沙葉新說：「真正的知識分子從來就是思想者，是批判者，是叛逆者，是敢於說『不』的人。」顯然，反右運動已經消滅了這樣的知識分子。32年後鄧小平只是接過毛澤東的屠刀，用以肅清知識分子中新生的敢於說「不」者。畢竟三十多年了，時代在前進，鄧的淫威也遠遜於毛，沒法把敢於說「不」者消滅得那麼徹底了，右派精神繼承者沙葉新們的際遇也比右派份子好得多了，他甚至都沒有被中共開除黨籍。
在中國大陸，沒有批判過「反右」，發生後續的「六四」也是必然。
沒有了獨立的人格，沒有了自由的思想，沒有了批判的精神，還有什麼知識分子！造反、革命，更不要說和平建設了，工農大眾需要知識分子去宣傳鼓動、組織領導、設計規劃、教育指導，因為知識分子有知識。固然，要成就革命和建設必須有工農大眾參加。
一個國家聽不到獨立知識分子的聲音，什麼可怕的事情都可能發生。中國大陸就充分呈現了知識分子噤聲後的災難性後果。
反右運動的二個罪魁禍首
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林彪稱頌毛是「中國幾千年才出一個」之人，確實，毛是中華歷史上最殘暴最凶頑最自私最沒人性最不守信用最絕情寡義最不負責任最無視百姓利益的皇帝。1950年新政伊始，國家百廢待興，極需知識分子領軍和參與各個領域的建設，毛澤東發動的反右運動卻把中國知識分子中最活躍最具創造能力的那部分人打成了右派分子，這些人超過了大陸知識分子總數的十分之一！這是對中華民族的犯罪。這場運動吞噬了辛亥革命的成果，使中國倒退回了封建專制社會，毛澤東時代比晚清還黑暗。
反右的二號罪魁禍首是鄧小平，時任中共中央「整風反右領導小組」組長。毛澤東是不干實事的，他發動後反右操作由鄧小平具體領導。鄧小平制訂了多個反右謀略和政策，（向黨內）頒布了《「劃右派分子標準」的通知》等文件，督導了各行業、各部門、各單位、各地區的反右鬥爭，頻頻指示「駁倒右派，鬥爭要狠。」到反右後期，鄧小平越行積極，在1958年的「反右補課」中，他仍一再指示不能「姑息養奸，養癰遺患」，嚴厲批評了「右傾保守」。鄧小平在反右期的表現，頗得毛澤東歡心，奠定了他日後進階的基礎，當時鄧還未進中共政治局常委會，也不是副主席，只是政治局的辦事機構——書記處的總書記。微妙的是《鄧小平文選》第一卷出版時，鄧抽掉了他對反右的一系列指導性講話、文章和文件，大概他也認為反右不大光彩了，以撇清自己吧。
中共竊取了國家公權力舉黨反右
反右雖由毛澤東發動，卻是中共舉黨一致的舉措（這和有些黨員也被打成右派並不相悖），當時連黨內最正直的高官彭德懷也堅定地支持反右。他們絕不允許治下百姓議論一黨專政。中共首領用暴力奪取政權原不是為人民服務，而是為了建立自己的比前朝更專制的封建統治。令彭德懷預料不到的是，毛澤東反右派得逞後，第二年就跟著反起了右傾，把他彭德懷也打了下去。右派原是阻遏中國大陸滑向專制的唯一的社會力量，右派亡，毛澤東及他領導的共產黨就大踏步跨上了專制之道。反右、六四、鎮壓法輪功……，毛澤東及其繼承人繼續以暴力維持著自己的特權。至今，中共政權為「維穩」國內統治所花的錢，已超過為抵禦外敵所花的國防開支。其實就象「六四」那樣出動正規國防軍也多是為鎮壓國內民眾，對外則「韜光養晦」，花錢買「友誼」， 結交了一批酒肉朋友。
1957年中共各級組織公然竊取並行使了國家機關公權力，把警局、檢察院、法院、政府、人大和政協等等所有司法、行政、立法機構撂在一邊，赤裸裸地以它一個政黨的名義大打出手，把遠超過五十五萬人（五十五萬已占當時知識分子總數的十分之一）打成了右派。共產黨說「右派就是反革命」！一個政黨如此明目張胆地胡作非為，在現代文明史上絕無僅有；把那麼多、那麼高比率的知識分子打成反革命，在人類文明史上絕無僅有。
反右之後，中國大陸知識界周天寒徹，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白茫茫一片真乾淨！
諾貝爾獎是全人類的最高獎項，已有6名中華子孫獲得了諾貝爾物理獎、2名獲諾貝爾化學獎，他們中竟沒有一個中國大陸人！另有3名中國人獲得了非自然科學諾貝爾獎，他們一在印度一在法國，留在中國大陸的則被關在監獄裡！到1996年的50年內，美國出了165名諾貝爾獎得主，光是哈佛大學一校就產生了33位。國土面積和美國相等的中國大陸，人口超過他們4倍，六七十年來竟沒有一人獲得諾獎！台灣、甚至彈丸之地的香港也有人得過此獎。毛澤東已把中國大陸開除出了世界民族之林！是大陸中國人特別愚蠢特別懶惰？非也。在物質條件異常艱苦的抗日戰爭時期，西南聯大也把蘇州學生李政道培養成了12年後的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楊振寧是搭了李政道的順風船）。一個社會是個整體，一個人的人生觀也是個整體，很難設想，政治上那麼禁錮、思想上那麼壓抑，卻能在科學上思考出超越全世界所有人的創新。哈佛的第25任校長鮑克說「只有具有安全和自由保證的學者才能去探求科學真理。」以前是明的現在是暗的，不斷的思想「改造」，持續的黨化「教育」，隨時隨地受到到意識形態的干擾，學術界瀰漫著急功近利的作假風氣，社會上充斥著爾虞我詐的欺騙行徑，從上到下缺乏安全感，時刻準備著「亡黨亡國」作鳥獸散，撈私利成了第一要義。缺乏環境和氛圍，也缺乏內心的寧靜和專一，怎麼創新出諾貝爾獎？乃社會使然呵，反右的又一後果。
劃了多少右派？
中共元老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中說「錯劃了右派550,000人。」而1979年9月的中共中央文件里講改正的右派分子當時己達 「五十五萬餘名」，那之後仍繼續進行著右派改正。
筆者看到的他人所述數據都高於五十五萬。例如，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叢進著《曲折發展的歲月》一書中說「到1979年全國公職人員中被改正的右派有552877人」，這五十五萬多人中不包括1979年還來不及改正的右派，也「不包括當年尚未納入國家幹部行列的大學生、中學生、民辦教師、民族資產階級工商界、民主黨派等等不拿國家工資的人，估計這些右派不下十萬人。此外還有數以萬計不公開戴帽的『內控右派』。」
除叢進所說的不拿國家工資的那部分右派外，基層黨組織在中專生、工人、民警、農村小學教師和農村基層幹部等人群中也揪出了幾十萬「份子」，稍晚些中共中央才頒發指令不得在這些人群中劃右派。反右時任毛澤東兼職秘書的李銳說：「在農村幹部和小學教師中也打了不少『右派』，估計人數也達50萬」。這些「份子」後來被巧立名目叫作了反黨份子、反社會主義份子、中右份子、內控右派、壞份子……，卻都當作右派份子作了處理，「享受」了右派份子的同等待遇。
上有所好下必甚矣，基層黨頭頭們劃右派劃瘋了，他們中很多人本就是人品低下的投機份子，多抓右派可是邀功請賞的絕好時機。乘機公報私仇者也不乏其人。例如，中國人民大學附中一女教師因抗拒黨支書的強姦就被劃成了右派。
上峰追加右派指標、完不成任務時就行「反右補課」則十分普遍。例如，北京大學黨委書記江隆基因領導反右不力在1958年1月底被撤銷了職務，中共中央整風反右領導小組副組長彭真親令北大從2月1日起開展反右補課，並派來了強有力的工作組。物理系反右工作組組長是中共中央華北局宣傳部部長兼北京市委宣傳部部長楊述，彭真的得力幹將，導致物理系的學生右派人數和比率在全校各系中占第一，在全國各校的物理系中也是第一。我這個學生團總支書記就是楊組長親自劃定的右派，據說是北大最後一名中箭者。
除右派外，全國受株連而失去公職的右派家屬中，到1979年尚需安置工作的也還有約十六萬人，這些可尊敬的右派妻子。
關於右派人數，筆者還看到過八十萬、一百二十萬、一百三十萬、二百零一萬、三百一十七萬之說。到底劃了多少右派，只有天知道，或者去問中共中央組織部吧。這裡也有個「右派」的定義問題。有一點是肯定的，官方和官方人士都在竭力往少里說，就像鄧小平那樣以推卸罪責。學者丁抒在其《陽謀》（香港九十年代出版社1991年版）一書中說：「根據調查，反右運動總共被打成右派的人是：1,300,000人。」也許一百三十萬是比較接近所有「享受」了右派份子待遇的真實人數。
因為我原是學生幹部？因為家庭出身「好」？因為還只有半學期了不好處理？因為畢業時主課成績名列前茅？反正讓我讀畢了業，並分配去了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即使不是右派，物理系畢業生最嚮往的去處也是中國科學院物理所，怎麼會揀上我的，我不知道。不過即便那是天堂，對右派份子來說也會淪作地獄。二年後我在物理所被摘帽成了「摘帽右派」，1979年起則被稱作「改正右派」。
自被劃成右派起，竊權掌權者們就一直把我視作「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倍受他們打壓。我這個北大最「幸福」的右派尚且如此，遑論其它右派。例如現在我的退休金只有三四千元RMB，近七八年來物價卻在飛漲，退休金一分錢沒加過。七年前公務員們大漲了帳面工資（暗收入還保留多少就無人知曉了），某初中學歷的副科級官員的退休金就猛加了2.56倍，絕對值已達教授的1.6倍，這之後還每年加10-15%（這一切都「保密」！）他們現在拿多少？三年前中小學教師也增加了退休金（幅度低於1.8倍），唯獨大學教師還沒加。共產黨政權至少在退休金方面仍在貫徹著毛澤東發明的「知識越多越反動」、反右開始嚴予打擊的政策。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的第二十五條規定：「教師的平均工資水平應當不低於或者高於國家公務員的平均工資水平，並逐步提高。」他們連自己制訂的法律也不肯遵守，多於牛毛的公務員在赤裸裸地撈著好處，王朝末日的景象。
是右派份子延續著民族不屈的血脈
專制主義者深知，對人民群眾，首先也僅需是其中的知識分子，首先也僅需是再其中的右派份子，把你開除出「人民內部」劃你為不是人的階級敵人，蒙上層外皮、安上條尾巴，先變你為畜類，再行「改造」。人格上侮辱，精神上摧殘，形象上萎頓，生活上煎熬，逼你跪在眾人面前扇自己的耳光、罵自己混蛋，脫胎換骨迷失自我。
所謂「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不過是製造仇恨，挑唆廝殺，今天張三斗李四，明天王五整張三，就我一人永遠偉大光榮正確，叫你們個個斯文掃地，一臉灰土，只配做受人驅役的老黃牛、被人擰緊的螺絲釘。
右派並未屈服。是右派份子站立在血泊中艱難地高舉著民主和人權的大旗，抵死抗爭，延續著民族的不屈血脈，以待後人。有多少右派受戮刑場、有多少右派瘐斃獄中、有多少右派餓死在農場、有多少右派累亡於工地、有多少右派不堪羞辱自殺身亡、有多少右派貧病交加客死他鄉！
在後續的「文革」中，右派的遭遇更加悲慘，被槍殺、打死、鬥死、自殺的右派更多。他們的傑出代表北京大學的學生右派、蘇州姑娘林昭就是在文革甫興的1968年4月29日被槍殺的；1970年3月22日蘭州大學右派學生河南上蔡人張春元遭槍決；……。我這個蘇州儒子「摘帽右派」也在1968年暮春「清理階級隊伍」時被逼剪頸自刎，右側頸總動脈斷裂半厘米，還只有一點點皮牽連著，了無知覺數日後，竟奇蹟般被救活了過來。我雖然身在中國科學院並做出了科研成績，照樣是受辱十年，這副臭皮囊要它何用！閻王老兒卻說我受的罪還不夠，一腳把我踢回了人世界。可是遠在故鄉的髮妻知我死訊後竟追我而去，她真走了，我卻錯回了人間！數月後我被放出「牛棚」時方得噩耗，晴天霹靂，撕心裂肺，噴涌而出的淚水怎能沖刷我心頭的傷痛，痛煞人啊！我死不足惜何故逼死吾妻，為什麼要慌報軍情說我「出事了」叫她揭發我的「罪行」？物理所的革命份子怎能如此加害深愛我的愛人，此恨綿綿無絕期呵。那些革命份子（其中一人是和我同時入所的大學生）除了「政治」還懂得什麼人間真情？他們不能理解我們夫妻間鶼鰈情深，為減輕逼死我的罪責遠赴數千里外去逼迫一個江南弱女子，那句「出事了」直是催命咒語，當晚妻就跳井自盡了，天哪！我也有責啊，我仍低估了她對我的恩愛程度，高估了她的承受能力，如果早先我不同意她終止妊娠，她也不會死啊，我的悔恨也將綿綿無絕期呵。結痂已久的瘡疤碰一碰也還是鮮血淋漓，心靈的創傷如何治癒？剎那間難捱腸斷句，人世間最是情難訴。失去了的分外珍貴？四十多年了，「不思量，自難忘。……料得年年斷腸處，明月夜，短松崗。」如此殤逝，怎生忘懷！那些右派同伴，永遠稽留在了枉死城，林昭、張春元等等烈士再也回不來了，我的兄弟姐妹！還有我的愛妻！死過一次的人還有什麼可怕的，我決不會忘記那些被推入陰曹地府的反專制先烈！
從1957年至今，是學生右派不為私利「一片冰心在玉壺」，始終站在最徹底、最純潔、最堅決的反封建反專制前列。
對右派的又一重傷害是株連其親人。一旦成為右派，往往是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一些妻子為了自己的或子女的前途而紛紛離婚，堅持不和右派丈夫離婚的女幹部則往往被開除公職，她們中活到1979年仍能工作的也還有十六萬人。沒有成家的，則累及父母和兄弟姐妹，和我同時入學北大物理系的一同學被打成右派後，唯一的親人其母親自殺身亡了。即使是「改正」後，我的右派同學中也仍有終身未婚者以及未育者。
可以說，每一個右派份子都有一部血淚史，悲夫。
反右違反了中共制訂的憲法
有人當了婊子還要立貞節牌坊，說什麼對右派份子是「敵我矛盾性質，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以假惺惺地顯示其寬大為懷。這也是為蒙蔽國際視聽，以免被人過多譴責。因此，極大部分右派在名義上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但實際上是被處理成了欲予消滅的階級敵人。也有極少數人當即被逮捕判刑了，判刑時宣布了剝奪公民權。
右派中最大多數人由原單位的黨組織押送交付工廠、農場等場所，接受勞動察看或勞動教養。「勞動教養」是共產黨為處理右派而創立的實質性刑種（這一規避法院審判的刑種，拜反右直延續至今）。於是右派過上了無期的准囚徒生活，他們除了要進行脫胎換骨的超強度勞動外，還要接受種種洗腦的批鬥和折磨，以及飢餓和迫害，這種生活甚至比被判了刑的正規囚犯還難過。至於很少量的留在單位里的右派、很少量的從勞動察看處回單位的右派，受到「群眾監督」，成了掉在「紅海洋」里的活的階級敵人；他們，還有摘帽右派（帽子拿在「群眾」手裡，隨時可以再給你戴上），在階級鬥爭那根弦繃得越來越緊的年代，沉浸於受矇騙的群眾和左派份子的汪洋大海中，陷入了「群眾專攻」地獄，日子十分難捱。
「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這些「心比天高身為下賤」的右派和摘帽右派，除了被監視著參加選舉的所謂選舉權外，1954年版憲法的第八十七、八十九、九十和九十七條規定的公民權利全都被剝奪殆盡了。
發動反右違反了憲法。戴帽後右派份子雖是公民卻被剝奪了公民權利，當局再次違反了1954年版憲法。反右是國家公權力犯罪，右派份子有權按該部憲法獲得國家賠償。現行憲法涵蓋了1954年版憲法，老版憲法中公民權利部分在現行憲法中都有對應條文，現行版還有所擴充。右派索賠，是向現有的國家機器索賠，自是應參照中國大陸的憲法行事。
直到今天，中共各級組織的名稱沒有改變，國體、政體沒有改變。當局還高舉著「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旗幟，稱他們為第一代和第二代，自己是繼承衣缽的子孫後代。是這個政權迫害的右派份子，我們當然要向這個政權索取賠償，冤有頭債有主，難道還要等這個政權垮台後去找新政權算債？
反右導致了「四年大饑荒」和「文革」
反右運動直接派生了大躍進、總路線和人民公社化。毛澤東藉反右登上了權力的絕對頂峰，接著以他的流氓無產者痞子性格，依瘋作邪極不負責地玩「革命浪漫主義」，導致了物質上的全國大饑荒。大躍進——人民公社——大饑荒，毛澤東把全中國人民當作試驗品，夢想實現他的新村主義（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烏托邦。他要當全世界的共產主義領袖。據李銳在其《廬山會議實錄》（1995年1月河南人民出版社）第334頁所提供的數據，當可推算出1958年起三年內中國的人口淨減了五千三百萬，那之前中國還有著高出生率，全國餓死了多少人！當時餓死的人遠超過中國曆朝歷代因災荒餓死人數總和的三千萬。沒有戰亂，非是天災，卻全國性大規模餓死人，這在中華歷史上、在人類史上絕無僅有。中共至今不肯改口的騙人鬼話「三年自然災害」（他們拿不出任何可供佐證的氣象資料）或曰「三年困難時期」，應該正名為「四年大饑荒」時期。
一黨專政導致了一人專政。直到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駕崩，中共黨內不存在健康力量，那些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高官們早己助紂為虐，推動著那頭怪物轟隆隆地奔駛在封建專制軌道上，直至登峰造極的「文革」。文革是反右的必然延續。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大革了文化的命，極大地摧殘了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毛澤東要百姓向他的畫像「早請示，晚匯報」白天跳「忠字舞」，一時間神州大地上籠罩了濃烈的封建迷信妖霧，林昭就是直接被它窒息悶死的。毛澤東終於得售大願，成了集君權、軍權、黨權、政權、話語權、師權、神權於一身的「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了。孤家寡人空前寂寞，也要了卿卿性命。
從反右到文革，毛澤東的思維和神經日趨反常，日益病態。窮其一生，毛澤東是「與人奮鬥，其樂無窮」終生搞陰謀詭計害人之人。他貫徹始終的理念是做千古一帝。二戰後，民主和人權的洪流在全世界洶湧澎湃，可是毛澤東還想當皇帝！實質上的皇帝，比任何皇帝還皇帝的皇帝，這顯然是反歷史潮流而動的反動。毛澤東深知，他這種反動思想和作為，定然會遭到中國知識分子、尤其是其中的「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的右派份子的劇烈反對，於是他殘酷鎮壓了右派份子，殺雞警猴也威振了其它知識分子和全國人民。
反右使經濟凋敝，反右的最大危害是敗壞了道德
反右終結了經濟建設的「五年計劃」，其後更是把有效的生產活動排擠出了日常活動範疇，整個國家處於瘋狂的革命狀態，直到毛澤東死亡。事後，連中共也承認國民經濟已達「崩潰的邊緣」。實際上已經崩潰，只是靠嚴密強暴的統治控制著不散架。工人不做工、農民不種地、商家無貨賣、學生不上課、兵士在「支左」，而且長達十年，怎能不崩潰呢！這個社會早就崩潰了，崩潰濫觴於反右，是「大救星」及他身後那個「偉大光榮正確」的共產黨恩施給我們的，他們用槍制住了大陸民眾，謀殺了其中「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的右派，終致綁架了中華民族。
毛澤東死後二年的1978年，雖然大規模進口了糧棉油，但該年的人均糧食占有量仍低於反右開始時的1957年，人均棉油量更是遠低於1957年。1955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占世界的4.7%,1980年變成2.5%，掉了將近一半（國家統計局的說法是1978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只占世界經濟份額的1.8%）。而這期間，中國周邊的日本騰飛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香港、新加坡、台灣、韓國也躍進成了亞洲四小龍。四小龍中台灣的中國人占99%以上，香港的中國人占95%以上，新加坡的華人占75%以上。中華子孫吃苦耐勞勤奮節儉，人也聰明，中國大陸若非共產黨統治，經濟也定能搞得很好。
誠信乃立國之本。反右前夕中共已暗中將知識分子看作牛鬼蛇神置於敵人位置，然後以國家的名義以組織的名義以愛不愛黨的名義千方百計「引蛇出洞」誘騙人民，卑劣甚於歷朝歷代的封建帝王。毛澤東的「陽謀」衝破了中華民族的道德底線，踐踏了數千年來形成的國之信念、國之根本。反右是一個里程碑，自此全體大陸中國人都不得不說假話了。
至今沒有批判過反右運動，於是從反右開始的作假之風從政治滲透進經濟，由官場擴散到民間，全社會作假成風，互相欺騙，為了一己之私利，不惜傷天害理。例如，摻有毒物的「三鹿」牌奶粉，竟獲得了2008年中共的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致使僅該年因吃了此種奶粉而住進醫院治療的中毒兒童達29萬之多，至少死亡9人。現在全社會作假欺騙之風並未收斂而是越演越烈。反右對中華民族的最大傷害實是社會道德大淪喪，雖是無形卻威力無邊後患無窮。
內地的道德淪喪已殃及海外華人。居美一同學和筆者聊天時說起，他的孫子在美讀碩士，交女友不易，雖然他們祖孫三代早已入籍。華人交白人女子為友（girlfriend）相當困難，連黑人女子也不肯，她們認為「中國人」道德低下。在大陸教「瘋狂英語」發了財的李陽，娶了個美國白人女子為妻，且己生有3個孩子，2011年9月李陽毆打妻子使其多處受傷的新聞電視在我同學居住的那個不大的城市播出後，美國人很生氣，而李陽竟說那是中美二國的文化差異！往中華文化頭上潑髒水。廣東佛山2歲的小悅悅被汽車反覆碾壓、18個路人冷漠而過的新聞電視播出後，更令美國人髮指。有人沾沾自喜於「第二經濟大國」，其實全世界尤其是已開發國家的人民，根本看不起中國。看不起中共政府對本國人民的殘暴統治，看不起中國民眾的不反抗，看不起中國人的道德淪喪，醜陋的中國人！他們的政府首腦想要中國首腦手裡的外匯存底而裝出巴結相，一旦你手裡沒錢試試看，不但不會給你好臉色，還將審判你的反人類罪。
反右並未終結！
綜上所述當可看出，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強行施加於中國人民的反右運動，犯了反民族罪，反人類罪。聯合國在上世紀末已明確規定：任何一國的當政者，如果殘害本國人民，就是犯有反人類罪。可怕的是反右運動至今沒有被批判，沒有給賠償，當局還行進在毛澤東——鄧小平路線上，因而反右並未終結！
中共至今拒絕給右派賠償，依據的是鄧小平1980年1月5日的說法：反右是「必要的正確的，只是擴大化了」。這就陷入了一個悖論，鄧小平既是訴訟當事人又去當法官，這有違法律常理，因而他的那個說法不足為憑。再說，鄧小平先生已過世多年，胡錦濤先生就不可以實事求是地與時俱進？
中共建國60年時大肆慶祝了「輝煌六十年」，再次使他們陷入了自己設定的尷尬境地。顯然，六十年的「輝煌」中至少應刨去前三十年的毛澤東時代。後三十年，鄧小平改革開放的目的是為了挽救瀕臨崩潰邊緣的共產黨統治，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則是富了紈絝子弟，也有些乖巧之人舔到了些湯水。固然，百姓的物質生活相比於萬惡的毛澤東時代是附帶被改善了，但和周邊國家、地區相比仍差得遠，那些地方人民的收入和經濟發展是同步增長的，中國大陸只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輝煌六十年之說，推翻了愛因斯坦狹義相對論中時間變異的著名公式，用意念也可以改變時間，而且對不同時間段可以作非線性壓縮。若真如此，發明者當獲得諾貝爾物理獎！
全國最終僅74個右派沒有被改正。這74人也是為了表明反右的必要性而硬留下來的，例如74人中的頭號右派章伯鈞，其骨灰已被遷進了八寶山革命公墓第一室，死後哀榮，和劉少奇、朱德等人的骨灰同處一室（八寶山骨灰堂共分11室，死者骨灰按生前等級進入不同的骨灰室），他的夫人則升任為全國政協常委，以為補償。就算是只劃了五十五萬右派，74和五十五萬相比，小於0.01%，中共已給99.99%以上的右派「份子」改正，卻不給反右「運動」平反，又是違反了常理。任何一個社會現象都不會100%的純粹。只有搞錯了才需要「改正」，沒錯誤你改什么正！至今中共還死要面子硬說什麼反右運動是「必要的正確的，只是擴大化了」，這也太矯情了吧，儘是自打嘴巴。
主流社會迴避談論反右
直到今天，中國大陸的社會主流，至少在公開場合，沒有正確評說過反右運動和右派份子，一些人總認為右派至少是做過錯事犯過錯誤的。不光是官員和左派，在中共控制下一般的人也迴避公開談論反右，就好像從來沒有發生過反右運動那樣。例如在北大，反右運動實是扼殺北大「民主和科學」傳統的轉折點，可是在偌大的校史館裡，沒有展出任何和反右有關的實物、圖表或照片，只是在一處文字中說了句反右「嚴重擴大化」了。事實是，北大所有的右派都改正了，整個運動都搞錯了。不管北大是劃了一千個右派也好，八百個也好，應劃的是零個，任何數值和零相比是無窮大，擴大到無窮大了！怎麼能那麼矯情，還要說什麼只是擴大化，是應該全盤否定的嘛。美國的未來學學者阿爾溫·托夫勒說：「如果我們不向歷史學習，我們就將被迫重演歷史。」現在我們不光是不向反右歷史學習點什麼，而且連這段歷史都不提了。
中共不提反右，也不准別人提，會不會再掀起一場反右或類似反右、六四的鎮壓呢？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被判刑11年，南京師大副教授郭泉10年，當局槍打出頭鳥，毫不手軟；慶祝「輝煌六十年」的遊行隊伍中出現了「毛澤東思想萬歲」方陣，公然示威；薄熙來主政重慶後，在那裡樹起了37.4米高的毛澤東不鏽鋼塑像，並大唱「紅歌」，以招毛魂；組織全國的御用文人搞一言堂，批普世價值觀；……；左派們還公然成立了中國毛澤東主義共產黨和中國工人（共產）黨，他們可以堂而皇之地向胡錦濤進言要重樹毛澤東思想的權威地位，說毛澤東思想是綱，三個代表和科學發展觀只是目，公然挑戰。民主派的中國民主黨還未正式成立時，它的成員就被江澤民們悉數逮捕了。當局對左右二派愛憎分明呵。
經濟上則大踏步地「國進民退」，民營中小企業貸不到款紛紛倒閉，官方雖高唱民企可以進軍壟斷行業，但是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掌控了國營壟斷企業的高幹子弟怎肯讓利於民；超低工資殘酷剝削工人，底層民眾的收入趕不上物價上漲速度；高校退休教師等已七年沒有增加一分錢退休金。經濟、環保、資源、土地、水、污染、貧富差距、貪污腐化、權貴階層紛紛把家眷移民國外預留退路……，險象環生呵。以致年逾八十齣自北大的中央黨校教授右派老人杜光先生再次驚呼「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應該按照國際共識和祖宗說法，對政治上的右派、左派恢復它們的原有定義。在漢語中，右為上為貴為高為強，如「右賢」、「無出其右」；而左道旁門、左遷、相左、左嗓等都具貶意。在英語中，右right具正確、真實之意，左left可譯作不誠實、笨拙。即使是軍人、學生列隊時喊的口令也是「向右看齊」，而非向左看齊！
給右派賠償，這種物質體現和具象表達，也能震撼社會。只有反右運動的直接受害者獲得了賠償，才能慰藉右派份子——知識分子心靈上的創傷。只有和反右運動公開切割，才能顯示當今領導向前看的決心。對反右運動劃上句號後，始能走向下一步；才有條件從思想上和政治倫理上徹底批判玩弄權術、搞陰謀詭計、扼殺不同政見的流氓地痞思想路線，方可從封建統治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中國才會走上現代化道路。
胡吳溫等人都沒有參加過反右鬥爭，不在五行中就請跳出三界外，為反右運動劃上個句號，對中華民族作個交待。倘若不結束反右運動，我們將如顧炎武詩作《精衛》中所說「我願平東海，身沉心不改。大海無平期，我心無絕時。」為了我們自己，為中國知識分子，為我中華民族！拳拳之心，皇天可鑑。
為何突出右派索賠？
因為知識分子在民族復興中的重要作用，因為反右運動消滅了獨立知識分子，因為反右流毒禍害至今，因為索賠有可能啟動否定反右。
中共奪取大陸政權後，發動了一系列運動，除了右派外還傷害了多方人士，有些運動的「份子」中被立馬殺害的比例還遠高於反右運動，為什麼獨獨突出右派索賠？這固然一方面是右派份子在提出索賠，自然是講右派索賠；更主要的是反右運動具特殊地位，和其它運動相比反右對中華民族的危害最烈、影響最廣、對知識分子的打擊最深沉、最缺乏理性、最不講道理，最能反映毛澤東和中共的本性，而且反右流毒至今還死死地阻礙著中國的現代化，這是任何政治運動不能相比的。
我們提出右派索賠，當是進入否定反右運動的實質性過程。
本文在索賠之外講了些背景，實是為右派索賠作些必要的鋪墊。
葛佩琦，一個典型
由於中共向國民灌輸捏造的反右信息，毛澤東死後則是封鎖反右信息，七十歲以下的大陸中國人基本上已不明暸反右運動。即使是親歷者也因只能接受官方信息而深受指鹿為馬的欺壓矇騙。這種矇騙當可用右派葛佩琦的事例來予說明。
葛佩琦先生，1937年畢業於北大物理系，21年前我的前輩學長，曾任北大學生會副主席，是「一二·九」運動的領袖之一。1938年加入中共，後潛入東北保全長官司令部做情報工作，國軍少將軍銜，為「料事如神」的毛澤東、林彪攻城略地提供了東北地區國軍最高軍事機關的核心機密。中共取得全國政權後狡兔死走狗烹，毛澤東對原先的中共特工人員痛下了殺手，因為他們知道得太多了。反右前二年毛親令密捕了特工大頭目、時任上海市副市長的潘漢年，更早些還抓了廣東省公安廳長陳泊（曾被稱為延安的福爾摩斯）、上海市警局長楊帆等人，……。葛佩琦「解放後」已是平頭百姓，讓他逍遙了幾年到反右時才下手。
1957年5月23日，中國人民大學物理系講師葛佩琦被三次書面動員後在該校的助黨整風座談會上說：「在這次整風中，如果黨內同志不積極改正缺點，繼續爭取群眾的信任，那不僅可以自趨滅亡，而且發展下去，可以危及黨的生存。」15天後，在6月8日毛澤東公開發布對右派總攻令的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的附文中，這段話變成了「我還要重述一遍，群眾總要推翻共產黨，殺共產黨人；若你們再不改，不爭口氣，腐化下去，那必然走這條道路。總有這麼一天，這也是合乎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只空喊萬歲，也是沒有用的。」此前的5月31日《人民日報》已經刊載過被改得面目全非的葛佩琦講話：「……不要不相信我們知識分子。搞的好，可以；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推翻你們，這不能說不愛國，因為共產黨人不為人民服務。」《人民日報》竟是如此篡改了人家的發言！很快，媒體用語就更「精煉」為：葛佩琦要殺共產黨人、右派要殺共產黨！這已經和原話風馬牛不相及，完全成了造謠。接著《人民日報》等媒體連續多天刊登了工農商學兵各式人等的講話、文章，大肆撻伐要殺共產黨的那幫混蛋，連明智如北大校長馬寅初老先生也相信了《人民日報》的造謠而批起了葛佩琦。與此相輔相成的是不給葛佩琦任何澄清事實的機會，更不要說進行辯駁了，造成了全國共討之的一面倒局面，終於掀起了反右高潮！葛佩琦後被定為極右份子，判無期徒刑。
葛佩琦事例，是高度壟斷、弄虛作假、精心策劃的產物，毛澤東認為「引蛇出洞」到已足可一網打盡，毋需再假裝整風了，於是撕破臉皮以葛佩琦為第一發炮彈開始了雷霆萬鈞的反右鬥爭。葛佩琦被打成右派的過程也頗具典型意義，絕大多數右派被戴帽前都意料不到自己會成為階級敵人，他們看不透毛澤東的「陽謀」，響應號召後紛紛中計落馬。在反右運動中，葛佩琦實是一個標誌性人物。
1975年葛佩琦作為少將戰犯和他的司令長官杜聿明上將一起獲大赦出獄，這真叫葛佩琦哭笑不得。直到1986年葛才得以「改正」並恢復黨籍。
葛佩琦被改正後，《人民日報》等主串流媒體並沒有承認「右派要殺共產黨」是假話，只是不再提起。時至今日，大陸有幾人知道「解放前」和反右時葛佩琦的經歷？有幾人知道葛佩琦是建有奇功的老共產黨員？一旦讓百姓知道真相後還有幾人會相信具純真信仰的老共產黨人要「殺共產黨」？
當局對反右信息的獨家把持矇騙了全中國人民。在這種背景下，今天欲提右派索賠事，那些鋪墊是少不得的，否則，恐怕連非左派的一般人也難以理解為什麼你右派要索賠。
決不放下右派索賠這把利劍
右派索賠是把利劍，舉此利劍以揭露中共的殘暴統治尤為鋒利，這把利劍最有可能在中共的統治鐵幕上捅出個窟窿。
還活著的大多數右派，被改正後沒有擔任過哪怕是小組長之類的最低官職，沒有下海從商發過財，至今仍是純憑退休金清貧度日，因此他們很多人連「改革開放」也不肯「感謝」，實是右派中反對專制統治的堅定份子。他們就像關漢卿那樣是「蒸不爛、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響噹噹一粒銅豌豆。」官方也無可奈何。七八十歲的右派老人索賠，於理於情於法當局都無法迴避，無可逃遁，如鯁在喉吐不出咽不下。
我們決不可主動放下索賠這把利劍，說什麼不要他們的平反。平反，是有權有勢者給受害者平反，索賠，是受害者向權勢者索賠，這是不同主體的二個命題。我們從事的是索賠，逼著他們給「反右運動」平反，賠禮道歉，給予賠償。
1970年聯邦德國總理勃蘭特，代表德國在華沙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前下跪以謝罪，雖然勃蘭特當年也受到了納粹黨的迫害而流亡在國外，沒有參與對猶太人的迫害。勃蘭特此舉讓德國贏得了全世界的讚賞，他本人也在次年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1997年在台灣執政的國民黨當局，對50年前1947年國民黨政府製造的台灣「二·二八」事件的受害者作了全面賠償。什麼時候共產黨可以學學國民黨、大陸也有人學學勃蘭特？這二件事情是否對我們的右派索賠、對所有大陸中國人也有所啟迪？我們決不可輕言放棄索賠。
當然，我們也不能指望著立即得到那筆賠償款項，把它打入預算。北大的一些右派，在給北大黨委寫第二封集體索賠信時已達成共識，不可能一蹴而就的，但也要經常敲敲木魚，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為什麼不經常念念緊箍咒呢？越念越緊，念得那隻孫猴子越來越頭痛。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