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政治前途一夜之間嘎然而止震動了中國輿論，也吸引了國際輿論的特別關注。法國《世界報》、《費加羅報》和《回聲報》均發表文章，介紹事件經過的同時，分析其中究竟：是十八大到來之際的爭權傾軋，還是不同理想的路線鬥爭？
薄熙來為他的高調行事風格付出代價
《世界報》報導文章突出了薄熙來仕途起伏的戲劇性，指出，薄熙來利用和濫用革命歌曲和口號為其政治目標服務，但這位雄心勃勃又頗有感召力的新毛派最終成為一個堪與毛時代相比的政治清洗的犧牲品。文章的標題就是「北京解除新毛派薄熙來重慶第一把手職務」。《回聲報》報導文章注意到了中共高層處理薄熙來事件的特別方式，指出，中國政治總是盡一切努力讓權力鬥爭顯得不那樣鋒芒畢露，但這一次，薄熙來未被事先通知就被解除職務則提供了一個相反的例證。文章從中看到了兩種不同模式的鬥爭，以「一個平均主義的捍衛者在北京被排擠出局」為題，指出薄熙來聲稱要重回社會主義基本原則，試圖恢復毛時代的價值理念，他因此而一度吸引了媒體的特別關注。但是，文章認為，除了他的政治選擇之外，在一個習慣於秘密運作規則的文化中，薄熙來顯然也正為他的高調行事風格付出代價。《費加羅報》駐京記者的文章則特別指出，儘管薄熙來表面上看起來十分現代化，也很有魅力，但代表的確是中共黨內希望重回毛時代的某些基本原則的左派勢力。文章引述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鄭永年指出，薄熙來這樣被排擠出局顯示中央政治局9名常委達成了某種共識，否則他不可能有這樣的結局，因為薄熙來在黨內還有很多有力的支持者。文章就此寫道，比如像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等江澤民派系的人馬。不過，文章指出，現在還需要了解即將接任國家主席的習近平的想法。習近平也是太子黨。現任國家主席胡錦濤這些年一直不肯前往重慶，而習近平卻曾去重慶肯定薄熙來的工作。
薄熙來倒台是由於高調風格還是新毛主義？
《世界報》在事件報導之外，也就薄熙來事件發表署名阿蘭-弗朗雄的分析文章。文章將薄熙來事件比作是一場政治麻將，指出，薄熙來事件預示著中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未來被領導的方式。文章認為，薄熙來事件並不僅僅是某個人的政治前途受挫，因為，薄熙來所代表的即使不是一種路線，也至少是一種傾向。出於謀算也好，出於信念也罷，這種傾向希望給中國指出少些不平等，對窮人更溫和，更注重社會問題的另一條道路。文章引述法國亞洲研究中心2011年年底的一份研究報告，對比薄熙來所代表的所謂重慶模式和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所代表的廣東模式。指出，在汪洋的推動下，廣東在一系列罷工活動之後，做出一系列提高工資舉措，並對一些有創新的私營企業給予支持，調整了低技術含量的公營產業，指引出另一種發展模式，更注重內需，政治上也更有自由傾向，南方報系被看作是中國最敢言的媒體。文章指出，在兩種模式的競爭中，也有人事的爭鬥。汪洋和薄熙來都希望在2013年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於是，薄熙來在重慶的掃黑運動可能實際上就是為了抹黑汪洋。文章寫道，這簡直就像是一出美國電視劇。但是，電視劇的最後一集，是汪洋取勝，因為作為薄熙來重慶掃黑運動的核心人物的王立軍好像反戈一擊，打破了薄熙來神話。利用暴力和酷刑展開的針對重慶黑社會的行動可能只是針對那些接近汪洋的私營企業老闆。
文章在結束時寫道，很難說究竟是什麼讓中共高層不自在，是薄熙來高調的行事風格，還是他所代表的新毛主義。
薄熙來倒台預示改革時代到來？
《費加羅報》駐京記者也發表長篇分析文章，指出，重要的一點，是這一事件在中國掀起了長時間以來最為猛烈的一場政治風暴，將2012年政治過渡期的風浪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不同派系、不同路線之間，如今已經劍拔弩張。但文章把這些權力爭鬥比作是影子戰。指出，人們只是間或可以看到刀光劍影，不透明是運作規則。
針對這場權力鬥爭，這篇文章寫道，爭鬥的框架有兩個重要的因素。第一是以中央政治局9名常委組成的集體領導。而這9 人中，有人更保守，有人更傾向改革，而且，他們分裂成間或會合縱連橫的幾個大派系。第二個重要因素，是卸任領導人必須保留對政權的影響力，因為即將上任的第五代領導人將在未來十年內掌握政權，一直到2022年。在這種架構的基礎上，薄熙來事件就可以有多種不同解讀。這篇文章引述一名未具姓名的外交官指出，這些不同解讀都是既真也假。薄熙來事件可以是太子黨和團派之間的派系鬥爭，也可以被看作是保守傾向的「重慶模式」與改革傾向的「烏坎模式」間的競爭。如果是第一種情況，那就更是一場圍繞權力的人事鬥爭；如果是第二種情況，則更是對未來中國兩種不同設想的較量。
針對兩種不同模式間的較量，《費加羅報》文章寫道，「重慶模式」是一個毛時代的平均主義和國家全力控制下的經濟開放的結合體：「烏坎模式」則由胡錦濤保護下的廣東省委書記汪洋代表。汪洋主張更加大膽地改革，減少黨的作用，對公民社會放寬控制。文章引述人大教授張鳴指出，薄熙來垮台宣告「重慶模式」破產，發出了走向一條更現代化的、而不是過度左轉的改革道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鄭永年也表示，在此之前，兩條路線一直不斷爭鬥。現在重慶模式出局，中國新領導人可能可以更容易地找到共識，推進改革。但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自己。
《費加羅報》文章就此指出，有人因此懷疑這場政治廝殺與官方媒體發表比語氣比以往更傾向改革的文章同時是否僅僅是巧合。但是，文章認為，由此來推斷改革的時機已經到來恐怕還太早，中國對不同聲音的打壓沒有停止。過渡階段更傾向於維持現狀。文章引述香港時事評論員林和立指出，中國領導人悠久的傳統就是利用強硬的改革派和自由派充當政治遊戲中的棋子，然後在權力鬥爭結束之後，再將他們拋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