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學生鬧事，大事出不了，但從問題的性質來看，是一個很重大的事件。凡是沖天安門的，要採取堅決措施。北京市既然公布了遊行示威的規定，就是法律性質的，必須堅決執行，不能讓步。我們對學生鬧事，前一段主要採取疏導的方法，是必要的。疏導，也包括運用法律的手段。如果破壞社會秩序，觸犯了刑律，就必須堅決處理。凡是鬧得起來的地方，都是因為那裡的領導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這也不是一個兩個地方的問題，也不是一年兩年的問題，是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的結果。要旗幟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否則就是放任了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就出在這裡。這件事發生了，也是好事，提醒了我們。
我看了方勵之的講話，根本不像一個共產黨員講的，這樣的人留在黨內幹什麼？不是勸退的問題，要開除。有的人並沒有放棄他的觀點，但這次學生鬧事他表示不參加，這就好嘛！你的觀點可以保留，只要你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行動。上海的王若望猖狂得很，早就說要開除，為什麼一直沒有辦？上海的群眾中傳說中央有個保護層，對是否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否要反對自由化，也有兩種意見。因此，鬧起事來後，上海人要看一看。應該說，從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論戰線上是軟弱的，喪失了陣地，對於資產階級自由化是個放任的態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壞人猖狂得很。好人沒有勇氣講話，好像自己輸了理似的。沒有什麼輸理的。四項基本原則必須講，人民民主專政必須講。要爭取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沒有人民民主專政不行，不能讓那些顛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謠誣衊的人暢行無阻，煽動群眾。前幾年，我們不是對那幾個搞自由化並且觸犯了刑律的人依法處理了嗎？難道因此中國的名譽就壞了嗎？中國的形象並沒有因此而變壞，我們的名譽還是一天比一天好起來。
我們講民主，不能搬用資產階級的民主，不能搞三權鼎立那一套。我經常批評美國當權者，說他們實際上有三個政府。當然，美國資產階級對外用這一手來對付其他國家，但對內自己也打架，造成了麻煩。這種辦法我們不能採用。
我們執行對外開放政策，學習外國的技術，利用外資，是為了搞好社會主義建設，而不能離開社會主義道路。我們要發展社會生產力，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增加全民所得。我們允許一些地區、一些人先富起來，是為了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兩極分化。這就叫社會主義。
中國沒有共產黨的領導、不搞社會主義是沒有前途的。這個道理已經得到證明，將來還會得到證明。如果我們達到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四千美元，而且是共同富裕的，到那時就能夠更好地顯示社會主義制度優於資本主義制度，就為世界四分之三的人口指出了奮斗方向，更加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性。所以，我們要理直氣壯地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沒有專政手段是不行的。對專政手段，不但要講，而且必要時要使用。當然，使用時要慎重，抓人要儘量少。但是如果有人要製造流血事件，你有什麼辦法？我們的方針是首先揭露他們的陰謀，儘量避免流血，寧可我們自己人被打傷，對為首鬧事觸犯刑律的依法處理。不下這個決心是制止不了這場事件的。如果不採取措施，我們後退了，以後麻煩會更多。
在這次學生鬧事中，民主黨派表現是好的，周谷城、費孝通、錢偉長等幾位著名的民主人士的態度是好的，不好的倒是我們有些共產黨員。
對於那些明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的，這次就要處理。可能會引起波浪，那也不可怕。對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處理要堅決，他們狂妄到極點，想改變共產黨，他們有什麼資格當共產黨員？
在六中全會上我本來不準備講話，後來我不得不講了必須寫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那一段話，看來也沒有起什麼作用，聽說沒有傳達。
反對精神污染的觀點，我至今沒有放棄，我同意將我當時在二中全會上的講話全文收入我的論文集。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至少還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發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亂不可。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必須在安定團結的條件下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我特別強調有理想、有紀律，就是這個道理。如果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再來一次折騰。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否定黨的領導，十億人民沒有凝聚的中心，黨也就喪失了戰鬥力，那樣的黨連個群眾團體也不如了，怎麼領導人民搞建設？
一九五七年反對資產階級右派的鬥爭，有太過火的地方，應當平反。但我們對它沒有全盤否定。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不可缺少的，不要怕外國人說我們損害了自己的名譽。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才有希望。要讓外國人看到中國政局是穩定的。如果搞得亂七八糟、一盤散沙，那還有什麼希望？過去帝國主義欺侮我們，還不是因為我們是一盤散沙？
處理學生鬧事是一件大事，領導要旗幟鮮明，群眾才能擦亮眼睛《人民日報》三篇文章寫得不錯，《北京日報》社論《大字報不受法律保護》寫得也不錯，李瑞環在天津的講話也不錯。正因為態度鮮明了，給積極分子鼓了氣，中間群眾才能站過來。領導態度堅決了，就鬧不起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