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上的張春橋（資料圖）
摘自《「四人幫」興亡》，葉永烈著，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
張春橋在覆滅前夕，頻繁地通過蕭木發出對上海的指示。
1980年9月10日，張春橋的機要秘書嚴忠實在「證言」中這樣寫道：
我叫嚴忠實，1971年以前在中辦機要局工作，1971年12月至1976年10月6日由組織指派張春橋的機要秘書。現在中辦機要局工作。
1976年9月10日晚，張春橋讓我打電話找蕭木（王洪文處工作人員）到釣魚台住，大約談了三個來鐘頭。1976年9月27日晚飯後，蕭木打電話給我， 說他要回上海，問張春橋有沒有什麼要交待的。我當即報告張春橋。張對我說：「叫蕭木來吧。」我下樓後，又給蕭去電話，大約是晚上八點多鐘，蕭木到張春橋住 處（釣魚台九號樓）辦公室，一直談到十一點多鐘，後回王洪文處。
兩次談話（我）均不在場，談話內容我不清楚。
1976年12月14日，被隔離審查中的王知常作了如下揭發交待：
「四人幫」覆滅前，我是原上海市委寫作組負責人之一。1976年9月23日，蕭木派機要員從北京送來一封密信，信中寫的主要是張春橋9月18日晚同他談話的內容。因原件已被燒毀，現根據當時的筆記和回憶，恢復原狀如下：
朱、王、王、陳、顧、章：
9月18日晚，春橋同志找我談了一次話，內容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我對春橋同志說：毛主席逝世後，處處都感到毛主席不在了，有一種失落感。春橋同志說：毛主席處處不在又處處在，毛主席雖然逝世了，但是他老人家的路 線、制度、政策都留下來了。春橋同志又說：毛主席的身體是被鄧小平搞壞的。鄧小平欺騙主席，大搞翻案，被主席察覺，只好帶病領導和發動了反擊右傾翻案風的 鬥爭，硬是把身體累垮了。光憑這一點，鄧小平的罪也就夠重的了。
二、我勸春橋同志要為人民多保重自己的身體。春橋同志說：毛主席逝世，我心中難受得受不了，胸中時常感到氣悶，守靈時用手摸了一下胸口，啊呀!誰知被電視台的記者拍攝進鏡頭裡了，引起好多人的不安。第二天，我看見春橋同志在院子裡散步了。
三、我對春橋同志表示擔心目前的形勢，特別是軍隊不在這邊。春橋同志說：現在的形勢不能同馬克思逝世時比，也比列寧逝世時的形勢好得多，當年托洛茨基是 紅軍總司令，威信比史達林高得多。鄧小平雖被打倒了，但資產階級還有力量，問題在於誰掛帥。目前資產階級的力量還沒有集結起來，缺少掛帥的人物。
四、我問春橋同志：中央今後會出現怎樣的局面？春橋說：主席不在了，看來今後中央只可能是靠集體領導了。如果今後要出修正主義，還是在上層，在中央，在 黨內的資產階級。要吸取蘇聯的教訓，警惕修正主義上台。蘇聯現在變修了，將來還是會出列寧的。中國即使修正主義上台，將來也還會出列寧。
五、我講到主席逝世後，外地有些壞人關門飲酒，引起群眾氣憤，上門懲罰。春橋同志說：我倒擔心這方面搞得太過分了，當然群眾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人民是 好的。有這樣好的八億人民，一定會湧現出自己的領袖。目前最困難的就是現在這一段時期，只要把這一段時期度過去就好了。現在要出鄧小平這樣一個人是不可能 的，人民一定會起來反對的。
六、我對春橋同志說：廣大群眾普遍希望能儘快出版《毛澤東選集》五、六卷。春橋同志說：毛選五卷的書稿已被胡喬木搞得面目全非，目前要出有困難。還是考慮出單篇，一篇一篇出的好。國慶前爭取選出毛主席論接班人五條標準的。
七、春橋同志對我說：主席逝世時，蘇修也發來唁電。這樣大的事外交部也不請示報告，竟然收下了，最後是我從外電消息中發現了這一情況，才讓他們把蘇修的唁電退了回去。
八、我談到現在人們普遍對形勢感到擔心。春橋同志說：要樹立信心，今後還是要強調批鄧，要講團結，這是大方向。你轉告上海的同志們，要振奮精神，努力工作，準備鬥爭。
此信閱後即毀，不然，小人苦哉，大人苦哉!
蕭木
1976年9月18日夜
幾點說明：
一、朱、王、王、陳、顧、章：朱永嘉、王知常、王紹璽、陳冀德、顧澄海、章樹焜。這六個人都看了此信。徐景賢也看了，是朱永嘉給他送去的。章樹焜是最後一個看的，他看後我就將此信燒毀了。
二、此信的要害是第三點和第六點。這暴露了「四人幫」想通過抱成一團控制中央，來篡黨奪權。同時，他們想在毛主席逝世後的這段時間裡，加快篡黨奪權活動的步伐，還企圖利用出《毛選》五卷單篇來配合他們進行這一陰謀活動。
三、章樹焜在看信時將原文抄錄在筆電上。這次我說要到北京揭發「四人幫」的罪行，章樹焜將筆電上的抄頁撕下來交我。所以，蕭木來信的恢復件是準確的。
王知常
1976年12月14日
在如此緊鑼密鼓的時刻，張春橋還給徐景賢掛了長途電話，居然說是需要一個秘書。
張春橋早已配有秘書。接到電話，徐景賢以為，一定是張春橋在北京的事情太多，忙不過來，要增加一名秘書。
徐景賢真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竟然「拎不清」。他從復旦大學物色了一位男教師，以為各方面的條件都不錯，準備推薦給張春橋當秘書。徐景賢把此人的檔案寄往北京。
幾天之後，張春橋便把檔案退回，附有一信給徐景賢。徐景賢看信之後，方知自己實在糊塗，怎麼不知張春橋的用意。
張春橋的信，寥寥數語，說自己在北京太寂寞，想找一個伴……信中還叮囑，閱畢即燒掉，不要保存此信。
徐景賢恍然大悟：張春橋要的是女秘書，為的是「做個伴」!
文靜，已成為張春橋的累贅：每一回「炮打」，文靜的歷史問題都成了攻擊張春橋的炮彈。
張春橋幾次打算提出與文靜離婚。可是，細細一想，又打消了離婚的念頭。因為張春橋已是「大人物」了，一旦「休」了糟糠之妻，又會成為「炮打」的「炮彈」……唉，真叫張春橋左右為難。
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張春橋獨自住在北京。即便回到上海，也不回家，不與文靜見面。他不再給文靜去信，去電話，一切信息通過兒女「中轉」。
這樣若即若離的夫妻關係，不時折磨著張春橋的心。他口中念叨道：「赤條條，來去無牽掛。……」無奈，他的心也是肉長的。
在慶祝《「五·一六」》通知發表十周年——亦即「文革」十周年的那些日子裡，五十九歲的張春橋常常感嘆不已：十年前，他節節上升，歡天喜地；眼下，總理夢一次又一次化為幻影，已預感到末日的來臨。
風雨飄搖之際，獨居釣魚台。偌大的房間，反而使張春橋覺得空虛、寂靜。這時，他強烈地產生了一個念頭：需要一個伴!
「徐老三」明白了張春橋的意圖之後，便悄然在上海張羅起來。自然，張春橋的這 個「伴」，必須政治歷史乾淨，不可再有任何把柄落到別人手中。此外，還要年輕、漂亮、有文化、有政治頭腦，而且女方要願意做這個「伴」。
徐景賢畢竟頭腦靈活，派人在上海醫學院物色對象，藉口是給「中央首長」挑選一名貼身護士。
「對象」總算找到了。照片、檔案送往北京，張春橋也滿意了。
就在這個護士打算動身去北京的前幾天，任憑徐景賢一次次給張春橋掛電話，一直沒有人接電話。
後來，1978年7月24日，徐景賢在證詞中這樣說：
過了幾天，就是9月28日，張春橋派蕭木到上海，向市委直接傳話，這是從來沒有過的。我認為這是張春橋聽了我9月21日的當面匯報後，經過進一步思考，給我們作出的交底的指令。
張春橋給我們指出：有人要搞「四人幫」，要搞上海，這樣的時候，大考驗就到來了。
張春橋在這裡向我們發出了要打仗的動員令。蕭木從北京到上海，一下飛機就直接從機場趕到康平路市委常委學習室。把在家的六名市委常委全找來，詳細傳達了 張春橋9月27日晚同他的談話。當時，我把張春橋的這些指令在筆電上作了記錄。到了75年10月8日，當我得知「四人幫」被粉碎的消息時，我就認為張春 橋的預言應驗了，大考驗的時刻到來了。
我們根據張春橋9月27日關於要打仗的指令，在上海策劃了反革命武裝叛亂…… （註：青野、方雷：《鄧小平在1976》下卷，春風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212頁。）
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發出通知，1976年10月6日晚八時，說是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政治局會議。
當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先後步入懷仁堂，等待著他們的是荷槍實彈的解放軍戰士。
坐鎮現場指揮的，是葉劍英、華國鋒和汪東興。
江青在中南海就擒時，狂喊亂叫了一番，提出了一連串的「抗議」。
毛澤東去世之後，張春橋對形勢分析了一番，托蕭木向上海傳話：「毛主席去世了，要有像毛主席那樣有威望的領袖是不可能了……現在比列寧去世時好，那時史達林威信不高，托洛茨基做過紅軍總司令，威望比史達林高……」
張春橋的話，需要「翻譯」方能明白：他，自比史達林，而把華國鋒比做托洛茨基。他以為自己的威信比華國鋒要高，因此取華國鋒而代之仍大有希望。
張春橋仍把上海視為「基地」。在徐景賢的筆電上，親筆記下了1976年9月28日張春橋派蕭木傳達的口信：
階級鬥爭形勢要經常研究，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馬克思主義剛出來時，中國這麼一個大國還沒有人知道。後來到了列寧，中國懂得馬列的也很 少。現在毛澤東思想在中國在世界傳播了，比起那時候來懂得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所以要建立信心。當然要看到曲折，看到資產階級還有力量，問題是誰掛帥。
上海的工作，轉告上海不要急，不要多出頭，許多事讓外地去搞，我們要把工作做得紮實一些。上海不搞，別人還會拿出幾條來講你。老實說，上海還沒有真正經受過嚴重考驗，林彪、鄧小平要搞上海，都沒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話，上海有大考驗，要打仗。
張春橋的這段話，同樣需要「翻譯」。他警告徐景賢，上海正面臨著「大考驗」，「要打仗」。
在10月初，在張春橋親筆寫下的提綱中，有著這樣的句子：「革命與專政。怎樣革、怎樣鞏固政權。殺人。」
上海在準備著「打仗」、「殺人」。
箭在弦，彈上膛，劍出鞘。
風聞，10月7、8、9日，北京將有「特大喜訊」。王洪文一口氣拍了一百多張照片，以供登台時用。上海的紅紙頭被搶購一空，準備慶賀「大喜之日」。
毛澤東在病重之際，曾說過：「看來只有在腥風血雨之中交班了，我死了以後會怎麼樣，只有上帝才能知道。」
噎蒙受十年浩劫的中國人民，怎麼還受得了新的一場「腥風血雨」？
10月6日晚，不費一彈、不開一槍，「狄克」和他的夥伴，「和平」地進入了監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