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風窗》：您進寫作組的時候，第一個見到的是張春橋，還是姚文元？

朱永嘉：第一個見到的是張春橋，那時候他在上海，整個寫作組是他管的。張這個人，講話不多，不是很容易親信別人，原則性很強，說一是一說二是二，沒有太大的可以討價還價的餘地。我們閒聊的機會都沒有，除了工作還是工作，一開會就討論工作，也不談生活，也不談家庭。所以人家講他比較陰，就是這個道理，沒有工作以外的相互交流。

《南風窗》：憑您和張春橋的往來，對他應該是非常了解的吧？

朱永嘉：城府最深的是張春橋。當然，他在前期和後期有變化。前期奪權時，比較張揚，敢於講話。有一次，李先念到上海來檢查財貿系統的工作，那時候剛巧文化廣場開大會，大家就請李先念圍繞廣場走了兩個圈子，我也在場。這本來是件好事，是可以挽回張跟老幹部的關係的。但張春橋在大會上點名批評說，憑什麼讓李先念繞場兩圈，你們幹什麼？從這個批評可以看出，張春橋不知道在適當的時候應該妥協，緩和矛盾。

前期的張揚，我看得出來，是有他個人打算的。在後期，這方面性格就沒有了，少了，特別是廬山會議以後，他知道得罪人太多了，要收斂。他要主動去改善與別人的關係，但是沒辦法了，結怨已深，沒有群眾基礎。

《南風窗》：您和姚文元的關係也很不錯，外界傳說當年若不是您給他幫忙，他是寫不出《評〈海瑞罷官〉》的。

朱永嘉：姚文元不是搞歷史的，是搞文藝評論的。他找我很簡單，說要臨時寫一篇關於海瑞的文章，問我能不能幫他找一點資料。我就把地方志、明史里的相關資料告訴他，關於海瑞這個人，我所知道他的經歷和情況，時代背景、社會矛盾等也告訴他。這一點我是幫了他的忙的。再比如批「三家村」，他不知道從哪裡下手，問我，我就把《燕山夜話》拿給他看。他找不到別人幫他忙啊。

姚文元這個人，也有寡言、沉默的特點，不輕易講話。他對我是很信任的，這一點還可以。姚對我從來沒有批評過任何一句，他給工作我，我就做。我交上去的東西，他說改就改了，有的地方也確實改得很好。

《南風窗》：王洪文怎麼樣？

朱永嘉：王洪文比較淺，畢竟是小幹部出身，他要應付局面，旁邊也沒有幾個像樣的參謀能幫他。他在北京要想站穩腳跟，周圍一定要有有力的班子，這個智囊團有兩個作用，一個作用是腦庫，了解各方面情況以後，能夠拿出點子來，告訴他怎麼辦。還有一個就是關係網，比如社交、公關，能夠幫助他把方方面面關係聯繫好。

在「四人幫」中，文化知識和教養方面他是最差勁的一個，地位太低。江青說話他不敢不聽，張春橋說話他也不得不聽；姚文元他又不好頂。你叫他怎麼辦？對於那些大人物（葉劍英、李先念）來講，他就更是兒童團，小孩子了，是由不得他作主的。

《南風窗》：您給王洪文講解過《後漢書·劉盆子傳》，從中也可以看出王在當時格局中的狀況。

朱永嘉：他們在學習上碰到問題，我們寫作組有幫助他們做些輔導的任務。毛澤東讓他讀《劉盆子傳》，這是古文方面的，當然就要找我。

這樣一個題目，我不能多講的。因為劉盆子的結局是不好的。起家也不好。這無非是毛澤東給他敲警鐘——你不要自以為了不起，你不過就是個劉盆子。這種話我不好說。他也不好問我。他噎到中央了，地位那麼高，你不能去掃他的興。我就是告訴他這篇傳記里講的這個人，是怎麼起來的，怎麼當皇帝的，結果沒辦法指揮局面，讓他心裡有數。

王洪文能力不行，選擇他，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這個選擇，對毛澤東來講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選這樣一個人，可以緩衝一下張春橋跟老人們的矛盾，因為這個矛盾噎是很難挽回了。毛澤東跟林彪講過，讓小張上來接我們的班，這一下就把張放在火上烤了。他自然就成了大家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