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傅高義教授的《鄧小平時代》中文版最近問世。儘管鄧小平的傳記已有多種版本，包括鄧家女公子鄧榕的《我的父親鄧小平》這種「親民版」在內，史料方面實在難有新發現。但因傳主是世界級偉人，傳記作者是曾經兼跨學政兩界的大牌China Scholar，這兩個因素本身就足夠吸引讀者眼球。最近傅高義先生因為中文版發行接受記者採訪時的一些有關鄧的評述，尤其是那一連串「假如」，已經讓人充分感知他對傳主的鐘愛與崇拜之情。其中最引起爭議與腹誹的就是他對鄧小平在鎮壓「六四」天安門運動決策失誤的辯解。
傅高義對中國現實政治和事理人情有自己的獨到闡釋。比如他認為在中國推動改革，「缺少威信不能做，缺少背景不能做，缺少經驗不能做，都合起來才能做這麼大的」事情，鄧小平兼具三者，所以才能推動這場改變了中國的改革。這點我完全同意，以當時中共各元老的才具眼光及魄力而言，唯鄧才有此膽識推動中國的改革，所以我一直說鄧小平在中國同代領導人當中是走得最遠的人。
傅對鄧的理解也抓住了本質：「鄧小平是個實用主義者，不是意識形態專家；和共產主義世界的許多領導人不同，他不認為有必要先成為一個理論家才能擔當最高職位」，這話是中國知識界共識，但以下這句話比較出彩：「中共十四大對『鄧小平理論』的說法，旨在說明『實用主義』恰恰正是最深刻的理論。」——從傅先生的論述來看，他對這種實用主義極為讚賞。我的看法是：這種實用主義最後在政治層面上形成了唯利是圖、不講原則的「國家機會主義」；在社會文化層面將中國人導向了金錢至上的市儈式追求，顛覆了中國社會的價值系統。儘管這種實用主義曾有效地引導中國走過了30來年的改革，但近年來，在中國「和平崛起過程中，中共政府想推廣「軟實力」，讓全世界接受「中國模式」之時，才發現「經濟利益至上」的中共價值觀是如此缺乏吸引力，這不能不說是鄧的實用主義「理論」帶來的後果。
傅在《鄧小平時代》一書中的另一個重點是試圖構建鄧小平與同時代領導人之間的關係圖譜，並重新審視的角度。他列舉的人際關係重點主要是鄧與陳雲的關係。從有關鄧陳關係的敘述來看，於英文讀者或許有新意。但我想，既然是一本傳記，以下關係無法迴避，比如鄧與胡、趙兩任總書記的關係，包括鄧以黨內低階身份兩廢總書記之舉的權力來源是否正當，以及由他親自指定的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隔代指定的胡錦濤任國家領導人是否合適等，都需要檢討。胡、趙現在獲得的評價越來越高，鄧小平與胡、趙的關係包含著鄧的容人之量以及他對黨內遊戲規則的屢屢僭越；由他來挑選三、四代領導人，撇開這一行為的非制度化因素的正當性不論，還關係到一位政治偉人的識人之能。當考慮到胡錦濤平庸的治國之才成為2012年中國高層權鬥的禍源，這點尤其重要。傅高義先生對鄧小平的職位與權力不相稱狀態試圖給出自己的理解分析。如果他的分析能為中國讀者（而非英文世界的讀者）廣泛接受，倒也算得上一家之言。
對傅高義先生在接受多家傳媒採訪時，不斷地用不同的「假如鄧小平還活著，他不會……」這點，我實在有點不敢苟同。我猜想，這數個「假如」其實折射了傅高義先生對中國現任領導的治績多少心存遺憾，所以他認為，若鄧小平今天仍然在世並親自處理政事，中國就不會有如此多的遺憾了。這種「假如」的推想多少與傅先生個人對鄧小平能力的過高認識有關。鄧小平的局限其實在1989年處理天安門事件中已經清晰可見，是鄧出此下招，不僅改變了他與人民的關係，還將自己親手鑄就的改革列車引上了一條沒有出路的軌道。面對如此歷史機遇都採取了錯誤對策的偉人，又怎能指望在行將到來的網絡時代，他能夠如同50歲以下的人那樣理解網際網路對人類的意義，並在理解的基礎上把握時勢？更兼鄧小平設定的兩條底線——「第一是中國不能亂，第二體制不能動」，前一條底線成了中共今天「民主引發動亂論」的「理論」源頭，並發展出了每年花數千億維持的維穩體制；後一條底線被當今中國「九龍」之一的吳邦國先解釋成「五不搞」，繼而發展成「要用法律程序將黨的意志變成國家意志」。這兩條底線已經將一個到處奔突著地火的中國活生生地卡在了一道生死門坎之上，水火不濟就有性命之憂——怎能說堅持「體制不能動」這條底線的鄧小平就能處理好今天這麼多源於體制的矛盾與問題？
2002年3月上旬，我曾受哈佛東亞法律中心之邀去該校演講，期間曾至傅高義先生府中做客。通過長達兩個半小時的談話，傅先生對鄧小平的激賞（混合著一點被掩飾得很好的崇拜）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因此，如今他表示「西方世界低估了鄧小平」，我並不感到意外。也因為感覺到這點，在那次談話中，我特別強調了：我個人不認為鄧小平人生最大的敗筆僅在於處理六四事件，他留下的政治遺產，即拒絕政治變革的「跛足改革」導致的權力市場化，才是最大的敗筆。因為這一特點將改革導向了一個非常危險的方向，即使江澤民不需要面對權力市場化的全部惡果，他的繼任也必須面對。傅高義先生認為，鄧小平80年代確實是容忍了輕度腐敗，但今天貪腐這麼嚴重，「鄧小平若在世，絕不會坐視貪官污吏橫行，這也是中共當局必須正視的問題」。我卻認為鄧小平無法掙開他為自己及他的黨所打造的枷鎖：政府充當資源分配者、經濟遊戲規則的制定者與參賽者。任何政府只要同時有這三種權力，就無法制止腐敗。
在「記住鄧小平」一節中，傅高義寫道：「假如中國人要感謝某一個領導人改善了他們的日常生活，這個人就是鄧小平。在為改善如此多的人民的生活做出的貢獻方面，20世紀是否還有其他領袖能夠與他相比？」這個「假如」的出現，與傅高義採訪對象中沒有社會底層以及接近了解底層的人士有關。中國的轉型還處在「現在進行時」，推動中國轉型的巨人的評價會因人而異，因時而異。所以對鄧小平畢生功業，還未到「蓋棺論定」之時。更何況，在胡錦濤第二個任期內出現的種種否定改革的政治動向已經非常明顯。因為中國人不是一個整體，不是中國官方口中常說的集體名詞「全體人民」。現實中，中國人民因為利益分化早分化成各個階層，各有各的利益訴求，只是這些訴求被當局嚴厲壓制而已。比如近年來懷念毛澤東時代的人群當中，除了一些社會底層成員之外，還有為數不少的「紅二代」，薄熙來的「唱紅掃黑」，就是順應了這種思潮。而劉源等人倡導要回到新民主主義路線，至少也算得上一種對鄧小平改革路線的修正嘗試。江、胡兩代領導人尤其是胡，也許內心對毛的看法會不同於鄧，但在治國方略上，卻絕對是對鄧小平開創的改革格局（只發展經濟，拒絕政治體制改革）的忠實執行者，如果中共政府不控制言論，上述兩類人對現實的不滿，一定會溯源至鄧氏改革路線，只不過批判的維度與我的批判不同：我的批判是造成中國現狀的根源是中共拒絕政治體制改革，與毛時代訣別不徹底；後者批判現實之惡，認為一切緣於鄧氏改革放棄了毛的革命路線。
鄧小平的一生功業，與中國命運有關，更與中國共產黨的前途及命運有關。因此，我認為，傅著《鄧小平時代》固然是一本不可忽視的英文傳記，但其對鄧小平的結論卻還不能視為蓋棺之定論，鄧小平的畢生功業到底有多偉大，將由中國未來的歷史做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