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志丹（1903—1936）
多年前還在北京時，就聽「小道消息」說過，毛澤東入主中南海以後，有兩個地方沒有再踏足，一個是近在咫尺的北京故宮，另一個是曾經成為中共「陝甘寧邊區」首府的延安。毛某年青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當小職員時，想必參觀過故宮；至於延安，那是他發跡的主要根據地，按他自己跟女作家丁玲「鬼混」時打情罵俏的說法，叫做「偏安的小朝廷」。毛某為什麼當上「准皇帝」以後，不願意再進故宮看看？為什麼不願意到那個老解放區的寶塔山下故地重遊？是不是有什麼心理上的障礙？那就要進一步「研究研究」。
這裡要著重談的是延安。那是最早唱起《東方紅》，把毛某歌頌為「紅太陽」的地方；那是劉少奇第一次創意提出「毛澤東思想」，樹立他的「絕對權威」的地方；那是他領導「延安整風運動」，用恐怖威懾手段整肅折服大批知識分子的地方；那是他指揮全國「解放戰爭」，最後武裝奪取政權的地方。至少，他建立國家成為「偉大領袖」後，也應該去看望那些為革命作過巨大犧牲和貢獻的陝北百姓吧。為此，難免令人猜疑個中有什麼見不得人的「私隱」。 (阿波羅網 tw.aboluowang.com)
議論比較多的是毛澤東率領他的工農紅軍「長征」，1935年間落荒到達陝北以後，為了奪取最初領導革命武裝在那個邊區打游擊，創立了一片根據地的劉志丹等人的領導權，蓄意謀害他們。毛某按照他的拿手好戲「先打後拉」的老辦法，危言聳聽地譴責劉志丹執行了「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上綱上線定性成「為消滅紅軍而創造紅軍根據地的反革命」，誣指他的紅26軍部隊內潛藏奸細，要進行「肅反」。毛某以「中央」的名義把劉志丹等人抓起來監禁，動用酷刑搞「逼供信」，冤殺了不少劉的部屬。
習仲勛當時是劉志丹手下的主要幹部之一，也被關在瓦窯堡的一所監獄裡。他在回憶當年的恐怖情景時，提到活埋了許多陝北的指戰員。他說：「埋人的土坑都噎挖好，我們隨時都有被活埋的危險。」就在這個關頭，掌握了劉志丹服從黨中央，擁護他的領導權威，噎整服陝北人的毛澤東，適可而止地變換一副「英明」的面孔，下令制止抓人和殺人，把劉志丹等人全部釋放歸隊，宣布「肅反」是嚴重的錯誤云云，他便不但不必承擔濫殺無辜的責任，反而成為「救命恩人」。就這樣，習仲勛才逃過了被活埋的浩劫。
即使過了這一關，毛澤東對於陝北土生土長、甚得人心的劉志丹等領導幹部，仍然不放心，處心積慮必欲除之而後快。陰險的毛某便號稱為了「抗日」的目的，打發劉志丹率部「東征」。結果在黃河以西的三交鎮渡口，與閻錫山的軍隊發生遭遇戰，報告說是一廷敵人的機關槍在掃射進攻的紅軍時，打中了劉志丹的心臟，使他「壯烈犧牲」。毛某為了利用劉志丹在陝北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葬禮，把保全縣改名為「志丹縣」以資永久紀念，並為他親筆題詞等，實際上是「煙霧彈」罷了。
劉志丹死時，年僅33歲。對於他的死因，當地幹部在當時就有許多疑點，要點是一起參戰的戰友知道他既不在衝鋒隊伍之中，更不在交叉火力點之內，而是在離現場200公尺外的小山頭上觀察戰事。劉死時，他的警衛被支走找醫生，只有毛某派去「保護」他的政治保衛局特派員；一看其胸前傷口，明眼人都知道子彈不是從胸口打進去的，而是從背後打出來的。在劉志丹死後，他所部的兩位指揮員楊琪和楊森，也同樣在戰鬥中離奇地「被擊斃」了。但是，懾於毛某的淫威，誰都「心知肚明」卻不敢吱聲。直到毛澤東於1976年死掉以後，一些老陝北的幹部才逐步有些人士提出審查黨史這一筆陳年公案。
與劉志丹之死的案件相關還要提到，60年代初，劉志丹的弟弟劉景範的夫人李建彤(1920 – 2005，曾任中國地質科學院黨委副書記，喜愛擅長寫作)，寫出一部描述她丈夫的兄長劉志丹英雄一生的長篇小說。1962年脫稿後，尚未出版就被一些報刊連載、轉載，好品如潮。不料在1962年9月間「毛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八屆十中全會」期間，有一個與會叫閻紅彥的雲南省委第一書記兼「昆明軍區」（大軍區）第一政委，向康生告密，說這部小說是有意炮製的「政治陰謀」，目的是為陝北以及高崗「翻案」。閻紅彥也是陝北出身的老幹部，曾派到莫斯科留學，和康生關係密切；劉志丹死後，毛某就委派他接替劉掌管陝北的部隊，成為其可靠的代理人。毛某依據康、閻的報告，在全會上親自宣布把《劉志丹》定性為「反黨小說」，點名看過小說原稿的習仲勛是「黑後台」，揪出了一個「習仲勛、賈拓夫、劉景範反黨集團」，立即撤職查辦，「一網打盡」。
進入「文革」以後，「《劉志丹》文字獄」繼續升級擴展，以配合毛某的「炮打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不但西北老幹部被揪鬥、被關押、被殘酷迫害，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甚至株連延安地區陝北紅軍老根據地的一般幹部、普通群眾，多達60,000人受害。連噎死去30年、過去被肯定為革命英雄的劉志丹，也追究給他扣上「叛徒」的帽子，進行批判。《劉志丹》不過是讚頌一個革命人物的小說，通篇內容既不反黨，也不反毛，毛澤東為什麼那麼仇視劉志丹呢？這裡面就大有值得探索的「貓兒膩」了。
這裡要著重談的是延安。那是最早唱起《東方紅》，把毛某歌頌為「紅太陽」的地方；那是劉少奇第一次創意提出「毛澤東思想」，樹立他的「絕對權威」的地方；那是他領導「延安整風運動」，用恐怖威懾手段整肅折服大批知識分子的地方；那是他指揮全國「解放戰爭」，最後武裝奪取政權的地方。至少，他建立國家成為「偉大領袖」後，也應該去看望那些為革命作過巨大犧牲和貢獻的陝北百姓吧。為此，難免令人猜疑個中有什麼見不得人的「私隱」。 (阿波羅網 tw.aboluowang.com)
議論比較多的是毛澤東率領他的工農紅軍「長征」，1935年間落荒到達陝北以後，為了奪取最初領導革命武裝在那個邊區打游擊，創立了一片根據地的劉志丹等人的領導權，蓄意謀害他們。毛某按照他的拿手好戲「先打後拉」的老辦法，危言聳聽地譴責劉志丹執行了「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上綱上線定性成「為消滅紅軍而創造紅軍根據地的反革命」，誣指他的紅26軍部隊內潛藏奸細，要進行「肅反」。毛某以「中央」的名義把劉志丹等人抓起來監禁，動用酷刑搞「逼供信」，冤殺了不少劉的部屬。
習仲勛當時是劉志丹手下的主要幹部之一，也被關在瓦窯堡的一所監獄裡。他在回憶當年的恐怖情景時，提到活埋了許多陝北的指戰員。他說：「埋人的土坑都噎挖好，我們隨時都有被活埋的危險。」就在這個關頭，掌握了劉志丹服從黨中央，擁護他的領導權威，噎整服陝北人的毛澤東，適可而止地變換一副「英明」的面孔，下令制止抓人和殺人，把劉志丹等人全部釋放歸隊，宣布「肅反」是嚴重的錯誤云云，他便不但不必承擔濫殺無辜的責任，反而成為「救命恩人」。就這樣，習仲勛才逃過了被活埋的浩劫。
即使過了這一關，毛澤東對於陝北土生土長、甚得人心的劉志丹等領導幹部，仍然不放心，處心積慮必欲除之而後快。陰險的毛某便號稱為了「抗日」的目的，打發劉志丹率部「東征」。結果在黃河以西的三交鎮渡口，與閻錫山的軍隊發生遭遇戰，報告說是一廷敵人的機關槍在掃射進攻的紅軍時，打中了劉志丹的心臟，使他「壯烈犧牲」。毛某為了利用劉志丹在陝北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葬禮，把保全縣改名為「志丹縣」以資永久紀念，並為他親筆題詞等，實際上是「煙霧彈」罷了。
劉志丹死時，年僅33歲。對於他的死因，當地幹部在當時就有許多疑點，要點是一起參戰的戰友知道他既不在衝鋒隊伍之中，更不在交叉火力點之內，而是在離現場200公尺外的小山頭上觀察戰事。劉死時，他的警衛被支走找醫生，只有毛某派去「保護」他的政治保衛局特派員；一看其胸前傷口，明眼人都知道子彈不是從胸口打進去的，而是從背後打出來的。在劉志丹死後，他所部的兩位指揮員楊琪和楊森，也同樣在戰鬥中離奇地「被擊斃」了。但是，懾於毛某的淫威，誰都「心知肚明」卻不敢吱聲。直到毛澤東於1976年死掉以後，一些老陝北的幹部才逐步有些人士提出審查黨史這一筆陳年公案。
與劉志丹之死的案件相關還要提到，60年代初，劉志丹的弟弟劉景範的夫人李建彤(1920 – 2005，曾任中國地質科學院黨委副書記，喜愛擅長寫作)，寫出一部描述她丈夫的兄長劉志丹英雄一生的長篇小說。1962年脫稿後，尚未出版就被一些報刊連載、轉載，好品如潮。不料在1962年9月間「毛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八屆十中全會」期間，有一個與會叫閻紅彥的雲南省委第一書記兼「昆明軍區」（大軍區）第一政委，向康生告密，說這部小說是有意炮製的「政治陰謀」，目的是為陝北以及高崗「翻案」。閻紅彥也是陝北出身的老幹部，曾派到莫斯科留學，和康生關係密切；劉志丹死後，毛某就委派他接替劉掌管陝北的部隊，成為其可靠的代理人。毛某依據康、閻的報告，在全會上親自宣布把《劉志丹》定性為「反黨小說」，點名看過小說原稿的習仲勛是「黑後台」，揪出了一個「習仲勛、賈拓夫、劉景範反黨集團」，立即撤職查辦，「一網打盡」。
進入「文革」以後，「《劉志丹》文字獄」繼續升級擴展，以配合毛某的「炮打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不但西北老幹部被揪鬥、被關押、被殘酷迫害，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甚至株連延安地區陝北紅軍老根據地的一般幹部、普通群眾，多達60,000人受害。連噎死去30年、過去被肯定為革命英雄的劉志丹，也追究給他扣上「叛徒」的帽子，進行批判。《劉志丹》不過是讚頌一個革命人物的小說，通篇內容既不反黨，也不反毛，毛澤東為什麼那麼仇視劉志丹呢？這裡面就大有值得探索的「貓兒膩」了。
2012年6月23日 摘自《澳洲日報》《不老屯漫筆》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