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在他回答大家對他的質疑時，有一種認識，決定了他的思想，這就是他對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的坦言，他說：毛澤東的講話是歷史文獻，莫言說：「今天再來看，講話是有巨大的局限性，過分強調階級性，過分強調文學的政治性」。
莫言沒有認識到毛澤東這一篇暴力文字是一把殺人的刀，是一把專門殺文藝人和知識分子的刀，這篇講話殺了多少中國的知識精英，無法統計，但是從延安殺起，一直殺到反右，從王實味一直到胡風，丁玲，中國整整幾代知識分子都受其害。
批判毛澤東就要從他的殺人罪惡揭開真面目，我建議人們多了解一下這篇講話的歷史事實，從王實味的英勇犧牲，了解當時延安的「搶救運動」害死了多少知識青年，一直到反胡風反革命集團，反右派，打了多少中國的文藝人，知識人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
毛澤東的所謂文藝理論，是不是只有「局限性」？不，不是，它的「局」是特權的大局，毛澤東稱之謂無產階級的局，這個局不是有局限的，而是無局限的，它不是有局限的政治，而是無局限的政治。更不是只忽略了文字的人性，毛澤東在他的文章中說：只有具體人的人性，沒有抽象的人性，在階級社會裡，只有無產階級的人性。他否定其他一切人的人性，毛澤東對文學不是過分強調階級性，而完完全全要求有無產階級的階級性，只允許文學在它的工農兵，無產階級範圍中，為政治為階級服務。毛澤東不是強調階級性，（可以有一點點人性），而是除了無產階級的人性文學之外，絕對不允許有其他階級人性的文學。
這種可怕的殺人理論，是毫無可取之處的，今天的有識之士都在批判和鞭笞延安文藝理論，莫言卻說：我們今天多在突破講話的局限性，言外之意除了局限性之外，講話還是有文學理論水平的歷史文獻，有可取之處的。難怪他會去迎合當權者，抄寫延安文藝，這就是莫言的錯誤認識，和錯誤態度。
同樣他對在黨的態度，也是錯誤的，作為一個有共產主義信仰的共產黨員，他聲言對黨已不再相信，已經是構成 「叛黨」了。再去當一個作協領導，做一個黨員，我認為他自己應該感到難受。
我同意他說的文學不同於政治，不能要求一個文學家，一定是個好的政治家，但他必須是一個有政治良心的文學家。在我們今天的中國，做一個有良心的文學家是有風險的，是不容易的，對一個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來說怕更有風險更不容易，其道理就是有良心的文學家和極權的獨裁者是水火不容的。
今天，諾貝爾文學獎被我們中國人獲得了，是一件好事，這個人莫言還不完美，大家也不必求全反對，我也不反對，只覺得有點可惜，可嘆，我只希望莫言能努力使自己能配得上這個世界上最高的文學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