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來監督中紀委？
習近平、王岐山一再對反腐發出指示，但是作為中共維護黨紀，推進反腐倡廉作風的中紀委，多年來只是黨內權力鬥爭的工具，平民百姓冤假錯案的製造者。監督中紀委，正是制度改革的一部分。
十八大之後，習近平、王岐山反覆發出改進工作作風的指示，「己身正，不令自行，己身不正，雖令不行」，據此，中紀委有必要認真檢查自身的工作失誤，真正改進作風。
「誰來監督毛澤東？」
文革前的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文革中被毛澤東定為「薄一波61人叛徒集團」成員，受到批判折磨。文革後，安子文見到鮑彤發出的第一問是：「誰來監督毛澤東？」他看透了一黨專政，最高領導人獨裁專斷，不受任何監督的制度性根本缺陷，提出了對最高領導人和領導機關的監督問題。
當前對於中紀委這個最大的「包公」，也存在著「誰來監督？」的嚴重問題。如果中紀委不受監督，工作中出現失誤，就要參與製造冤假錯案。我接觸到的幾位受中紀委錯誤處理的受害者，也像安子文一樣發出痛苦的呼叫：「誰來監督中紀委？」
「我就代表黨中央。你告到中央也沒用！」
1978年11月，大連金州工業所翻譯，黨員關春榮，得罪了所長程紹崇，遭程毒打，受傷身殘，家破人亡。向中紀委申訴，中紀委派員調查，因官僚主義作風，未向申訴人、現場目擊證人調查，得出「查無實據，情況不實」的錯誤結論。中紀委辦公廳發出（1991）135號文件「此案予以了結」，如關再對「這個問題進行控告，中紀委不再受理。」中紀委一位劉姓官員對再次申訴的關春榮說：「我就代表黨中央、中紀委，我就說程所長沒打你。你願上哪兒告就上哪兒告。你就是搞到黨中央、總書記那兒也沒用。他頂多給你寫一個紙條。還得轉到我的手心裡，還得由我處理。」「你再來告，我還抓你。」確實，關春榮一再被抓回大連，繼續挨打、遭受迫害。
1993年中顧委委員、原大連市委書記宋黎、中紀委委員李志連、全國人大常委、大連市人大副主任、中國科學院院士楊烈宇及大連市政協常委、大連市監察局特邀監察員、大連管理幹部學院教授張普經、遼寧師範大學教授王彤、大連理工大學教授孫煥純、張恩濤主持正義，上書中紀委，認為中紀委辦公廳（1991）135號文件與事實不符，建議複查關春榮案件。十年過去了，沒有反應。2012年1月6日張普經等4位特邀監察員，又向中紀委寫信，懇請回音。但是，至今沒有信息。中紀委、監察部新聞發言人2013年1月9日公開承諾：「實名舉報，優先辦理，及時回復。」關春榮案件已過去30年，市委書記、中紀委委員、人大常委、院士、教授、特邀監察員1993年和2012年的兩次實名舉報，至今都未辦理和回復。
錦州訪民王玉萍被勞教案
遼寧錦州文政副食商場王玉萍案，也是中紀委錯案的典型案例。
王玉萍自有房屋被侵權竊賣、商場張鳳琴篡改她的工資檔案，納入張的名下，王玉萍工資被改為162元，低於最低收入。王玉萍2003年8月上訪，獲得中紀委一位書記親自談話，由112號接待員查辦處理。但是，由於中紀委工作人員辦事不細緻，出現失誤。將中紀委書記指示辦理的「錦州王玉萍」上訴案，辦成同省、同姓、同名、同齡的「撫順王玉萍」案，致使錦州王玉萍案成為遭到錦州公安、法院刁難的大冤案，並株連其丈夫。
2005年9月中紀委112號接待員再次接待錦州王玉萍，了解2003年處理的是撫順王玉萍一案後，提出補救意見：「1.解決好涉法涉訴問題；2.解決好職稱、工資、待遇問題；3、錯案的相當補償。」可是，王玉萍隨後得到的不是公正的解決方案與補償，而是錦州市古塔區興業派出所的打擊報復，在王玉萍重度貧血住院期間，被中斷輸血治療，強制押送到遼寧省馬三家子女子教養院，被無端勞教18個月。進入教養院十天後，仍不進行治療，王玉萍丈夫賣了房屋，給教養院送了兩次錢，才由瀋陽第四醫院實習醫生動手術。作為高危病人，王玉萍動手術時仍帶著手銬，實習醫生未進行手術前消毒、麻醉等醫療程序。第二次動手術在馬三家子進行，王玉萍提出過「沒消毒」，可能惹怒了醫生，就把棉球塞進脖子傷口內，現在棉球仍在王玉萍的脖子裡面。送王玉萍進、出馬三家子教養院，都沒有給王玉萍書面文件，勞教理由只是警察口頭說的：「你是法輪功。」實際，王玉萍是基督徒。
錦州王玉萍從1977年上訪，到2013年，36年沒有實際結果，2003年，因為中紀委辦錯案，王玉萍還被被無辜地勞教18個月。
中紀委不能成為治療癌擴散的「手術刀」
王岐山在1980年代的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工作期間，是我的頂頭上司。我相信他擔任中紀委書記後表現出的自信心、魄力與決心。
但是中紀委的反腐任務，不單是依靠「自信心、魄力與決心」來完成的。
前蘇聯有一名南極考察站的駐站醫生，對著鏡子，自己給自己完成了急性闌尾手術。但是中共當前的腐敗，絕不是闌尾炎症，而是整體性癌擴散症，中紀委作為中共中央直屬機構，能否擔任治療癌擴散的手術刀？不僅老百姓，就連中共自己也不相信。
中紀委依照黨的組織原則，應該接受黨的核心權力機構--中央委員會的領導，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閉會期間，最高權力轉移到中央政治局，最後轉移到中央政治局常委和總書記，雖然中紀委書記也是政治局常委，但是他對權力的監督，力量不夠，不論陳希同、陳良宇、還是薄熙來，調查和送交司法都不是中紀委能夠決定的，而是常委和幕後的政治老人們決定的，中紀委相對他們，只是個辦事機構，而且是「黨在法上」的辦事機構。
地方和部門的紀委工作在黨委領導之下，不能監督第一把手。中紀委不能監督中委、政治局委員和常委，更不能監督總書記和國家主席，日常監督只是副部級以下。非常時期中紀委的變化就大了。
1989年5月28日，中央委員鮑彤被送到秦城。公檢法並不同意判刑，可是鄧小平定調，鮑彤是壞人。為何不判刑？中紀委兩位局長對關在秦城監獄的鮑彤宣布：「鑑於鮑彤嚴重違反刑律，中央政治局決定開除鮑彤黨籍，撤消黨內外一切職務。」鮑彤當即反駁，只有各級法院有權判決是否違法和判刑，政治局無權判定是否違反刑律。黨章規定要在通過處分決議之前，將決議原文交當事人。因此，這個決定違反憲法和黨章。中紀委局長聲明：「中紀委未參於辦案。」看來中紀委只起了錄音和播放功能的錄放機的作用，當然也發揮了參與政治鬥爭、製造冤案的工具作用。
對於底層，中紀委的權力又過於強大，往往一個辦事員，就能製造像關春榮、王玉萍那樣的冤假錯案。
人們要問，中紀委既然當不了切割腐敗毒癌的手術刀，只能充當權力鬥爭「借刀殺人」的工具，只能充當冤假錯案的製造者。那麼誰來監督中紀委？這是不是應該成為制度改革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