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妹也說說：許良英屍骨未寒，丁子霖就急不可耐，借悼念許良英發泄私憤，攻擊如鯁在喉的仲維光。她那極盡攻擊之斷落寫得實在有失天安門母親的形象，這不禁使我想起在二00六年高智晟正深陷囹圄時丁子霖寫的一篇文章「想到哪裡說到哪裡─關於英雄」。那酸溜溜的攻擊高智晟的勁頭兒與這篇「天蒙濛霧重重良師諍友已去矣」酸溜溜地攻擊仲維光的勁頭兒可謂異曲同工。
為了使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再「經歷一場難得的洗禮」，為了使讀者不妨再回憶一下二00六年前後那場維權運動中她給高智晟的那封公開信，我在此補充重發當年的舊文一篇。
為悼念許良英先生，仲維光先生的兩篇最新說明
第一篇：
關於丁子霖悼念許良英先生文章中涉及我的事實說明
作者：仲維光
今天有多位朋友來信告訴我丁子霖在悼念許先生的文章中攻擊我的事情。在這個時候回答這樣的問題真的是很讓我不安，但是與其不斷接到別人詢問的電話和信件被迫解釋，不如用文字一次性地回復，解答如下。(丁子霖原文附後)
1.關於許成剛給我寫信，說注意他父親歲數大了，不要繼續討論分析以免氣壞他之事。
此事有，但是是在八九年之後，大約九零年的事情。
我那個時候和許先生討論八九民運的事情。由於我在八九六四時已經在德國，因為等待獎學金的審批，所以沒有回國參加這場運動。為此我高度評價劉曉波回國參加學運。當然沒有說出來的原因也有我對於許先生和方勵之他們不能夠積極參與，而躲在外邊，有不同看法。我看到，他們膽怯但卻不願意承認。在這樣一種背景下，第一，我高度評價劉，第二我承認自己不如劉，第三我當然沒說，但是討論中顯然是有這種情緒的。就為此在信中和許先生爭論起來。
這個爭論的結束是，因為後來劉曉波在電視上作證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人，我則坦率地向許先生承認了我對於劉曉波看法的錯誤。大約那個時候許成剛也寫來這封信。我對許成剛的信當然是有看法的，因為思想討論並沒有人身問題。儘管如此，此後對於六四與知識分子關係的看法，我也就沒有繼續和許先生討論，我的觀點則在後來幾年談六四的文章中陸續有所論述，如「心理恐懼和恐懼心理」一文。
當時的爭論還包括，我認為人權問題是最根本的問題。他認為民主問題高於人權，不能夠退回到強調人權等等。
這件事情如我以往和許先生爭論一樣，並沒有影響到我和他的私人關係。但是在九十年代我們的爭論中，可能就是關於六四問題的討論的時候，他的確第一次有和我斷絕師生關係的想法。我保存有許先生的所有信件，所以這件事情不難弄清楚。
2.關於丁子霖說我不斷寫長信攻擊許先生之事。
由於我和許先生的分歧起自一九七五年，所以我從來寫信時都非常注意，儘量避免不讓他多心。所謂長信問題是因為李慎之去世，討論李慎之問題。我的三篇關於李慎之的文章在網上都能夠查到。第一篇「過渡人物顧准和李慎之先生的貢獻究竟在哪裡?」(美國，多維網，2003年5月3號)。這篇東西就是選自和許良英先生的通信。第二篇「最近二十年中國知識界的幾個社會思想問題-由悼念李慎之先生所想到的」(發表在八月的《民主中國》上)七月八號寫完，幾乎還沒有定稿的時候，我就郵寄給許先生請他過目，我估計應該在七月十五號到二十號他一定能夠收到。
這篇文章有三萬多字，談的是什麼是科學，馬克思主義是不是科學，啟蒙是什麼，革命是什麼。對這些問題的看法我當然知道我和許先生的分歧，所以我當然也要首先給他。不想七月底謝泳到許先生家拜訪的時候，問許先生對我這篇文章的看法。許先生說沒有收到。於是謝泳立即給我來信，批評我說，許先生對你非常關心，你寫文章應該讓許先生知道。謝泳知道許先生不用電子信箱，所以要我立即傳到他的信箱，對我說他可以列印一份給許先生。我立即告訴謝泳，我沒有定稿的時候就郵寄給了許先生，大約是被郵檢檢掉了。我會傳一份給他，也會立即再郵寄一份。如此，七月底八月初許先生就一下子又收到兩份這篇文章。
許先生在九月一號給我郵來他對我這篇文章的看法。我收到信，由於看到信里很多問題的提法「非常」有問題，於是就立即給許先生回了一封很短的信，非常低姿態地告訴他，我會認真考慮，並且會很快告訴他我的具體看法。不想到十月十號左右，有朋友告訴我許先生在《民主中國》上發表了對我的批評的公開信。我立即上網查看，果然如此。
這對於我來說是非常嚴重的事情，因為他是我的老師，我一生，傳統的為人忠義和父母師生倫理是我絕對遵循的為人之道。我當然知道何為尊師。但是觀點分歧又是十分根本性的。我是無法迴避的。如果我回答有悖師道，如果我現在不回答，也就是在他生前不回答，在他去世後再答，那是不道德的。痛苦數日，最後我決定採用古人做法，退避三舍，半年以後再公開作答。
至於說我給許先生寫信，自從謝泳那次要我郵寄文章，九月份簡訊匆忙回復許先生後，我就再沒有過百字的信過去。只是在年節例行地郵寄年卡問候，在十月《民主中國》文章發表後，準確說九月一號信後，許先生就再也沒有給我來過信。
至今我不知道是什麼致使許先生把我們的思想分歧公開，並決裂，因為我們思想之間的分歧是三十多年的事情，不是什麼新發生的問題。
在二零零三年十月後，為了不違背師生之道，我告訴自己，許先生有生之年我只好再也不回北京。因為回北京我必須去看望他，而看望他就必定會重複這些爭論了三十年的分歧，我不能在思想上昧心，就必定會惹他生氣，如此我就只有不回北京。這就是我一直沒有回過國的原因之一。
3.關於丁子霖的問題。
丁子霖的問題涉及的事，丁子霖在國內對她那個六四小組採取黨支部領導方法問題。她壟斷海外聯繫和資源，不允許任何小組成員在國內和國外和別人聯繫。她因此在國內打擊吳蓓。
吳蓓大約在二零零年到德國訪問，通過莫莉吳蓓和我們聯繫上，於是就委託吳蓓帶回去部分六四捐款。很快我們知道，吳蓓回國後遭到丁子霖的打擊，我們因此給許先生寫信為吳蓓說了幾句話。許先生也為此批評了丁子霖。這件事莫莉也非常清楚。此外我當時也和張先玲聯繫過，我們以前就是鄰居。這件事，其實最好的辦法就是用許先生當時對於丁子霖的評述來說明，我存有許先生的這些文字，就不在此贅筆了。
丁子霖大概不清楚，許先生是個很喜歡動筆的人，你在他身後說話也還是要說實話才是。否則，許先生身前的文字會讓你的謊話不攻自破。
至於丁子霖其它對我的攻擊性言論，很多朋友讓我回擊。但是真的是沒有必要，因為正如愛因斯坦說的，「苦和甜來自外界，堅強則來自內心，來自一個人的自我努力。我所做的絕大部分事情都是我自己的本性驅使我去做的，……仇恨之箭也曾向我射來，但它們永未射中我，因為，不知何故它們總是屬於另一個世界，而我同那個世界一點關係也沒有。」
對此，我知道丁子霖先生既不會理解我的追求，也不了解許先生的性格。但是，有一點，她這麼大年紀，這麼晚，也就是到八九後才覺醒，並且就因為認不清共產黨而犧牲了自己的兒子，她應該知道，從做人上必須有更多的反省才是。至於在許先生辭世不到一周就開始攪亂死者的安寧，那更是不應該的。
2013-2-5德國·埃森
附丁子霖原文：
2006年2月，高智晟律師因發起「反迫害維權接力絕食」，並在網上發表絕食日記，一時間各地紛紛響應，聲勢很大。當時丁總有一種不祥之感，仿佛眼前又出現了十六年前那些寢食難安的日日夜夜……，更擔心重蹈八年前民間組黨的復轍。於是以個人名義給高智晟律師寫了一封公開信：《請回到維權的行列中來——致高智晟先生的公開信》。未料所及，這封信捅了馬蜂窩，立即招致海內外鋪天蓋地的質疑、批判。後來又旁及其他(丁真如許先生所說的「不懂政治」啊!)。在眾多質疑批判者之中，有一位是與我們有過交往的仲維光。他曾是許先生的學生，也是許先生把他介紹給我們。他曾來過我們家，與我們多次通過信。其實有不同意見完全可以正常討論，何止於如此攻擊呢!我們百思不得其解。於是把仲維光夫婦倆寫的批判文章特意複印了送給許先生過目。那知許先生連正眼都不屑瞧一眼，斬釘截鐵地對丁說：我們不看這些東西，你拿回去!仲維光確實曾經是我的學生，但現在不是，我與他沒有來往。
我們震住了。王老師在一旁做了解釋。她說，原來許先生早就與仲產生了觀點分歧，許先生不同意他那極端激進的一套，並且批評了他。他就沒完沒了地來長信，無理狡辯，大大地刺傷了老先生，許先生就不再理他了。原來早年仲維光與許先生的長子許成鋼是清華附中的同學，後來由許成鋼出面要求仲不要再給許先生來信，說明他父親有嚴重的心臟病且年事已高，此事方才罷休。
我聽了心情也隨之開朗，從此對仲維光等也就不再在意。還是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的事。
(見丁子霖蔣培坤：「天蒙濛霧重重良師諍友已去矣——悼許良英先生和王來棣女士」
http://www..com/Article/china/201302/20130205213919.html)
第二篇：
就悼念許良英先生致朋友曉東(三妹)的信
仲維光
曉東，
有朋友來信，希望我就紀念許先生問題，談什麼是科學、民主和啟蒙，暫時我不會直接談。因為我已經看到，時過三十年，討論這樣的問題還是太超前了，會產生很多不必要的矛盾和誤會。
在對於許良英先生的悼念紀念中，許先生真正好的地方人們並沒有明確地談到。當然很多人都看不到，或者不敢看，我說的是許先生坦率、真誠的性格，如他直接把LiuXB(劉曉波——三妹註)趕出去，他多次告誡WangD(王丹——三妹註)不要和WangJT(王軍濤——三妹註)這樣的人往來，他最討厭的就是那種庸俗，拉拉扯扯的作風，那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研究科學家的方法。然而，很少有人對此對比，反省地紀念他。
前輩導師留給人最重要的永遠是如何做人。可是，吹捧許先生的人甚至沒有看到他的最可貴的性格和為人，並且恰恰又把這一套用在和許先生交往中，乃至悼念中。就因為此，他們的悼念也就有很多是虛的東西，吹喇叭式的東西，乃至假的東西，例如說他思想深刻。許先生不是因為思想深刻，而是因為他是一個有激情，真誠的人。他是一個二十世紀上半葉的革命者!二十世紀上半葉革命者身上的所有優點和缺點在他身上都非常直率地得到反映，並且持續到二十一世紀。
如果說他思想深刻，一旦推敲，那許先生的形象就會被摧垮。當然吹捧他的人並不關心這些，因為悼念，對某些人來說不過是一種拉拉扯扯的手段，而非認真的學到，得到，繼承，乃至反省些什麼。
在西方，紀念文章都說的非常具體，他在什麼、什麼思想上提出了別人沒提出的問題，哪些方面的研究他推進了，都必須具體談到。這也包括這位朋友希望我談的，許先生認為的科學是什麼，啟蒙是什麼，民主是什麼?而這三個問題，真可惜他的理解都是有問題的。前兩個問題，我在紀念李慎之及其後的文章中其實針對的也包括他，啟蒙問題，我的「啟蒙究竟是什麼」，「為什麼唯物主義對社會和個人來說是毀滅性的」，「誰是最偉大的自由主義者」，說白了都是「答許先生」，那裡面都是回答七五年時我和他的爭論，不過到三十多年後我把握問題，駕輕就熟的能力更強了。
七五年我和他第一次見面，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受的是共產黨教育，沒讀過很多西方哲學家的書，可你們這代人讀過愛因斯坦等很多人的作品，為什麼還跟著毛澤東搞文化大革命?你們必須回答這個問題。由於他非常有代表性，所以我一生和馬克思主義、共產黨的爭論具體都體現在我和他的爭論中。
我會等這一波過去了再寫和發我的悼念文章了。但是我將主要集中在私人交往，許先生的性格和品質，而非思想上。因為他，包括XCG(許成鋼——三妹註)，缺的就是思想。實在說，如果有研究能力而走上這條革命的路，一定會非常痛苦。如洪先生，王淦昌們根本就不會放棄專業去革命。我之所以從不想去從商，或者干別的，也是如此，七十年代中期我就明白，如果我干別的，我就會總是回頭看思想研究工作，會非常痛苦自己為何浪費時間去掙錢。所以一生有過幾次積極參與社會活動，當然那也沒離開文字和思想工作，是做主編和筆會會長及推進文化運動，但我總是及時回到書桌旁。
進入社會科學，我永遠認為是我的不幸，有可能我就會對任何問我的下代人說，不要進入這個領域，去從事自然科學會更少地浪費你的才智。
而就性格來說，我認為許先生是了解我的，從思想上他雖然激烈地不同意我的想法，但是為人他是器重我的，這點我從不懷疑。因為許先生生前從來不吝嗇對我的肯定，即便是最後八年和我斷絕來往中，我依然相信他對我的肯定。
在我的碩士論文答辯會上，他說「這篇文章是我的學生中最好的一篇論文，我對他沒有任何指導。」這種恢宏大氣，當場讓我感動，它成為我做人永遠要謹慎謙虛的警鐘。九十年代初期，我無法回國，他給我母親打電話說，你有這樣的兒子應該引以為驕傲。也就是許先生留下的這種品質，我在思想上永遠不會讓步，在為人上不會和那些扒手們妥協。我會繼承許先生那種直率，求真的性格，盡力擋住世間的庸俗、無恥，乃至邪惡。許先生在我思想探索的路上，在耐得孤獨、耐得貧窮努力中，給了我最大的支持。
此外，在思想問題上，我之所以敢於如此明確地做如此評價，也是因為在關於科學、啟蒙和民主，以及一系列當代和歷史問題上我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做出了工作，由於已經有了文字，所以我不怕對比，只要有人去做對比，我的工作就甚至能更水落石出地讓人們看到。就為此，在許先生的學生中，捨我其誰!
後世的人會看到在二十世紀的革命潮流中，兩代人的思想變化和衝突，及人的性格，做人的連續、永恆性。
暫此，祝好!
維光
2013-2-3
丁子霖是想哪說哪，還是有話說不出口?
三妹
最近丁子霖和丈夫蔣培坤聯名發表了一篇叫作「想到哪裡說到哪裡─關於英雄」的文章。自從丁子霖二月份給高智晟律師的公開信遭到公眾普遍反感後，丁子霖再次發表此篇文章，這不僅會再次遭公眾反感，而且還會再次玷污「天安門母親」的稱號。
丁子霖一開篇這樣說，「自從我二月份給高智晟律師寫了那一封公開信以後，這多半年來，關於我個人及『天安門母親』群體，海內外網絡上出現了各種各樣的議論。這引起了一些朋友的注意，問，究竟怎麼啦?發生了什麼事?這樣沒頭沒腦的問題，不知從何說起，但我告訴他們：這多半年，我似乎經歷了一場難得的洗禮，倒是感覺自己又切切實實地活在了真實之中，身心輕鬆多了。」
丁子霖告訴我們，你們公眾議論了我半年，對我丁子霖只不過是一場難得的洗禮，我丁子霖身心更輕鬆了。
雖然半年來公眾議論的只是丁子霖個人，丁子霖卻在此不忘「及」上「天安門母親」群體一起「洗禮」。
丁子霖除了這第一段話說清楚了以外，以後全篇都是說東指西，話裡有話，根本沒有一點兒「洗禮」後的「輕鬆」，反倒使讀者感到她是憋了滿肚子的憤懣發不出來，想說的話說不出口。
我們中國有「打開天窗說亮話」，西方也有「說你要說的話」這類痛快諺語。沒人有極大的耐心與丁子霖這種滿篇話裡有話地影射高智晟律師的文章糾纏周旋，我們還是打開天窗說亮話。
自高智晟律師發出停止迫害法輪功的呼籲近兩年中，就不斷地出現不滿高智晟律師維權作法和策略的聲音。既便高智晟被捕入獄後，這種聲音還是不絕於耳。這些人沒有一個人是與人為善地，痛快清楚地說出自己要說什麼。
寫此篇文章的丁子霖和其它發出不滿聲音的人一樣沒有痛快話。他們此起彼伏地，拐彎抹角地羅羅嗦嗦，什麼報導監視高智晟的警察數目不實，什麼高智晟出身低微，能力有限，什麼高智晟不珍惜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什麼做事要有風險評估等等。轉來轉去不過是想證明他們提出的「維權不能政治化，群眾運動不能街頭化」這種喊停策略的正確。
如此這般彎彎繞，無非是因為高智晟把他們十七年來苦苦經營的避風港打開了個口兒。這也不要緊，高智晟進了監獄，這些人憑著經驗和精明再封上口子就是了。為什麼要如此這般糾纏不休?因為他們丟了面子。
高智晟領軍的維權運動無疑推動了中國民主運動，並引發人們思考和提問。在中國民主運動十七年毫無進展的狀況下，中國民運要不要向前動?是象丁子霖那樣不斷地寫石沉大海的信，僅僅贏得世界的同情和自己的名聲?象劉曉波余杰們那樣寫些不痛不癢的文章，滿足於當局容忍範圍內的活動空間和已取得的名利和實惠?還是象高智晟律師們那樣為中共當前最大的被迫害群體法輪功說話，進行這個最必要的維權?
其實如果各做各的事，各起各的作用，不同形式的民主力量互相溝通、合作、合力向一個方向努力，又有何妨?遺憾的是，獲得了名譽和地位的一方硬要撕裂這種可能的合作。前有餘傑王怡的排郭行為，後有劉荻丁子霖這類文章。這些人視而不見兩年來自己身邊維權運動如何進行，視而不見高智晟們用維權方式推動中國民運打開的局面，一味指責高智晟律師魯莽，沒有智慧，沒有能力，不珍惜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丁子霖在她此篇文章中也冠冕堂皇地說，「凡是把人的生命當賭注、當兒戲的所謂『道理』，我都不能認同。」
丁子霖出於喪子的慘痛經歷，極力反對未來中國民主運動採取民眾上街示威等類似的方式。在她看來，只要民眾上街遊行就會再遭到新一輪屠殺。以丁子霖這種思維推斷，民主運動就是要既無代價又無結果地與專制政權磨下去，呆在家中再寫它十七年的信，儘管中共政府絕不理會。
如果是出於人之常情的恐懼，那還情有可原。可是與中共有殺子之仇的丁子霖不但視而不見近兩年來中共如何迫害為民維權的高智晟律師，反而回過頭來指責高智晟律師把生命當賭注、當兒戲。
事情的發生發展真象丁子霖們指責的那麼簡單嗎?根本不是。
兩年多來，高智晟律師一直在摸索試探。一開始也用了丁子霖的寫信方式，但是發第一封信後就遭到停業懲罰，第二封信後，數十名警察就全時騷擾恐嚇，第三封信後，警方就以生命相威脅。為了抗議政府的黑社會行為，高智晟律師不得不以絕食的方式爭取作人的尊嚴。中共政府一方不斷地持續地採取非理性極端的暴力手段對付理性非暴力維權的高智晟律師，最終使高智晟律師認識到這個政府殘酷，非理性，黑社會化的本質。
高智晟律師不計較那些無聊的指責，及時寫出「拋棄無謂爭執，肩負起時代的歷史使命」的文章，文中他明確指出維權抗爭的「四化」之路─組織化、街頭化、政治化和非暴力化。面對中共的非理性黑社會化，「四化」策略依然採取理性的抗爭方式，依然是在憲法範圍內。在爭自由人權的民主運動處於無望低潮達十七年之久的狀況下，在高智晟律師們維權近兩年來的艱難嘗試中，他終於得出這個維權抗爭的最佳策略。
高智晟律師是中國民主運動歷史上用維權方式推動民主運動的第一人。近兩年來，高智晟律師異常艱難地為中國人權自由運動作出了巨大貢獻，他清醒地為我們指出爭民主自由人權的行動策略和方向。
高智晟律師不但不是丁子霖們所指責的魯莽，缺乏智慧能力，也不是不珍惜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而是用合理合法的方式向非理非法，非人性的中共政權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戰。儘管高智晟律師的挑戰依然是在中共法律允許範圍內，中共還是經不起這樣的挑戰，還是採取它慣用的，早在高智晟本人意料之中的打壓手段。為了推動中國的民主運動，高智晟律師採取了印度聖雄甘地的絕食和緬甸民主運動領袖翁山蘇姬的坐監獄的最終不得已的鬥爭方式。
高智晟律師敢於承擔歷史大任，不顧風險，帶領他的律師同行和同理念的朋友們奮力推動中國民主運動。同時，為了喚醒民眾，不斷地撕開中共政權的假面具。高智晟律師的所作所為使我們這些沒有這個膽量，能力和智慧的人們都敬佩不已。對高智晟律師如此拼力去撼動這專制大廈的維權運動，對高智晟律師提出的「四化」之路，對高智晟律師的奉獻和犧牲，特別是在十七年低潮後出現高智晟律師與中共大較量和丁子霖們舉動的鮮明對比，我們被高智晟律師的勇氣，智慧，能力和犧牲精神所感動，我們把他看成英雄實不為過。
這也是丁子霖發表此文的原因。高智晟律師成為公認的英雄，有著響亮聲望的「天安門母親」丁子霖的面子往哪擱?所以她一定要寫篇文章，針對英雄的定義說道說道，表明自己更喜歡「天安門母親」的名稱，影射被稱英雄的是「演員」，「英雄」根本比不上未經過編劇排練導演的，被「逼上梁山」的「天安門母親」。
丁子霖這篇文章使人明顯感到她的難以啟口的憤懣。今年二月份丁子霖發給高智晟律師公開信的第二天，僅一夜之間，高智晟律師便回了信，不說成文之快速，只說高智晟律師思想的通暢、深邃、成熟和清楚就使海內外關心中國前途的中國人不勝欽佩，同時對丁子霖扭曲的人格，黨文化語言方式表示遺憾，網上公眾的「各種各樣的議論」也由此而發。對此，丁子霖不但不能反省自己思維和性格的問題，反倒移恨於對她尊重有加、不敢絲毫冒犯她的高智晟律師。而且在高智晟律師入獄期間，仍是糾纏不休。
憋了半年的憤懣不滿和妒火中燒不能不發，為了維護自己的聲望和地位也不得不說。可糟糕的是，丁子霖不能明說，只能說東言西，影射挖苦，這就讓我們海內外公眾進一步清楚地看到了丁子霖的狹隘，酸腐和愚蠢。
更不能使我們理解的是高智晟律師被捕後，劉曉波、丁子霖發出的關於高智晟律師被捕的聲明。
對中共非法逮捕高智晟律師所要發出的聲明中，我們的抗議應非常明確：抗議中共執法犯法!我們的要求也應簡單明了：放人!這也是後來胡平先生的聲明收到那麼多人簽名的原因。
可是，劉曉波、丁子霖卻在他們的本應抗議違法當局和簡明表達訴求的聲明中另生枝節，莫明其妙地對中共政府發出要進入司法程序等請求。
劉曉波和丁子霖非常清楚，中共對所有異見人士，信仰人士，維權人士治罪的司法程序從來都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抓捕前就定罪，開庭前就定刑更是中共對民運人士的慣用手法。劉曉波和丁子霖明知中共對高智晟律師又會製造一個冤案，可他們還是忍不住等不及要向中共作進入司法程序的請求。怪不得網民說他們是在向中共示好，同時又可用中共的司法程序板上釘釘子把高智晟律師定罪。
劉曉波和丁子霖的用心和心態可見一斑，不言自明。
無庸置疑，「天安門母親」是一個光榮的稱號，這一稱號是所有敢於抗爭的母親們經過十七年的血淚付出得來的。作為天安門母親群體中的重要一員，丁子霖不是一般的母親，丁子霖是個公眾人物，公眾人物就要受到公眾的檢驗和「議論」。尤其是在「天安門母親」丁子霖的名聲如此之大，已大到伴隨而來眾多的巨大名聲和利益的時候，丁子霖就更不能避開公眾的監督。
不管丁子霖如何會說，總不如有腦子會讀的讀者，丁子霖今後的一言一行仍會在讀者的注視之下受到「洗禮」，希望「天安門母親」丁子霖能夠經得起這場「洗禮」，否則就保不住自己喜歡的名稱。
2006年10月31日萬聖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