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柴玲六月七日晚到達武漢大學。從離開北大到北京火車站的經歷，這裹不能細講，因為涉及到一些人。路上，我騎車帶著柴玲，一邊騎一邊睡，結果栽倒。穿過長安街時很驚險，軍隊控制著路面，民眾要穿越需冒很大的危險。火車票是隨機買的。我當時的安全策略是：切斷一切親友的聯絡，沿途不留任何痕跡，隨機上到任何交通工具，再隨機下車隨機換乘，這樣，就連我們自己也不知道要去哪裹，當局自然無從猜出我們在哪兒。結果正好買了兩張去廣州的票。火車開到武漢長江大橋前，因學生臥路，就走不動了。車上，我們認識了一位台灣商人，他似乎黑白兩道都通，願意幫我們，並約六月十一日中午在廣州白雲山賓館見。火車在長江大橋前堵了很久，我擔心出問題，便與柴玲下車，換公共汽車去了武漢大學。
到武大時，那裹的學生還在悼念「六‧四」死難者。聽他們說，頭天晚上的追悼會規模極大，從北京返回的博士生蔡崇國講述了「六‧四」凌晨他親眼目睹的六部口坦克碾壓學生的慘景。我們在那裹也看見了官方電視上的曲解畫面，滿是軍車被燒、解放軍被殺的鏡頭。
蔡崇國游水到港傳遞錄音帶
另一方面，我們沿途收聽美國之音和BBC，死亡數字越來越高，三千、五千、七千。我很懷疑這些數字，覺得有必要對外講明真相以正視聽，就暫時放棄沿途不留痕跡的安全原則，約了武漢大學學生自治會主席李海濤為我們準備錄音設備，讓柴玲做了一個四十分鐘的錄音。
我請李海濤翻錄三十盤磁帶，到街上散發，以保證傳到海外。兩天後，蔡崇國游水到香港，將磁帶交給電視台播出。
（2012年6月10日香港媒體人張圭陽在《明報》撰文：八九年六月十日晚上約八時許，一名神秘男子在廣播道無線電視的總台接待處留下了一盒卡式錄音帶，宣稱是柴玲本人的錄音講話。為了求真，首先找了經常訪問柴玲的兩名記者，確定是否柴玲本人的聲音，確認後由於柴玲下落是一個謎，天安門在六月四日凌晨發生什麼事還沒有第一身的說法，由於新聞性很高，新聞部很快得出一個結論，要中斷正常的電視節目，在晚上十時許播出了這段柴玲講話。講話播出後，引起全城關注，根據群眾要求，在同一晚上又重播了一次。海外新聞機構紛紛要求拷貝，新聞部即時配上中英文字幕，拷制了數十份，免費派送給全球的電視新聞機構。）
做完錄音我們就走了，坐船到九江上岸，又隨機乘坐公共汽車去南昌。在南昌市中心的八一廣場，我們看見民眾還在悼念「六‧四」死難者。我們跑了很多地方，好不容易才買到一台短波收音機，當時國內民眾為了收聽海外電台了解「六‧四」真相，短波收音機幾乎缺貨。
之後又是隨機地選乘火車，經湖南株州輾轉到達廣東某市。在那裹有一段奇遇，遇到後來救助我們的一群義人。詳細情況還是不能披露，但大致情況現在可以說一說。
遇到那群義人的機緣說來很奇妙。我們去那個地方是因為坐錯了車，而他們本來也不會在那裹待那麼久，就這樣萍水相逢遇到一群修煉人。得知是北京逃出的學生，他們趕緊把我們藏到家裹。過了幾天通緝令下來，二十一個學生的照片出現在全國的電視上，他們才知道我們具體是誰。這一藏，就是十個月。
當時我們的價值理念截然不同。煉功的人思想很傳統，而學運則是西化、反傳統的。他們幫我們，只是覺得政府不該殺學生，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雖然觀念不同，還是冒險相救，納粹時期德國基督徒救猶太人的情形，大概與此類似。幫忙最多的我們叫他大哥，後來我們的錢用光了，大哥把他準備結婚的錢全拿出來。這些都令我十分感動，但我觀念發生徹底變化，卻源於一次闖關中的奇遇。
起初我沒想闖關出國，只想留在國內靜觀其變。觀來觀去，卻是誰誰被捕、誰誰逃到海外繼續民運的消息。藏在一個小空間久了很是無聊，聽美國之音說秦城監獄裹七個同學關在一起，還讓我很是羨慕：一來不再擔驚受怕，二來大家一起正好切磋。當然他們遭的罪遠沒這麼羅曼蒂克，這都是窮極無聊時的想入非非。
求觀音菩薩保佑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