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志軍案件的審判,一些細節通過律師的介紹正在逐漸明晰起來。
我在2010年9月的那篇《中國官員為什麼選擇自殺而不願接受審判》文章中，分析當前中國刑事訴訟模式下官員受審的心態時說：
「專權之下，法制化反腐越來越衰竭。《刑事訴訟法》越來越被被擱置和破壞，官方相信，包括現在最應講法的檢察院也相信，按現在的刑事訴訟程序，不可能破案，需要用紀委的不受刑訴法制約的辦法才有用。所有指使這樣做的有權官員，對法律程序都是不相信的，對法庭審判也是不相信的，對律師作用都是不相信的。我已經不至一次聽到反貪局長、檢察長、紀委的高官說，現在的縣長、縣委書記，只讓我審個五天五夜，查個十來天，沒有一個是不夠判的。對自己隊伍的懷疑和不信任，已經比百姓還不如。他們更相信內部的單方面的匯報，相信內部的批示。
「這樣的人，等到他自己一犯事，一被「雙規」，他知道即使有冤，法庭也不可能為他查明真相、澄清事實，請律師辯護只是演戲，多化冤枉錢，象貴州省委書記劉方仁說的：我是黨的人，怎麼能夠請律師同黨對抗?黨要把我怎樣我就怎樣。他作為一個省委書記，根本不知道現代法制理念是怎麼一回事，根本不知道律師辯護對司法公正的重要作用，自己先「自宮」了。他們即使知道有冤，也覺得不如冤枉承認還可能判輕一點。如果請了律師一辯，態度就不好了，就會重判了。好多檢察官和紀委人員，就是這樣「教育」被告人的。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成克傑、貴州省委書記劉方仁、安徽省委副書記王昭耀，自己出事後都是這樣看待法院和律師的。所以他們出事後，根本不想請律師，因為他們知道中國的法庭審判完全是虛假的，請律師不過是過個程序，是根本沒有用的，判決方案早就討論好了。他們在台上時就是這麼幹的。從來沒有真正把法律當回事。法院如果不按他們的批示辦，這些法院院長是不想當了。他們對中國的法制是完全不相信的。」
2008年4月11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因犯受賄罪、濫用職權罪，被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處有期徒刑18年，並沒收個人財產人民幣30萬元。法定期限內，他沒有提出上訴。判決生效。當時官方媒體評論說，他終於知道自己罪大惡極，想明白了，不上訴了。胡長清、王昭耀出事的時候，家屬首先想到的都是如何找官方關係擺平，而對律師的辯護不抱任何期望，以致被訴訟掮客騙子騙走上百萬「律師費公關費」。劉志軍為了把部下撈出來，叫丁書苗準備了4000多萬收買中紀委官員，從來沒有想到去請律師辯護。這次對待自己的案件，他自己和家屬請的律師被強行更換，於是對官方指定的律師說，不用辯護。錢列陽律師對媒體透露說：「他反覆說的一條，『犯罪指控本身，我都認，事實都是這樣』。不僅放棄辯護，叫我們也放棄辯護。」「對律師而言，最擔心莫過於在庭審現場出現被告人與辯護人意見不一致的情況。更有甚者，庭審現場出現過被告人制止律師辯護的極端例子，令律師極為被動。此前，在一位高官的庭審現場，就曾出現過被告人阻止律師發言的狀況。」劉志軍對女兒帶信：「沒有什麼要說的，只是叮囑，千萬不要從政。」重慶警局副局長文強對兒子會面也說：千萬不要從政。也不要去對抗。錢列陽律師說:「劉志軍頗有點看透生死的感覺。他認為自己『生是組織的人，死是組織的鬼』。」
很多不知道中國司法內幕的人，都相信了官媒和思想教育中的那些假話，以為他們真是認罪服法了，真心悔過了，心悅誠服了。沒有讀出他們在黨化司法的環境下，對中國司法能夠公正、獨立審判的深深的絕望。
而更可悲的是，所有參加司法活動的人，努力這樣在乾的人，都心知肚明地知道了這些高官為什麼這樣說。哪怕這種命運早晚有一天會降臨到他自己頭上。他們也願意積極地維護這種司法體制，做這種絕望輪迴的幫凶。
我最近為一個前某縣的縣長辯護。他原是我中學時的學弟，我高中他初中。因為拾金不昧成了學雷鋒標兵，在學校就當了團委書記，畢業後一直受組織信任培養，謹慎做人，潔身自好，以膽小、廉潔、勤政、自律、不結幫、不幫人忙著稱。結果他年初出事了。當地的普遍評價，如果這個人會受賄，那麼不會有一個清官了。紀委、反貪局四個多月，律師無數次申請一直見不到。一直到審查起訴，家屬請我給他辯護。律師拿到《起訴意見書》第二天，才第一次會見到。一進會見室，他見到我，五十多歲的人淚水不停地流。受賄一百萬，只有兒子結婚時一老闆送的沒有權力幫助關係的1萬元是真的，5個行賄人送的99萬沒有一筆是真的。沒有一筆有具體時間、具體地點、具體細節，沒有來源，沒有去向。受賄的筆數和金額比領工資還規律，還利索。也沒有任何權力幫助。我說，既然這些都是假的，你當時為什麼會有這些說法?為什麼冤枉交代?作為一個當過主要領導的人，有文化有原則的人，對這樣的冤情，你怎麼會這樣亂編?所有案件，事實你自己負責，證據和法律律師負責，你自己必須說真話，不要迴避推託真正有的犯罪，也不要冤枉自認根本虛假的事實。應該對自己的一生清白負責，不管多大壓力，也要向檢察機關澄清事實真相。律師會見不久，他自書了一萬多字的《陳述書》，第一次把事實真相和受到逼供形成假口供的由來都說清了。檢察院聽到消息，連續對他進行三次突擊提審，不讓律師見。他的口供又回去了。等律師再見到他，他又流淚，說不想真辯了。都認了吧。喊冤材料也不用交給有關部門了。我很生氣也很驚訝，說還是那句話，事實你自己負責。你自己要認，律師也只有作有罪辯，受賄同其他罪的性質之辯不同。主要看事實有沒有。他說了三個不能真辯的原因。他的心徹底絕望了：
第一，我身體承受不了。紀委三天三夜，我已經受不了了。血壓到了180，如果再不按他們說的供，他們不會放過我，一直拷在椅子上，律師也見不到，還會繼續搞下去，我怕會死在裡面;已經有好多這樣的例子了。
第二、我是當過縣長的人，我們黨委集體討論定過很多幹部犯罪案件。只要是黨委討論定的，紀委、檢察院、法院沒有一個案件是能夠推翻的。冤枉的也會按照黨委的決定判掉。沒有一件例外。法院不可能違背黨委的決定。我的案已經市委內部大會宣布，再冤也是翻不了案的。法院不可能堅持原則，審判都是假的。
第三、紀委、檢察已經明確說，如果我不承認，他們就去查我機關工作的兒子、妻子、親家、查我弟弟的企業。不搞出問題不罷休。為了家庭和家族的安寧，只有犧牲我自己。
我知道，他的真實原因，是第三條。就像我為湖州織里汶川地震捐款冤案被告沈梅英辯護案一樣，刑訊逼供一個多月，沈絕不承認有一分貪污。經血流在褲子裡不讓洗仍然拷著，她也不承認。結果紀、檢將她快40歲才生的17歲兒子，從中專學校里抓來，拷上手拷拍成照片給她看。她當場就大哭招了。說我全部承認，你們說我貪污多少就多少，只要你們別搞我兒子和丈夫。審訊者於是趕快給她理妝、喝水，錄影，寫認罪書，固定口供。她當庭控訴時，主法庭40多人，視頻大法庭200多人，一片唏噓抽泣，一半以上的墮胎淚。但是法院仍然按審訊口供，判了她十多年。現在她還在監獄服刑中。而主審法官則堅決不願再做法官了。
我對那縣長說。我完全理解你。但是我建議你再想清楚，對自己的一生負責。如果你這樣冤枉認罪，就不必請我做律師了，我退出辯護。你就請個和諧律師，承認到底，搞個態度好，從輕。但是你這輩子到死，內心都不會安寧。他流著淚說，我都知道。謝謝你。在這個國家當幹部，這就是命。我鬥不過他們的。算了。離開看守所的時候，我看到他望著我的依依不捨的目光，那種深深的絕望和無奈。最近，他同其他律師和家屬在商量，如何認罪、退贓、立功。儘量找從輕的理由。
我講的這個故事，不是故事，是完全真實的事實。這個縣長的三個認罪原因，在我辦的五六個縣長一級的完全無罪的職務犯罪案，和三十多件廳縣級部分冤枉案中，每個案都有發生。也是目前辦案機關屢試不爽的破案經驗和法寶。全國紀委和反貪局都用得駕輕就熟。
生是組織的人，死是組織的鬼。越是高官，越是曾經在權力中心浸潤過的人，越是明悉中國司法的真相。他們相信的是權力博奕，而不是相信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越是高官，越不相信法律和法庭。他們知道，對於他們有一套另外的話語體系。從四人幫審判、到陳希同審判、陳良宇審判、陳同海審判、谷開來審判、王立軍審判，他們都知道沒有一個案件是台上那三個人五個人在審他們判他們。而是背後的權力。所以谷開來能夠以領導的口氣在法庭上評價法庭感謝法庭。劉志軍能夠告誡女兒這輩子絕對不要從政。
沒有人會認為劉志軍是冤枉的，他罪有應得。他和絕大多數真正的貪官一樣，必須受到法律的嚴懲。
但是，把他們送進監牢的司法程序，本身一直在產生著更多的腐敗和不公。一直在傷害著國家的機體，破壞著社會的調整秩序。很少有人認識到這一點。
讓我們回顧一下蘇聯契卡時代的黨化司法的一些名言：爲了黨的利益，建議您誹謗自己。像檢察官一樣控訴自己是罪犯。托洛茨基說："歸根到底，黨總是對的，因爲黨是無產階級完成其根本任務的獨一無二的歷史工具"。解密檔案顯示，莫斯科審判採用了嚴酷的非法刑訊和精神摧殘，很多人是因爲顧及妻兒的生命才認罪。1930年12月7日"工業黨"案開庭，大批外國記者出席了爲期兩周的公開審判。西方人看到了只有社會主義蘇聯才會出現的不可思議場景：所有被告，沒有一個人爲自己辯護，他們一上庭就主動控訴自己的罪惡，把自己描述成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魔鬼，被告們一致要求槍斃自己，最後，他們都用最美好的辭彙讚美史達林同志。前政治局委員加米涅夫最後說："不管對我作出什麽樣的判決，我都認爲判決是公正的。你們不要向後看，要勇往直前，和人民一起跟著史達林走。"財政部人民委員格林科說："對於黨和人民的信任，我的報答是像黑夜一樣卑污的背叛，背叛了黨、祖國、史達林……我敢說，我因我們惡毒的陰謀被揭露而感到高興"。前政治局委員布哈林說："我向國家、向黨、向全體人民下跪。"前部長會議主席李可夫說："我希望那些尚未被揭露和被解除武裝的人立即和公開地繳械投降。我希望他們通過我的例子相信自己必然會被解除武裝……"著名共產國際領導人拉科夫斯基供述："我從東京回來時，口袋裏裝著日本特務的委任狀"。所有被告人的陳述，與檢察長的起訴內容一模一樣。前蘇聯，已經擺脫了那場惡夢。而我們華夏文明的祖國，正在繼續流行那場瘧疾。
黨化司法，法庭皆是海市蜃樓。一切皆是浮雲。
長此以往，國家永遠不會有一個基本的是非標杆，和社會公正。
——轉自陳有西博客，2013-06-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