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公安縣畜牧獸醫局原局長蔡道明（右一）資料照片
三官員涉經濟問題外逃
廣州市花都區政協主席王雁威自今年6月通過區政協辦公室向區委請假治病，至今仍處於「失蹤」狀態；湖南省醴陵市王仙鎮財政所前所長鄧元華已「失蹤」超50天；湖北省公安縣農業局原副局長兼畜牧獸醫局原局長蔡道明已「失蹤」2個多月。
據了解，王雁威在任花都區花東鎮黨委書記及區委常委、區委組織部長、區政協主席期間，的確有涉嫌利用職務之便，為他人謀取利益，單獨或夥同他人收受巨額賄賂的問題。據湖北省公安縣紀委有關人士介紹，今年上半年，湖北省統一開展三農保險資金審計調查，發現蔡道明可能存在重大經濟問題，公安縣紀委前期已找他談話。與之類似，鄧元華也涉嫌攜款潛逃。
最高檢公布的數據顯示，五年來最高檢會同有關部門抓獲在逃職務犯罪嫌疑人6220人，追繳贓款贓物計553億元。
湖南省紀委預防腐敗室副主任陸群表示，官員失蹤或外逃情形主要有四種：一是因欠巨額債務無法償還、感情糾紛等原因脫崗外出躲避；二是因挪用公款無法償還等違法犯罪行為敗露而畏罪潛逃；三是分管負責財務的人員利用職務之便攜款潛逃；四是貪官畏罪外逃，或因其他原因叛逃。
「冷衙門」也出「官跑跑」
中山大學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的一項調研發現，隨著公眾對公共服務需求的增加，公共衛生、園林綠化、環保等部門也變成了「熱衙門」，可以支配大量的資源和資金，這也為滋生腐敗提供了溫床。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反腐敗與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暉說，過去外逃的大多是國有企業的經營人員，但近兩年養老金、保障房、三農資金管理等與民生相關的政府部門官員外逃數量呈上升態勢。
此外，外逃官員的級別也從高向低蔓延。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教授認為，與高層官員相比，地方基層幹部出入境管控相對寬鬆。
「裸官」「裸商」勾結外逃
有人總結出近期官員「失蹤」「外逃」的三種方式——「請假失聯」「聽風失蹤」「突然消失」。
李成言認為，近年來，貪官外逃的現象十分嚴重，從前幾年借出國考察名義「滯留不歸」，到如今借養病、休假等名義私自外逃，折射出新一輪反腐鬥爭讓一些腐敗官員如坐針氈，通過各種手段外逃出境、以求平安落地。與因公出國相比，因私出國更加難以控制。
一些外逃官員甚至與「裸商」勾結，將不法資產轉移出境。一名長三角的商人介紹，自感有「原罪」的商人出於安全考慮移民成了「裸商」，他們與貪腐官員結成利益同盟，官員幫助「裸商」牟利，同時也利用「裸商」提供的便利通道把貪腐所得轉移到境外。
根據中央相關規定，領導幹部因公臨時出境要經過所在單位、組織部門、人事部門等一系列審批。因私出國也要報經上級部門、人事部門批准。
中山大學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張緊跟認為，這些程序從某種程度講並沒有真正發揮作用，反而被一些貪官所規避。
從以往的案例上看，許多官員手上都不止一本護照，有些人私人護照不上交，有些人用假身份證再辦一個護照，都不在審批、報備之列，單位根本監控不到。比如，茂名市原市委書記羅蔭國、茂名市原常務副市長楊光亮都被查出持有多個身份證。
個人重大事項報告制度是我國預防職務犯罪的一項重要機制。但不少地方幹部存在謊報瞞報情況。2012年，因擁有20多套房產，被網友稱為「房叔」的廣州市城市管理綜合執法局番禺分局原政委蔡彬，在紀檢部門的調查中被發現，在個人重大事項報告上只填了1套房。
專家認為，如果只申報不核查，申報就容易變成「盲人的眼睛、聾人的耳朵」。紀檢部門若對申報進行抽查，與房產、銀行、證券、出入境等系統進行比對，對腐敗分子將是一個巨大的震懾。
中央黨校教授林喆說：「社會上一個比較諷刺的說法是，『貪官不打無外逃之仗』。往往調查風聲一出，貪官便聞風而逃。」
毛昭暉表示，我國的職務犯罪預警機制薄弱，對職務犯罪打擊力度不夠。當前我國在認定某個官員是否構成違法違紀職務犯罪證據不充分的情況下，只能對其談話，而不能採取一些強制性措施，談話等於給這些職務犯罪分子提了醒，容易出現外逃情況。
專家認為，已於2005年生效的《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實現了國際間的協作治腐，但由於國情與體制不同，各國對於案件的定性差別很大，再加上不是所有國家都遵守《公約》，為這類跨境案件的執行增加了難度。
「一定要把違法違紀的官員控制在國內，一旦出逃便很難追回。」李成言說，從境外引渡一個官員的成本非常高，有的甚至高達幾千萬元。
林喆認為，在一些集體腐敗的「群蛀」案件中，紀檢部門一定要防控好貪官外逃。因為一旦有人成功外逃，其他人就會把責任都推到他的身上，以逃避法律懲罰。（據新華社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