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新聞週刊》報導，開始有人為自己曾經的罪與惡懺悔，最近越來越多。或許我們更多應該思考，是什麼讓普通的他們成了作惡者。
一個冬至日，王冀豫給父親燒紙，和往年一樣，他燒的時候多點了一堆，給另一個人，張宏(化名)。
也和往年一樣，父親的紙燒起來了，張宏的卻一直點不著，「不用你原諒，我欠你的!我都認了，你別跟我過不去了!」他急了，跺腳大喊，火一下子躥起來。
那是2009年，王冀豫第一次公開懺悔。他殺過人，叫張宏，文革武鬥時打死的，當時他16歲，張宏21歲。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
張宏死後，王冀豫多了一個習慣：吃包子。
一頓一斤，一天三頓，從1967年8月5日到9月18日，吃了整整一個半月。包子一斤8毛，多的時候一天10斤。
另一個變化是掉頭髮，一抓一把。他夢見自己躺在一塊木板上，木板很窄，下面深不見底。一個女人告訴他：「你要在這兒躺一萬年。」
16歲的少年，聽了這話坐立不安。
這之前王冀豫不信邪、不認命，一張黑臉，什麼都不怕。從小在北京部隊長大，父親是部隊高官，他打架鬥狠、偷雞摸狗，身邊永遠跟一群小混子。
那一次武鬥改變了他。
那天，幾個紅衛兵正把一個男孩打倒在地，一下一下踢他的頭，他們穿著皮靴，踢得王冀豫一陣不安，「別踢了!踢死了!」他上去抱住男孩的頭。
一個紅衛兵一把拎起他：「他是階級敵人!你怎麼站在敵人一邊?」「敵人」兩字一出來，王冀豫沉默了，「我怎麼護著敵人?」
他覺得一陣羞恥。1967年，文革正風起雲湧，「階級敵人」意味著什麼，每個人都很清楚。5秒鐘之後王冀豫伸了第一腳，他也穿著靴子，一腳踢下去，一陣從未有過的快感。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47年後，王冀豫對《中國新聞週刊》說這5秒鐘徹底改變了他。
1967年8月5日中午，一個朋友找到王冀豫，「李紅星被四三派捅了3刀，流血過多，暈倒了!」李紅星是自己人，「四三派」是死對頭。
「跟他們拼!」王冀豫拎了一根棍子出門，一起出門的還有二十幾個紅衛兵，他們十五六歲，棍子、木棒、大鎬人手一件。
天很低，一切顯得渾濁，混戰中一個「四三派」男孩掄起一塊磚，噼頭拍向王冀豫，王冀豫左手一攔，磚落下，不偏不倚正中左手關節，一陣劇痛下他惱羞成怒，「我打死你!」
他躥起身子，騰空跳起一米多高，舉起棍子頭上一掄。「唿啦」一陣風聲，所有人都怔住了。
男孩卻不敏感，他穿著藍工服，「踏」「踏」「踏」地跑。棍子打在後腦，男孩像一個肉袋子似的飛出去，彈在土坡上又滾下來，又一棍子，打在前額，「你跑不了了!」王冀豫大叫，一種快感讓他大笑出聲。
血流出來，棍子紅了，男孩一口一口吐著氣，只出不進，血沫子從脖子裡流出來。
王冀豫一陣眩暈，他殺人了。
一個半月後王冀豫入獄。幾個窩頭一碗菜湯，看不到一個油星兒，可他不掉頭髮了。反而逃亡的一個多月里他坐立不安，一直躲，又一直等，怕報應，更怕沒報應。
入獄的10個月裡，他想不通一件事兒：一切都按主席說的來，主席說革命他就革命，主席說武鬥他就武鬥，一切都沒錯，卻把人給弄死了。
思前想後，有一點很肯定：主席是不會錯的，一定是下面的人弄錯了，沒理解主席的意思。
他不是第一次這樣告訴自己。1966年4月，他在清華看到紅衛兵鬥王光美，她脖子上掛一串桌球，穿著旗袍，臉上塗著紅二團，紅墨水抹了一嘴，「噁心極了」，他不忍心看下去，「我要是她我就自殺。」
他揪住旁邊幾個小嘍揍了一頓，「你們把主席的意思扭曲了。」
另一次是1966年11月。「你爸完蛋了，打成走資派了!」路上有人告訴他，回到家，他沒見到父親，只知道他去餵豬，母親去幹校幹活兒。「這運動里有壞人」，他想，「主席不會這樣干。」
「偉大導師，偉大舵手，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在回家的路上，滿大街都這樣喊，「我當時喊不出口，覺得有點兒肉麻」。
兩年之後他沒有障礙了，和大家一起大喊出聲：「毛主席是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
同是大院子女，宋小明也崇拜毛澤東："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看看這個語感，這個節奏，這個遞進關係，這是學問!」
毛主席語錄里許多段落，宋小明背得一字不落。
那時宋小明16歲，不上學，不上課，自由又無聊的日子裡，只有打人才給他快感。有時一個卡車過來，拉上三四十個紅衛兵一起去抄家，他坐在車上，無上光榮。
他眼看紅衛兵抄了撒王府蒙古王爺的宅子，出來時一人手上一塊勞力士。還有他的老師崔顯堂，一個總戴著玳瑁眼鏡的老先生，他集郵，西化教育，冬天打網球，褲衩都是亞麻的。
抄家那天，紅衛兵用鋼絲把老人綁在床上，龍票踩了一地，這東西老人的兒子都沒摸過，老師氣得連著床一起站起來。
武器有很多種，一種叫「管叉子」：一根鋼管兒用工具機斜著切開，頭兒是尖的，切面嶄新，捅起人來又平又快。再就找一棵梧桐樹，把車胎綁在「丫」字樹枝上，裹上石頭當彈弓。
手法也有講究，砍額頭可以，脖子不行;捅大腿要捅外側，不捅內側，因為「外側是靜脈，內側是動脈」，進了監獄不能招供，這叫「不抬人，不抵人」。
宋小明也受過刑，彎下身子，雙手夠到腳趾，一站12個小時，身上一絲不掛，站著站著看不見腳，眼前一黑，暈倒在地。
可他覺得光榮。蹲水牢，半夜提審，他什麼都沒招，出獄後照干不誤，為送哥們兒件軍大衣，他拎把刀子硬從別人身上搶下一件。
「這是一個江湖」，宋小明回憶說，16歲的他看來，打人是一件正義而了不起的事情。
施暴者vs受害者
「施暴者是需要受害者配合的」，吳琰說，「沒有受害者，就沒有施暴者，每一個受害者都應該懺悔。」
她64歲了，眼角下垂，提起少女時代一聲嘆息。
15歲時，她花3分錢買過一根牛奶冰棍，吃完之後怎麼都不能原諒自己：「我怎麼這麼糟糕，受不了誘惑，愧對工農群眾」，她給團組織寫思想匯報，一邊寫一邊流下眼淚。
吳琰的父母是中宣部幹部，文革中，中宣部是第一個被打倒的中央部委。幾乎一夜之間什麼都變了，昨天門庭若市，今天門可羅雀，出門時一群孩子拿石子追著她打：「狗崽子!」
爸爸被關在學校，媽媽關在婦聯，大哥在清華，二哥在北大，一個阿姨被趕回老家，「不許再給走資派幹活兒」，只剩她一個。
沒錢吃飯，她拎著袋子到菜市場撿了幾根爛菜葉，批鬥會散場又扛回半袋子凳子腿，全燒光了火也沒生起來。
突然有一天，她看到幾個同班同學走進門來，「熟人」把家裡所有相片扔到地上，七大柜子的書，一部分扔進垃圾堆，一部分幾毛錢一斤賤賣了，另一部分投在地上，踩上幾腳，「資產階級小姐!」
她立在房間一角，眼看母親的照片被摔在地上，一個紅衛兵一腳下去，碾了幾碾。
她沒有阻止，只是立在那裡一動不動，很多想法一個一個從她腦子裡經過，千頭萬緒。
那不是憤怒，卻比憤怒更複雜，混合著羞恥、不忍、猶豫和費解，「我沒想衝上去護著那些照片，我老在想是不是我父母真的錯了。」
對16歲的吳琰來說，一切都是克制的，包括親情。那個年代裡，親情是「不提倡」的。
她不恨這些紅衛兵，相反，她急切地想讓自己加入進去，想瞭解他們，跟上他們，接受這個邏輯，而不是站在一邊。
她感到自己站在廣場裡，所有人都很亢奮，你打一下，我就要打兩下;我喊一句，你就要喊十句更革命的口號。那種吶喊像一種脅迫，「只要跟著喊口號揮胳膊，你就是安全的。」
學校門口，一個同學的媽媽被當街亂打，她是個「地主婆」，掃四舊掃出來的，十三四個學生你一下我一下，就這麼打死了。
死成了一件很輕易、很常見、動不動就會發生的事。和所有人一樣，那時的吳琰不覺得這一切有問題。
平庸的惡
1968年末，1969年初，紅衛兵風潮過去，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一切慢慢平靜下來。
也有批鬥會，但沒那麼當真了。陝北余家溝大隊裡，批鬥是記工分的，批的男人一天記10分，被批的男人也一天記10分，10分相當於一個壯漢一天的勞動量。
批鬥會當天，姑娘們穿上花衣服，媳婦們抱上孩子，一路高高興興。「今兒鬥爭你?」人們笑著問。「哦嘛，運動嘛!要有個斗上的」，谷志有笑著答。
谷志有當過大隊書記，四清的時候被整下台，這次大隊必須有一個人被批鬥，就方便地選擇了谷志有。
批鬥會上，安排角色質問谷志有，無論他怎麼回答，角色都作憤怒狀，氣氛越來越好。散會後，谷志有坐到磨盤上休息，社員端水給他喝。
一個青年過來了，他叫王克明，北京人，當年因為親屬中多人是批鬥對象，沒能參加紅衛兵，錯過了轟轟烈烈的武鬥，一直覺得有些失落。
插隊第一年，他最受不了的農活兒是種蕎麥時的拿糞。把糞從茅缸里淘出來，滿滿兩大桶，用扁擔挑到山上，攙上土和籽種，用手拌勻，「都是『原漿』，密度比水大多了，又沉又臭，還有蛆，活的，拿完糞又用手拿窩頭。」
農活兒幹得不好，政治上不能也落後，他走上前去：「谷志有!」
「哦……」
「你他媽不老實!你他媽反毛主席反革命!」幾個問答後，王克明越說越氣，一拳打中谷志有口鼻，谷志有一聲不吭，鼻子流出血來。
王克明心裡一緊，但馬上告訴自己：「他是敵人」。
10年裡，王克明從一個知青干到大隊書記，在余家溝修造淤地大壩，拉了電線，用階級鬥爭方法抓生產，學大寨，也試驗過高效率的農活兒包幹。那時覺得是「做了點兒轟轟烈烈的事」，但再沒打過人。
但有一點，他不進谷志有的窯洞。見了面，總是比別人更冷淡些。「他有問題」，王克明一遍一遍告訴自己，理由只有一個：只有他「有問題」，我才是對的。
1978年的一天，王克明從收音機里聽到，階級鬥爭結束了。
他突然有種說不出是興奮、鬆弛，還是別的什麼，那感覺就像過電。之前他不覺得緊張，一切習以為常，可直到這一刻才發現，那根弦一直在，這時才算斷了。
懷疑，從對自己開始
王克明26歲時，回北京到《農民日報》當記者，去安徽調查包產到戶。一個農民一把抓住他的手：「王記者，你是中央來的，你可要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啊!」
鄉里人說得謙卑、緊張，戰戰兢兢：「你說包產到戶好，上面才能讓我們搞，我們才有飯吃。」
大別山很窮，一張竹床一米寬，王克明和一個當地幹部頭對腳睡，房子四面漏風，沒被子。
農民用樹枝條子編成一片一片的東西，煳上泥就是牆了。一家一條褲子，誰出門誰穿。被子是一團灰突突的棉絮，一個沒衣服穿的老太太，一冬天蜷在裡面。她拉住王克明的手，淚水「嘩嘩」。
王克明開始懷疑自己。10年農村生活了，他信毛澤東，信人民公社，當大隊書記，搞階級鬥爭，可人民公社卻讓人窮成這樣，「我做的一切有什麼價值?」
他想學習，比任何時候都想，路上、桌上、車裡，到處拿著書。有時一件大衣裹著頭，一路卡車在走，風在吹，他在看，手上一本王力的《古代漢語》。
「南去的大雁，不要對北國的寒冷發出哀鳴你我觀點如冰炭不能同爐，卻沒有爭吵，沒有臉紅」1974年，這樣的詩在紅衛兵中廣為流行。
就在那一年，王冀豫開始學吉他、下圍棋、看俄蘇小說。小說里俄國也在革命，他至今清楚地記得一本已模煳了書名的小說的情節：一群大兵衝進農場主家裡，見到他美麗的女兒，「請你們出去」，姑娘說，一種美好和莊嚴震攝住了所有人，他們真的掉頭離開了，走到門口想想不對，「這是革命」，回身大兵們強姦了她。
美好的力量，王冀豫也感受過，流亡的日子裡他來到瓊崖，住進朋友家，朋友的母親是之前是廣播台台長，後被打成右派。
每天下班後，她都乾乾淨淨地穿上長裙，戴起帽子，一到單位，一切都換掉，掛上牌子拔草，牌子上是侮辱的話。
這是一個幸福的家庭，一家人吃木瓜，說話，爭吵，一切都剛剛好，「我要是沒殺人就好了」，王冀豫感到一種新的遺憾，這遺憾他之前有過，對張宏，而這次是對自己。
他明白了一件事，殺人之後，他和好的東西之間就永遠有了一種距離。越是好，這距離就越大;反而和惡之間距離是沒有的，而這距離將持續一生。
他第一次感到自己也失去了什麼，之前，他一直以為失去的只是張宏而已。
這種失去吳琰也感到了。
80年代，她回城當了記者。報導一個工人搞出一項個人專利，單位卻壓制他。工人三下揚州，三打官司，爭取他的專利。
吳琰第一次報導後，單位開除了這個工人，他為餬口，只好到大街上擺小攤。吳琰接著報導，工人的境遇更壞了，沒有工作，各方面的壓力都越來越大，母親自殺了。
吳琰第三次報導了他，這次工人連家鄉都呆不下去了，一張車票，跑到廣州。
報導得獎了，工人的一生卻徹底改變，「我一直覺得自己是為了正義，為了社會，可為了什麼，就應該這樣嗎?」
她驚覺「為了更大的東西，失去一個生命的幸福，這就是文革思維」，她深深地厭棄自己，「我到現在還是這樣，總覺得目的是一切，手段是不重要的，可以『為了什麼，不惜什麼"。
說出心裡的懺悔
從50歲之後，王冀豫突然覺得不安，這不安沒有由頭，幾乎是生理性的。
他已經老了，一隻眼睛能用，另一隻眼睛瞎了，這一生他當過兵，坐過監獄，開過馬場，當年一起打人的朋友們一個一個的死了，只剩下他。
他開始吃不好，睡不著，晚上一個人的時候，他會想起張宏，「他現在幹什麼呢?」他開始琢磨他。
那之後的46年裡，他一直記得張宏，但每次想起他，更多的是自責，有時是不安，現在人老了，想起張宏，心態是另一樣。46年了，他把張宏已想成了熟人。
他跟亡者說話，「我也不比你好哪兒去，我為你這事兒扔出一個眼睛，我也60了，到那邊咱倆都一樣。」
這不安是對張宏，也對張宏的家人。當年他入獄，10個月之後出來，典獄長告訴他「張宏父母保你出來的，他們說這是武鬥，你也是一時失手。」
但這對父母不願見王冀豫，40多年來，也從未向兒女提起，張宏有一個哥哥，一個妹妹，兩人對王冀豫一無所知。
懺悔的念頭有過，但說出來，對王冀豫來說還是個大事。
他開始算命了，這之前他從來不。一隻手伸出來，算命先生看了看「你作過大惡」「沒有」「你打死過人?」「沒有」「記住，一輩子都不要打人，一打就打死」。
坐立不安的感覺又來了，46年前他感受過一次，而這次不一樣，他不會再進監獄，可他害怕起自己。
「我不覺得自己有良心，一直不覺得」，父親葬禮上他意外地哭出來，這一刻他才發現，自己遠沒有之前以為的那麼堅強。
是當年一起插隊的吳琰找到他。「黑子」，她叫他的小名，「朋友們要出一本書，讓大家共同反思文革中做過的那些壞事，做個懺悔。」
這想法一下子擊中他，「沒問題!」他一口答應，「但你要催著我，我這人不會寫東西。」
那是2007年，兩年下來，她打過幾次電話，有時王冀豫說忙，有時含含煳煳，事情就這麼耽擱著，她突然覺得不對，「是不是他顧慮什麼?」
王冀豫沒有顧慮，但家人不許，「事情已經過去了。你說了會惹來麻煩，畢竟是一條人命!」
吳琰激他，「說了寫不寫，你這也是爺們兒幹的事兒?你不是說你一人做事一人當?」
「寫就寫!」一種羞憤讓王冀豫當場答應。一個晚上，他擰開檯燈，坐在桌前，鋪好紙，拿起筆，意外的，眼淚一下子流出來。他老了，第一次面對自己的良心，他比任何時候都更脆弱。
文章寫完，發表，幾個月後，一個律師來到他的辦公室，「認識這個人嗎?」
一張一寸照，一張戶口本內頁，一張死亡後的照片，三樣東西擺在王冀豫面前，他一下子想起張宏，非常具體：男孩一口一口吐著氣，血沫子從脖子裡流出來。
他本以為46年，他可以，也已經忘了。
律師告訴王冀豫，他是死者的侄子派來的，王冀豫說讓我見見他。
張宏的侄子已經三十歲了，張宏沒有結婚，沒有孩子，侄子是替父親來的。他告訴王冀豫兩件事：第一，你可以懺悔，但永遠不要提張宏的名字;第二，你能認帳，我們佩服你，但永遠不會原諒你。
王冀豫說他不要求原諒，他不配，也不能，「多大的罪，你一個道歉就完了?太輕了。」
「道歉之所以難，在於有否定自己的東西在裡面」，王克明說，離開余家溝15年，他經常回去，卻一直不知道如何面對谷志有。這次他找到谷志有，向他說「對不起」，谷志有笑了：「嗨，運動嘛!你那會兒娃娃家，懂個甚?」
盧曉蓉、吳琰、丁珊、王冀豫、張華、李斌、陸曉婭……32個人，對當年的過錯和作惡一一作了懺悔，關於出賣，關於沉默，也關於人性。
而這些懺悔當中，真正與人命有關的只有王冀豫與楊里克。
「很多真正做了大惡的人是沉默的，直到現在也是。」吳琰說起王冀豫覺得敬佩。
文革研究者王友琴，多年來一直在調查文革的死難者，她遍訪民間，搜集名單，而殺人者往往一口否認，並從小的漏洞下手，推翻王友琴的所有邏輯。
王友琴在芝加哥講學時，看到美國的中學生模擬文革，他們戴上紅臂章，拿起鞭子，模擬現場，讓每一個人喊口號甚至動手：「我覺得這個教育很好，它讓你親自感受，你在那樣一個現場是什麼狀態，會做什麼，那一刻你的人性是怎樣的。」
而在中國，關於文革的反思仍然艱難。
2013年，張紅兵公開懺悔，文革時他舉報母親「反革命」，致使母親被槍決。
「了不起，多大的罪，他敢認!」王冀豫尊重，但也後怕：「我不知道如果我的母親是反革命，我會不會舉報?我想我大概會的。」
「我沒有做更大的惡，只是因為沒有機會」，想到這一點，他感到一種更大的不安：「不是因為你不會，只是因為你運氣更好。」
吳琰也跟朋友談起過說出懺悔，10個人當中，6個人拒絕了，吳琰沒有再強求，「你不能追，不能要求，更不能強迫，懺悔是一件非常個人的事情。」
她理解他們的抗拒。
親身走過，她知道選擇作惡那一刻，人的無奈、軟弱和被動：「人性本來不惡，但在那樣一個廣場裡，所有人的生存恐懼都被調動起來，你不舉報，就有人舉報你，在施害和被害中你只能選擇一個，很多人就這樣不得不等而下之。」
《我們懺悔》書稿出來，厚厚一摞，「我們只說自己，」宋小明說，「那都不是違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