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提出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一些黨內理論家和智囊團的學者認為，近年崛起應歸功於中共政府善治，這一優良傳統古已有之，可以追溯到數千年前。這一神話般的傳統就是——自願將「皇位」交給下一代。
自20世紀1990年代初前蘇聯解體以來，鞏固和維護中共一黨制的合法性已成為中共領導人的首要任務。由於意識形態衝突不斷加劇、社會緊張局勢不斷升溫以及腐敗現象叢生，新一屆領導人習近平面臨著越來越嚴峻的挑戰，鞏固一黨專政的任務也更加迫在眉睫。
智庫學者數年來苦苦探索各種解決之道。其中討論最多的就是新加坡模式，執政人民行動黨始終堅持依憲制國和依法治國。或許中國也可以走日本式道路，自由民主黨內部的主要派系競爭的局面，恰好平衡了各既得利益集團。
但最近中共黨內期刊《求是》刊登了一篇文章，指出中國最近的權力交接制度很像其歷史上的「禪讓制」，而且事實證明這種制度很成功，因為在過去三任領導人在位期間，中國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奇蹟」。文章指出，事實證明中國的制度比已開發國家的民主制度和位於中東、非洲的開發中國家推行的世襲制更勝一籌。西方的民主制有缺陷，因為統治階層更迭過於頻繁，而世襲制就相當於終身制。這篇長文提到：「回顧歷史，放眼世界，中國目前的政治體制不僅僅是中國歷史上近一百年來最成功的制度，也是世界範圍內近60年來最好的制度。」中共的新聞網站cpcnews.cn和其他國有媒體，也刊登文章歌頌這種古代政治體制優點，並稱之為世界上最早的民主統治形式。
「退位」一詞現已引起了全國關注，引發了各界學者、媒體以及成千上萬網民的激烈討論。由於王朝統治歷史悠久，有人認為中國人期待的是開明的仁君，而不是個人自由。在這種背景下，皇帝將皇位傳給有智慧的人而不是其繼承人的退位制，就自然而然被奉為上上策。
傳說這一做法始於大約公元前2850年至公元前2070年間，堯帝將皇位傳給舜帝，之後舜帝又傳給了禹帝。一些現代歷史學家認為，這三位皇帝可能代表了部落聯盟的首領。在向封建家長制過渡時期，他們建立了一個統一的階級統治制度。歷史學家表示，唐朝的黃金時代（618-907）和宋朝的鼎盛時期（960-1297）也曾採用退位制。這兩個時期是中國的復興時期，當時的中土之國以其飛速的經濟發展，輝煌的藝術成就和先進的科學技術而名震四方。
但很多分析家和微博用戶對此說法不屑一顧，認為這反映出當權者的思維模式，就是試圖通過古代傳說將其統治合法化，而置全球的趨勢於不顧。一位微博用戶說：「退位就是一國之君，如皇帝讓位。這一封建制度怎麼能夠應用到現代社會呢？」
美國杜克大學的中國研究項目主任劉康說，退位或在統治精英階層內部的權力交接「反映出中國領導的想法，他們既是古代中國帝王制的接班人，又是實際意義上中國經濟的共同擁有者和管理者」。
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學院副教授李喜根稱，這種說法「實在太有創意了」，文章作者居然將中國的領導層更迭看做是某種形式的退位，可能試圖重新解讀中國最高領導層的權利交接來增強其合法性。李喜根指在過去的六十年中，中國政治體制中從未出現過「退位」的跡象，「沒有哪位國家領導人自願讓位他人（這是字典對『退位』的定義）。」事實上，近些年的權力交接也並非一帆風順，而是充滿無休止的殘酷內部鬥爭。
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共領導換屆一度歷經艱難。已故領導人毛澤東直至1976年逝世才退位，未在有生之年把手中職權交給他選出的三位接班人——劉少奇、林彪和華國鋒。鄧小平擔任國家領導人後，他試圖根據任期和年齡限制，推行強制退休制度，從而取代領導人終身制。鄧小平的確是在辭世前離任，但由於政見不合罷免了既定接班人胡耀邦和趙紫陽。之後，鄧小平挑選了江澤民作為黨的第三代領導人，胡錦濤成為第四代領導人。但在1997年逝世前，鄧小平繼續執行其無可爭議的權力。在2002年的第十六大上，江澤民讓位給胡錦濤。這是自中共成立以來首次有序順利的權力交接，沒有出現帝王般的強人。胡錦濤在去年十一月召開的十八大時讓位給習近平。
但是儘管許多古代的制度下，皇位是通過退位傳給了下一代，但歷史學家稱，繼任者多數都是強取豪奪。無論在古代還是現代中國，領導人的權力交接證實了德國哲學家馬丁•布伯的一句話：「只有在強權的威逼下掌權者才會退位」。
中共領導人採納了自由市場經濟的精髓，卻直截了當地排斥西式民主。
在一些分析家的眼中，最近的爭論是對以西方為主導的政治文化和價值觀的一次道德與智慧的挑戰。這符合習近平提倡的實現民族主義使命，即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分析家稱習近平想為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文明大國在國際上尋求一席之地，從而推行中國與別不同之論。
英國諾丁漢大學的中國政策研究所所長曾銳生表示，這「與習近平所倡導的中國夢密切相關」。過去六個月以來，習近平通過與西方劃清界限、煽動民族主義情緒以及承諾重振中華民族往日的雄風等方式，極力塑造黨的新形象。分析者說，最近的這種說詞也反映出，在歷經了過去十年國際政治和經濟的風雲變幻後，中共領導人正變得越來越自信。
《求是》雜誌上刊登的這篇文章，就把中國穩定的政治和社會環境與阿拉伯國家社會動盪、革命不斷的狀況作了對比，還比較了中國令人矚目的經濟增長與西方國家經濟低迷的現狀。文章中還提到：「今天的中國處於1840年以來最好的時期，今天的中國有1840年以來最好的制度，今天的中國是全球各主要國家中發展最好的國家。這三個事實判斷，就構成了「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堅實基礎」。曾銳生還說這篇文章「反映出自從民主制和資本主義制度在全球金融危機中似乎屢屢受挫以來，中共尤其是習近平，對於中共協商式的列寧主義充滿自信。」
習近平在最近發表的講話中稱，「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一定能實現。但中共總是有選擇性地吹噓成就，通常不會提起創造經濟奇蹟時所付出的經濟、政治、環境和社會方面的代價。中國的經濟結構不平衡，增長模式不可持續，環境急劇惡化，收入差距不斷加大，不公平現象隨處可見，社會道德底線不斷下降，腐敗現象猖獗等因素使得有些人開始懷念「毛主席當年執政時的美好歲月」了。
劉康說如果中國的中產階級很強大，接受過良好的教育並且緊跟全球化的大趨勢，那麼將會動搖中共一黨執政。他還說，一代「新的中國資產階級」不僅會受經濟利益的驅使，而且會受到全球化思潮和文化的影響，包括已被普遍接受的個人自由，權利和民主等觀念。劉康說：「自吹自擂式的中國模式很可悲，反映出當權者並沒有意識到並尊重中國老百姓的真實感情和想法，尤其是新興的中產階級。」
曾銳生稱《求是》中的文章缺乏理智的說服力。他說：「協商式的列寧主義優越在哪裡？使用野史—不真實不客觀的歷史記載稱為野史—毫無說服力，『最偉大的制度』絕不是『退位制』。」他還說所謂的退位制只是退休和晉升制度的基本制度化，這在大多數民主國家中是常規做法。他說：「恐怕《求是》這篇文章是無中生有罷了。」
人民大學的政治理論家張明說，提出「封建退位制」表明中國領導層不願意接受普世的價值觀和全球趨勢。中共領導人依靠經濟發展增強一黨制合法性的同時，也應該反思歷史，正視創造財富和民主制是密切相關，相輔相成的。
哈佛大學的的政治理論家塞繆爾•亨廷頓在1991年出版的名著《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書中總結道：絕大多數民主國家都是富裕國家，絕大多數富裕國家都採用民主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