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1988年之間，匈牙利內務部有一個特殊的秘密的電影工作室。該電影工作室前後共生產了300多部影片，長片、短片、示範片、教育片和劇情片。工作室工作人員全部是秘密警察，影片演員包括當時知名的藝術家和演藝界人士。影片製作目的是對秘密警察進行如何跟蹤、監視、秘密入侵公寓、抄家、招募新成員和發展社會監視網絡的教育，以達到保護社會主義國家利益的目的。一些頂級機密的影片只有公安大學的學生看過。監聽錄音在保留十天後被銷毀，工作人員名單、演員名單和導演名單已經被銷毀或佚失，遺棄的影片素材被發現並保存於位於布達佩斯的開放社會檔案館。
Rapp花了兩年的時間對這些電影檔案進行研究，以理解秘密警察的思想、感情、生活、工作行為和參與演出者深藏的恐懼。之後導演對檔案影片素材重新建構，並未新增任何素材的情況下，完成《一名秘密警察的生活》。通過畫面、音樂、旁白、素材原聲和對話，講述了社會主義時期匈牙利秘密警察的生活。
從片中我們可以詳細了解到警察入侵危害社會主義國家嫌疑人(」國家的敵人」)家中搜集信息和安裝竊聽社會的工作方法。搜查範圍全面覆蓋，搜查內容細緻精確，搜查手段隱秘謹慎。暖氣片夾縫、抽水馬桶水箱都被檢查，麵粉被長勺擦入檢查;竊聽設備被安置在挖空的面巾紙盒夾層、有一定厚度的書里、花瓶、花盆泥土中、電源開關或插座的外殼內。外國進口藥物、一百美元的支票、外國報紙、無線接收器等一切表示叛國嫌疑的東西，一經發現必須馬上匯報給內務部。
警方持有合法抄家手續時，情況產生變化。被抄家者的熟人成為警方的執行人之一——熟人敲門原則。進門出示證件後，第一件事是對嫌疑人進行搜身，同時搜查家中任何可疑物證。發現重大證據立即沒收，當事人帶回警局審問。對於搜身，示範影片給出明確的指導：「由民間女性志願者來執行對女嫌疑人搜身檢查。基本搜身報酬：工作時間內，10福林;工作時間外，15福林;進一步搜身報酬：工作室間內，5福林;工作時間外，8福林。搜身者對收取的報酬簽字確認。」
電影本來就是講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媒介，示範電影一再強調注意察言觀色嫌疑人的眼神和肢體語言及避免與嫌疑人對視，更有雙重意義。合法抄家示範影片片尾，警察與充當助手敲門的熟人——女門房握手道謝告別，女門房輕鬆熟練轉身回到工作間，似乎這是她的生活常態。
監視拍攝是秘密警察的日常工作。男女搭配的便衣組合在咖啡館裡並不顯眼。女士提包的金屬鈕扣，實際是監控攝影頭。男士手提包的拉鏈扣，也暗藏玄機。監視者須先行被監視者離開現場。警方還專門演示了內置於小巧手包的監視攝影機的」框架」，設計精巧，操作便利。定點專人監控特殊對象的實際操作更栩栩如生。其中一段演示里，鏡頭畫面是嫌疑人的家中幾個人吃飯的場景，兩名警察低聲在鏡頭後對話：
警察A：關了它，我們爛在這了。
警察B：幸好我從家裡帶了一個雞蛋三明治。
警察A：他們才剛讓我知道，KONIG(監控對象)今天辦了一個生日會。而我們不得不要記下全過程，以至於到現在我還沒吃上一口。
警察B：公寓有什麼變化?
警察A：以前只有一個陶器，現在有兩個。
警察B：下次(他不在家)我們去檢查檢查。
警察A：上第二道大餐了;
他擁抱了一下那個女人，好像是他專門表演給我們看的;
我要吐了。
警察B：骯髒的叛國者。
送洗衣機到KONIG家的汽車車牌被檢查，一名警察發現以前見過此車牌號，他們馬上認為發現可疑情況，準備隨時調動交通部門合作跟蹤。
與線人交換情報可採取在咖啡館、餐廳、電影院、私人公寓見面的方式，也可以採取在固定地點放置信息的不見面方式。勒索是吸納線人的常用方法。被發現有可疑犯罪記錄者，是最佳要挾對象。
在KADAR政權時期，大約兩萬人被吸入秘密警察系統。這個監控網絡監控了約七萬名可疑的」國家敵人」，如果被捲入監控的家人、朋友和同事也算上的話，一共約十萬名監控對象處在這個網絡中。
無論是原始影片素材，還是重新建構後的紀錄片，影片的藝術水準並不低。當事人的衣著、神態、所處的環境、對話的細節再現了KADAR政權高壓統治下人們的生存狀態。從秘密警察的戒備措施里，可以看出社會主義政權將」國家敵人」想像成無所不能的可怕怪物。為了杜絕」國家敵人」傷害社會主義國家利益，秘密警察們消耗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資金，建設廣泛的監控網絡，確保人們的思想和行為萬無一失。秘密警察電影工作室堆積的監控素材，影片素材和留有污漬的洗手池，既是秘密警察存在過的痕跡，又令人生出超現實的荒謬感。
這些原本被拋棄為廢物的寶貴影視檔案如今面臨新的危機。匈牙利內務部打算重新聲張對它們的版權，很可能不再對外開放。《一名秘密警察的生活》因版權問題也未廣泛流傳。這些影視素材曾經為劇情片《竊聽風暴》(The Life of Others)導演提供了豐富的研究資料和靈感啟發。而它們對中國的現實意義更是重大。通過具體的、形象的、來自秘密警察部門的、關於監視監控的操作和呈現，不知情的公眾和假裝不知情的與極權政府合作的當事人，會得到什麼啟發?
在維穩網絡更大面積擴散的中國，表面上市場經濟發展給公眾提供了更多的生活選擇和自由。而政治上，傳統的監聽監視跟蹤入侵抄家等手段依舊被使用於學者、藝術家、維權人士、上訪人群等國家敵人，訪問中國大陸外國人以及共產黨自身的內部成員。單位、居委會、鄰居、同事、同學、親友依舊是被警察當局使用的信息來源和可能的監視執行者。高科技發展與國富民弱的無審查維穩預算，更令政府更加隱密地將監視滲入網際網路空間和現實社會的每一個肌理。即使身處相對自由的香港，由於對日益強大的中國極權的恐懼，深知其無形控制手段的影響力，媒體自我審查和接受負責情報監控的國安警察的」喝茶、談話」，竟成了默許的流行的現象。
如果說《一名秘密警察的生活》將鏡頭聚焦於政治警察和他們的工作對象。那《自由城的囚徒》(胡佳、曾金燕，2007年)是被非法軟禁在家的囚犯將鏡頭對準了看守的便衣警察，是當代版本的「秘密警察的生活」。在被軟禁者的DV影像日記里，我們看到警察吃飯、睡覺、鍛鍊、打牌、跟蹤和對囚徒的拍攝。我們還看到被軟禁者與窗外的綿羊、捕蟲的蜘蛛、避雨的小鳥在鏡頭中無言地對話。被軟禁者對看守時而憤怒時而憐憫，日久天長發展出一種特殊的關係。專制體制深知這種人與人之間微妙的聯繫給政權帶來的害處，於是不定期地更換而看守以切斷連接。
囚徒和警察，誰是老鼠誰是貓?專制極權下，鏡頭前的拍攝對象和掌握鏡頭的導演，因攝影機以外第三隻眼睛的凝視-老大哥一直看著你，和註定要出現的觀眾人群，而呈現了更複雜的人物關係。」我與所有的他者」的關係橫亘於」我與你」的關係中，於是真實的自我被隱藏，訴說的方式悄悄產生改變。看似我與你的低聲細語，實質是我對老大哥的交代(《一名秘密警察的生活》)或我對面目模糊的所有公眾的傾訴和對老大哥的控訴(《自由城的囚徒》)。監視改變當事人的心理，攝影機更是改變了參與者與公眾的關係。言說變得不重要，掌握密碼的觀眾，從陳舊模糊的畫面里尋找線索，解讀影片中人物的行為舉止。
《一名秘密警察的生活》(The Life Of An Agent)
國家：匈牙利
類型：紀錄片電影
導演：Gabor Zsignmond Rapp
片長：55分鐘
年份：2004年
曾金燕
2013年7月7日凌晨，此文寫於莫斯科回香港的飛機上。此時斯諾登在莫斯科機場轉機區等候越來越微小的政治庇護的可能性，香港民間社會正如火如荼地準備一場占領中環要求雙普選遠離中國極權政府控制的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