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作者有視西安事變為一滑稽之喜劇者，余則視此為決定我國命運最後一次革命正義之鬥爭也。蓋去年十二月十二日以後，半個月內，西安事變之經過，其情狀之複雜，決非中國既往一般稱兵作亂之叛變所可比擬；而其關於國際與外交者，尤有特殊之形勢，倘處置失當，即釀成民國以來空前之戰禍。至其對於內者，則包涵個人與全國各種複雜問題，且有最猛烈之爆炸性蓄積於其間。今欲事後回溯，表現其準確明了之事實，固非易事；苟勉為之，首應排除個人之情感，以客觀的態度，分析各方面同時活躍之經過，方能窺得其真相之全豹。
余初聞余夫蔣委員長為西安叛兵劫持之訊，不啻晴天霹靂，震駭莫名。時適在滬寓開會討論改組「全國航空建設會」事，財政部長孔祥熙得息，攜此惡耗來余寓，謂：「西安發生兵變，委員長消息不明。」余雖飽經憂患，聞孔氏言亦感惶急。時西安有線無線電報交通皆已斷絕，越數小時，仍不能得正確消息，然讕語浮言，已傳播於全球，駭人者有之，不經者有之，群眾求知之心切，頗有信以為真者，世界報紙，竟根據之而作大字之標題矣。
南京雖為首都，其在黑暗中摸索之狀況，不減上海。余偕孔部長及端納（余已約彼伴余飛赴西安）匆促入都。時政府中人深受事變刺激，情態異常緊張。中央常務委員會及中央政治委員會已於星期六深夜開會，決定辦法，立付執行；並將叛變首領張學良明令免去軍事委員會委員及西北剿匪副司令職，交軍事委員會嚴辦。命令措詞，異常嚴峻。京中已於是日晨接到西安發來之通電，署名者除張學良、楊虎城及其重要部將外，復有在西安之中央官吏多人。電中列舉非難中央之事狀，皆足令人髮指者，並稱彼等曾「『涕泣諍諫，屢遭重斥，故不得不』對介公為最後之諍諫，保其安全，促其反省」。最後提出自命為「救國主張」之八項要求，希望南京當局「俯順輿情，開誠採納，為國家將來開一線之生機」。至所列八項要求，則為：改組南京政府；停止內戰（實際注重於「剿共」軍事）；立即釋放在上海被捕之救國聯合會分子七人；釋放一切政治犯；保障言論、出版、集會自由；開放民眾愛國運動；實行總理遺囑；立即召集全國救國會議。
此我等於十二月十三日（星期日）晨抵京時，京中緊張迫切之狀況也。此時當余之前者，不僅為余夫一人生死之關係，實關係全民族最重大之問題，其變化實易受熱情與狂想之激盪，而余本人復系有嚴重個人之利害。第一念襲我心頭，余為婦人，世人必以為婦人當此境遇，必不能再作理智之探討；故余必力抑個人感情，就全局加以考量。繼余復念，此事若處理得宜，必能得合乎常情之解決，余必堅持我主張，將一切措施納諸合理軌範之中。
中央諸要人，於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於數小時內決定張學良之處罰，余殊覺其措置太驟；而軍事方面復於此時，以立即動員軍隊討伐西安，毫無考量餘地，認為其不容諉卸之責任，余更不能不臆斷其為非健全之行動。軍事上或有取此步驟之必要，委員長或亦懸盼此步驟之實現，然余個人實未敢苟同。因此立下決心，願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與迅速之解決。是非得失，將付諸異日之公論。
是晨八時前，余即電張學良，告以端納擬即日飛西安，端納亦同時去電，盼其即復。余等到處搜索消息，而消息始終沉寂；周遭接觸者惟緊張之流露，形形色色之猜測；輾轉傳布，如飛沙，如雷震，諸凡捕風捉影之傳說，眩人慾迷。時西安電線早已中斷，不特西安之真相無從探索，而亦無人能一究事實發展與結果何如也。
余迭向京中諸要人剴切陳述：於未得確實消息之前，務鎮定其態度，信任民眾精神上之後援，勿采急遽之步驟。余主張：既未能確證西安將領別有企圖，曷若姑信其言之由衷，一方面迅速搜尋其動機之真相。余曾作臆斷曰：「或者彼等確有不平之情緒，而自謂其有相當的理由。一部份國人若對中央懷抱不平，中央應虛懷若谷，探索其不平之究竟，而盡力糾正之，同為國人，苟有其他途徑可尋，又何必求軍事解決也。」
西安來電所提八項要求，余初未加以重視，當前一般人亦多作如是觀。蓋張學良部以西北地瘠民貧，駐軍其間，早感不滿，故測其所提政治條件，實只備為移調豐腴省份談判時之藉口而已。主張討伐者或即因此而益堅其主張歟！
是日晨，得張學良來電二通：一致孔部長，一致余者，皆經中途阻礙，延擱已久，讀其致余之電，涉及委員長，語多不遜，余初憤甚，繼念：安知此電果為張所親筆簽發者，安知張非與其部下有隔閡者；即此電確為張所親發，又安知張非在激昂情緒下措詞失檢耶？時端納西安之行，待張學良復電尚未至，為節省時間計，端納決於午後先飛洛陽，余恐或有需譯員處，派黃仁霖偕行。余復請端納攜一函致委員長，函中述余深信吾夫一切措施，皆以民族利益為本，余日夕為彼祈禱上帝，願彼寬懷。余復以長函致張學良，告以彼等此舉將使國家前途受嚴重之打擊，余深信其魯莽滅裂之舉動，初無斷送國脈陷害領袖之惡意，應及時自拔，勿貽噬臍之悔。
端納於夜間由洛陽來長途電話，稱於日落時抵洛，彼處離西安雖只餘一小時半之飛行，然消息之沉寂，不減於南京。且言是日已有飛機三十餘架在西安上空飛行示威，目的欲告諭叛軍：洛陽飛機場仍在中央之手，以張學良預令其駐洛直接指揮之炮隊占領機場之命令，其部下實未遵行也。端納復稱：彼不問張學良有否復電，決於明晨飛赴西安。余於是夜卒得張學良致端納電，歡迎入陝，於是端納所乘飛機中途被擊之顧慮，始得釋然矣。
時軍政部長已受命，在委員長未回京前，執行指揮調遣全國軍隊之職權，空軍亦歸其統轄。然余仍繼續進行「全國航空建設會」改組事宜，蓋不獨事務本身之重要，未容諉卸；且努力從公，亦暫時可使身心得所寄託。聞左右偶語，竟竊竊私議委員長已不諱，且謂即倖存，亦無生還望。諸人於面對時，未嘗不表示同情與慰藉；然一轉背間，即充滿悲觀之空氣，而全國斥責西安叛將之怒焰，則已蓬勃不可抑止矣。然余個人於事變發動之初，即決心與劫持我丈夫之西安將領作正義之周旋，任何犧牲，任何代價，皆所不顧；至咒詛謾罵，則非所願為。蓋余深信，惟誠摯與真理乃能建樹永久之基礎。此為餘生平之信念，遇西安事變而益堅。
當時局勢雖黑暗危殆，然余深感必有可以解決之途徑，故願中央諸公共信之。因此反覆申述，請各自檢束與忍耐，勿使和平絕望；更請於推進討伐軍事之前，先盡力求委員長之出險。蓋戰事開始之後，委員長即不為其親自統率之陸空軍轟炸所誤中而喪生，亦將為怨恨暴戾之叛軍所殘害，不料此時余已陷入甲冑森嚴與戰鬥意識瀰漫之重圍中矣。
或有責委員長不應輕赴西安作此不必要之行，可免躬蹈危機者。余即告之曰：「委員長若欲不愧為委員長，無論在何時何地，皆應作冒險犧牲之準備。彼所朝夕縈心者為國家大計，更安有餘晷顧慮其個人之安全？策劃其安全者，實非委員長分內之計，而為其部下及其左右義不容辭之責任。彼為其幹部者，實應隨時隨地敬謹注意，策其萬全，如委員長自抱其本身安全之顧慮，又安足為全國領袖哉？」復有人言：「為維持國民政府威信計，應立即進兵討伐。」余又告之曰：「今日國難至此，若無委員長，即不能有任何統一之政府。」今舍委員長外，更有人不明余所主張之理由，詞色之間似謂「彼一婦人耳，僅知營救丈夫而已」。余乃詳告諸人曰：「余雖為婦人，然余發言，絕非為營救丈夫之私意。倘委員長之死，果足為國家造福，則余必首先勸其犧牲。惟目前處置西安叛變，若遽張撻伐之師，逕施轟炸，不獨使舉國所擁戴領袖之生命，陷於危殆，即陝西數千萬無辜良民，亦重罹兵燹之災，且將使為國防而建設之國力，浪作犧牲。故為國家計，不得不籲請諸公妥覓和平解決之途徑。願諸公深信我決非朝夕縈懷於丈夫安全之婦人。今日此舉，實抑制情緒，抓緊現實，乃以公民之資格，要求以最少之犧牲，為國家與民眾解決此嚴重問題之癥結。倘余夫或余個人之犧牲可以為國家造絲毫福利者，余必不假思索，力主犧牲。今日若遽用武力，確將危及委員長之生命，而國難嚴重如今日，在余心目中，在全國民眾之想念中，委員長之安全，實與國家之生命有不可分離之聯繫，此余之所以主張必用和平方法以保證其安全也。諸公今日，一面盡可作陣地之配備，惟須力誡勿開槍，勿轟炸以啟釁；而一面當乘此時機，努力營救委員長出險。倘和平已至萬分絕望之時，再開始戰爭，亦未為晚。凡余對此大局之觀察，以及余所貢獻解決之方策，事後必能證實其不謬，深信諸公雖與我觀感兩歧，而態度之誠摯則同；余今自信所取態度之不誤，必將竭全力以求我主張之實現，謾罵不足以懾服叛徒，更不足以解決現局，幸諸公深思之。」
余言既，復明告彼等即親自飛往西安。群議譁然，以為不可，反對之聲紛至。蓋當時謠傳，血與火充塞西安，該處已成赤色恐怖世界，而悲觀者更以為委員長即未死，亦難倖免。故向余進言時，不曰余此去決無收穫，即勸余勿作不必要之犧牲；不曰余去被囚，徒令叛變者多一要挾我夫之藉口，即曰最少我投身作質，徒擴大事件之糾紛。悲戚、失望繞我四周，欲思索真理固難，欲堅持我信仰更難。余雖未受悲觀者之影響，然亦不禁黯淡悽愴。嘗自反問曰：豈我等求出生民於水火之努力，已至最後絕望時期耶！豈我等復興民族，建立國家之計劃，果將從此毀滅耶？深思終不得解，然余終堅持我信仰不舍。於是迷夢漸去，始恍然惟「信仰可以移山」，欲糾正一切錯誤，惟有堅持我對上帝及全人類之信仰耳。
年來委員長出巡各省，余必相隨，此次獨因病未果，深覺悵然。蓋余每自信，倘余在西安，局勢當不致惡化至此。然此種思索不足自慰，徒增煩擾。而群集我室者，賓朋如雲，或進同情之辭，或索時局真相，更有作消息之報告者，擾攘終朝，益增我之煩惱。
余日無晷刻之閒，各機關首領紛紛向余詢問對於應付現局之意見，尤以黃埔軍校同學代表要求指示為更切。軍校學生皆為余夫親自教育之生徒，堅請訓話，余不能卻，因向其集會作公開之演講。余告諸生：於未明事實真相前，切勿遽加斷定，遇事鎮定，勿尚感情；民眾對西安叛變之負責者，怨恨憤怒已不可遏，諸生幸勿再以行動或語言刺激之。並告諸生：已囑端納赴西安探真相，迄今尚無一人出入西安；故吾人所知西安消息，除孔部長與余所得二電及西安將領之通電外，無片紙隻字可為憑藉。繼復誡之曰：「委員長統一全國軍隊之功績，固為國人所樂道，然其手創之新生活運動，更對國家精神建設有積極之貢獻。諸生既為彼忠實之信徒，不惟須努力繼續推行此運動，更對國家精神建設有積極之貢獻。諸生既為彼忠實之信徒，不惟須努力繼續推行此運動，且應恪遵其信條為終生之圭臬。余深信西安叛變者，目睹其妄動所引起之全國反響，必能憬然悔悟，痛恨前非。凡誠意悔悟者，應開其自新之路，則談判之途徑，自當勿令壅塞。叛逆如有悔罪之誠，我黃埔諸生當寬大為懷，迎其來歸，不究既往。」繼余復言曰：「凡余所言，絕非為叛逆求開脫，蓋其妄動無開脫之可言；余所努力者，欲令叛叛逆省其妄動之影響國家者為如何可怖，求其及時悔悟，自贖其罪譴而已。」
當余精神肉體憂勞交迫之時，孔部長及余兩姊孔夫人、孫夫人與其他戚友，掬誠慰藉，愛護之情，至足銘感。然西安真相仍籠罩於消息沉寂之中，悲劇之陰影，緊依彼等心頭，則其慰藉之辭，亦黯淡甚矣。最可感者，孔部長兼代理行政院長之職，既代委員長為一國行政之首領，所處地位備感困難；然彼于謹奉職守之餘，仍能充分同情余所堅持之主張。
十二月十四日（星期一）晚，始發現第一次希望之曙光，確證余主張之未誤；蓋端納自西安來電，告委員長平安，居處甚適，彼正隨侍在側。該電復稱張學良亟盼孔部長赴西安，尤盼余偕行。後又得張學良直接致余電，邀余赴西安，並保證無危害委員長之意。
時論忽有致疑端納來電者，余聞之駭然；蓋南京一部份人士，咸認叛部計劃異常險惡，以為委員長即不死，亦必身陷危境，對於與此歧異之消息，反不願輕予置信。彼等之言曰：「端納來電，實近合西安心理，欲誘孔部長入陝，多一重要作質者，以加厚其談判之力量而已。至張學良致余電，用意亦同，亦欲誘余入陝而加以拘禁耳。」凡此種種推測，皆不足以動搖余之初衷，反令余信念益堅，知避免戰爭之奮鬥，更有努力推進之必要。因此余竭全力求赴西安，孔部長與余之諸姊弟皆願伴余同往，尤足感人。然主張討伐者仍竭力阻我成行，余始終未為所動，當激烈辯論，情緒亢張之時，竟無暇計及發言之態度矣。
是時西安電報交通雖已中斷，不料余於星期二（十二月十五日）下午，突得端納由洛陽打來長途電話，誠令余驚喜欲狂。蓋端納於是晨冒惡劣的氣候之危險，飛抵洛陽，直接告我以西安之真相。彼以簡短之言辭，敘述全局，謂：委員長並未受苛刻待遇；端納到達後，委員長已允遷入較舒適之房屋；斯時委員長始初次與張學良談話，惟怒氣仍未息；張表示決隨委員長入京，蓋彼自承舉動雖錯誤，然動機確係純潔；張盼余入西安，亦盼孔部長同行，彼與其部下，對余推崇備至云云；最後又言委員長堅囑餘切勿赴西安。余請端納明日來京，端納稱彼已允委員長及張當日返西安，惟氣候惡劣，不利飛行，決於明晨返西安，京行勢難辦到。余因告以軍事長官已決定立即進攻西安，彼返西安，或有危險，並囑其以此真相設法轉告委員長。端納復言，彼雖不能來京，張學良親信之愛而德與彼同機出陝，將於明晨飛京，可當面詳述經過情形；並囑攜一函致我，補充未盡。
是晚，余又以長途電話告端納：孔部長因醫生堅囑，不令飛陝；況孔為代理行政院長，勢難離職，因囑端納徵求對方意見，可否以宋子文或顧祝同代之。且告以各方阻我成行，然余已決心飛陝。余復告以外間傳言，彼有袒護張學良之傾向，詢其曾否發送新聞電。端納答稱，彼曾發二電：一為新聞之概述，一為答紐約泰晤士報記者阿朋之詢問。
是日，適有人以端納致阿朋電示余。電中略述委員長健康如恆，張學良已承認劫持領袖之錯誤，惟自稱其動機為愛國。來人即持此為端納捏造消息，袒護張學良之確證。此種推論實難理解，或者軍人為情緒激發，應作如此想像。余因即電端納，囑其此後勿再拍發任何新聞電報。端納昔隨委員長赴邊遠各處，各報記者每去電探問真相，端納輒一一致答；今突守沉默，各報記者駭怪之餘，當不免武斷西安局勢之惡化，以為端納亦已被扣，不知彼處發生如何不幸之變局。此時實施檢查之影響，更使消息沉寂，而謠諑亦因以叢生。蓋此時之西安，就新聞觀點言，已成死城矣。
星期三晨，余乘端納未啟行前，復與通話一次。余囑端納告張學良，彼若不願手造慘酷之國難，應立則護送委員長返京，並請以目前余所處之境遇告委員長，詳述余努力阻止戰爭之經過。余復囑端納抵西安後，應速乘機返京。彼答曰：「否，我願留西安。」余最後曰：「余若不阻止戰爭，則爾在西安或有生命之危險。」彼答曰：「或有其他辦法，我今不能多言。」時孔部長在余旁，即接電話機繼續向端納說話，囑其轉告張學良：彼即不計令譽，當知彼之生死存亡，亦將以能否確保委員長之安全為斷，彼欲拯救自己，拯救國家，當以飛機護送委員長赴太原，恢復其自由。倘能照辦，一切皆可不究。
此後余即運用我忍耐之全力以待愛而德所乘由洛來京飛機之到達，該機在蚌埠被迫降落，又向南飛一小時，故愛而德於午夜始來見我。據彼訴述：委員長失足傾跌，今尚負傷；事件發生，實屬意外，當日天明時，西安城中張學良部隊已為楊虎城繳械，楊氏統制全城，即張學良部下出入城門，亦必先向楊氏領取通行證；張學良部隊在城中者，只有衛隊四百人，在城外者亦只六千人，是即駐守飛機場之防空隊也。其被繳之槍械，至是日下午始得發還。當日並有楊部兵士一隊赴飛機場，初意欲將停留該處之中央飛機，搗碎油箱，擊毀機身，後經愛而德勸阻，僅傾倒其箱中儲油而去；高射炮皆經封口，嚴禁使用；飛機場職員皆經遣往他處，只留若干哨兵看守。黃仁霖已於昨日晤委員長，惟因委員長囑其攜親筆致夫人之函，故被扣不得來京。但委員長草畢此函時，曾當眾高聲朗誦，故愛而德猶能憶其概略。據稱：「委員長函中表示寧死不受挾持，且以身後事向夫人叮嚀囑咐，足證其已抱犧牲之決心。」
端納在洛陽電話中之最後一語，所謂「或有其他辦法」者，猶震盪余之耳鼓而不能去懷，因詢愛而德以張學良自備之鮑音飛機今在何處，愛而德稱該機尚在西安。余又問曰：「倘攻擊開始，張學良有否挾委員長乘此機離陝他去之意乎？」彼曰：「頗有可能。」余因作推測曰：「此殆準備中之計劃歟？」又詢：「張學良之正駕駛員巴爾安在？」答：「在漢口。」余愕然曰：「然則鮑音機將由何人駕駛耶？」曰：「將由其副駕駛員李奧那任之。」余托其邀巴爾由漢來京見我。愛而德誠摯言曰：「我等皆願為夫人效忠，當立電巴爾，想彼必樂受驅策也。」因囑其速招巴爾來。
